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新四军抗战的一柄利器
1936年底发生了“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正式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可是，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不仅不能坚持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常不断制造各种摩擦，对新四军进行大肆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各部将领们，在面临同日军、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双重局面，坚持以民族大义为重，始终贯彻落实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政策，积极采取各种统战措施促使国民党军队停止敌对行动，争取国民政府地方官员、社会上层士坤和海外华侨等，一起来共同打击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
巧言激名将——张爱萍智点台儿庄抗战之火
1937年7月29日起，日本侵略军先后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济南等铁路沿线城市后，企图采用南北夹击方式来打通津浦线，攻占徐州，窥视武汉，以实现迅速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中共中央的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审视敌情之后，都认为驻守徐州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应该立即率部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和日寇打一场大的战役，以挫杀日寇的狂妄之气。
周恩来先是向奉命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的白崇禧建议，在徐州以北采取“守点打援”的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以对日军进行各个击破。白崇禧答应赴前线向李宗仁面陈建议。可是几天过去了，仍不见李宗仁行动，而日军坂垣、矶谷两个师团，此时正在加速向台儿庄会合，来策应津浦南段日军的攻势，以达到先“合围徐州”，再发起全面攻击目的。周恩来、叶剑英深感时间紧迫，便当即研究决定：让时任八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并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做统战工作的张爱萍，去敦促李宗仁早日实施“守点打援”的行动。
1938年3月9日，时年28岁的张爱萍接受任务后，当天就直奔徐州。李宗仁对张爱萍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说：“周公所见极是，只是如何实施，正在考虑之中。”张爱萍当即说道：“司令长官，依愚之见，此战非打不可，且宜早不宜迟，宜聚不宜散，宜速不宜缓。”李宗仁对张爱萍的回答很感兴趣。张爱萍又继续说：“司令长官崇尚民族气节、抗日爱国，有口皆碑。我来之前，恩来同志多次讲道，司令长官此来前线组织指挥此战，一是为了全力抗日，二为扬其军威，只要晓以大义，同仇敌忾，协力奋战，定能打胜此仗。如此，既为我中华民族争气，更可为长官所辖军队扬名。”
张爱萍一番简洁有力且又无比激昂的言辞，对李宗仁将军的内心触动十分的强烈，他随即对张爱萍“说得好！张参谋，请接着讲。”张爱萍继续说道：“恩来同志主张‘围点打援’，也就是宜聚不宜散，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速战速决，把敌人消灭在不可一世的骄横之中。此外，济南、徐州一线地形复杂，乃伏兵之地。据我们所知，以司令长官统率的兵力在此布阵，定能获得胜利。我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地区，还可作战略配合。司令长官，歼敌寇扬国威振民心留青史，万望勿失此良机！”“很好，很好，张将军，真是青年有为啊！”李宗仁非常赞赏张爱萍的言辞和方案。
1938年3月23日，血战台儿庄的战役打响了。约有29万人参战中国军队，在历时一个月的激战中，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鼓舞了全民族的士气，消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威风，歼灭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台儿庄大捷，从此名扬海内外。
借鸡来生蛋——张爱萍速建皖东北抗日根据地
