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毛主席贴身警卫柏灵回忆在领袖身边的日子

　　 柏灵，原名雷启文，贵州省瓮安县雍阳人，1936年5月20日出生，1953年1月入伍，是北京公安二师师直工兵连战士、教导队学员；1955年3月被选调到中央警卫团干部大队一中队四分队，担任毛泽东主席贴身警卫。我在新疆塔城边防部队服役时，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首长。

       每当回忆起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柏灵的内心就无比激动，他说：“主席一切为人民着想，他老人家宝贵的教导，是我一生的行动指南，像明灯一样照亮着我前进的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重大历史时刻到来之时，让我们跟随毛主席的贴身警卫柏灵的回忆，一起走近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近距离感受伟人风范，以历史当事者的心态去触摸历史发展的脉搏，让伟人的崇高品德激励着我们奋勇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以下是我根据柏灵老首长的回忆整理，为更好的体现历史感，以第一人称叙述。

　　一、光荣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工作

　　1955年3月，我在北京公安二师教导队被选调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中央警卫团是中共中央和国家主要领导人身边的一支警卫部队。对内叫中共中央警卫团，对外叫8341部队。它是1953年6月9日以中央警卫师一团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归公安部第九局领导。首任团长张耀祠、政委杨德中。初建时只有1000多人，警卫单位较为集中，主要有玉泉山、新六所、中南海等地，主要任务是保卫五大领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

　　作为红色“御林军”，8341部队这个番号一直有不少版本的传闻，说是毛主席进京前在五台山抽签时一个老道给的数字，但并没有解释具体含义，所以主席把他身边的警卫部队就叫8341，后来毛主席活了83岁、执政41年，说这是老道早给算出来的；还一种说法是秋收起义后，毛主席有一把汉阳造的步枪，编号是8341，所以后来主席就把他的警卫部队定为8341。事实上，8341这个代号就是总参谋部给中央警卫团的一个军队序列编号，社会上传闻是没有根据的。

　　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担任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保卫，警卫工作组织相当严密，装备也较精良。在主席的住地周围及生活区有多道门卫，无关人员、包括8341部队的一些领导干部不经批准和同意根本不允许出入。

　　警卫团挑选人员非常严格，一直是千里挑一。对个人素质要求很高：在政治上要无限忠于毛主席和党中央，立场坚定，历史清白。当时最基本的条件是：祖孙三代和直系亲属必须都是贫下中农，必须没有任何历史问题；相貌英俊、五官端正、身体健康、有文化。选调的人员来至全国各地，主席也通过身边这些警卫人员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

　　1955年，毛主席要求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战士轮流回乡探亲搞农村调查。主席说“今后你们就三项工作：一个是保卫工作；一个是学文化；再加一个调查工作。以探家名义回去搞调查工作，你们为中央做点事，我通过你们和群众接触，你们要把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真实地反映上来。但是可不要说是给毛主席做警卫工作的，是毛主席派来的。”他还说，“你们对人要尊重，要尊重父母，尊重老百姓，尊重区干部，不要摆架子。”主席就是要通过警卫战士回家探亲的机会，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全国各地的真实情况。

　　毛主席还为大家亲笔写了《出差守则》：

　　一、保密－－不要说这里的情况；

　　二、态度－－不要摆架子；

　　三、宣传－－解释建设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的好处；

　　四、警惕－－不要上反革命分子的当；

　　五、调查－－生产、征购、合作社生活、对工作人员的意见。

　　在《守则》结尾，毛主席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那时起，警卫战士便把农村调查当成一项重要工作，大家心情都无比激动，感到这是一生中最光荣的事。

　　毛主席对一中队队员特别关心，新队员都要亲自接见，而别的部队就没有这个殊荣。每当一中队新进队员，部队领导首先进行这五条要求的教育，进行严格的保密教育，使每个人都能自觉地遵守部队的保密制度，做到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警卫工作要做到七分保密三分警卫。首长的车辆、电话、行动方向、时间、地点、食物供应以及内部的警卫部署、武器装备等都要求严格保密。

