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下十分流行的网络歌曲里有这样一句歌词：“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咱们伟大的祖国刚刚过完七十华诞。七十年对于祖国来说只能算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切都还欣欣向荣、蓬勃发展；七十年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是“古来稀”。而七十年对于我们这些曾经为建立新中国洒过几滴汗水，流过几滴热血的老兵来说，就意味着从当年的追风少年变为耄耋老人甚至是期颐老人，而“百战之后”本就硕果仅存的老战友又一位位凋零。人生至此，剩下的也只有对过往的回忆。而回忆我这一生，最精彩且记忆最深刻的部分，毫无疑问应该是战争年代的军旅岁月。
回首战争年代，尽管我没有那些开国将帅的丰功伟绩，也没有董存瑞、杨根思、黄继光、胡修道、张桃芳以及罗盛教等英模的英雄壮举，但我一路从平津用两条腿丈量到祖国大西南，解放重庆之后又返回湖南湘西剿匪，之后又从湖南北上辽宁安东（今丹东市）赴朝参加抗美援朝，单凭我这趟“旅行”也够写一本游记的吧！
（刘福清在朝鲜时的照片）
我的姓名：刘福清，河北省固安县毛家营村人。1948年苞米成熟后不久的某一天（证件上标注时间1949年2月是平津战役结束补填资料时随意填写的时间），在北平（今北京市）附近的某段长城上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在单位是四野47军141师421团侦通连。我所在的部队是一支历史悠久战斗力强悍的英雄部队。47军即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著名的黑山阻击战就是我们这支部队坚守下来的。421团是原十纵88团，是141师的王牌主力。团长谢松柏，湖南人；副团长郑波，河南人，后升任团长；政委董振元；参谋长石侠，陕西人，南下湖南后被调走没有赴朝参战。我参军后被分配到侦通连，连长王洪德，辽宁鞍山人，是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之一。王连长在参军之前已经是鞍山工人革命队伍的领导，据说当年是带着百八十号工人兄弟参军的。指导员是朝鲜族人，满脸大胡子（可惜姥爷讲述时笔者没有注意记他的姓名，甚是抱歉）。我刚刚参军的时候，全团有相当数量的朝鲜族战友。他们的汉语说得像我们一样标准，但是他们私下交流的时候又会说朝鲜话。每当他们当着我的面用朝鲜话互相聊天的时候，我都忍不住骂他们两句：“他妈的，明明都会说人话，却非要说驴话。”然后大家一笑了之，之后就开始用汉语交流。但貌似每次骂完下次又“涛声依旧”。我与我的朝鲜族战友于1950年南下到大西南时分别。朝鲜战争爆发后，在我军尚未赴朝参战时，中央决定将四野部队中所有朝鲜族官兵先行抽调走，送他们回朝鲜加入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国侵略。朝鲜人民军内分苏系和中系两派，所谓苏系，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加入苏联红军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朝鲜军人，他们回朝鲜时穿苏军军装，有军衔；中系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沦陷后从朝鲜转移至中国东北打游击的朝鲜军民，后来他们加入了咱们第四野战军，在跟随四野作战中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军事素质。据说我们朝鲜族战友刚回国时，苏系归国官兵瞧不起，一场硬仗打下来，他们就都服气了。我们四野的战斗精神和作风那是绝对不容置疑的。侦察排排长李建义，也是我的两位入党介绍人之一，后来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李建义同志牺牲后，组织上让我接替李排长任侦察排长，但我觉得自身文化水平较低，无法主持全排同志开会、学习，因此再三推辞，但最终组织上还是让我暂时代理排长。我也是在代理排长任上负伤回国的。
