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战斗岁月，我一生最精彩的年华（六）
修建机场完工以后，我们在上前线之前，指挥员和战斗骨干都到离我们驻地最近的38军学习观摩。为什么到38军学习观摩呢？第一，38军的防线离我们近。第二，38军在前几次战役中打的好，打出了“万岁军”的名头。更重要的是，38军现任军长梁兴初可是咱们47军首任军长呀。咱47军现任军长，之前是38军首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到38军以后，我们见到了缴获的美军坦克。我也坐到美军坦克里，通过观察孔看外面，看看什么位置是坦克的盲区，这样，我们遇上美军坦克就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跑位了。38军的战友们也给我们热情地讲述了美军惯用的战法，还告诉我们，美军在朝鲜战场上是有狙击手的，让我们注意防护。为此，我们给首长们进行编号，在战场上一律称代号不称职务。例如1号是团长，2号是政委，3号泛指首长。同时，我们也试验了从美军手里缴获来的防弹衣和钢盔的防护效果。把防弹衣穿在树上，钢盔戴在树桩子上，然后用转盘枪正对射击。无论是防弹衣还是钢盔，正面射击都能打出窟窿来。
观摩学习结束后，我们开始领受作战任务。作战任务便是开赴临津江一线阵地，构筑防御工事，准备阻击美骑兵一师和土耳其旅北犯。当时，开城谈判破裂，美军要求我军在实控线的基础上再后撤五六十公里，作为缓冲地带，这一无理要求被我方断然拒绝。这时美军就叫嚣：“那就让飞机大炮去谈吧。”美骑一师并不是一只骑兵部队，编制也不像我军的一个师。这是一个在美国有着悠久历史的王牌机械化步兵师，并且美军一个师有三万多人，大体上接近咱们47军的人数。
初上前线，团长第一个任务，就是命令我们侦察员去搞一个美军人头回来，搞一下战前动员。当时团长考虑，大家都没有见过美国人，搞一个美国人人头回来，提高一下我军的士气。领受任务后，我和我的战友们就出发了，一路上我们就朝着美军阵地方向去了。最初的计划是摸过去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落单的，或者捕获对方侦察兵。后来我们运气还真好，在封锁线上捡了一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死的，看着身上也没有什么伤口，反正身子没要，把脑袋割回来了。战场上尸体表面没有伤口就死了，多半是被炮弹爆炸震死的。新兵没有经验，遇上打炮或者飞机扔炸弹，卧倒躲避的时候，他们会把整个身体贴在地面上，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尤其是胸腔腹腔都贴在地面上，很容易被在附近爆炸的炸弹震碎五脏六腑。有经验的战士卧倒或趴在战壕里躲炸弹的时候，都不会让自己的胸腔腹部完全贴着地面。团长就着这个美国佬人头做了一个简单的动员，然后大家谁想看就自己传着看。（下图：刘福清回老家探亲时与大侄子在一起）
之后有一个爆破任务，团长让我们侦察排去把一座桥炸掉，我带了两名战士去执行任务。快到目的地的时候，我们捡了一箱手榴弹，我估计是后勤补给人员往前线送弹药时，因为美军飞机轰炸造成牺牲或其它原因遗落的。我们有任务在身，不可能扛着一箱手榴弹到处跑。当时我想找个好辨识的地方埋了，以后有机会再来取。想想就埋在我们要炸的那座桥 好了。就这样，我们带着手榴弹来到这座桥下。一座石头桥，桥下的河床早已干涸。跟我一起来执行炸桥任务的贵州籍战友（我已经忘了他叫什么名字，那会我们都叫他“小贵州”）问我：“班长，这箱手榴弹埋哪？”我说：“就埋这桥下吧！有个参照物，日后如果要找也容易辨识地点。”然后我们就分工行动，我和另外一名战友去铺设炸药，小贵州就在桥头下面挖坑埋手榴弹。说来也巧，小贵州站的那个位置应该是一个死角，飞机的炸弹很难扔到他那个位置。