　　1955年5月 14日（星期一），那天按日常安排，我们正准备进行军事训练，突然接到中队通知，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警卫战士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让大家穿上新军装，到丰泽园集合。

　　战友们听到毛主席接见的消息非常激动，立即把新发的军装取出穿上。各分队迅速列队到丰泽园《颐年堂》集合，中队值班员刚整好队伍，主席在汪东兴等领导陪同下从菊香书屋神采奕奕地走来了。他老人家首先用和蔼的语气向大家问好，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主席频频向我们招手致意，走到队列前，挥手让我们全体人员坐下一起合影。

　　合影后主席给我们讲话，首先问：“同志们，你们到这里来是干什么的？”

　　“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大家齐声答道。

　　主席纠正说：“你们说的都对，但不全面。应该说‘为人民服务’。你们做警卫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只是革命的分工不同，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嘛。中国封建制度几千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得老百姓喘不过气来，人民无法生存，就要起来闹革命。”

　　毛主席用手指了一下南边的瀛台， “这个地方我们过去谁敢来？!这是皇帝住的地方，谁来是要杀头的哟。这里过去住着一个皇帝，叫溥仪，我还当过他的兵呢! 这个人现在东北，我们让他学习马列主义。”

　　接着，毛主席又用通俗的话语讲了党的历史：“要革命，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为了领导中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党代会只有13位代表，其中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跑到敌人那里去了，剩下的不多了，董老（董必武）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要把国家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工业、国防要现代化，农业要走集体化的道路。我们当前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个东风不是别的，就是工业。我们国家工业很落后，现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大的造不起，小的也造不起。我说大的是指大型机械，我们造不了，我说小的是指精密的仪器我们造不了，我们只能生产那些不大不小的东西。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高国家经济水平，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我想我们用五十年左右的时间，经济在主要指标上可以赶上或超过美国。你们才一二十岁，完全可以看到那一天，那时我就到马克思那里开会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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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对警卫战士的关怀和教诲我们一直铭记在心。

　　二、毛主席一生勤俭节约

　　毛主席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他不仅通过法律和纪律来维护党的纯洁性，而且以身作则，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他从不讲大话、套话，从不作表面文章。

　　1.中共八大穿的浴衣和拖鞋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主席习惯每天早上先去游泳，9月19日早上，我和曾文陪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结束后主席在游泳池吃完早饭，去怀仁堂参加会议。

　　卫士封耀松提着给毛主席送饭的饭盒，我拿着主席的浴衣和拖鞋回丰泽园。这件浴衣以前在陪同主席游泳时曾经看到过，那时我没有近看，以为衣袖处不同的颜色是衣服配色，今天我拿着衣服仔细一看，原来两个衣袖处竟然是补丁。我边走边看，整个浴衣的衣领磨得像南方洗碗丝瓜嚷子一样，不知道穿了多少年？！再看那双拖鞋，虽然是皮质的，但脚前面的颜色都被磨白了，鞋底子也快磨破了。

　　我问封耀松：“这浴衣和拖鞋这么破旧了，怎么不换一换呢？”

　　封耀松说：“没办法，卫士长李银桥提过多次了，主席坚决不同意换。”

　　大家都看到过文革期间的一张照片，毛主席穿一身绿军装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其实，这套军装也是主席借一中队警卫人员的军装。难道毛主席还买不起一套军装吗？他老人家心里想的都是节约。在主席身边每件细小的事都会让你感动，平常中蕴藏着伟大，身体力行中想着人民。

　　2.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毛主席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几位亲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执政几十年，没有一点私心，没有为儿女和亲属捞取一点私利。

　　当年，主席身边有女儿李敏、李讷、侄儿毛远新，主席的子女是不准私自用公车的，上学都是步行。我从来没有见到用公车接送过，一直到1956年，主席才给每人买了一辆自行车。

　　1957年7、8月份，毛主席在青岛视察工作，住在青岛迎宾馆。学校放暑假后，李敏、李讷、毛远新也来到青岛玩。有一天我在院子里值勤，看到主席神情凝重地坐在凳子上，李敏、李纳站在他面前低着头，江青正严肃地批评李敏、李纳。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受到批评？这时卫士长李银桥从大门出来，我问发生什么事了？他说：李敏她们没有来过青岛，昨天乘坐小车出去转了一下被批评了。 