我小时候父亲和两个堂兄在北京拉洋车，当时日寇刚刚攻占北京，父亲拉洋车过马路时，遇上日本兵开着汽车在路上横冲直闯，父亲躲闪不及被撞成重伤。由于家中无钱医治，两位堂兄将父亲运送回老家。父亲躺了几个月便去世了。从此我们一家人就过上了给地主打短工和四处要饭的日子。长期营养不良，导致我刚参军时身材矮小，三八式步枪插上刺刀还比我略高一点。由于身材矮小，加上之前我在给地主家扛活时练就了使唤牛和使唤马的本领，因此一开始被分配在团部喂骡子喂马。喂了几天军马，有一天团直属侦通连训练，当时他们都拿我当小孩，没有让我参加训练，我就坐在一旁观看。看到几位刚参军的翻身农民怎么学都不会做，我忍不住说了句：“这么笨啊。”然后战友们就起哄说：“我们笨，那你来试试。”我心里一直在想：“参军连枪都不发给我。早就想跟他们一起训练，希望可以得到一把属于自己的枪。”我便跑过去，按照老兵示范的动作做了匍匐前进、前滚翻、后滚翻、空翻等动作。王连长见我动作行云流水，夸了句：“不错！是个好苗子。”然后便问：“小伙子，以前有基础？”我答：“报告连长，小时候跟我二爷爷练过武。”（说起我这位二爷爷，那是一位武林高手。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有一把祖传大刀，大刀都是供在供桌上，平常也没人拿出来舞，当然也舞不起来，着实太重。只有我二爷爷可以把它舞的虎虎生威。后来我二爷爷远赴黑龙江，那时候小也没问二爷爷去黑龙江干什么，只是后来听我爷爷说，二爷爷在黑龙江教了一帮徒弟。直到有一天家里收到一封信，是二爷爷的徒弟们写给我家的信，信上说我二爷爷去世了，但是徒弟们要守孝三年，然后他们会护送二爷爷灵柩返回故里。当时我爷爷说，那就等他们送吧，咱去黑龙江也不知道哪找去啊！后来中日战争日渐激烈，三年过去也未见有人护送二爷爷灵柩回家。二爷爷一辈子没有结婚，至今他的坟也只是一座衣冠冢，他的遗骸应当还在黑龙江。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的定数，十几二十年之后，我同样远赴黑龙江，并扎根黑龙江，在这里工作生活了一辈子。至于我们家祖传的那把大刀，在我从朝鲜战场回国后曾经问过我哥，刀去哪里了。我哥说大队收去炼钢了，我甚是可惜。）我当即被王洪德连长选为他的通信员，也得到了一把我梦寐以求的枪——骑兵用的马枪。因为步枪太长，当时我个子还没有长起来，所以连长特意发了把骑兵的马枪给我。从此时直到王连长调一营任副营长，我调侦察排当副班长之前，我一直都给王连长当通信员。当然由于年龄小、身材瘦小、略有些身手，加上之前有过要饭的经历，我也时常被侦察排借调去化妆侦察。这是后话，后面我会细表。
（刘福清老人演练他年轻时学的拳法）
当时部队还在北京附近的某段长城边上住。多年后有很多亲朋好友跟我聊起他们去长城玩如何如何，我总是回答：“长城有什么好玩的，当年我们在长城脚下掏洞子住了两三个月。”也是这段时间，我听说了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我也曾经跑去看过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当地民间都盛传火车挂钩是詹天佑发明的。据说有一次詹天佑和妹妹一起爬山，爬至陡峭处，詹天佑先上去了，妹妹爬不上去，詹天佑在上面伸手拉妹妹，妹妹也伸手拉詹天佑的手，两只手像挂钩一样扣在一起，詹天佑用力一拽，妹妹就上去了。这件事给了詹天佑一个启发，从而设计出火车挂钩。此事是否真实我不曾考证过，但京张铁路的确为詹天佑先生设计修建。同时还记得我们部队驻地附近有块大石头，听有文化的战友说那块石头叫望京石，说站在上面能望到北京城。我十分好奇，特意站到上面去望了很久，可是什么都没有看见。我就问：“北京在哪啊？我怎么看不见。”有位有文化的战友就笑话我说：“你当然看不见北京了。这望京石是古代大将军驻守长城，想皇上了，站在上面往北京方向望一下，人家能看见。”多年后我才知道，所谓望京石，无非是一种寄托思念的方式，不仅我看不见北京，古时候的长城守将照样看不见。
