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我的教师生涯
在第三十七次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长寿湖分站发起了教师节征文活动，正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让我心底卷波澜。借这个平台，说一说我的教师经历。
我能成为一名教师，是我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我是一名“小六九”，何谓“小六九”？就是应该1969年初中毕业的那一届学生，前面的1966、1967、1968年毕业的、不管是初中毕业生还是高中毕业生统称“老三届”，我们这届学生就是他们的“小尾巴”。说起来惭愧，“老三届”都是初一、初二、初三或高一、高二或高三的学生，初中或高中毕业，而我们这届学生刚刚小学毕业（尚未正式毕业），1966年六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处在基本停课状态，大串连、大字报、大批斗出现，教室也成了造反派的办公室，一时间，我们这些还没拿到小学毕业证的学子就成了游离于校门外的游民了。
大家都在造反，我们却无所事事，毕竟，当时我们只是有十二、三岁，去串连家里都不放心呀。于是，我们这些不安分的半大小子整天上街看大字报，抢传单，抢毛主席像章（都是有专人发放的，不是抢别人的）。抢来的毛主席像章放起来，各式各样的，也是琳琅满目，到最后，我把它镶入镜框，底下衬上花毛巾，看着就赏心悦目，只可惜，搬家时忘了收起来，丢失了，这件事，一直让我耿耿于怀，后悔了好多年。晃晃荡荡，在家里逍遥到1970年，这期间也赶上过“复课闹革命”，可是，那时的老老师都靠边站了，一些曾经是造反派的老师给我们上课，谁还学文化知识？整天学习《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一、二、三、四卷，文化大革命公报，偶而还会学习英语：我们热爱毛主席（阿郎郎来浮柴门毛），毛主席万岁，现在我还记得发音呢。还学过“不许动”（动得木夫）。好像是越语。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好像什么也没学到，什么“数理化”，什么“语数外”，一概不懂。期间，遇上两次“选调”，就是从我们同学中选拔表现好的、学习好的、家庭出身好的、同学关系好的，甚至与老师有某些关系的学生分配到厂矿企业和商业部门参加工作了。剩下的我们这些人去动员前几届的学生和社会青年上山下乡，当时叫“大会战”，每天出家入户，动员那些学哥学姐上山下乡，人家谁拿我们这些小毛屁孩当回事？不是连轰带赶，就是连卷带骂，抵触情绪很强，我们也是敷衍了事，本来就什么也不懂，凭什么去说服人家？后来，又有一部分学生参加了第二次“选调”，两次总共有40％的学生被分配了走进社会。剩下，在家待命，听的这一大部分人或者没门没路，或者家庭成份不好，或者社会关系复杂候处理。
右图：作者廉勇 在北京人民纪念碑前（1976年）
1969年下半年，信息来了，我们这拨人也要上山下乡了，一开始说要我们下乡到山西襄汾，大家议论纷纷，觉得肯定是穷地方，谁也不想去，后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来人招兵团战士了，据说兵团地处中苏边境地区，那时苏联是“修正主义”，和中国关系极不友好，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就是为和苏联对峙而组建的准军事单位。兵团战士要发军装、发枪，同学们一听，个个热血贲张，满腔的爱国主义热情被激发出来，想一想身穿绿军装，胸前挎钢枪的飒爽英姿谁不向往？这么好的事情谁能落后？于是大家前呼后拥围住接兵的姜参谋、小武干事踊跃报名。我当然不甘落后，无奈，母亲舍不得我远走他乡，把户口本藏了起来，没户口本是不允许报名的，我软磨硬泡无济于事，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同学们高高兴兴得穿上军装登上东去列车兴高采烈地飞驰而去，我心中的失落感无以名状。
他们走了，我们的结局如何？前途未卜。
转年（1970）年，5月，我们确定要下乡了，目的地不远，是附近农村，距离很近，家长放心。在五年半的时间里，干了各种农活，插秧、割麦、打场、改土治碱，期间，我还在公社砖窑干过一年半，在八十多度高温的窑道里冒着火星出砖，尚未凉透的红砖是烫手的，粉尘弥漫，连热带呛，那种滋味，不身临其境都难以想象。架着700斤的煤车往窑顶推煤，苦累疲痛，千锤百炼，坚硬了筋骨，增强了体质，顽强了意志，犹如经历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练就了钢筋铁骨，虎背熊腰，可以说，从那以后，世界上任何困难都不会让我屈服，在我面前再也没有任何艰难险阻。
