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风雨百年路 （一）

　　第一章 梦想，开始的地方

　　第1节 创立“春合”，体育强国

　　   鲁迅曾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是的，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像埋头苦干的人焦裕禄，以身治理兰考。拼命硬干的铁人王进喜，为国家献身。抗日志士，民族英雄王亚樵。为民请命的海瑞，任长霞。为民分忧 好官清官。舍身求法的人：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大义凌然英勇就义。

　　傅氏在《春合十四周年纪念册》“创立宗旨中进一步指出：“本经济救国之热忱，锻炼民族之至意，以雪东亚病夫之奇耻，而策中华体育志进展。”

　　“五四”运动以后，“体育救国”论在中国大地上风起云涌，在新的基础上得以行成与发展。一大批志士仁人呼吁民众锻炼强健的身体才能挽救中国。因此，全国在“体育救国”的思想影响下，致使天津爱国人士深受启发，从思想上认识到可以创办国产体育用品厂，以实现“体育救国”与“实业救国”的目的和理想。

　　最初，人们发现，作为“体育救国”的重要支点之一的体育用品，同样受制于外国厂家。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使用的多数运动器材来自日本，购自欧美。“五四”运动时期，在当局“提倡国货，抵制舶来品”推动下，1922年6月15日，傅泊川联合亲属傅清淮、傅泊泉等人在天津南开大街创立“春合”制球厂。

　　天津是“春合”梦开始的地方；傅泊川是追梦人。

　　说到傅泊川，不能忘记张伯苓。他作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张伯苓“以体育人”的理念及其实践，在迎来“春合”百年厂庆之际，他是特别值得怀念的先贤，我们的回顾与前瞻。为了未来。因为张伯苓倡行体育是为了一雪东方病夫之奇耻。其次，张伯苓倡行体育是为了通过开设体育课程，推动课余体育活动，组织运动队和举办运动会等，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塑造独立人格。问题的关键是，张伯苓倡行体育的宗旨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1922年，在张伯苓的引领下，民族企业家傅泊川先生创办了“春合”体育用品厂。“春合”生产的体育用品不仅满足了国内体育活动的需求，而且还远销海外，遏制了外国体育用品的渗入，为振兴民族工业树起了一面国产商品战胜外国商品的旗帜。

　　张伯苓先生是奥林匹克理念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和实践者。他忧国忧民，面对舶来品以高昂价格制约中国体育发展的困境，张伯苓毅然担负起实现体育器材国产化的重任。

　　应该说“春合”问世时，中国处在积贫积弱，兵荒马乱的衰落年代、面对那些忧伤的局面，中国人被西方辱为“东亚病夫”。中国的有识之士致力于实业救国，试图以发展体育产业来呼吁国人强身健体、强国奋起。

　　傅泊川，系河北省安次县人，上世纪20年代初就职于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在工作期间结识了时任南开学校校长、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先驱张伯苓先生。二人志同道合，心性相投，交往甚密，如何发展中国的体育事业成为他们经常探讨的话题。张伯苓认为，有两个因素影响了中国体育普及和发展，一是官方不重视、不投入；二是体育用品都是舶来品，价格昂贵。傅泊川十分赞同，可以说一拍即合，他说道：“中国体育极其落后，虽有一部分学校略有简单的体育设备，然社会人士对之，颇少相当认识。关于体育方面所需要一切用品，因国人鲜有制造者，不得不求之外洋。故体育用品每年输入我国，为数甚巨。”由此，傅泊川创办一家国产体育用品生产厂家的想法便萌生了。

　　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当初，傅泊川找到华北制革厂学徒出师的弟弟傅泊泉共同商议。几经研究，最后决定，他们认为如果利用傅泊泉的制革技术制作球类用品，既可以抵制外货，又可以维持生计。主意已定，二人便着手准备相关事宜。为了解决办厂的资金问题，傅泊川、傅泊泉、傅清淮、傅清波兄弟四人各自拿出一百元，之后傅泊泉又回到河北老家，游说傅氏本家傅万安、傅子金各拿出二百元，共凑得资金八百元作为资本。后来又在张伯苓的帮助下，租得南开学校对面两间门面铺，前店后厂。企业取东西南北上下为六合，意喻借助天时、地利、人合，又系傅氏兄弟六人合伙创办，故借“六合同春”之意而取“春合”。同时命名“春合”制球厂”，傅泊川任总经理。选择1922年6月（民国十一年六月），”春合”厂正式开张营业。

　　创业伊始，“春合”主打体育用品自制篮球、足球及网球拍等，出品二十余种，销售区域由天津拓宽为北京一带。

　　关于“春合”之缘起，傅泊川如此解释道：“中国体育极其落后，虽有一部分学校略有简单的体育设备，然社会人士对之，颇少相当认识。关于体育方面所需要一切用品，因国人鲜有制造者，不得不求之外洋。故体育用品每年输入我国，为数甚巨。”因此他主张创办小规模工厂，以期将来能杜塞为运动而造成的漏卮。

