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战斗岁月，我一生最精彩的年华（四）
（四）
在湘西剿匪战斗中，我军涌现出很多英模，下面我主要介绍一下我参加的攻打牛栏洞战斗中涌现出的爆破英雄——丛士林。牛栏洞位于八面山中，仅有一条崎岖小路可以与外界相通，洞内是典型的卡斯特溶洞，里面甚是宽敞。湘西的卡斯特溶洞那是大洞套小洞，有水洞、干洞还有风洞。所谓水洞就是洞里有河流，所谓风动就是入洞就像进了风口，风极大。当时部队都给我们培训过，进荒洞要点一个火把，火把不熄灭可以进，火把灭了就要马上撤出来。土匪头子魏金万在牛栏洞一带盘踞十余年，洞中有大量的粮食弹药等物资。同时土匪们在洞外至洞口处共用石头垒砌了三道防御工事，这其中要属洞口那道防御工事最为难攻，土匪们号称“牛栏洞小台湾”。由于地形易守难攻，发起攻击前，团首长召集连以上指挥员开会研究攻击方案，最终确定先将洞口以外的据点全部拔除，大部队分散隐蔽在洞口两侧，然后由爆破组用炸药包炸开洞口的防御工事，同时，炸药包在洞口有限空间内爆炸的冲击波和爆炸声，也能对土匪进行有效杀伤，可谓一举两得。爆炸过后，大部队随即冲锋，这样，在地形不利于进攻方的情况下可以减少我军伤亡。第一爆破组由三人构成，每人持一枚50斤重的炸药包。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三保险”，万一有同志牺牲，则不至于影响到攻击计划。如果三人全部顺利安置炸药包，则爆炸威力会更大。可能你们会问，那为什么爆破组不再多安排几名战友呢，那不是更保险吗？再多安排几位爆破手当然更保险，但问题是地形险峻，再安排根本就排列不开。第一爆破组组长由丛世林担任。丛世林之前担任排长职务，但组织上准备给他调换岗位，而丛世林同志不愿意离开战斗岗位，因此当组织找他谈话时他就拒绝了。之后组织数次做他思想工作，他依然拒绝，因此组织上决定撤销他排长职务，并予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这次任务就是丛世林主动申请加入爆破组的。战斗打响后，我们很快就把土匪设置在牛栏洞外的据点和阵地拔除，随即我军就隐蔽在牛栏洞洞口两侧。按计划，此时我们只需要等待丛世林带领的爆破组完成爆破便可冲锋。这时，丛世林带领另外两名战士出发了，他们三人每人携带50斤炸药，向牛栏洞洞口匍匐前进，我们这边火力压制敌人，掩护咱们的爆破组靠近洞口。在快到洞口的时候，另外两位战士先后中弹牺牲，此时丛世林迂回到靠近山体的地方向洞口继续接近因为那里是敌人的射击死角。看着丛世林先安置好自己携带的50斤炸药，我们都以为他马上要铺导火索引爆，没想到他并没有引爆炸药包，而是向一名已经牺牲的战友方向爬去。这时候，我们知道，丛世林肯定是怕50斤炸药威力不够大，他想把牺牲战友携带的炸药一起放上去，加强爆炸威力。就这样，丛世林把第二位战友携带的炸药包也安置好之后，又向另外一位已经牺牲的战友爬去。在丛世林拿过炸药包向起爆点前进时，一枚手榴弹在他身边炸响，他的手臂受伤了，但他并没有理会，而是继续前进。最终，丛世林把三个炸药包共150斤炸药安置好，用导火索串联起来。他点燃导火索后，顾不得以匍匐姿态躲避敌人的射击，而是站起来弯着腰就向洞口侧面跑去。丛世林刚刚跑开洞口位置，这150斤炸药轰的一声炸响了，尘土混着火光，犹如一条肆虐的火龙从洞里向洞外一冲而出，爆炸过后正对洞口的大树小树全部荡然无存。我们若不是隐蔽在洞口两侧定然也是粉身碎骨。爆炸结束后，我们一个冲锋就进了牛栏洞，此时洞中依然弥漫着爆炸的味道，约500号土匪早就被爆炸声震懵，一个个束手就擒，只等给我们作俘虏了。此役过后，丛世林的处分也随即撤销，并被树立为剿匪英雄模范。