平津战役结束以后，部队往我老家固安县去的时候，沿途看到很多菜窖的盖都是敞开的，这都是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逃离了家乡，国民党官兵下菜窖偷了老百姓的菜，偷完不盖盖，里面的白菜都冻坏了。另外看到一头耕牛，屁股蛋上血淋淋的，少了一条肉，估计也是被国民党兵割去了。不过那个士兵也算是有“良心”了，没有把老百姓的整头牛都给吃了，虽然生生割下一条肉，但是牛还活着，也算良心未泯。我自打出生开始，一直到参军前，几乎每天都为温饱问题发愁，看到如此景象心中甚是惋惜。
我们141师就驻固安县。王连长当即决定放我一天假，让我回家看望我的母亲和兄弟。早饭后出发，晚饭后必须归队。同时还派了两位战友陪我一路回家，一来可以给我撑撑门面，有种“衣锦还乡”的感觉，更重要的是，这是我军的规矩——部队在北方，北方官兵探亲需两名南方战友陪同；同样部队在南方，南方官兵探亲亦需两名北方战友陪同。这样做到目的，一个是为保护我们官兵安全，毕竟刚刚解放，很多土匪、特务、隐藏的国民党残兵败将等反动派还没有肃清干净，因此我们的解放军战士落单后容易成为他们的报复对象。第二倒不是不信任咱们的战友，怕他们开小差。主要是咱们很多战友早年参军征战四方，很多年都没有回家，那时通信也极为落后，入伍后和家中的联系基本中断，因此有些战友突然出现在家人面前时，家长父母长辈就不让咱们战友按时归队，甚至是以死逼迫咱们战友必须留下。多年后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里结识的一位挚友便是这种情况。我的这位挚友名叫杨文德，河北霸县人（今河北霸州市），也是自幼习练武术，与我也是同乡。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八路军，抗美援朝时期已经提拔为连长。在我军装备苏联坦克后，他被部队选中从朝鲜抽调回国上军校，培训坦克驾驶技能。当时培训基地在北京附近。培训结束后，由于还有一段时间才能再次赴朝，部队就给他们那批结业学员放七天假，让他们在北京参观游览一下。当时我这位老哥想：“老家霸县离北京也不远，自参军以来也很多年没有回家看过父母亲人了，可能家里人都不知道我是死是活，不如回家看一下再回朝鲜，万一在朝鲜牺牲了，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因此他决定利用这七天假期回老家探亲。收拾行囊回到家乡，父老乡亲都热泪盈眶，非常高兴。到家那天他已经跟他母亲和姥姥说好只能住三天，然后就要返回部队。可是到了第三天母亲和姥姥说什么也不让他走，并威胁：“如果你走我们娘俩儿就上吊。”我这位大哥是忠义仁孝之人，如何能看着母亲和姥姥寻死，没办法只能留下来陪老人。当时人也是傻，通信落后，无法及时通知部队是客观事实，但也没想到求助当地政府，自己返回部队由当地政府帮忙安抚并照料母亲和姥姥。总之我这位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大哥，在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就因为一次探家脱离部队了。多年后到了黑龙生产建设兵团，他也只是以普通工人的身份在默默建设北大荒。甚是惋惜！因此那个时候咱们部队路过战友家乡时，如果战友想探家，部队上一般都会安排其他战友陪同返乡。
（刘福清展示从小练就的铁掌）