　　李讷生孩子后，生活比较困难。张耀祠请示主席，从他的稿费里拿些钱给李讷补助一下生活。

　　主席一听就不高兴地说：“我的钱是人民给的。” 停顿一下又问：“你看给她多少？”

　　张耀祠说：“给一万吧。”

　　主席想了一下说：“太多了，给八千。先给她3000元，让她搬出中南海后，再给5000元”。

　　后来李敏、贺子珍困难时每人也给了8000元，这是主席给亲人的全部财产!他生前将数额巨大的稿费全部上交了国家，没有给子女留下一块钱、一间房子、一亩地。

　　3.主席不装修他的住房

　　1955年3月15日，是我到主席身边担负警卫工作的第二天，一中队四分队队长李学德，带领我和李无双去熟悉主席住地周边的环境。我们从主席居住的丰泽园后便门出来，沿着围墙步行到勤政后门，再到前门转到丰泽园前，看到周边各处都装修粉刷得很漂亮。可主席住的丰泽园却很陈旧，丰泽园大门有四扇大门，门前有四根园木柱，外层纸包装后粉刷油漆，但由于年久失修，大红油漆都变色了；四根门柱离地面约半米高的漆皮大部分已经脱落，中间的木质部分裸露在外非常显眼；四扇大门上的红油漆，已变得红不红黑不黑；门两侧墙壁上的油漆早已开裂，一块块脱落。

　　我不解地问分队长：“其他地方装修粉刷都很好，为什么丰泽园这样陈旧？”“主席不同意修缮。”分队长说。我说：“这让外宾见了多不好呀。”分队长说：“你才不懂呢。听说印度总理尼赫鲁来华访问，主席在丰泽园接见他，他见了主席的住处很是感动，回国后也号召印度人民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你说外宾看后影响好不好？”听了分队长的话，我无言可答。看来代表国家的形象不一定就是越豪华越好。

　　我们进了丰泽园大门，见正堂门头有一块横匾，上书写“颐年堂”三个大字。院里四角各有一丛两人多高的紫金花，主席有时也在这里接见外宾和友人，但更多是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委员们在这里开会。东西两侧瓦房是一分队队员的宿舍。

　　颐年堂后面是“含合堂”，院内青砖地坪，有的砖被磨损坏，高低不平。当时这里不常使用，房间里主要存放着主席的部分藏书。

　　含合堂东侧是菊香书屋，主席一家都住在这个院里。这是一个四合院，院中长着郁郁葱葱的高大柏树，整个中南海要数这几棵树长得最高大旺盛。东西南北各有几间平房，里面没有相互连接的外走廓，到各屋均走院中的十字路。西屋中间房是穿堂过道，也是通向菊香书屋的主要通道。凡是到主席那里去的客人，一般都走这里。院子东北角有一个便门，是通往后花园和丰泽园后门的主要通道，距门不远处是警卫科的卫士值班室。主席去中南海游泳和参加各种活动一般都走这里。主席住进菊香书屋后，除了增设水暖设备，将原来窗户改成玻璃窗外，其他都没有改动。

　　整个丰泽园包括“颐年堂”、“含合堂”、“菊香书屋”几个大院，这都是乾隆时期兴建的房屋。解放后打扫干净使用，就没有进行过装修。主席住的菊香书屋屋顶还长出不少青草呢。

　　1956年7月 ，有关部门想利用主席到北戴河度假之机，将主席的住房进行装修，运来了砖、石灰、木材等装修材料堆放在丰泽园的后墙根，并在大柳树上安装了准备夜间施工的灯具，一切都准备就绪，只等开工。

　　那天我在丰泽园后门执勤，主席出后门看见了那些建筑材料，就问我是干什么用的？我如实回答。主席挥挥手：“我的住房不是很好嘛，不用装修了。”我默默点点头，也不敢多说，执勤结束后原原本本汇报给领导。没过两天，那些建筑材料全部被拉走。有关部门为主席装修房屋的计划就此夭折了。