　　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东京举行，美国人格雷为中国代表队的领队。他在闭幕式上代表中国登台讲话，引起在日华侨和国内民众的不满，深感有失国体。因此收回体育主权，由国人自办体育成为是时体育界亟待解决之要务。鉴于此，稍后历届华北运动会逐渐开始采用中文比赛术语及国产运动器材，这对于“春合”的发展来讲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时缘因素。

　　1924年，“春合”制球厂改名为春合体育用品厂。于天津市马场道设立工厂，南开大街原址改为营业部，股东会遂即成立。从日后发展趋向来看，制造部与营业部的分离以及成立股东会，成为“春合”勃兴之嚆矢。同时，是年又是中国近代体育发展史上一个关键性节点，是年成立了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全国性社会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其发起之因，恰恰在于之前中国体育主权的缺失。

　　第2节“醒狮” 醒来， “春合”红火

　　建厂初期，由于缺乏市场经验，又与外国同等产品存在一定的距离，“春合”的产品大多数滞销，数月陷入不敷出的境地，甚至面临倒闭的危险。就在傅泊川一筹莫展之际，张伯苓先生出手相助救了。张先生认为，虽然“春合”生产的产品还未能达到国外进口产品的质量，但足够满足学生日常上体育课和运动员平时训练的需求。在张伯苓先生的鼓舞和帮助下，于是，“春合”最初的产品大多数卖给了南开学校，双方也因此逐渐形成了紧密的产销合作关系。“春合”根据南开学校师生反馈的意见不断改进工艺，提高技术质量，在张伯苓校长的促进下，产品销路逐渐打开。因此，天津市各大中小学纷纷采用“春合”的产品。尤其第三届全国运动会，首次采用了“春合”生产的足球、篮球。“春合”随即开始扩大生产规模，同时丰富产品种类，因此，“春合”红火起来，应运而生地设立了制革科、球拍科、靴鞋科，并将企业名称正式变更为“春合”体育用品制造厂”。

　　幸运来临的1929年，“春合”体育用品制造厂的产品已经延伸到体育运动服装，并于同年取得“醒狮”与“春合”两项注册商标。“醒狮”商标用于球类和皮制产品，“春合”商标用于运动鞋、运动服系列产品。

　　同年8月，为了解决皮革供应厂家原料规格不统一，导致球类质量不稳定的难题，“春合”专门成立了自己的制革厂。所产皮革全部自用，皮质优良。同时，为了改进产品质量，“春合”聘请了天津工学院制革系毕业生石炳星担任技师，之后又特邀北京燕京大学化工系主任张克刚教授作为制革科的常年顾问。得益于此， “春合”的制革技术和皮革质量不断提高，生产的皮革遇水不张、弹力适度、颜色均匀、坚固耐用，不但解决了原料质量问题，也为稳定生产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春合”的生产管理、组织结构和市场营销也逐步走向正规化。1930年，傅泊川特派傅清淮赴欧美进行了为期十个月的考察，参观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斯伯丁体育工厂，并研究科学管理方法，改良机器制造。根据其考察所得，“春合”进一步完善了内部组织结构，设立制革、制球、网球拍、运动鞋、铁木、针织六科，并逐步建立完善了各项规章制度，汇集编制了《春合厂规》，改善了经营管理模式。科学的管理模式和健全的规章制度，为“春合”提供了有效的组织保障和制度支撑，也使“春合”迎来了更加快速的发展。

　　至此，“春合”厂面貌一新，进入全盛时期。同年，“春合”在上海设立分店，各类产品遍布全国，并远销东南亚、英、美等国，受到各国运动员的欢迎。

　　“春合”飞速发展，到1935年，“春合”已有职工一百三十多人，增添了新的生产设备，逐步摆脱了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模式“春合”仅球类、拍类产品就达到了年产40万件的生产规模，当时有记载称“春合”每年大量销往英美等国，如英国曾一次购买网球拍4800把。产品拥有了销路，因此，“春合”声名大振。

　　黄金时代，勃兴嚆矢。“春合”非常注重企业良好品牌，对于形象的塑造和市场营销网络的构建，坚持赛事是体育产业生存发展的龙头，也是牵动体育产业发展强大引力的理念。因此，每逢国内的大型运动会举办，“春合”除了赞助提供比赛器材、现场设摊售货之外，还要专门向著名运动员、裁判员赠送优质产品，请他们在产品上签名留念。通过此举，通过各方面努力宣传，“春合”迅速积攒起了丰厚的人脉关系和良好的市场口碑。做好宣传，凝聚心力，搞好人际关系。其实，人脉和人际关系且能转化一种非常强劲的生产力。

