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复活一些人
我写诗越往深处写，越渐渐感觉是在做作复活一些人的工作。
因为明白文学即人学，诗歌倘若不是如此，诗歌的主要职能是写人。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和“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自然应当成为诗歌反映和描写的中心，归根结底就是要写人，诗歌的感染力量和教育作用主要是从塑造人物形象产生的。
军旅作家石钟山说过：“只有书写人物的命运才是永恒。通过别人的命运，读者会得到反省、参悟和借鉴，人们也正是在关注他人命运的同时，寻找着自己的生活坐标。”
诗歌一旦离开对人的描述，就将成为无土之木、无源之水。人是一首诗歌的核心，是灵魂；有的通过物象隐喻也好，有的借山水寄怀也罢，尽管表述的方式、风格迴异，但万变不离其中，都是为幕后你心仪的那个“人”服务。
话说回来，写人最难。人是唯一具备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的高级智慧生命体，人的行为是极其复杂的，卡梅伦•韦斯特博士（美国）曾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出版过一本书《24重人格》，风靡世界，得到科学界认同。人的另一种解读就是他是社会的、群居的。正如大卫•休谟总结的那样：“自然赋予人类以无数的欲望和需要，而对于缓和这些需要，却给了他以薄弱的手段。人只有社会，才能弥补他的缺陷。”亚里士多德说得更直接“没有人会选择孤立状况的整个世界，因为人是政治生物，他的本性要求与他一起生活。”
人只要踏入社会不可避免随之发生各种演变，主要表现在人性上。牛顿对此有一番感慨“我可以计算天体运行的轨道，却无法计算人性的疯狂。”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则将人性的本质揭露的体无完肤，他说“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乐而无任何理性。”笛福不加修饰指出“只要有可能，人人都会成为暴君，这是大自然赋予人的本性。”普罗提诺以美学的观点阐述他的见解“人类处于神与禽兽之间，时而倾向一类，时而倾向另一类；有些人日益神圣，有些人变成野兽，大部分人保持中庸。”还是蒲柏诗学的哲理捅破了认识人类的这层窗户纸“人就像藤萝，他的生存靠别的东西支持，他拥抱别人，就从拥抱中得到了力量。”
上面引用了不少名家名言意在解释作为一个诗人在进行创作时，必须遵守自然规律，直面现实生活决摒弃写人物不是白即黑的文革模式，要写各式各样的人物（尤其小人物）既要写他们的弱点、彷徨、焦虑、颓废、毁灭又要写他们的善良、正义、牺牲等；地球一切物质都在不停运动，永远不会静止，诗人的责任就是截取某一个点，呈现“这一个”。
塑造一个成功的人物，都具备时代性、历史性。例如荷马的《奥德赛》留下“谁经历的苦难多，谁懂得的东西也就多”但丁的《神曲》警示我们“世界上有一种最美丽的声音，那便是母亲的呼唤。”歌德国《浮士德》的伟大箴言至今鼓励我们“忘掉今天的人将被明天忘掉。”我们对拜伦《唐璜》的诗句“不爱自己国家的人，什么也不会爱。”记忆犹深。还可随手拈出来的有泰德•休斯诗《马群》、果尔蒙《死叶》哈里•马丁松《失题》、卡明斯《我喜欢我的身体》、沃伦《真挚的爱》、兰波《幽谷睡者》、罗伯特•勃莱《饮马》、叶芝《当你老了》、洛尔迦《哑孩子》、维.希姆博尔斯卡《自杀者的房间》、鲍罗杜林《刽子手……》、李金发《弃妇》、郑敏《金黄的稻束》、北岛《单人房间》、杨炼《诺日朗》、王家新《加里•施耐德》、欧阳江河《玻璃工厂》、王寅《想起一部捷克电影想不起片名》等不胜枚举。
我题记命名重新复活一些人，无非说自己接触的众多人：历史的、故去的、当代的，有意无意储存于大脑的记忆库里长眠或冷冻起来，直到某个时刻、某种事件触动了自己，即产生马斯洛的“巅峰体验”，将他们一一重新复活，当然他们既是个人的又是大众的，抵达凡是典型人物都有典型性格，而每一个典型性格都是一个文化符号。
有一点必须牢记，关键还是回归到人的本性上,人性写得有多深,作品立意就有多高。作家的胸怀决定着作品的成色,而胸怀则和幸福指数有关。这份胸怀包含着一个人的综合素质,素质决定生活态度,生活态度决定对世界的认知。
诗歌的写作大部分是以第一人称为主，这里有不少诗人以先知先觉的姿态或者以观察家的身份去写作，这是个不小的歧途，理应以文本里的人去呈现内心的动态，这时候作者完全消隐。
我激励自己在这条既没有开始也没有尽头的路上孜孜求索。
我想用《延安文学》主编诗人曹谷溪的一席话作为这篇写作心得的结束语：“浮躁的社会，谁不浮躁，谁就有可能是成功者；在诗文最不值钱的时日，我坚信“文学依然神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