《故土炊烟》后记
我写小说源于我爱小说，我爱小说源于我读小说。说起读小说，我大约从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上小学的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我是通过每天念《毛主席语录》学会认字的。大革命开始了，我家大哥也被卷进运动里。大哥也喜欢文学，他曾买过不少书，其中多数是小说，连他的高、初中课本，装满五六个纸箱子。运动一起来，这些书成了“大毒草”，他在县里参与运动，书箱子不敢在宿舍里搁着，就把这些书都运回到家里来。五六个纸箱子，并排摆在我家的北炕炕稍的一条长板上，板底下垫的土坯。忽一日，仅仅念小学三、四年级的我，到箱子里乱翻，先是翻到了他的高、初中课本，我捧着书囫囵吞枣似地读了起来。课本中的《黎明的河边》（峻青著）、《七根火柴》（王愿坚著）、《党费》（王愿坚著）等作品感动得我泪流满面。从此，我对读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完了大哥课本里的小说就读大部头，如《红岩》、《烈火金刚》、《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等。上中学期间，同学之间也私下流传、阅读一些禁书，如《小城春秋》《苦菜花》《红日》等等。有时，老师在上面讲课，我在书桌膛里偷偷地看小说，有时被老师抓到书被没收。
后来，我就买小说看。几乎每天午饭以后，我都到供销社去，供销社有一个卖书的角落，我到那儿，隔着柜台欣赏那些书精美的封面，有时，请售货员把某本书拿来我看看，接到手里浏览了一会儿，又还给售货员。女售货员是个矮胖的身材，一脸蛮肉，看我买不起的样子，脸子拉得很难看。但是，偶尔，我攒够零钱，也买上一本。《金光大道》《艳阳天》《雁鸣湖畔》《千重浪》等书就是那时候买的。书一买到手儿，我一连几天，都是心花怒放的样子，几天几夜废寝忘食地读，非把这本书读完了，我的心才能消停下来。
有一次，我上县城办事，妈妈给我三元钱，让我中午吃点饭。我到县城办完了事，照例去新华书店逛逛。到书店看到了一本再版的经典小说，我非常喜欢，一看价格，四元五角钱，我兜里只有三元钱，不够。我于是就到大街上到处找熟人，可巧遇到了我们屯的一个乡亲，我跟他借了一元五角钱，回来把这本书买下来了。因没有吃午饭，回家的路上，我被饿得前腔贴后腔，肠子拧着劲儿地痛。我沿着山路一步一挨地往家走，走一会儿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下看书，看一会儿书好像有点劲儿了，又起来走，天黑以后总算挪蹭到家了。但是我仍然很高兴，我身体受点苦没啥，关键是我获得了一本书！
你们看我读小说，读得多么有瘾、多么痴情！读小说读得多了，便跃跃欲试，也要动手写小说。我看那些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都是反映阶级斗争的，基本套路都差不多，都是一个生产队里有个年轻的带头人，带领广大群众要开创一个什么事业，必须有一个暗藏的阶级敌人鼓动一些觉悟较低的落后群众进行阻挠和破坏，当然最后挖出了阶级敌人，革命派获得了胜利。我看多了，心想，这谁不能写！我摩拳擦掌，如法炮制，要以我们四队正副队长的矛盾冲突为主线，写一部长篇小说《柳树河畔》。开始是吴老拐与小庚子竞争正队长职务的一场戏。老拐是个残疾军人，他老婆大面包长得很风骚，几乎跟全队的男社员都有一腿，以此手段获得了多数男社员的选票，（女社员们都坚决反对），因此在全队竞选大会上当选为正队长，小庚子只好屈尊副队长职位。然后正副双方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最后吴老拐的身份被揭露出来了，当年他被捕以后当了可耻的叛徒，出卖了革命同志，他的腿伤是他自己用枪打的。吴老拐被绳之以法，小庚子当上了正队长，带领群众迎接新的斗争。我起早贪黑地“写作”，甚至，课堂上，我在书桌膛里也偷偷地写。有一次，被我们的语文教师贾老师抓住了。贾老师看了几页，把小说稿还给了我，说你很了不起啊！我听了不知他是真话还是嘲讽我。可惜，我的小说还没写完，大革命结束了，这种小说不时髦了，我的创作也随之失败了。其实，当年我只是个初中生，文字功力根本不够写长篇的程度，纯属家雀下鹅蛋。
大革命结束以后，我考上了民办教师，在大队小学校上班。一天，我看《黑龙江教育》上有一篇文章，写一位乡村女教师，发扬“骨碌”精神，辛勤工作，期末统考全班15名学生全都打了双百分。我看了文章很感动，以这个报道为题材，写了一篇短篇小说《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当我兴高采烈地把这篇小说送给我们校长看时，他看了一遍平静地说，你这是一篇通迅，不是小说！
