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多来,在互联网上就“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问题有一些议论,其中心是“这一战该不该打?”众说纷纭。认为“该打”的人说,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时期,中国无论是人力、物力都给予越南无私、巨大的援助,中国的许多优秀儿女为援越抗美献出了宝贵生命,还长眠在越南国土上,可越南恩将仇报,反把枪口对着“恩人”,就该教训他一下;认为“不该打”的人说,这一打,我们牺牲了这么多人,两国关系还从此走上对立,甚至有人指责“还击战指挥者”。
那么,“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该不该打呢?我作为“援越抗美”和“自卫还击战”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发表一点自己的看法:
中国之所以被迫开这一战,事出起因在越南,我们就从越南说起。被称为“越南国父”的胡志明主席1969年9月2日仙逝,黎笋接任越南的最高领导人,此时,正值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最艰苦也最关键的时期,在中国的鼓励和支援下,经越南军民的奋力斗争,1975年5月,越南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彻底胜利,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为此,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黎笋和政府总理范文同亲率党政代表团于6月到北京,向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国领导人说:“‘抗美救国’战争结束后,越劳党中央进行了总结,决定派我们来感谢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我们的大力支持。”9月,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再次访华时对毛泽东主席说:“我们一直认为,能向我们提供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关头的援助的,是中国。”(下图:1973年1月毛泽东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黎笋)
当黎笋、范文同率团于1975年9、10月间访问苏联回国后,其中央秘密开会,确定了“亲苏反华”、“建立印支联邦”的路线,对华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黎笋本人“亲苏”由来已久,越南抗战时期,黎笋每年的查体、治病、休假不接受中国邀请,而去苏联;越南战争初期美国将南越的金兰湾港建设成海军和空军基地,该基地可控制整个南沙群岛海域。1975年越战结束,美军撤走,黎笋马上提议并将金兰湾重要良港“出租”给苏联,为其在南沙搞扩张撑腰。
扩张野心膨胀的黎笋要秉承主子的旨意,自1976年开始,采取了一系列“反华”行动:
一是广泛开展“反华”宣传。为消除越南群众的“对华友好”心理,指示其历史学界、理论界、新闻界以宣传“民族英雄”为名,在刊物上、报纸上、电视里,甚至街头绘挂宣传画,国家博物馆里均大肆宣传历史上中国多次怎么样侵略、统治越南,而不再宣传越南抗击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抗美救国”战争时期中国援助之事,其军事博物馆还将本来就不多的“援越”相关照片撤展。似乎中国对越只有古代“侵略”之举,而无现代“援助”之事。进而,在其下达的党内文件上明确提出“美国已经成为越南的战略敌人;而中国是越南现时最危险的敌人。”让群众逐步地“恐华”、“仇华”。
二是大肆驱赶华侨。在越南的中国侨民一直把越南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不仅始终遵守越南的法律法规,而且全身心投入越南各项建设事业中;越南有灾有难,华侨捐款捐物最慷慨;尤其越南抗法、抗美战争中,华侨都把自己的儿女送到前线,尤其在越南南方的华侨,许多父子、父女都投入到南方人民解放军中,不少战死在反美伪斗争的战场。然而,黎笋密令各地政府和公安机关制造所谓“罪名”,突然冲进华侨商店、住宅,“没收货物、财产”、驱赶人员,包括老人、儿童,使几十万华侨一时间成为“难民”,扶老携幼,徒步越过边界,进入广西、云南,越南南方的华侨乘船到香港。中国政府强烈抗议,越南却不理不睬、一意孤行。
( 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总书记黎笋)
三是暗伤中国专家。越南从建设、抗战需要出发,聘请大批中国专家来越发展机械制造、军事工业、轻工业、建筑、医药、农业等,按两国政府协议,中国专家在越期间的工资由中国派出的工厂企业继续支付;越方负责专家的吃、住和安全。专家们呕心沥血、全身心投入工作。如像建筑“红河大桥”的一位专家在指挥桥墩浇注时不慎跌入桥墩的水泥中,成为该桥的永久“卫士”。然而,接待专家的部门接“上级指示”,突然撤走了安保人员,有的单位连服务人员也撤走了,专家“莫名”地只能下班后自己动手烧水做饭。尽管如此,我们的专家仍兢兢业业地工作,像在越莱州省的一位制药专家,在学员、服务人员撤走后,用仅有的米熬粥度日,仍在亲自尝药性、制片剂,当地野生“草乌”药性如何?这位专家亲自尝试,想不到该地野生“草乌”毒性过大,专家中毒却无人抢救,死后一天才被发现。尤其在越南越池市的一位专家突然死在公厕,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得知后马上派人前往,越方赶在使馆人员到来前立即把死者埋葬,并告诉中方,该专家是“暴病身亡”。中方怀疑,国内迅速派人到越南,挖开坟墓,将该专家遗体带回至上海,经医学专家检验,认定我专家“是被人用绳子勒颈而死”。中国政府向越南政府提出强烈抗议。鉴于此,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决定:把中国援越专家全部撤回。
四是边界蚕食我国领土。黎笋集团在“抗美”斗争胜利后,脑袋发热膨胀,在宣传“中国的广东、广西本是越南领土”的同时,逐步蚕食中国领土。本来中越边界是已定界,均立有界碑。此时,越南组织所谓“边民”,夜间偷偷把界碑挖出,并从这座山顶搬到中国境内的另一座山顶埋上,妄图一步步地扩大其疆土,私自改变边界线。
五是打死打伤我国边民。越南不仅在中越边界地区组织搬界碑的“边民”,而且增派边防军及其枪手。当中国边民天亮来到山脚下自己田地里继续干活时,突然遭到越方开枪射击,边民被打死打伤。当中方与其交涉时,越方称,中方边民越界。这才发现界碑被移动,中方又将界碑移回原地,越方却反诬中国移动界碑,又是拍照又是摄像。越方在与中国广西、云南的数百公里边界线上,仍是经常偷摸移动界碑,经常突然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民,使中国边民不敢下地干活、中越边境地区不得安宁。
六是在边界越方一侧囤积重兵。在苏联重兵囤积中苏边界的同时,越南黎笋集团秉承苏方旨意,也派战斗力强的陆军、空军驻守在越中边境地区,北、南呼应,对中国形成夹击之势,并经常制造点摩擦,以牵制中国兵力。
七是不断抢占南沙群岛岛礁。1975年越南解放南越后,迅速派兵到南沙群岛接收被南越伪军抢占的6个岛礁,并以此为基础,逐步向四周扩占岛礁,至1978年底新占岛礁10余个(至2000年底,已占岛礁29个);还将南沙群岛各岛礁的中国名称全更改为越南名称、向岛上移民、设县乡政府,企图形成越之领土、领海既成事实。
越南的这一桩桩反华行动反映到中国领导人那儿,中国领导人尽管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力求内部协商解决事端,但越方视中方为软弱,不仅一意孤行、反而变本加厉。中国领导人能忍气吞声、能任其这样下去吗?
