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一年五月三日是五三济南惨案93周年纪念日,也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旧中国的国耻日之一。因为,当年武装到牙齿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山东省济南城的穷兵黩武是罪恶滔天……

  作为生活在新中国的和平阳光下的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每当阅读发生在1928年5月3日军在我们中国山东省的济南穷兵黩武和滥杀无辜的历史资料的时候,常常会对日军的恶行怒发冲冠——当年的日军是恶鬼附体,禽兽不如!

  的确,当年日军在侵略中国,包括1928年4月底至1929年春入侵山东并霸占济南期间,所做的恶事必须受到我们中国人的谴责,因为侵略战争是人世间最大的恶,不论它的发动者所提的理由有多么冠冕堂皇。

  另外,我们对当年日本军队在入侵山东省霸占济南期间,对家住济南的老百姓和中国军政人员犯下的滔天罪行感到愤怒的同时,也必须思考几个问题:为什么当年在济南的中国军队,面对日本的军事入侵行动不敢亮剑?为什么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总司令蒋介石会面对日军对山东济南——中国军队的防区之一的侵略,下达不抵抗命令?

  因为中国国民党军队的不抵抗,日军霸占山东济南有近一年的时间。如果不是英、美等国家的压力,日军肯定在济南赖着不走了。

  当年,日军入侵中国山东,霸占济南的借口是北伐战争导致“山东局势混乱、(必须派兵济南)以保护日本侨民利益”。但是,根据国际惯例:如果一个国家发生导致危及他国侨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混乱局势,如军事冲突、自然灾害等,保护侨民的最好方式,是撤侨。很显然,当年日军入侵济南是为大规模侵华做试探。如果当时在济南驻守的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抵抗日军对济南的霸占,他们也就不敢对中国实施侵略了。

  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军费,来自江浙买办财团。而旧中国的买办财团的老板,对是否让他们自己花钱养着的军队参加抵抗外国军队发动的侵略战争,往往是从对自己是否有利来考虑的:那就是让他们提供军费的国民党军队抵抗日本军队入侵山东省济南,是否能够保住自己的富贵。或许这些财团的老板认为,如果当时由他们提供军费的国民党军队抵抗日本入侵山东霸占济南,日本的军政当局肯定会拿他们开刀。若那样,这些财团的老板呢,或许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叫花子。所以就发生了中国国民党的军队面对入侵山东霸占济南的日军,不进行自卫反击,反而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奇怪对策。尽管,入侵山东霸占济南的日本军队的所作所为若豺狼恶鬼一样凶残。

  但是,由于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没有在属于中国军队防区之一的山东济南抵抗日军的入侵和霸占,让日军认为他们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于是,在日本军队入侵中国山东省霸占济南一个月以后的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在中国辽宁的沈阳附近的皇姑屯,炸毁了被国民党军队击败的曾经在1927年6月自封为中国(北洋军)政府(办公地在北京)元首——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的张作霖乘坐的回沈阳东北军大帅府的专列,并图谋在中国东北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区制造混乱,给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制造借口。但是因为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先生及时接替张作霖主政中国的东北地区,日军不得不推迟入侵中国的计划。

  当年,由江浙买办财团的老板提供经费的,除了国民党军队,还有南京国民党政府。而当年对日本军政当局的侵华计划,想必当时在国际关系中代表中国与日本军政当局打交道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不会不知道。但是,当年江浙财团为了不得罪日本军政当局,和保住自己的富贵,和掌控国民党军队的蒋介石一起对已经入侵山东省霸占济南的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也就是必然的了。但国民党军队的总司令蒋介石当时在济南对日本侵略军的横行霸道所采取的不抵抗策略,现在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这个错误,家在中国济南的普通老百姓和中国军政人员被日军杀害成千上万;而且还因国民党政府的这个错误,使得当时的日本军政当局认为入侵和霸占中国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于是,才有了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中国沈阳制造的贼喊捉贼的柳条湖事变……

  而我的外祖母就出生在“济南惨案”发生的那一年的秋天,故乡是河北省故城县毛店村。一九三七年夏天,随着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我外祖母吕玉兰的家乡,地处冀东南一个名为毛店的村子,也和华北地区的其他地方一样,很快就落入了日寇的魔掌之中。那个时候,我外祖母刚刚九岁。九岁,如果搁在和平年代,还是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年龄,但我外祖母和她的父老乡亲与姐妹兄弟一样,冒着生命危险,为了我们中国的生存,和穷凶极恶的日寇斗智斗勇,不畏生死的进行着抵抗,把日寇赶出我们的祖国,是她与她的乡亲们的梦想和心愿。


  因为我外祖母的大哥,也就是我的舅老爷,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所以在日寇进犯冀东南的时候,就被上级派到自己的家乡毛店组织村子里的乡亲抗日救国,当八路军东进纵队进驻冀东南以后,我外祖母的家就成了八路军的秘密情报站,而我外祖母也就成为了这个交通站的最小的情报员。据我外祖母回忆,因为她年纪小,作为秘密交通员,身份不容易被敌人怀疑。因此上级常常让她将比较重要的情报传递。

  我的外祖母曾经给我讲过发生在毛店村情报站的一个故事。那是1942年冬天的一个下午,运河西岸的毛店村的吕家大伯正准备让自己的家人做晚饭。这时候听见有人敲门。“谁呀?”“吕伯伯在家吗?我是八叔家的,今天去城里做生意,顺便来看看你老。”“哦,快进屋吧,大侄子,屋里暖和。”吕大伯刚把客人让进屋,吕大伯的小女儿也回来了,并对吕大伯耳语了几句,吕大伯赶紧对客人说:大侄子,刚才闺女说,村子里有黑狗子,准是城里的吴麻子家的。客人一听,立即对吕大伯说,既然村里发现了黑狗子,那我们得赶快回去想办法,好好治治这个吴麻子。谢谢你,老人家。以后有空,我再来看您。说完就离开了毛店村。不久,吕大伯就听到邻近的村子里响起了枪声,而那位扮作生意人的八路军干部就再也没有来看望吕大伯以及在毛店村驻扎……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的外祖母参加当地的解放战争支援前线和土地改革工作。期间与时任冀南区武城县公安局干部即我的外祖父组建家庭。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河北省晋县供销社工作。1963年因为要照顾在山东省武城县公安局工作的我的外祖父的生活而离职至今。

  2021年6月23日,在20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前夕,我的外祖母荣获中共中央颁发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