1939年初夏，担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的张爱萍，在一次新四军游击支队党政军会议上，所提出的关于游击支队发展，应该以豫东为根据地，向津浦路东发展的思路，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认同。承后，张爱萍奉命赴津浦路东成立八路军、新四军皖东北办事处，去广泛团结、扩大抗日力量，积极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张爱萍知道，津浦路东是国民党安徽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谨的领地。不久之前，盛子谨曾派人主动与彭雪枫联系，有要求派员去协助工作的意愿。为了摸清实情，会议结束后，张爱萍带了两个随从就直奔津浦路东淮河以北、固镇、泗县、灵璧一带，亲自侦察敌情、熟悉地形，并特别对盛子瑾进行了详细地了解。
盛子瑾，安徽省和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早年曾经加入共产党，土地革命期间被国民党逮捕后，又加入了国民党阵营。盛子瑾来到皖东泗县前，原为六安县县长，因从日本侵略军手中收复了六安而立功扬名。由于盛子瑾新娶的妻子是戴笠的手下，她负责将桂系的动态一一报告给戴笠。而身为桂系的李品仙自然不能坐视不理，就用自己安徽主席的身份将盛子瑾调到皖东北，而削弱其势力，并择机将其铲除。此时，正是盛子瑾受国民党内部排挤和打击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来统战他，来借助他的地盘建立皖东地区抗日根据地，借助他的力量来一起与日寇做斗争，张爱萍紧紧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好时机。
张爱萍挑选了豫东新四军游击队政治部秘书刘玉柱和一名警卫员直奔路东泗县的盛子瑾住地。由于在盛子瑾来皖东之前，就安插了杨纯、江上青等多名共产党员在盛子瑾的身边和队伍里。江上清聪明能干，很得盛子瑾的倚重。江上清对张爱萍给予了各方面的称赞，盛子谨对张爱萍的到来十分热情和看重，还把刚娶来不久的年轻貌美的夫人杨文蔚请来作陪。张爱萍首先肯定了盛子瑾队伍在皖东北地区的抗战成绩，然后具体分析了坚持皖东北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还特别强调坚持游击战争中的民族团结问题和努力方向。当盛子谨把自己的志向、处境和苦衷都告诉了张爱萍，也表示了愿意和八路军、新四军密切合作一起抗日。
随即，张爱萍说出了自己的本意：“当前，日寇进攻与占领华中和中原地区的气焰越来越强，这次我们来到皖东北盛专员的地盘，是想与盛专员紧密协作，共同开展皖东北地区的抗日救亡之大事。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想设立一个办事机构。这大局由你来主持，具体工作我们来做，还望盛专员多多提携和教导。”
盛子瑾对张爱萍晓之以理“张主任不必客气，你有勇有谋、年轻能干，我早就佩服和敬仰。只要我们精诚团结，一定会皖东北地区开辟出一番新天地来。”此时，盛子瑾对张爱萍已有了几多尊重，也愿意和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合作，因为他也想借助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力量，来加强自己的实力、巩固自己的势力。
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很快成立起来了，张爱萍任处长，地点就设在盛子瑾控制的洪泽湖旁的半城之地。随后，张爱萍通过进一步实施“拥盛运动”，在帮助盛子瑾扩大兵力的同时，充分调动他的抗战积极性，让他帮助了彭雪枫获得大量军用物资和款项，有效地达到了“耕他的地，撒我的种，收我的粮”的目的。
张爱萍坚决贯彻并吃透统一战线的精神实质，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建立了包括5县16区的皖东北抗日根据地。自此，皖东北地区由原来国民党一统天下的局面，很快变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统战区。
诚对名士绅——陈毅下江南得人得地又得枪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后上海沦陷，日军向西快速推进，在很短的时间内，京、沪、杭地带大片锦绣河山沦于敌人之手。日寇侵占了苏南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苏南大地遭到日本侵略军铁蹄的蹂躏，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38年4月，身为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率第一支队两个团2000余人挺进到江南，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6月15日 陈毅率第一支队司令部进驻茅山北麓的宝埝镇。为了站稳脚跟、打开局面，更为了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陈毅一边布置第二团一部配合新四军先遣支队对日军作战，一边立即展开了对茅山地区民族资本家纪振纲等地方士绅的统战工作。