我才知道，我的基本功还没达到写小说的层面。从此，我每天坚持写日记，自学语法修辞，攻读中文大专课程，把鲁迅的小说、散文、诗歌都手抄一遍，搜集民间土语，都是为了写小说打基础。1983年我在念师范时，买到一本《北疆》文学季刊，我读了以后，很喜欢里面的小说和诗歌。我受其中诗歌作品的影响，自己也写了一首诗《流星呵》，寄到《北疆》编辑部，居然发表了。从此，我走上了诗歌创作的道路，发表了很多诗歌，还出版了诗集。但是，我的内心还是想着总有一天我还要写小说。
1998年8月，我应邀参加了哈尔滨市文联、《小说林》编辑部举办的“新作家创作笔会”。在会上，我念了《一叶》《姜二之死》两篇小说稿，受到编辑和与会著名作家的好评，编辑部把两篇小说稿留用了。但是，新一期的《小说林》出来，只发表了我的《一叶》，《姜二之死》没有发表。陈明主编在编后语里说道，白鹭的小说，没有什么高深的写法，但他保持了生活的原汁原味，是当代文坛上的“绿色食品”。我一下子明白了，生活是创作最好的源泉，生活可以直接拿来稍加剪裁就可以做成小说。我反思了一下，《姜二之死》的语言和故事应该说还不错，但是结构还不够好。后来，我把小说又修改了一遍，有关姜二的故事，有的是以作者身份罗列出来的，有的是通过姜二死后那天晚上，一群坐夜（守灵）的村民们边喝酒边嘻嘻哈哈地讲出来的，这样小说的结构就紧凑得多了。这篇小说后来被山东《时代文学》发表出来。
这样，我就开始写起小说来。语言，我就取自本地的方言俗语，谚语民谣，故事就取自在生产队干活时和现在的亲身经历或听来的故事。比如，我的小说《谁是烈士》就是听来的。那是我在职高任教的时候，有一次，在酒桌上，我听我们校长讲了一件事。他说，某校老师和学生去湖里打鱼，结果发生了事故，两个人都被淹死了。事后，两家的家属都来找校长开具证明，都要为自己家的死者争个烈士名分。我听了以后，觉得这个故事有点意思，回家就把此事写成了一篇小说。写完以后，读了两遍，觉得太平铺直叙了，此种形式屡见不鲜。搁了几天，我又有了新的想法，把小说分成几个片断，以小说中人物的视角分别来叙述，也就是以类似会议记录的形式来完成小说的讲述。这样分开叙述，结构反而显得更严谨了。小说的主旨就是作品里人物的一句话：这年头，什么都可以搞假的，唯有烈士万万不能掺假，这要搞垮人的精神的！这篇小说先在我省《小说林》发表，又被河南《百花园》转载。
再有就是《绑票》，是听后院我四姥爷讲的。十来岁时，我家后院有个老王四老头儿，屯中论我叫他四姥爷。他跟我爸关系很好，每当下雨天，他就来我家跟我爸一起给生产队扒麻挣工分儿。他俩一边扒麻一边讲述早先年那些事儿。四姥爷曾经被胡子（土匪）绑过一次票，他讲了他那段惊险经历之后，还讲了另外几个被胡子绑票的故事。我现在写小说就把这几个故事都揉到一起，让他都发生在四姥爷一个人的身上了，写成了这样一篇小说。这篇小说也是先在《百花园》发表，又被选进地震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青春励志小说集之中。
还有小说《愚夫捉奸》，整个故事原型都是在生产队里铲地时，听一位大叔讲的，故事情节我基本没动，就是用我土得掉渣的话语把它描述出来。这篇小说原名《错杀》，发表时，《章回小说》编辑改成了《愚夫捉奸》，有点黄，其实我的小说并不“黄”，大概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而改的吧，不过，我不喜欢这个名字。我的虚构能力特别差，一般来说，生活总得给我一点实在的影子我才能虚构成篇，百分之百的凭空虚构，我没有这个“才”。
现在，我把我发表过的和没发表过的小小说、短篇小说加以整理、结集出版，呈现在读者老师的面前，我还真有点羞愧惶恐、无地自容之感。因为我的所谓的小说，“没有什么高深的手法，但它保持了生活的原汁原味儿”，与其说这是它的优点，不如说是它的缺陷。当代的小说创作已走得很远了，像现代派，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等，呈现出色彩纷呈的创作道路，而我却像一只蜗牛还在现实主义的土道上爬行。论水平，如果说当代那些作家大师们是大学里的教授的话，我则只是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也许，我制造的只是一堆文化垃圾，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好在俄国作家契诃夫说过：“世界上有大狗，也有小狗。小狗不该因为大狗的存在而心慌意乱。所有的狗都应当叫……就让他们各自用上帝给它的声音叫好了。”
好吧，这么说我这只“小狗”还得继续叫下去。
读者诸君，如果您从我的小说里能够发现一点点独特的味道、独特的风格——上帝给我的声音，这就是我内心获得的满足和欣慰原因——我的苦心没有白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