1950年夏季过后，像攻打牛栏洞这样的大规模战斗逐渐少了，因为大规模成建制的土匪要么被我军消灭，要么迫于我军压力，化整为零放弃老巢，分头隐藏在茫茫大山之中。虽然土匪的嚣张气焰已不复存在，但他们这样化整为零却也增加了我们剿灭他们的难度。这个时候，我还真有点怀念土匪们来不来就号称“某某小台湾”“某某地解放军三年也攻不上来”的时候。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们侦通连的工作重点也转移到化妆侦察。我和一位四川籍的战友一组，我化妆为一位去长沙求学的学生，而我四川籍战友则化妆为我的挑夫。由于我是北方人，开口说话口音容易引起怀疑，因此我们约定，吃喝拉撒所有事均由我四川籍战友开口说话，一旦我开口说话就要抄家伙开火了。别说，我俩还真遇上一伙土匪。当时一个土匪头子在前面给一伙土匪兵训话，当我俩看到这伙土匪时，我估计他们也注意到我俩了，所以，此时我们如果掉头离去或者改变路线，很可能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到时候说不定要叫我们过去盘问，那样就更麻烦了。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方式就是装作漫不经心，尽量不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因此我们选择继续前进，并在靠近土匪队伍时选择从训话土匪头子后面、整个队列前面走过，这样既落落大方不会引起土匪头子怀疑，同时，不在他眼前晃悠，也不容易引起他过多的注意。离开土匪视线之后，由于我年轻且有功底，腿脚快且我的口音更容易暴露，因此我俩决定我四川战友留下来监视这伙土匪动向，我跑回驻地叫大部队过来。回到团里，我把情况汇报过后，谢团长指示二营长任孝山带队随我前去剿匪。当我们把这伙土匪包围之后，任营长大喊一声：“要死的，不要活的！”我们乓乓一顿枪，根本不理会他们是否投降，消灭了再说。
再后来，土匪越来越难找，但是我们也发现土匪一个弱点，那就是他们躲进大山，你断粮，他们可以自己在大山里解决，但是很多土匪，尤其是土匪头子，都有抽大烟的习惯，断了他们的烟土，他们就受不了。因此我们侦通连的同志又化妆成烟客，分散到各个乡镇村落的大烟馆里（1950年那会湘西已经开始禁大烟，但是还没有采取强硬手段禁止大烟，那个时候湘西老百姓抽大烟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因此很难马上一刀切）。说到这，我先提一句，我们侦通连副连长和当时他的通信员王海（山东人，赴朝后升任副班长）就因为烟土犯了军法。这个是后话，等以后讲到抗美援朝的时候我再细说。现在言归正传。我们化妆成烟客进大烟馆“守株待兔”，这事是不瞒烟馆老板的。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新生政权彻底禁烟是迟早的事，烟馆老板也想图个“进步”的名声，所以都会配合我们。当然我们最看重的，还是烟馆老板能够从众多烟客中识别出哪个是土匪，因为他的烟客他基本都熟悉，来的生人基本就可以确定是土匪。我们和烟馆老板“约法三章”。第一，胆敢向土匪暴露我们的行动，或者出卖我们，以反革命论处，枪毙没跑。第二，如果怀疑来人是土匪，则要及时向我们发出信号，比如主动给我们端一杯茶过来。第三，只要没有可疑人员进来，烟馆照常营业，各忙各的，不必理会我们。在大烟馆蹲守的这段时间，我总结出一条，大烟这东西抽着好不好抽咱不知道，因为有纪律不允许我们抽，但是烟雾缭绕的味确实挺香，就连猫狗进了大烟馆都变得慵懒，不愿意再往外走，也许这就是西方列强毒害我中华民族一百多年的根源所在吧！