结果那天就巧了，一枚炸弹正好飘在小贵州面前爆炸，等爆炸过后，我和另外一名战友冲过去查看时，小贵州腰以上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两条腿。出国作战时，首长已经跟我们讲过，战友们一起出去执行任务，如果牺牲了，那么活着的人再艰难也要把牺牲战友的遗体带回来，如果遗体残缺不全了，那么就算只剩几块骨头、一根手指也得带回来。因为烈士的父母把他们的孩子交到部队，牺牲了咱们也得对烈士和烈士家属有个交代。就这样我把小贵州的两条腿扛了回去，我的一身军装也被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后来我们部队又有了一个新的规定，换下来休整的部队补充兵员后，新兵训练时，我们这种军装上沾满血的老兵不能进新兵连，理由是怕吓着他们。
当时我们在临津江一带构筑防御工事，野战部队白天加紧构筑工事，挖防空洞，掏自己住的地方，而我们侦察兵则不需要构筑工事。因为我们天一黑就出去侦察，天蒙蒙亮的时候回到阵地。有紧急情况回来后马上就去跟团长汇报，没紧急情况就先补一觉，早上起来再跟团长汇报，之后就掏自己睡的洞子。说到跟团长汇报，也是有很多乐趣的。当时我们去见团长汇报情况，团长都会先发一根烟给我们，抽完了，团长会再发。了解了团长大方这一特点之后，我们干脆抽几口就趁团长不注意掐灭放口袋里，团长一看烟没了就再发一支，要是一次汇报的时间长，可以混好几支香烟。再加上像我这种胆子大、性格比较活泼、敢跟团长开玩笑的，一般看见团长一包烟还剩小半包的时候，我就连诈都懒的耍了，直接说：“就剩那么点了，团长您都给我吧，不就省着给我发烟了么？”每次说完团长都会给我，甚至到后来干脆我不开口耍赖，团长都直接给我。当然，这烟拿回来我也不会独自享用，我都会跟我班里的战友一起分享。那时候日子虽然艰苦，但是战友们苦中作乐，趣事也多。
朝鲜的冬天比较寒冷，我们侦察兵有时晚上出去，往敌军阵地前一趴就是一宿，等到要撤回的时候，两条腿都感觉已经不是自己的了。大家可能要问，你们吃饱了撑的不攻击敌人，大晚上在敌军阵地前趴一宿？我们侦察兵的主要任务就是摸清敌情，包括敌人数量、武器配备、是否换防了，也包括敌人工事修筑情况，敌军阵地前地形地貌等情况。第二，突袭、刺杀、捕俘。第三，反间谍（我有两次荣立三等功都是因为捕获敌方特工，这个后面我细说）。第四，爆破。例如小贵州牺牲那次。第五，侦察清楚需要打击的目标后，给我军坦克带路，或者给我军喀秋莎画出最佳打击及隐蔽位置。比如我们侦察员先侦察好需要喀秋莎打击哪个目标，目标坐标是多少，然后再根据喀秋莎射程和便于隐蔽及撤退的地形，选出喀秋莎停靠的地点，然后把喀秋莎带到指定地点发射。一般来说每次来两辆喀秋莎同时开火，打完即刻按事先选好的路线撤离。第六，其它一切稀奇古怪的、野战部队不能或不便执行的任务。例如给敌军送礼品，从心理上瓦解敌方战士的意志。这个后面我也会讲到。在敌军阵地前趴一宿，主要目的还是通过他们的换岗情况来搞清楚敌军的编制，同时也能判断出敌军的火力配置，另外也能知道对方是否换防了。每次趴到午夜过后是最冷的时候，每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想整两口酒喝。在朝鲜前线那会儿，酒可不好弄，想想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够赖皮的。为了弄一点儿酒，我就跑到卫生队和医务兵磨啊磨，就为了要点儿医用酒精（那时医用酒精跟现在不一样，那会儿的医用酒精都是粮食酿造的）。磨了半天，医务兵终于同意给点儿。我说我自己倒，医务兵不让，一定要他拿着酒精瓶往我水壶里灌。我看着他准备停的时候，就再说几句好话，同时也用手托一下医务兵的肘，争取多来点儿。要来的这些酒精，回去之后我们是要兑水的，并且这是我们班的“集体财产”，平时谁都不会喝，谁晚上去趴敌军阵地，谁就带着，冷的时候来一口。（下图：刘福清在二侄子搀扶下寻找当年的家）