　　后来听我的战友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主席到南方视察了几个月，当时有关部门未请示主席，将主席的房屋进行了装修。主席回来后一看非常生气，第二天就搬到游泳池住下，一直到1976年去世再没有回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毛主席也是在游泳池住地接见的他。

　  4.跟警卫车“捉迷藏”

　　毛主席一生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严格要求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1957年3月18日他在济南党员干部大会上讲勤俭节约，3月19日在南京党员干部大会上再次强调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问题。

　　1957年夏，毛主席在青岛一个多月期间，没有动用地方警车，就是身边的警卫车也用的很少。一般都是主席乘坐一辆小车，我们警卫人员乘一辆小车。

　　1957年7月16日（星期二），主席要去青岛海滨第二浴场游泳，为了节约，主席提出不要去警卫车。青岛迎宾馆到海滨还有一段路程，没有警卫人员怎么行呢？再说就是往返途中不要警卫，游泳时也得有人警卫呀！主席提出的要求，领导也没有办法，只好要求我们将警卫车离远一点，不要让主席看见。于是，主席的车出发后，我们的车在后面远远地跟着，主席的车快我们也快，车慢我们也慢，沿途行进真像捉迷藏。

　　主席游泳回程时，我们警卫车远远地跟随着回到迎宾馆。谁知主席在迎宾馆门前下车后没进房间，在院里散步。我们立即将车停下，在远处路上等待，好久不见主席进屋，我们只好将车倒回去，停到距迎宾馆约一公里的18号楼，一直到晚餐时才将车开回迎宾馆。

　　三、北戴河暑期的警卫

　　中央机关在北戴河有好几个疗养院。第一分院是专供主席避暑居住的地方。这里离海滨第一俱乐部（现为笫一浴场）很近。主席和江青住在 8号楼，8号楼后面还有一个10号楼，是主席秘书和部分工作人员住的地方。从8号楼向北是张家大楼，据说解放前是国民党一名张姓高官的别墅。江青的姐姐李云露（我们称呼她李大姐，其实她与我的父母年龄相当，只是大家都这样称呼，我也跟着叫李大姐）和李敏、李纳、毛远新住这里。

　　我们分队的宿舍在张家大楼和 8号楼之间。所谓的楼，其实就是几栋红砖红瓦平房，一栋楼也没有，只是张家大楼非常坚固。

　　中直机关疗养院第一分院，其实也没有“院”，四周没有围墙，没有铁丝网，也没有铁栏杆之类的安全设施。在一片郁郁葱葱的绿林之中，东边沿着海滩从南到北是一条柏油路，车辆和行人谁都可以通行，一直延伸到北戴河的小集镇。　　

　　南边有一条小径向东通到海滨，向西一直到山顶；张家大楼离我们分队宿舍之间有一条从南到北的小道，北边与沿海的柏油路相联，可以直通北戴河小集镇；这些道路都不宽，只能容两辆卡车通行，但路边的绿化林带修剪得整整齐齐，游人可以自由来往。

　　我们值勤分“固定哨”和“临时哨”两种，固定哨24小时上哨，临时哨是晚间上，早上撤。我们的哨位都设在主席住地附近必经路口的树林里，没有固定哨楼，也没有简易哨所。身着便装，下雨天身披雨衣，只要游人不走进主席的住地，我们是不干涉的。这样虽然哨兵辛苦一点，但显得平和，不脱离群众。

　　对我们警卫人员来说，这里的生活条件不如北京，蚊蝇虫多，身上咬起红疙瘩，又痒又痛。但比起赤日炎炎的北京，这里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又是一种享受。