咱们四野在湘西剿匪，寻找土匪还算是讲究策略的，多年后听我老亲家讲，他们三野在浙东地区剿匪，他漫山遍野转悠找不着土匪，急的火急火燎，更气的是，有时候明明当地百姓知道土匪窝点在哪里，但百姓就是不说。按当时情况分析，估计新中国诞生不久，老百姓还没有完全从担惊受怕的日子中回过味来，怕告诉我军后土匪会报复他们。我亲家讲，有一次他们明明知道那附近有个土匪窝，里面有十几名土匪，可是老百姓就是不告诉具体在哪儿。他一着急就吓唬老百姓说，再不告诉我们，我就把你吊在房梁上。最后老百姓说：“不是我不告诉你，那伙土匪有16个人，你们才3个人，告诉你们，你们也解决不了问题。”我亲家当即带领两名战士（其中一名还是从国军那边解放过来的）朝土匪窝去了。三对十六，当时大家都觉得，应该回去把大部队带过来，但当时如果回去呼叫援军，则要消耗大量时间，说不定土匪也就转移了。我亲家坚持不能贻误战机。他定下一个突袭的计划，先击毙土匪哨兵，然后边开枪边往里冲，靠近了就扔手榴弹。亲家赌的就是当时大环境下土匪已是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在这种心态下，一旦突然被袭，第一反应一定是逃跑而不是抵抗。就这样他们三个人击毙四名土匪，缴获十多条枪和一些粮食。但由于我亲家寻找土匪的方式违反了纪律，所以此战没有立功，但也没有受到过重的处罚。
（刘福清的亲家，即赵晓玮的爷爷年轻时的照片，他曾参加新四军三五支队，后转为三野20军60师）
在我四大野战军还在如火如荼地肃清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和匪患时，1950年夏秋时节，朝鲜半岛局势已经非常紧张，当时我们的剿匪任务还没有结束。421团的老底子里，有很多是东北抗日联军里的朝鲜族官兵。他们的家乡在朝鲜，因为日本侵略朝鲜，他们背井离乡到中国来打游击，后来加入了咱们的队伍。他们的汉语和咱们说的一样好，但他们私下还是习惯用他们朝鲜话来交流。在朝鲜局势紧张的情况下，毛主席同意让参加了我人民解放军的这部分朝鲜同志先行返回朝鲜抗击美国侵略。因此早在咱们组建志愿军赴朝参战之前，这些和我们一样穿着解放军军装的朝鲜同志就先行回朝鲜参战了。大批量的外国人穿着我解放军军装参加解放战争，估计这个现象为我四野独有。后来我听说，咱们朝鲜战友刚回国的时候，金日成手下那帮从苏联穿着带有军衔苏式军装归国的朝鲜军官瞧不起咱们这些朝鲜战友，他们觉得从咱们这里回去的同志土。结果几仗打下来，朝鲜人民军内就服气了。咱们四野出去的指战员作战水平可真不是吹出来的。
到1950年年底，湘西匪患基本肃清，余匪对新生政权和人民百姓的安全基本不再构成威胁。1950年春夏那会儿，中央军委给各大野战军发电报，要求各大野战军从各个陆军部队中抽调一批战斗骨干，组成新的伞兵部队。我们团接到命令后，组织符合条件的战斗骨干报名登记。报名当天我们都在排队等待，一边等，我们就一边聊天。我问：“伞兵是个什么兵啊，怎么还要求必须是战斗骨干才能报名呢？”就有战友答：“嗨！伞兵，恐怕就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了，需要为人民服务，下雨天给老百姓打伞，为人民服务！”这时又有战友说：“胡扯淡！我听说了，伞兵就是打着把雨伞从飞机上往下跳。以后咱要去哪就不用走路了，直接坐飞机过去，到地方打把雨伞直接跳下来就行。”我一听，啊！打把雨伞从飞机上往下跳？那不是找死么？我这个人生死不怕，就是胆小！咱爷们不选了。然后我就没有报名，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的人是多么的淳朴无知。