我认为在朝鲜的这两年，是我人生中最精彩的两年。下面我就通过我的亲身经历来讲述一下我和我的战友们在朝鲜战场上的那些岁月。
兄弟情战友情。我就先从我的河北老乡加战友杨树森烈士说起吧！杨树森比我大两三岁，也是平津战役时入伍的。我们一起南下，一起解放重庆，一起湘西剿匪，一直到朝鲜，我们一起完成了南阳里机场的修建。杨树森是翻身农民出身，为人老实，脸上有一大块痣，痣上还长着比较长的毛（如果放到今天这种情况是过不了部队体检的，但战争年代只要身体康健、家庭出身好、思想进步，部队都会收的）。平时我们在一块时，常聊一聊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家乡流传甚广的故事，甚至互相邀请胜利后一定到对方家里看看。直到有一天，我去执行任务，我往前线方向跑，趟过河的时候，美军飞机正在轰炸，炸弹噼里啪啦地落在河里，溅起一根根冲天水柱。这情况有经验的老兵都知道，不能躲也无处可躲，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渡河。就在我快跑到河对岸的时候，一组担架和我擦肩而过，我隐约听见非常熟悉的哼哈声，扭头一看，正好看到杨树森脸上的那一大块痣，心里咯噔一下想：“完了，这是杨树森啊！”我刚想回头去问一下怎么回事，一波轰炸又来了，我只能快速跑过去。等到任务结束后回到家里，我直接去了卫生队，到了卫生队就问杨树森在哪？医务兵告诉我杨树森已经牺牲了，机枪子弹打在大腿根上，流血过多牺牲的。也许是见惯了生离死别，当时我第一反应不是伤心难过，而是我必须问清楚杨树森埋在哪了。日后胜利了，万一他家里人想给他扫墓，我这个老乡加战友得能给他家人带路啊！然后我便找到掩埋杨树森遗体的担架队同志，请他们帮带路去看看杨树森到底埋在哪里了。到了烈士墓地，看着整山坡的墓，我震惊了。我问担架队的同志：“这都是咱团的战友吗？”他们答：“对。都是咱团的。”我说：“咱团全团集合，连骡子带马也站不了这么大一片啊。”当时我还专门记了一下位置，也以驻地、山势、方向等为坐标记录了杨树森墓的位置。后来想想，那时的想法也真是天真，即便胜利了，杨树森国内的亲人又如何到朝鲜给他扫墓呢？不过那确实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几十年之后，我外孙通过一位帮抗美援朝烈士寻亲的热心网友，查询到杨树森烈士遗骨现已转入位于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内安葬。烈士在异国他乡也算有了一个好的归宿，只是可怜他们的父母兄弟，可能一辈子到死，都没能去他墓前祭扫一下自己的儿子兄弟。
说完杨树森，我们说一下我另一位山东籍战友吧！我这位山东籍战友姓王，在一起打仗那会儿，我总管他叫“小王”。现在年纪大了，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全名。小王是我班里的战士，说是战士，其实侦察排里的侦察员个个都是老兵，选拔标准就是，要么是野战部队班长、副班长，要么战斗经验在三次以上，并且在战斗中得到嘉奖的战士，外加头脑灵活、军事素质过硬。平时我们侦察员出去执行侦察任务，一般来说就是三个人一组出去，不会去太多人，容易暴露。
那天刚好军部侦察科来了一个股长，我跟他说我带两个人去就好了，他一定要亲自去，结果就为了保护他，我们全班12名战友一起出动。我走第一个开路，进入一片松树林后，我隐约听见呼噜声，我立即停下隐蔽，并向后方传话说：“前面有呼噜声。”然后我就看见后面向我做继续前进的手势。我心想，这意思是不管他们，绕过去继续执行侦察任务。但我心想，不管不行啊！我都能听见呼噜声了，可见两军离着多近，对方也一定有哨兵，而我方13个人行动起来，即便轻手轻脚，在这个距离也是极易暴露的。我刚走了几步，便隐约看见一个人影向我们这个方向走来，我又停下隐蔽。