　　除了正常执勤，我们每天都要到海滨学习游泳，由中队长韩庆余上课，教大家蛙式、仰式、侧式、自由式等各种游泳姿势。大家在沙滩上一个一个地做分解动作，但多数人还是学不会。中队长在训练中发现我的游泳技术不错，虽说动作不很标准，但各种姿势都能应付，不久我就成了一中队跟随主席游泳的主要人员之一。此后，只要主席游泳几乎都由我伴泳。一中队跟随主席一起游泳的人并不多，主要有中队长韩庆余，区队长孙念忠，广东的曾文、黄盛满，东北的石国富、小王惠（主席身边有两个王惠，大王惠是主席的理发员），广西的凌理德，湖南的高碧岑，湖北的官楚良，江苏的陈长江，江西的饶和生，贵州就是我了。在这些人当中，我年纪最小，只有19岁，战友们都叫我小鬼。

　　在北戴河期间，主席几乎每天都要到第一俱乐部来游泳。主席游泳没有固定的时间，早上、中午和下午都可能游，有时半夜他也去游泳。

　　四、深入基层关爱人民

      1.第一次上橘子州

　　1956年5月30日，天刚蒙蒙亮，主席从广州白云机场乘机前往长沙。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随主席乘第二架飞机，我们警卫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乘第一架飞机。

　　9时许我们乘坐的第一架飞机先行降落长沙机场，紧接着主席的专机也徐徐降落。湖南省党、政、军领导早已在机场迎接，主席下机后与他们一一握手，然后乘车前往省委招待所蓉园。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广州开会时就得知主席来湖南要游湘江，因此他提前作好了准备，在湘江边搭起一个临时码头，准备了三艘快艇和几只木船。主席来到湘江边登上快艇后，三艘快艇立即起航。

　　5月的湖南，正是鲜花盛开的季节，湘江两岸草绿花香，树木丛生。雨后的湘江，水位暴涨，江水滔滔，有的地段江水都漫到铁路边沿，江边两岸的小树也淹没在水中，有的只露出一点枝叶在水上摇晃。快艇箭一般地向前行进，浪花瞬间分向快艇两侧。我站在快艇上，手扶船边栏杆，两眼目视江面，扑面的春风掀起衣衫哗哗作响。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心中不免有些恍然。

　　此时卫士长李银桥从船舱走出：“主席准备下水，大家做好准备”。

　　我们立即换上泳裤，将衣物放在艇上，留一位战友看守，其他人员全部跟随主席下水游泳。除了我们一中队五六名警卫人员外，当地保卫部门也挑选了几名水中高手伴泳。

　　主席走出船舱，顺着舷梯下到江中，我们按往常的队形紧跟主席周围，主席顺水向下游了一个小时，汪东兴在木船上说：“主席，已一个小时了，上来休息一下吧！”

　　主席抬头向前一看，见远处江面中有一个小黑点，说：“我们游过去。”我们只好跟着主席继续向前游去。

　　那个黑点越来越大，近前才见那是江中一个小岛，叫水陆洲，又称橘子洲，主席年轻时在长沙读书常来这里游玩，并于1925年写下了荡气回肠的著名诗词《沁园春·长沙》。

　　游近，见岛上有几户人家，有农田和果树，地里种植的大都是蔬菜。岛四周长满护堤柳树及其他树种，但都被拦腰砍断，不让其长高，以防被风吹倒，直径约三四十厘米。当时江水暴涨，不少树桩都被淹没在江水中，露出一些小枝条在水面上飘摇。

　　几十分钟后我们游到岛边，由于河床变得狭窄，水流更加湍急，小木船在江面无法停下来。主席两手抓着晃动的船舷试图爬上船，但因他体胖，臂力不足，船上的人拉着主席的手，拼命往上拽，我们在水下一个劲向上推，可怎么也上不去。周围的流水哗哗地响，说话也听不见，船上的人紧紧地拉着主席双手不敢松开。

　　主席看实在上不去，就对船上拉手的人大声喊道：“快放开！快放开！”

　　船上的人这才松开手。当时我非常担心主席会碰到树桩上。我们几个警卫尽量向主席身边靠拢，但水流太急，一切努力无济于事。俗话说：打铁要靠自身硬。千钧一发之际，主席顺手抓住江边几根柳条，奋力爬上岸边，我们提到嗓子眼的心这才放下来。

