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及老前辈韩子栋（华子良），总会在清明，带着子女们前去扫墓，其中祭拜的张露萍七烈士，就是《红岩》之外不被承认，不为人知，连遇难者名册都不予以登记，一直蒙冤被怀疑为叛徒，直至1983年才得以从叛徒正名为国家级烈士，而展出生平事迹。

　　带着些许疑问我查阅各种资料，可惜没有规范正规资料可循，几经综合分析整理如下：

　　1939年秋，19岁的黎琳（张露萍）受党派遣，告别新婚的爱人陈宝琦（李清），从延安到四川，由中共南方局领导人叶剑英亲自改名为张露萍，（原名余微娜、余家英，化名余硕卿、余硕卿，余慧琳、佘慧琳，也叫黎琳）以军统电讯总台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与打进军统电讯总台的几位同志，组成军统特别党支部，即担任特支书记酌情发展特别支部，还负责将截获的重要情报，送往南方局领导人叶剑英手中，直接领导她的是南方局军事组成员曾希圣、雷英夫。

　　走马上任的张露萍勤勤恳恳，不久电讯总台已发展壮大至七人，各个组、室都有我们的眼线，很快掌握了军统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这个“红色电台”的构建，及时准确地为党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

　　曾从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中，获悉军统“三人小组”，携带美制小型电台，妄想通过胡宗南防区，潜入陕甘宁边区搜取我党情报……当“三人小组”刚跨入边区，即被埋伏的军民抓获，并缴获战利品——美制电台。

　　设在天官府街14号的我党地下联络站，被军统特务发觉，他们准备在该站在进行活动集中的当晚行动，想抓捕更多共产党人。情报接得较晚，张露萍无法转手他人通知，只好冒险自己直接前往，送出“有险情，速转移”的字条，至使党组织免于遭致敌人更严重的破坏（按规定张不能直接送达）。

　　高层机密的一再泄露，令蒋、戴深感震惊……于是加紧内部督察。1626153154798411.jpg


　　1940年3月地下支部不慎暴露，引发了震惊国民党上下，令戴笠蒙羞的“军统电台案”。他下令抓住与此案有关的所有人员，电信总台７人被捕，张露萍虽是军统电台特支的领导人，但她并没有军统公开身份职务，此时她经上级批准正在成都省亲，可刚刚发展入党一个多月的安文元，经不住恐吓拷打，供出敌人一再追问的领导人是张露萍，及张在成都的情况。

　　敌人以张蔚林的名义，按搜出的成都地址，发报给张露萍要其速回，此时远在成都的张露萍对重庆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接到电报，她一面用暗语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南方局发电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莫回重庆。可惜为时已晚，张露萍一到重庆即被逮捕，至此安文元除外张露萍等七名特支同志都被关押于白公馆。

　　戴笠反复讯问：谁是你的上级？情报送到哪里？听见戴笠这样的追问，张露萍想，除了张蔚林、冯传庆，其他党员都没有去过“周公馆”（周总理以个人名义租用的渝中区中四路曾家岩50号），看来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还没有超出特别支部……于是张露萍始终回答说：逃婚去了延安，怕苦又回重庆，准备考大学，路遇张蔚林，两人仅相恋……无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施尽酷刑，她始终是这两句话，因此，由张露萍单线负责的几个情报中转站均未暴露。

　　看守所里有个叫毛烈的戴笠的小老乡，与张蔚林等人认识，而且毛烈不清楚张蔚林案情的具体情况，于是张露萍马上让张蔚林赶紧利用这个机会，送50块大洋买通毛烈，请他送一张纸条到重庆中二路中共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机关。毛收下钱后照办，等戴笠派人去搜捕时，中共秘密机关早已人去楼空，戴笠气得暴跳如雷，随即下令将毛烈枪决。

　　敌人急于得到有价值的东西，也曾假释张露萍暗地尾随跟踪，看她是否与党南方局联络，张露萍识破敌人的阴谋，尽管她有千言万语想对组织诉说，可她克制着，从党南方局办事？处前越门而过也不进门，果敢机智的掩护了南方局机关，令敌人诡计落空。恼怒的戴笠亲自提审张露萍，用尽各种酷刑，张露萍始终没有吐露半点党的机密。蒋气得下令戴笠：“可随时处决张露萍……”，面对敌人多次的严刑拷打，张露萍等七位“特支”的同志始终没有屈服招供，先后曾与韩子栋（华子良）小萝卜头的父母，杨虎城等几经辗转被囚禁于白公馆、渣滓洞、贵州息烽集中营……在狱中张露萍信仰坚定，积极向上，与难友们巧妙机智的与敌人周旋，办报、演剧，想办法卖掉自己的戒指为遭严刑拷打至上肢瘫痪的难友买药治病，趁“敌人精神感化”可行的条件，托人买一只母鸡生蛋给“小萝卜头”“监狱之花”（两个共产党人的后代）做补养……1945年军统地下支部七人，最终被杀害于贵州息烽阳朗村快活岭。就义时，年仅24岁的张露萍领着同志们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用青春花季践行了对党的一片赤诚。1626153245414051.jpg

　　关于张露萍七烈士一行，被捕于狱中的表现，党一时无法了解掌握，而且延安有来重庆办事的同志，曾在街上看到张露萍与身着国民党军官服的张蔚林亲密逛街的样子，很快传出黎琳叛变的猜测，特别是1943年延安开展“抢救运动”时任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在一次会上说：“黎琳叛变了！黎琳是叛徒，是军统特务！”于是叛徒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让张露萍等沉冤了几十年，由于都是化名工作在隐蔽战线，敌人又都是走向灭亡前的秘密枪杀，所以没有人知道她（他）们的真实姓名，证明她们没有变节，一直被怀疑为叛徒。其间韩子栋（华子良）曾和他们一起关押于“白公馆”“渣滓洞“又转至贵州息烽……一些老同志一直为他们呼吁奔走（联络当时我党南方局领导叶剑英）坚持祭扫，坚信她们是革命烈士。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调研查实，最终在党的十一中全会后，经叶剑英、雷英夫、韩子栋（华子良）等同志的努力，及军统人员沈醉的证明，四川省委相关部门，息烽党史办、贵州省妇联等多方协作，存疑多年的“军统电台案”终于真相大白，1983年11月27日，烈士殉难纪念日，重庆展览馆的陈列大厅增辟了张露萍等烈士的斗争事迹，被追认为国家级烈士。丈夫李清（李清，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在分别45年后，1984年10月，新建陵墓，立碑以志之时，赶赴现场致辞悼念。1985年底，张露萍家乡中共崇庆县委、人民政府在县城罨画池畔，为张露萍建高7.2米的汉白玉雕像，并立碑介绍其生平……

　　如叶剑英同志所说：“张露萍的事迹是南方局历史的一部分，要歌颂她，学习她，她是我党的好女儿。”　“把张露萍同志的事迹整理出来，不仅是对烈士的最好纪念，而且是为了教育后人。”

　　张露萍一个没有写进《红岩》的“江姐”式英雄，被家乡四川崇州人民引以为骄傲，誉她为“巾帼永不凋谢的玫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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