我定睛一看，左胳膊上没有白毛巾（咱们侦察兵有内部约定，左胳膊上系一条白毛巾。当时参战部队较多，各单位侦察兵也时常偶遇，为了避免误伤，我们整个47军的侦察兵系统内都约定，晚上出去左胳膊上系一条白毛巾。）但我也不敢贸然开枪，因为此地离美军阵地比离我军阵地更近，我们侦察兵在靠近敌军阵地时，为了更好地隐蔽，也可能会把白毛巾摘下来。当时我估计，他只是听见我们这个方向有响动，也不确定是否有人。所以我想再观察一下，或者等他开口询问，我再开枪。随后我听见一句我听不懂的语言，我也不知道他是在漫无目标的询问抑或是咒骂，总之我听不懂他说啥，那一定就是敌人了。
我把押72发子弹的转盘式冲锋枪拨到单发发射（朝鲜冬天非常寒冷，如果在枪未热前就直接打连发非常容易卡壳。当时我们侦察兵必备的技能，就是蒙眼拆装各种型号枪支，这项训练的目的就是万一枪支在夜晚发生故障，我们可以迅速排除故障），对着那个说外语的敌人连打三枪单发，他应声倒地。这时候敌军业已惊醒，未等敌军还击，我已将转盘枪拨至连发，对敌军进行火力压制。这时候，就听那位股长到处在要“给我颗手雷，给我颗手雷”。他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他：“你那把手枪能管什么用？”碍于他是军部来的领导，我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
我一边打一边安排小王留下跟我一起断后，其他人掩护股长先撤。随后我运动到一处山坡上，找了个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射击。同时，我也命令小王向我靠拢，随时准备撤退。这个时候敌人正在一个被我们打懵了的状态，一会儿等他们缓过神来，就会发现我们没几个人，到时候我们就可能会被咬死。小王在向我靠拢的时候腿肚子被敌人机枪击中，到我身边后第一句话就是：“班长，我挂彩了。”我问他：“伤哪了？”他答：“打小腿上了。”我心想，打小腿上要不了命。就跟他说：“你坚持一下，我背着你跑，到安全地带再给你包扎，现在包咱俩都得给他们当俘虏。”小王说：“好。”然后我把他的转盘枪、驳壳枪都挂在我脖子上，把小王背起来，右手端着枪就开始撤。
敌人在搞不清状况的情况下是不敢轻易追击的。我跑了一阵子没有再听见枪声了，我才感觉小王怎么这么沉，我说：“你往上点，别往下出溜啊！”小王没答话，我心里咯噔一下，又问一句：“小王，你别睡觉，往上点。”他还是没答话。此时小王已经牺牲了，牺牲原因应该是机枪子弹把腿肚子打烂了，流血过多。当时来不及考虑悲伤的事，本着对牺牲战友、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回忆，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既然已经牺牲了，我就不用考虑你舒不舒服了，我扛着你跑好了。我把小王的遗体放在我左肩膀上，左手夹着小王双腿，脖子上挎着小王的武器，右手端着我的转盘枪，随时准备开火。
就这样跑了半宿，终于看到不远处有两位左胳膊上系着白毛巾的同志在等我。本来我已经是在用意志力坚持，看到自己的战友，我再也无法坚持。把小王的遗体交给他们，我说：“小王牺牲了。”来接应的战友说：“我们扶你上去。”其实再往山上走200米便是咱们的坑道，到那就安全了。我当时确实是筋疲力尽，我说：“我不走了，小王的武器你们带上去，我就在这睡了，睡醒我再回去。”说罢我找了棵树一靠，枪一抱，枪口朝前就睡了。意志力真的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我相信如果没有看见我的战友，我肯定可以扛着小王和我们两个人的装备继续奔跑，但一旦看见来接应自己的战友，就瞬间瘫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