　　水陆洲没有码头，快艇无法靠岸，主席和我们的衣服都在快艇上。幸好卫士长拿着主席的浴衣和拖鞋在小木船上等候，要不然主席上岸后只能光着脚丫子走路了。

　　主席身披着浴衣，脚穿着拖鞋，向在地里干活的社员走去。此时，我们几名警卫人员别说武器和警械，就连遮体的衣衫都没有，只好穿着游泳裤，光着脚紧跟其后。好在那时我国的社会治安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大家心里还是很踏实的。       

       岛上有几个农民正在地里收菜和翻地，以为是一帮青年游水玩。等走近了，细细一看才知道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都高兴得不知所措，一位农民指着他家离得很近的房子请主席去坐坐，主席说：“好”。

　　大家跟在主席的后面，一同来到这位农民家。主席说就在院子里休息，于是主人从家里搬来一条长板凳放在院子里，又取来旱烟和茶水招待主席。

　　岛上的农民奔走相告，不一会就来了几十人围在主席身边。主席坐在凳子上，一边抽烟喝茶，一边和社员们拉家常。他用湖南话和社员们亲切地交谈，从他们的笑声中可以清楚地体现到领袖和人民之间的深厚感情，这情意比山高、比海深。后来我在唱《毛主席来到咱农庄》那首歌时，脑海中总是浮现当时的情景，倍感亲切。

　　主席问他们生产、生活和学习情况，征求他们对政府的意见。社员们越谈越高兴，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主席周围挤满了人群，有的手里拿着镰刀，有的手里提着锄头等农具，小孩子一个劲往前钻。我们这些警卫人员，手无寸铁。出于职业习惯，心里总觉不安，时刻准备着一旦有不测，只有用自己的躯体去保卫领袖的安全。

　　主席和社员们谈了一阵，抽完烟，又喝了一碗水。然后站起来说“我要走了，以后再来看望你们。”

　　说完他和社员一一握手告别。好多社员，尤其是妇女和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家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发自人民内心的口号，响彻湘江两岸。

　　毛主席站在小木船上向社员们频频挥手，直到看不见，人们才慢慢离去。

　　2.湘江中秋节

　　1957年9月8日，是旧历 8月15日中秋节。主席在湘江轮船上和全国人民一道欢度这个传统的节日。当天下午4点，我们警卫人员提前到达长沙北的一个轮渡码头。此时，当地有关部门在这里的接待工作还没有准备好，轮渡周围车来车往，码头上挤满了行人。眼见主席专车就要到达，但为主席准备乘坐的轮船还没有靠岸，当地的保卫部门和我们警卫人员急得满头大汗，经过一阵紧张地奔忙，刚刚将轮船靠上码头，主席和湖南省有关领导就乘车到达，我们从码头的人群中穿过，将主席护送到船上立即启航向湘江上游驶去。

　　船驶过水陆州，在不远处的江中停下，主席在这里下水，我以为主席从这里顺水向下游游去，但他游出不远就直接游向水陆州。主席在江中还没有上岸，水陆州的岸边就挤满了群众，当看到主席顿时一片沸腾。从去年5月至今，仅我就跟随主席来此三次，所以当地群众都期盼着主席的再次到来。

　　去年5月底来时正遇洪水，上涨的江水将江边很多小树都淹没了。今天恰恰相反，因干旱，水位几乎降落到了江心，水位太浅，船不能靠岸，从江中到岸边有四五十米距离，都是深到大腿的淤泥，表面看干干的，脚一踩就陷下去，拔出来很困难，有时使劲拔几下才能迈出一步。这样的河滩就是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行进都很吃力，主席要从这泥滩中上岸是何等的困难，但主席说一定要上去看看。我们几名警卫扶着他在淤泥中艰难地一步一步走上了岸。

　　上岸后主席的两腿沾满了淤泥，我看到村边有一个吊桶打水的井，立即跑过去打了一桶井水，将主席腿上的淤泥清洗了一下，他穿上拖鞋在人们的陪同下，来到了一个社员家门前。

　　主人从屋里搬来一条凳子请主席坐下，接着端来一碗茶水，茶是中午烧好放在锅里的。可能是主人太紧张，急急忙忙，碗洗得也不干净，我见到碗边上还沾有饭粒，主席毫不在意，接过茶碗，一口气喝了个精光。