1951年春节过后，我们就接到随时准备赴朝参加抗美援朝的任务。此时我们团还关押着差不多一千号包括大小土匪头目，或是被老百姓指控有人命案或强奸案的土匪官兵。这些人本来都要经过公审再枪决的，但迫于我军即将赴朝参战，而把这么多死刑犯留给地方政府，他们肯定是没有能力管理的。因此首长决定，在一个月内把这些对人民犯过血债的土匪全部枪毙。那时候，需要被处决的死刑犯关在单独的监牢里，我们侦通连的同志，只要是在家的，每个人每天都要去枪毙两到三个土匪。其实，枪毙人很少能够一弹一孔，一枪下去，脑壳是要爆掉的。一开始没经验，一枪打下去，死刑犯往后一甩，就甩我们一身脑浆，那个东西粘在军装上三五天都散不掉。后来枪毙多了，经验就总结出来了：让他们跪下的时候，绝对不能让他们把屁股坐在脚后跟上，一定要让他们上身前倾，重心往前，这样一枪下去，他们会往前扑倒，脑浆就不会甩在自己身上了。另外，当时枪毙人，绑死刑犯的法绳可是需要反复利用的，因此打脑袋来的最快，千万不要打心脏，否则犯人折腾半天死不了，你就得等着他彻底咽气了，才能解绳子走人。
几十年之后，我和我的亲家也时不时会讨论枪毙土匪的经验。我的亲家也是一位老革命军人，解放前就参加了新四军三五支队浙江海防大队，后并入三野二十军六十师师直属警卫营。我的亲家参加了解放浙东地区的一系列战斗。他讲述说，当年他们胜利以后，在新昌县、嵊县（今嵊州市）一带剿匪的时候，也枪毙一些罪大恶极的土匪，但他们是打心脏，而且都要经过有老百姓在场的公审才能枪毙，并且枪毙之后要让老百姓来验尸。由于有老百姓验尸这个环节，所以要求打心脏留全尸，一枪毙命。他说有一次他现场指挥枪毙一个蒋介石亲封的“反共护国军少将”，其实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公审前已经在心脏位置用粉笔画出一个点，只要战士把刺刀抵在点上开枪就可以命中心脏，但执行的时候，该战士太紧张了，开枪时吓得回头了，所以枪口就向斜上方移动了，结果三八枪击穿了该犯肺部。该犯躺在地上挣扎。枪声过后警戒线就放开了，让老百姓进来验尸。这个时候我亲家想的是，该犯罪大恶极，绝对不能让他活，而补枪势必造不利的舆论。因此他一把夺过战士的三八枪，用刺刀对着该犯的耳朵就扎进去了，搅和了一下拔出来，又给该犯翻了个身，这样老百姓来验尸也只能看到一个弹孔。晚年闲来无事，我们老哥俩见面就喜欢聊一聊当年打仗的事。
（赵晓玮的爷爷奶奶结婚照）
咱们言归正传，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部队一过龙山时，我曾经亲自进城找过一个谢姓保长帮部队带路。当时我还觉得此人思想甚是进步，但就是此人趁部队去解放重庆龙山空虚的时候，配合土匪一起反叛新生政权，杀害革命同志和无辜百姓。后来我们又杀回来了，土匪被剿灭，这位谢姓保长也成为我们的阶下囚。在规定时间内处决完所有罪犯的命令下达以后，第一个被我枪毙的人便是此人。那天上午，我们十几个人每人去领了一根法绳，然后就朝着关押死刑犯的监舍走去（牢房里面的人不知道他们即将被处决），打开牢门，我向里面扫视了一圈，脑子里考虑挑哪个拉出去毙，这时这位谢保长可能是把我认出来了（除了一过龙山是我进城找的他帮带路外，他被捕后团首长数次提审他也都是我去提的人），他迎上来就对我点头哈腰打招呼。我心想既然你主动迎上来了，我也不用挑了，就你吧！我看了他一眼道：“你跟我出来。”然后就把他提出来了。当时里面的人还不知道他们即将被处决，所以还不能当着其他犯人面绑人，我押着他向外走了一段，他可能还是认为我去提审他。到了路口，他就顺着去团部的方向走。我喊了一声：“站住！”他就停了下来，然后我拿出绳子说：“绑上”。这时他应该已经猜到今天要被处决了，吓得面如死灰，任由我绑。绑好之后，我就押着他往军营门口去。此时，其他十几位战友也每人押了一个五花大绑的死刑犯过来集合。