纪振纲是湖北英山县人，生于1885年，1904年考入南京讲武堂，后来当过总统黎元洪的秘书和冯玉祥的军事参谋，因遭到袁世凯的通缉而逃往东南亚经商。1917年回国后立志走实业救国之路，在金坛县茅山购地数千亩，创办了茅麓农林场。纪振纲经过20年的经营，他的茶园分布在二百里方圆的茅山上，县里的区长、乡长、保长大都是他的人。此外，颇有资望的纪振纲还担任着金坛、丹阳、镇江、句容四县“防匪委员会”主任之职，他建立了一支300多人的公司自卫队长武装，其武器更是十分优良，有30多挺机枪和多门迫击炮等重武器，其装备远远强于自己的一支队。
当时，有人提出解除纪振纲的武装来装备新四军。但是，陈毅不同意：“新四军初到江南，有又‘日伪顽’在夹击，我们必须团结和争取一切对的抗战有用的人为友。纪振纲是茅山地区一个有财有势有武装的头面人物，虽然他现在不抗日，也不与国民党为敌，对我们新四军来到这里也没怎么样，对于他这个‘中间人’，我们要尽一切可能把他先争取过来。”
陈毅主动上门拜访了纪振纲，敬重而耐心地从民族大义、日寇暴行、民众苦难以及共产党人坚定的抗战行动等多个方面，来开导、说服和影响他。随着新四军先遣支队并第二团一部，在镇江西南韦岗伏击日军军车获胜，以及陈毅亲自指挥第二团夜袭并火烧京沪铁路日军据点新丰车站等一系列对日寇作战取得胜利，很快便赢得纪振纲对新四军在茅山地区建立根据地予以支持，并很快拿出了布匹、枪支、弹药、粮食等物资支援了新四军。之后，在陈毅的动员和邀请下，纪振纲还挂名担了任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四县“抗敌总会”主任（实际工作由担任副主任的新四军第一支队民运科长王丰庆来做）。
日寇占领了茅麓农林场（茅麓公司），拘捕了纪振纲并威胁他，要其出任伪职，被纪振纲拒绝。迫于形势，纪振纲不得不离开茅麓农林场的时候，他将300多名自卫队员和300多支步枪30多挺机枪及迫击炮等装备，全部交给了陈毅。纪振纲的自卫队长李安邦还参加了新四军，之后还当上了警卫营长和副团长。
对纪振纲的成功争取，使许多原先对新四军持怀疑、观望态度的士绅逐渐消除了顾虑，开始积极向新四军靠拢。曾任国民党泰兴县教育局局长的巫恒通，句容县二区区长樊玉林以及金坛县著名士绅陈湘甫，拥有万亩良田的大地主王成龙、王成凤兄弟，以及在镇江、句容地区“开香堂”收有几千“徒弟”的实力派人物樊玉琳，爱国知识分子巫恒通等都被团结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之下，积极支持新四军抗日。为此，陈毅领导的新四军第一支队，很快在江南打开了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稳住中间人——陈毅揭开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1939年3月，中共中央确定了新四军的战略方针：“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同年的初夏，陈毅率新四军一支队挺进中队，从江南茅山抗日根据地过江来到扬州的吴家桥，当时苏北的军事力量除了少数八路军和新四军外，主要有三股势力：一是占领南通、徐州、连云港等水陆交通线上重要城镇的日伪军；二是控制苏北大部分地区的蒋介石嫡系韩德勤部（7万多人）；三是驻扎在泰州、姜堰的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等部（2万多人）。陈毅和粟裕仔细分析了苏北局势，确定了“击敌、联李、孤韩”的方针。
1940年10月4日至6日的黄桥决战中，新四军以7000兵力，采取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策略，将国民党顽固派3万多兵力诱至黄桥后，分断打击、各个击破。此战，以新四军牺牲900多人的代价，歼灭顽军1.1万多人（军长李守维溃逃时淹死在河里，旅长翁达绝望自杀），而使战役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这场著名的胜利之战，与“陈毅三进泰州城”，对掌握的3万多国民党部队的李明扬和李长江成功地进行有效的统战是分不开的。
李明扬，原安徽萧县人，曾任国民革命军三十一军副军长、十七军副师长兼第二师师长、平汉线第一军副军长、第五战区游击司令部总指挥兼江苏省第九行政区督察专员、徐州防空军司令兼苏北第二游击区指挥官、苏北第四游击区指挥。1938年8月，李明扬到达泰州并在西山寺设总指挥部。1939年7月，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李明扬所部改编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李明扬任总指挥，李长江副总指挥，下辖11个纵队，他们是占据泰州全境及周围地区并拥有3万人马的地方实力派。
陈毅在对李明扬和李长江的深入了解中得知，“二李”不仅不是蒋介石及韩德勤的嫡系部队，时常受到排挤，而且对蒋介石之前消极抗日却积极“剿共”的行径，也十分不满和反对。但是，这“二李”毕竟是现任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想要他们倒向共产党这一边来，也是非常难的。为此，陈毅第一次见国民党鲁苏皖游击军司令李明扬，李明扬是避而不见，陈毅落得个乘兴而去，败兴而归。1939年冬，陈毅再次来到泰州时。李明扬为了感谢陈毅帮忙将弹药从江南运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特意带着军乐队和军官出城迎接。命人调拨步枪200支、子弹若干发，还有布匹、毛巾、牙刷等军需物资送给新四军，以表抗日的诚意。1940年春，陈毅三进泰州进一步做李明扬和李长江的工作，最终使“二李”明辨是非，同意一致抗日，并在共产党新四军与国民党韩德勤之间的摩擦中保持中立。