五年半后，1975年9月9日，我选调进了工厂，成了产业大军的一员，同时也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分子。
在农村，业余时间，我拼命地看书、看报，学习文化知识，不为前途着想，只为消磨时光。底子薄，基础差，我唯有努力拼搏，才能掌握更多得知识，区图书馆的书籍（主要是中外小说）让我看遍了，一天一本，两天一卷，挑灯夜战，不舍昼夜，正是“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我深有体会。在窑场，单位组织“批林批孔”写大批判稿，我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劲儿。
来到工厂，团支部组织新工人政治学习，写心得体会，这时显示出了我的优越性，40名新工人中，我独树一帜，出类拔萃，表现出我的文学素养，写出来的东西得心应手，文笔流畅，很快就被总公司宣传部门盯上了，让我去公司报社报道当编辑。虽然因故未能去成，却因此激发了我更大的学习热情。
左图：作者廉勇在上海外滩（1976年）
1982年，我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班的学习（那是首届电大文科班），当时的要求是高中毕业生可以参加考试，我这个小学毕业生是没有资格的，最后只能以旁听生下面自学视听生的资格跟班学习，不在乎身份，让我学习就行。当我入班时，人家已入学三个月，留给我的时间不多，我唯有拚命加玩命，丝毫不敢懈怠，于是，我放弃了一切业余时间，授课方式是广播函授，我在工作台上摆放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一边干活一边听课，尽管违反劳动纪律，但因为我是班长，我的工作专业性又太强，领导只要求我完成生产任务，其他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底下的工人更不好说什么了，回来家里，整理笔记，背诵课文，三年，一千多个夜晚，我没在12点以前睡过觉。第一学期考试，三门课程，我两门79，一门80，在140多名学生中，绝对是考得较好的。以后，一发而不可收。成绩越来越好，劲头越来越足，还未毕业，就被学校留校当老师了。当时学校要扩大，那个年代，够格的师资寥若晨星，学校的师资队伍自己解决，于是，学校就在本届毕业生中选拔佼佼者任教，我有幸中举。我报到的第一天，北京师范大学从各地大学大专毕业的教师中选拔优秀人才学习本科报名最后一天，又让我赶上了，五月份我参加了全国统一考试，以高出总分11分的成绩成功入学北京师范大学。当我站在北京师范大学门前时，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北师大，我来了”！这座当时排名全国前十的高等院校是教育系统的最高殿堂，做为一个工人出身、电大毕业的小小的我，能够跻身于这所高等学府，当时不知全国有几个，天津市只有我这棵独苗。我感谢党，感谢工人阶级的培养，感谢农村生活的磨炼，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努力学习，报答党的恩情、人民的培养。
经过又三年的《汉语言文学》的学习，我顺利拿到了本科毕业证，并取得了中国《文学士》的学位证书，这在当时那个年代，我这个年龄，绝对是凤毛麟角，稀有产品。接着，我又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汉语》研究生班，一年半的时间，拿到了研究生结业证（助教进修班结业证书），有了评审讲师的资格。
右图：恰同学少年（2006年）
回到单位（天津广播电视大学汉沽分校），我便全身心得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边教边学，边干边实践，当年我就被评为区级先进工作者，荣获《辛勤园丁奖》，后又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二十六年的教学生涯，我度过了二十五个教师节，除了教授《古代汉语》、《经济应用文写作》、《中国古代文化史》、《形式逻辑》、《文学概论》、《司法文书》等课程外，我还教授过《日语》（我自学日语十年，取得过日语Ｂ级证书），教授过《计算机培训》课程，应该说，不负众望，不枉此生，最后以高级讲师（电大副教授）的职称退休，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农民5年半，工人11年，教师26载，农民的吃苦耐劳精神，工人阶级先锋队精神，人类灵魂工程师春蚕丝尽、蜡泪始干的奉献精神集于我一身，让我在精神层面得到了升华。拼搏了一生，奋斗了一生，无怨、无悔，无愧、无憾、我没有给同龄人丢脸，在伟大事业中，我始尽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