　　主席坐在凳子上，身边挤满了群众。主人进屋取来旱烟招待主席，主席将这户一名六、七岁的小男孩搂在怀里逗着说：“你抽烟吗？”小孩直摇头连说“不”，引得周围群众一片欢笑。主席和社员们谈笑风生，亲切地唠家常，领袖和人民群众那种深厚的情谊用文字无法形容。

　　主席告别了现场的水陆州群众，又下到湘江里游泳，虽然因天旱湘江水位已大大下降，但江面仍然很宽，用了40多分钟才游到对岸。 当主席上船时，太阳已经落山。此时，十五的明月将江面照得银光闪闪。主席和我们这些随行人员如家人一般，在船上共同进餐，欣赏湘江明月，欢度中秋佳节。

　　五、第一次游长江

　　1956年 6月1日上午10时，主席从长沙到达武汉，我随主席从机场乘车前往东湖宾馆。对主席游泳安全和保卫工作我们准备得很细致。早在5月25日，警卫科长孙勇根据主席的指示，已经提前带领王惠等警卫人员对武汉段长江的水域进行了考察和试泳，为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到达武汉后，趁上午主席开会的时间，中队长韩庆余又带领我们上了一艘快艇，对长江几个危险地段的水情进行实地考察并试游。

　　首先试游武汉长江大桥附近水域，韩队长在船上指挥，我们几名队员在长江大桥上游四五百米的地方下水，顺水穿过大桥游向下游。我记得当时武汉长江大桥只建到八号桥墩，桥面还没有铺设。当游到桥墩时，水流虽然非常湍急，但没什么太大的危险，主要怕江中有遗弃尖锐的铁器等物，潜伏在水下看不见，如不小心有戳伤的可能。

　　再就是长江与汉水汇合处，据说这里流速急，旋涡多。我们几人同样从上游一直游下去，也没发现大的问题，中队长决定上船返回。在返回时大家站在甲板上，密切注视着江面的各种可疑情况，突然在汉水汇合处发现几个大旋涡，没等快艇减速，我们几名队员随着韩队长“下”的口令，从高高的甲板上跳入江中， 在旋涡中立即感到有一股力量向下拉动，但大家凭着过硬的水性战胜这股水流，只有一名队员不慎喝了几口水。经过试泳证明长江是可以游泳的。但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在长江大桥下游下水比较稳妥。

　　一切准备就绪，下午主席登上“东方号”大轮船，兴致勃勃地去游泳，当地有关部门又准备了几艘快艇和救护用的木船，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及军区、省、市主要领导同往。轮船开到长江大桥下游不远处抛锚停船，主席走出船舱，在王任重等同志的陪同下，顺扶梯慢慢下水，一中队警卫人员按惯例队形，紧紧围在主席的四周。此外，湖北省保卫部门也挑选部分水手一起担负安保工作。

　　船上的高级干部很多，但随同主席下江游泳的人不多，陪游到终点的就更少了，只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始终坚持陪游到主席上船。

　　那天我轮值，在船上看守武器。江青及很多军政首长都在船上，大家站在船舷护栏上，看到主席轻松愉快地顺水而下，都对主席畅游长江的胆量和游泳技术赞不绝口。

　　 一位首长说：“今天水温太低，主席好像没事。”“主席身体胖，脂肪多，他不怕冷。”江青一旁说道。

　　大家正在议论时，船上有一位上将和一位中将脱下军装就下水了，他们打算游过去追赶主席。哪知下水只游了200多米就力不从心，中将见势头不对立即回游上船；可那位上将两手向上直伸，很明显是手脚不听使唤。此景惊呆了船上的人，我立即脱下衣服跳入江中，迅速游到他身旁将其扶起，逆水拉了２００多米，接近轮船时，船上的人员将绳子抛到江面，将军拉着绳子，我在后面推着，将其拉上轮船。