没想到的是，李明扬“亲共”与陈毅交往却不避嫌疑，不惧韩德勤打击报复。陈毅等人到泰州谈判时，他在城内公开张贴"欢迎四将军"的大幅标语，以表对陈毅的诚意。李明扬过60岁生日时，新四军前来送寿礼时，他派出仪仗队隆重欢迎。此外，李明扬还曾专程赶到江都吴桥新四军的驻地，学习新四军从严治军、公平买卖的好作风，还请求陈毅选派一批政工干部帮助他的部队培训政工人员。
1940年9月30日，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调集部队，以第89军李守维部和独立第6旅翁达部为主力，组成中路军，进攻黄桥北面和东面地区；以鲁苏皖边区游击军李明扬部、苏北游击第8军陈泰运部组成右路军，以5个保安旅组成左路军，掩护主力之两翼，来全面攻击黄桥以西及东南地区，对泰兴县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发动进攻。李明扬信守诺言，他说服一直犹豫不定的副总指挥李长江一起严守中立，不但让新四军队伍顺利通过其防区，而且要求他们的所属部队在围剿新四军时出工不出力，其辖下紧邻黄桥的四个团，更是一直未参加顽军的“剿共”行动，坐视韩部嫡系被新四军围歼而不出救援之力。
陈毅在回忆整个战况时深有感慨地说:“黄桥决战，如果李明扬动一动，咱们就要喝长江水，就要被消灭。我们在苏北打败韩德勤，在苏北突破，就取决于李明扬对我们的态度，也取决于我们对他们的态度。”黄桥之战的胜利，不仅奠定了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坚实基础，更是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
在新四军获得黄桥战役胜利的过程中，那早年参加同盟会，曾担任过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师中将师长兼南京城防司令、南京讲武堂堂长，同时还做过多个地方官员的朱履先老先生，也给予了新四军的大力支持。多年退居在黄桥的朱老先生，一直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行径，他对新四军的作风早有耳闻。当在新四军开进黄桥后，陈毅和粟裕又在第一时间登门拜访了他，他又亲眼看到了新四军严明的军纪，当即表示支持新四军抗日，支持新四军与国民党顽固派做斗争。在韩德勤的进攻黄桥时，他主动上街发动群众给新四军送黄桥烧饼。还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曾一次性筹集了五万元（约合大米七万五千斤）送给新四军。
广泛而深入——新四军各部统战工作蔚然成风
抗战时期，新四军在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中，各部新四军指战员始终把坚持统一战线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已是蔚然成风。
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第五师师长兼政委，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书记李先念，在创建了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时，对上层士绅的统战工作十分重视。每到一地，李先念等领导人总要用一定时间召集上层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县党委部负责人开座谈会，阐明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并与到会士绅共商合作抗战的相关事宜。他在豫鄂边区建立“三三制”政权过程中，为确保以开明士绅为代表的中间派占1/3，凡共产党员超过1/3，即使只超过一人也要进行重选。1939年6月，李先念先后召集安陆、应山、信阳县国民政府县长及各区区长开座谈会，征求意见，积极进行统战宣传工作。信阳县县长当即表示李德纯积极与新四军开展抗战合作，县内的许多开明士绅也纷纷主动出来，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之行动，支持第五师的抗日。
新四军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率部开辟淮南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路经七个县，几乎每到一个集镇都要做士绅和商人的工作。经争取教育，不少士绅、商人为新四军捐粮捐款，解决了军队的部分供应。1938年，担任过国民党军的军法处长、第四十一军驻京办事处主任等军长代表、永城县长等职务的鲁雨亭，在第六支队司令员彭雪枫和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谋长张震的影响和帮助下组建了一支抗日游击队（下辖三个中队），鲁雨亭任大队长，并且变卖家产购买枪支弹药支持抗日。1939年8月，经张震和张先舟介绍，中共中央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鲁雨亭率领部属966人加入新四军，被编为游击支队第一总队，鲁任总队长。年底，该队扩编为两个团。1940年4月1日，在反击日寇“扫荡”时，鲁雨亭率部血战，不幸以身殉国。