　　自1924年起，“春合”的产品逐渐遍布多届全国运动会、地区性运动会、国际比赛、国内外球队等。第一届西北运动会，第十七届、十八届华北运动会，1933年全国运动大会均采用了“春合”生产的产品。

　　特别是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由于东北沦陷区的运动员也参与到此次比赛当中，因此该会被赋予强烈的“救国”色彩。“春合”的球类体育用品均受到广泛好评。如男子篮球、排球、棒球等冠军队均采用“春合”产品，女子排球队冠军队亦采用“春合”篮球。出于“体育救国”的政治思维维度考虑，如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华北各省主席对于“春合”也做出了相应的褒奖题词：从一定程度而言，政府借助于“春合”传递出“体育救国”的时代声音。运动会之后，“春合”与数省军界官员达成了购买体育用品的意向。包括山西七十二师炮兵司令荣鸿卢、山西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山西正太护路军体育总教官李之楷、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河北省公安局长李俊襄、河北省公安局保安总队长李荫坡、湖北省警备司令叶蓬、陆军一百三十九师体育教官周文焕。

　　同时，“春合”也很注重联络著名的运动员、裁判员，请他们在“春合”制作的各种球上签名，并为“春合”出具使用证明；对比赛的优胜队，还邀请全体队员捧奖杯和“春合”球一起合影留念，用于制版登报宣传。加上军政、体育、教育各界的题词鼓励，“春合”得到这些业界人士的认可、爱护和鼓舞中不断发展壮大。

　　20世纪30年代，“春合”迎来了发展史的短暂的黄金时代，其中国运之兴正是主要推动力之一。由南京中央政府实业部倡议并发起的“国货展览会运动”，自然地成为“春合”快速发展的动因。特别是1931年因日本武力侵占东北三省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对国产体育用品的生产和销售起到了促进作用。

　　“春合”恰恰是抓住了此次机遇，主动地参与了国货展览会运动，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1932年7月1日参加河北唐山市国货展览会获得甲等奖状；1933年3月获得广州市展览会优等奖；1933年8月获得浙江省建设厅第三次国货展览大会优等奖；1933年9月7日参加威海卫国货展览会获得一等奖状；1933年7月，1934年12月，1935年12月曾经先后三次参加铁道部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并获得超等奖状；1933年10月10日，1934年9月1日，1935年6月曾经先后三次获得实业部国货展览会特等奖；1935至1936年连续获得在新加坡举行的国货扩大展览大会特等奖。基于“春合”在体育用品业所取得的不俗成绩，国民政府高官更是不吝笔墨为其题词褒奖。如国民政府司法院长居正、行政院长汪精卫、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教育部长王世杰、海军部长陈绍宽、军政部长何应钦等。特别是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均曾亲自为“春合”题词，在“春合”厂12周年厂庆的时候，张学良、杨虎城等将军还曾亲自为其题词祝贺。昭示出“春合”工厂已然超越了企业属性的本身，上升为民族精神的一种表征。

　　回顾历史，令人欣慰。1929年“春合”体育用品扩大到滇粤桂，当时工商部门国货展览会给予优等奖证及奖章。

　　1930年“春合”体育用品扩销到南洋群岛，第四届全国运动会采用了“春合”产品并发证明。同年万国足美球会，英国足球队都采用“春合”生产的体育用品并签字给予证明。

　　1931年“春合”体育用品销往英美各国，本市军政各界题赠奖词。同年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采用了“春合”产品。

　　1932年参加国际芝加哥并给予奖状，华北各军政体育各界题赠奖词。产品销往新疆，西康，同年第十六届华北运动会使用“春合”产品。

　　1933年民国第五届全运会、西北运动会，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北平威海卫国货展览会给予颁发奖状。

　　1934年第五届华中运动会，万国排球会，十八届华北运动会采用了“春合”体育用品，同年，国民政府主席及各院部军政长官给予题词祝贺。

　　1935年第六届全运会采用了“春合”体育用品厂产品，当时，中华全国体育协会，训练会审定“春合”厂产品，获优等奖一项，超等奖二项。

　　1936年第六届华中运动会，全部采用“春合”产品，并参加中华工业与外贸协会之南洋考察团，产品扩展生产童子军产品，体育馆、场地建设。

　　1937年中国体育篮球队远征南洋，北宁足球队远征日本。因为采用了本厂产品，南洋商会颁发优等奖杯。当时，海外运动会，广东、河北等省运动会均采用了“春合”厂生产的体育用品。

　　1937年，“春合”流动资金已达9万元，相当于建厂投资的100多倍，产品远销美国、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等国。

　　同年完成儿童游戏场器械，并加入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参加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英、美、法、日展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