“衣锦还乡”之后我们就开始了南下行军。刚开始南下的时候，我们没有既定作战任务，主要任务就是向南方长途行军，什么时候会领到作战任务大家都不清楚，每天的任务就是行军。我们就这样在我的家乡——燕赵大地上向南进发。大约八九天之后我们走到了赵县。到达赵州桥后我们就休息了。当时我对这座古桥倒也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只是听当地村民讲了关于赵州桥的神话故事后，我才对这座古桥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又跑到桥上去仔细看了一遍桥上的车辙与蹄印。赵州桥始建于隋代，由工匠李春设计建造，已有1400年历史。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年村民告诉我，这赵州桥是春秋战国时期鲁班所造，传说鲁班造好桥之后，恰巧来了一个骑着毛驴的老人和一个推着独轮车的长者。二人见鲁班刚把石桥建好，便问：“你这桥结不结实，我俩过去不会给你压塌了吧？”鲁班看了他俩一眼，不屑一顾地说：“就你们俩，能压垮我的石桥？”这二人见鲁班如此说辞，便不再解释，竟直登桥。二人刚行至一半，石桥便“咔咔”作响，大有瞬间倾垮之势。鲁班见状，心中犯了嘀咕：“这二位是何方神圣，竟能压垮我造的石桥？”说时迟那时快，鲁班再也来不及细想，便跃至桥下一掌将石桥擎起，大喊了一声：“过！”石桥在鲁班的支撑下竟然渐渐稳了下来。倒骑毛驴的老者与推独轮车的长者也平稳地通过石桥。二人过后，天空中传来二人爽朗的笑声，并说道：“此桥能承的住我二人所载之三山五岳、金山银山，必定屹立千年不倒！”后来鲁班才知道，原来这两位神仙，一位是八仙中的张果老，另一位推独轮车的是财神爷，他们载着三山五岳、金山银山从石桥上通过。如今1400年过去了，苍老的赵州桥依然屹立，看来即便是二位神仙也低估了赵州桥的寿命。当年我听当地村民讲述的故事固然是神话传说，但那赵州桥上的车辙、蹄印确实真实存在。也许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伟大的劳动人民和1400年的时光，共同为这座古桥打上了苍劲有力的烙印。
离开了生我养我的燕赵大地，部队就进入了九州腹地——河南省。我们47军进入河南的时候，河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只有安阳和新乡尚未解放，因此也并没有特别紧张的敌情。路过安阳的时候，我们47军曾经向四野总部请示搂草打兔子顺手解放安阳，但四野总部没有同意，让我们继续南下。可能是总部首长考虑到安阳守军都是些国民党地方武装，没有国民党正规军，因此没必要小题大做，耽误正规军南下任务。另外就是离安阳不远的新乡城，彼时亦在国民党军手中，而且新乡的战略地位更为重要，守备部队都是国民党正规军，同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华北战场大溃败，一些残兵败将也退守至新乡城，加之新乡交通便利，因此新乡是国民党在中原腹地一个重要兵站。当时估计总部首长可能考虑用我们47军去解放新乡，就这样我们大摇大摆地从安阳过去了，大有“耀武扬威”之势。安阳那些苟延残喘的反动派对我们也是避之不及，我们不去打他们那些“废物”，他们已经是烧高香了，自然不敢来主动招惹我们。部队路过河南的时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河南人无论大人小孩吃饭都是一人一大碗面条，五根手指托着大碗，掌心里还藏着一个小蘸酱碟，另一只手四根手指夹着筷子，无名指与小拇指之间还夹着一根葱，吃口面条，然后再葱抹大酱来一口。全村老少爷们满街里边走边吃，咱们部队路过，他们就在路两边排着，边吃边看咱部队。那时候我真觉得，河南人的手指应该都是很灵活的。我们在河南境内最大的军事行动应该算兵临城下，包围新乡城（当时新乡市还不归河南省管辖，是平原省省会），迫使国民党新乡守备部队向我军投诚。那时候天气已经慢慢热起来了，大概是四月底五月初的时候，我们部队到达新乡城下，我们奉命从四面将新乡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并在前沿阵地与新乡城之间戳了三颗接近一米长的炮弹，以震慑国民党新乡守军。