华中地区寺庙林立，许多寺庙香火鼎盛。新四军各部队严格遵守党的宗教政策，并积极开展宗教界的统战联络工作，争取僧侣参加抗日斗争，并通过他们去影响广大的宗教信仰者投身到全民族抗战的洪流中来。在镇江，由于苏南党组织和新四军对佛教界的统战联络工作做得深入，金山寺方丈自觉地献出寺产松树数千株给新四军作为抗日经费。1941年9月，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谭震林来到镇江。为了保证新四军大江南北的交通，谭震林组织成立了长江工委，书担任工会书记的彭炎大力展开了对镇江城区和地处长江中的焦山、世业洲、和尚洲中僧侣的统战联络工作。争取到焦山佛学院院长兼定慧寺方丈静严，后来还吸收他为中共特别党员。静严积极帮助新四军做了大量“出家不出国”的抗日工作。他曾派一名和尚冒着危险携带捐款，送给在茅山进行反“清乡”斗争的新四军。
镇江北固山佛寺的僧侣法启，与山下驻扎的新四军多次交往后，被发展为中共秘密党员。根据抗日斗争的需要，法启受党组织委派，后来到兴化县的法华庵当住持。他利用这一公开身份，“云游”各地，与各寺庙的住持频繁接触，开展联络工作，鼓励僧侣抵抗外侮。不久，法启组织的“僧抗队”在兴化县召开了成立大会，有五十多位僧侣参加，公开打出了抗日的旗帜，提出了“自筹经费，建立武装，保国护庙，团结抗日”的口号。“僧抗队”成立后，得到了三十多个寺庙的响应，纷纷捐款出资购买武器。后来，这支“僧抗队”已发展到100余人。他们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作战二十多次，不少僧侣血洒疆场，为抗击日寇侵略献出了生命。
新四军在海外华侨的统战工作方面也做得特别突出。新四军组建立成后，新四军政治部便以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等海外报刊上登载启事，向海外广大华侨致意并吁请华侨捐钱捐物支援新四军抗战。1938年10月，旅居南洋的45个华侨团体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担任主席的筹款筹物组织，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钱物。旅美著名华侨领袖司徒美堂担任会长的“纽约抗日救国筹饷总会”成立后，积极向新四军捐赠了财物。广大爱国华侨为新四军还特别为抗战募集大批药品、医疗器械、救护车等紧缺物资。菲律宾华侨捐款两万元，购买了一批医药用品和冬服送给新四军。
新四军敌工部干部陈子谷，原是旅居泰国的华侨。他的养祖父陈峥嵘在曼谷有很多家产，陈子谷是长房长孙，本来可以过安逸富裕的生活，但他却毅然放弃留学日本的学业，辗转投奔延安，陕北公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后来，叶挺又派他去海外向华侨募捐并宣传新四军的抗战业绩，以扩大新四军在华侨中的影响。陈子谷不辱使命，完成了军首长交给他的向华侨开展统战联络工作的任务，而且募集到了六万元巨款。此外，陈子谷在泰国返岗争取继承到的20万元家产也全部上交给了新四军。当时，这笔巨款相当于新四军全军两个月的军饷。为此，陈子谷被通报全军进行褒奖。
为了扩大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新四军十分注意与国际友人建立友好关系，加强联络，共同反对日本侵略者，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期间先后有30多位记者写了有关新四军坚决勇敢地抗击日寇的报道，从而使新四军声名远播，打破了敌对势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及其新四军的舆论封锁。
“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这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这段话，是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写在党内刊物《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的内容。新四军将领们在抗日战争这个广阔的舞台上，积极充分而灵活机动地运用了毛泽东所说的“三大法宝”，把统一战线工作做得成效卓著。
参考资料：
1、《新四军研究》2008年12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图书，作者：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2、《新四军时期陈毅如何做统战工作》 2019年05月17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文章，作者：庄广雷。
3、《张爱萍将军智战日伪顽》，2019年7月，“搜狐－党史博览”文章，编辑：赵寻。
4、《新四军统战工作面面观》，2021年5月，“炎黄春秋网”文章，作者 夏继诚。
5、《历史上真实的李明扬与李长江》，2018年3月25日，“水木社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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