之后我们就把他们押往军营东边的一片开阔地。这一路走，谢保长就一路跟我商量：“同志，求求你帮我留个全尸，不要打脑壳。”我也不理会他，走慢了我就在后面推他一把，走得快我就在后面押着，不一会我们就到达刑场。部队早已把四周戒严，除了军人外其他人是无法靠近的，我们让所有犯人一字排开跪下，现场也不用人指挥，我们自行开枪就行。我瞄着他的后脑勺“嘣”就是一枪，说来也巧，我开枪的瞬间，他往前躲了一下，结果子弹把他头皮划开了，他也瞬间倒在地上，面如死灰，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气得上去就是一脚，骂道：“你他妈的躲什么？白遭这个罪，还得打一枪。给老子起来！”说罢我又把他拉起来重新跪好，对着他的后脑又是一枪。这一枪下去，他脑袋就被打爆了，脑浆向前洒了一地。我过去看了一下，粉红色的，就像碎了的豆腐脑，过了几秒他的腿就不蹬了。我把法绳解开，又回去绑了第二个出来枪毙。第一天我一共拉了两个出来枪毙。
（当年421团剿匪的地方湖南龙山县烈士陵园）
准备离开龙山前，部队决定留下一部分指战员补充到地方军管会，以便于在大部队离开后能够继续维持地方治安。我们侦通连的指导员就在被留下的名单里。由于我的军事素质还算可以，指导员希望我能够留下来帮助他，因此指导员就去和连长商量这件事，连长坚决不同意我留在龙山。留守名单最终由团里定，因此连长和指导员还把官司打到了团长那里。虽然那会儿我还是给连长当通信员，没有正式到侦察排任职，但实际上已经利用我自身优势执行了很多次化装侦查的任务，而每次侦察回来我都是直接去跟团长汇报，因此团长对我也比较熟悉。官司打到团长那里，团长就说，那把小刘叫来吧！问问他愿意跟谁走。就这样我被叫到团长面前，团长把事情说了一遍，问我想跟谁走。我当时可没有想到，多少年后咱们祖国可以通高速公路通飞机通高铁，我当时就想，我从北京连走带打一年多才走到龙山，我要是留在龙山，虽然不用打仗了，没什么危险了，但是我这辈子还怎么回家啊？跟着部队走，部队是到处转，虽然打仗会死人，但是说不定有一天我又能转回老家。况且我本来就是王连长招来的兵，而且连长就跟我大哥一样，我打心底也是愿意跟着连长的。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团长：“我愿意跟着部队走。”
当时中央军委已经下令让我们抓紧补充兵员，并做好新兵训练工作，一定要保证作战单位编制满员。就是此时，我们招收了大量川东子弟和湘西子弟入伍，其中有一部分甚至是我们改造好的土匪（这部分土匪也都是穷苦人，被迫去当土匪，跟着土匪头子瞎混，也没有干什么坏事，就被我们俘虏了）。当时每个团不算团直属单位，下属三个营，每个营都有四个连，每个班加上正副班长都是12人的编制，所有战斗单位全部满员。之后部队针对射击、投弹以及刺杀等项目进行了专门的训练。我们侦察排还接受了关于军事地形学等专业培训。此时王连长也升任一营副营长。王连长离开侦通连之前，调我去侦察排当班长，我坚决不去，我说：“你去一营，我也跟你去一营。”王连长说：“那不行啊！你不能一直跟着我。好好干，你会是一个好侦察员。”我又说：“我不愿意管人，我组织不了全班开会、全班学习，我不去”。最后王连长提出让我去侦察排当副班长。我一看，再怎么争取也是要分别了，也就只能同意了。就这样，连长见我同意了，他怕我反悔，马上叫人把我的铺盖送到侦察排那边。命中注定我跑不脱“班长”这个位置。赴朝后没多久，在一次侦察任务中班长牺牲了，我又升任班长。在朝鲜我们侦察排排长就牺牲了三位，其中一位就是我两位入党介绍人之一李建义。后来我也在代理排长任上差点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