同时，军长梁兴初向新乡反动派发出最后通牒——两条道路任选：一条就是走北平傅作义和平解放之路；另一条就是步天津国民党反动派后尘，大军攻城之日就是尔等灭亡之时。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迫下，国民党新乡守军派出代表到我47军军部，向我军表示愿意献城投降，接受我军改编。随后双方签订受降与和平改编协定，我军入城接管新乡。由于在我军到来之前新乡守敌有负隅顽抗想法，因此新乡城外布满了地雷，我军入城之时都还没有完全排除，只是把主要道路的地雷清除了，其它地方都是暂时以白灰标记。我们在新乡停留时间较长，大概有十天半个月，主要是刚刚解放，需要部队维持治安，震慑那些贼心不死的反动派，同时也等待地方同志来接管这座城市。
我们离开新乡继续南下时，天气已经非常炎热。我是河北人，感觉人生第一次感受如此炎热的天气。后来很多战友中暑，能坚持的就跟着部队继续走，坚持不了的就找个阴凉地方躺着休息，部队上专门派了卫生队沿途医治中暑掉队的战友。卫生队给他们稍作处理后，他们又继续跟着后续部队一起行进。后来部队首长见这样下去不行，遂决定每日凌晨三点出发，行至上午九、十点钟天气逐渐炎热便休息。改变行军时间以后，中暑情况大为改善。
准备走出河南省的一天晚上，我听首长们聊天，说南阳是诸葛亮的故乡。我一听，心说那路过的时候得好好看看。小时候看戏、听故事，都听过“空城计”“斩马谡”等关于诸葛亮的戏曲故事。我老家有一个传统，每逢年根，就有戏班子到集市上等各村来请。说是请，其实就是抢，一般来说，各村或相邻几个村联合，都会派自己村或附近几个村实力最强的乡绅代表家乡去抢戏班子回来唱戏。能把戏班子抢回来那绝对是造福一方百姓，受父老乡亲爱戴的光宗耀祖之事。我们河北习武成风，民风也较为彪悍。有一年我们毛家营村附近几个村推选的乡绅王三爷，带着随从代表父老乡亲去镇上抢戏班子。抢戏班子主要是抢装戏班子唱戏服装道具的大箱子，箱子搬上谁的马车，戏子们就跟谁走。各路人马一顿拳脚拉扯之后，箱子被拉上另外一伙人的马车。王三爷见状，戏班子要是被别村抢去，那回去如何跟父老乡亲交代？岂不是辜负了家乡父老的重托？来不及细想，王三爷手持匕首跳上对方马车，一只脚踩着戏班子的大箱子，举起匕首一刀扎在自己小臂上，顿时血如泉涌。王三爷道：“今天这戏班子老子接定了，谁不服尽管上来，爷们在这等着。”说罢便招呼随从过来，将戏班子的大箱子从对方马车搬至我们的马车上。各路人马打架斗殴抢戏班子的事做多了，但几时见过如此狠人。众人均呆若木鸡，任凭王三爷等将戏班子接走。戏班子到村里连唱了三天大戏，唱的都是“空城计”、“斩马谡”、“定军山”、“杨家将”以及“岳家军”等曲目。如今兵过卧龙岗，我不禁想起这些孩提时的往事。想想也是，燕赵大地自古就有胡服骑射、荆轲刺秦王、常山赵子龙、益州张翼德，尚武之风自古有之。我自参军以来又何尝怕过什么？小时候很多商人途径我们老家到北京、天津做生意，其中从我们家去往天津杨柳青的那条路沿途的芦苇荡，每年都会发现一些无名尸。各地商人途经河北也愿意聘请镖师来保护生命财产安全。因此我们河北的镖师也是非常出名的。小时候听说家附近有几位镖师在一起耍钱，其中一位镖师为了炫耀自己铁砂掌功夫练得好，同时也显示自己勇猛，他在点烟袋锅的时候，就用手从火盆里捏了一小颗火炭点燃烟袋，然后又将火炭扔回火盆。众人见状心中甚是不快，明知这位老兄是故意耀武扬威，却也无可奈何。谁让咱技不如人，一个个像霜打过的茄子。这时候，其中一位同桌耍钱的镖师见状，也不声不响地用手从火盆里捏起一颗火炭，然后他并没有拿起来点烟，而是顺手就把火炭放在了自己的大腿上。等到之前那位仁兄的烟吸完了，他才用手指缓缓地从大腿上将火炭再次夹起，并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我再给你点上啊！”刚才主动耀武扬威那位大哥立刻跪倒认输。这就是我们河北老辈子的民风——尚武、勇猛、豪放、愿赌服输。
兵过卧龙岗勾起这么多我对儿时的回忆。下面咱们讲南下后在荆楚大地上发生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