黎笋集团一直做着包括老挝、柬埔寨两国在内的“印支联邦”梦。
对西面接壤的老挝。在使老挝领导人顺从的基础上,采取实际控制的措施:将老挝军队连以上军官、地方科、乡以上行政官员都分批送到越南受训,培养亲越派;越南把“顾问”派到老挝政府的部、局和地方的省、县、乡,各部、各乡要作个重大决定,都须事先征求“越南顾问”的意见;老挝的矿产、木材越南人随便开车过去开伐。
对西南面接壤的柬埔寨。1975年,随着美国退出印度支那,西哈努克团结各党派,成立柬埔寨王国联合政府,实行独立自主的路线,反对越南搞“地区小霸权”那一套做法。黎笋十分恼怒,1978年派兵侵入柬埔寨,直逼首都金边,柬埔寨军队那是越军对手,被打得七零八落。西哈努克和夫人及部分皇室人员只好到北京避难,以柬埔寨共产党为主的柬政府成员撤出金边,退到柬、泰边境的山林中。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人员也只好随柬政府机关退到山林中,之后中国外交部指示驻柬使馆人员越过柬泰边境,从曼谷撤回国内。1979年初越军不断增派空军飞机轰炸柬泰边境山林。在这危急时刻,西哈努克国王请求中国出兵柬埔寨,帮助把越南入侵者赶出柬埔寨;泰国担心,柬埔寨一旦落入越南这个“东南亚军事强国”之手,下一个目标就是泰国,也出面希望中国赶快出手救柬。
中国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在对越开战问题上是十分慎重并做了充分的准备。首先考虑的是苏联,因为苏联是越南的主子和唯一靠山,为此越南才对其周边国家那样肆无忌惮,而且苏联在我国北边陈兵百万,如果我在南边行动,苏联是否会乘势在我北边采取行动?我将如何应对?其次考虑的是美国,邓小平同志亲自访美,在同美国总统卡特的会谈中,介绍了东南亚形势,尤其越南搞“地区小霸权”的情况,之后,邓小平明确提出“我们准备教训一下越南。”卡特听后只微微一笑,未作任何表态。邓小平由此得知美国乃至西方国家的态度了。在深入分析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中央作出英明决定:迅速出兵,教训越南,收回被越南蚕食的领土,同时中越边境战事一开,也可达救柬埔寨目的。
1979年2、3月间,“中国对越自卫还击战”从全线炮击开始,到主动全部兵力撤离越南,历时一个月。战时虽短,意义深远。首先教训了越南,不能“忘恩负义”,有难时真正能帮你的只有中国;对“老师”应尊重,不能随意出手(上世纪50年代,越南的陆海空军和各兵种是中国派军事专家帮助成立的,之后十几年一直帮助其培训各级指挥员,包括飞行员),同时稳定边境;其次,促进了黎笋集团内部分化和越党内部的路线之争。再次,救援了柬埔寨。如我方估计,战事一开,越南立马把在柬陆、空军主力调到越中边境,柬军乘势将留柬越军赶出柬境,同时消除了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对越的恐惧心理。
(上图:陕西省榆林建成的“中越自卫还击作战纪念馆”)
中越开战后,苏联知中方有准备,除其外交部发声明谴责中方外,苏中边境一直按兵未动,使越南大失所望;美国只作新闻报道,其国务院未作表态,西方诸国同美一样做法,只说一句“双方如有分歧,应力争和平解决”。
1986年,越共中央开会清算黎笋“错误”,选举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时期曾任越共南方书记的阮文灵同志为越共中央总书记,实行“革新开放,发展经济”和“对华友好”的路线。阮文灵曾说:“我们越南南方解放军战士身穿的军装、手中的武器弹药、吃的压缩干粮都是中国给的,没有中国的援助,就不可能有抗美斗争的胜利。”
越南从阮文灵开始,直到现在的阮富仲总书记,历届越共中央领导都深知越中关系的重要性,同中国建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每年互访交流的机制;派各级各类干部分批到中国学习改革开放经验;同中国合作发展经济,尤其大力发展边界贸易,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等。尽管两国在领海问题上有分歧,但在两国领导人确立的“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方针指导下,都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
(上图:中越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两国边界贸易蓬勃发展。图为云南河口口岸早晨开关,大批越南边民携货涌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