　　上船后将军脸色苍白，全身哆嗦，工作人员迅速为他披上衣服。此时我也累得气喘吁吁，当时也不知道这位将军是谁，后来得知他就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

　　这件事我始终没有向领导汇报，也没有告诉其他战友，总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事。要是陈再道将军还健在，肯定也说不上是谁把他救上船的。那位中将和留在船上的人都亲见了此事。

　　主席的医生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一艘渔船将陈再道同志救上船。”这是错误的，当时李志绥跟随主席下水游出很远了，船上发生的事他并不清楚。李在回忆中记述：当天在船上进餐时，毛主席还和陈再道开玩笑说：“陈再道，你怎么逆流而动呢？”

　　晚餐后，湖北省委招待看戏，可能是走漏了消息，主席还没进剧院，门前就挤满了等待的群众，我们好不容易护送主席进了剧场。演出结束，主席走上台和演员们一一握手并合影，现场万众欢腾。当我们簇拥着主席走出剧院大门时，只见门外及附近楼房的窗户、阳台上都站满了人，大家不停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主席也不停地向群众挥手致意。我们迅速保护主席上车，否则，人越来越多就走不动了，人民群众最欢腾的时候，就是我们警卫人员最紧张的时刻。

　　从 6月1 日到 6月3日，主席三次畅游长江，我除第一次在船上值班看护武器外，其他两次都紧随着主席伴随始终。遗憾的是当时没有记住下水的地名和准确时间。

　　6月4日下午2点，主席在汉口王家墩机场乘机返京。主席乘坐的是苏制尹尔１４型专机，我们警卫人员乘坐另一架飞机先行起飞。那时飞机上没有空调，因飞机在露天机场停放了三天，当我们走进机舱，如同进入火炉。原先放在飞机上的半箱汽水成了热水，从广州给主席捎带的芒果也热乎乎地开始腐烂了，我们只好在机上给“消灭”了。有几名战友来时将换洗的衣服和皮鞋油包装在一起放在飞机上，结果鞋油受热膨胀溢出污染了衣服，为此得一教训。

　　上飞机时热得要命，起飞后又冷得发抖，大家连忙打开皮箱取出外衣。飞行到河北衡水上空时，只见空中乌云密布，雷鸣电闪，飞机提升了飞行高度，躲过云层。我们在机上看到机身下黑压压的的云层不断翻滚，电光闪闪，但云层上空则是霞光万道。空中气流强大，机身左右颠簸，忽上忽下，上升还好，下降时心肝都贴到背上了。很多战友恶心呕吐，脸色苍白。我们这些经过特别训练的年轻人都感到十分难受，主席在机上的不适就可想而知了。

　　我看到过一篇关于这次空中遭遇的文章，题为《毛泽东专机空中历险》（《周报》526期12页）。文中说“毛泽东一生极少乘坐飞机，这跟他一次空中遭遇有关……”这完全是作者的错误判断。我认为毛泽东主席之所以乘机不多，主要还是因为乘坐专列方便，他可以随时随地让沿途地方领导上车汇报工作，便于调查研究，了解民情。

　　事实也是如此，这次空中遭遇后，我又多次跟随主席乘机出巡：1957年７月１日从北京乘机到杭州； 7月12日从南京乘机到青岛；9月5日从郑州乘机到武汉；9月7日从武汉乘机到长沙；9月9日从长沙乘机到南昌；9月10日从南昌乘机到杭州等。仅仅这一年，我就多次跟随主席乘飞机南来北往，怎么能说主席乘机少与“一次空中遭遇有关”呢？

　　6月4日下午6点，我们乘坐的第一架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着陆，紧接着主席的专机也安全着陆。至此，我们警卫人员在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领导周密布署和指导下，在各地保卫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圆满完成了毛主席南方视察及畅游“三江”（珠江、湘江、长江）的警卫任务。

　　六、毛主席是我们的“校长”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面临新形势和任务召开的一次空前盛会。

　　9月15日 “八大”正式开幕的那天清晨，我在睡梦中被值班员叫醒，让我立即到中南海游泳池随主席去游泳。我迅速穿好衣服，拿上泳裤快速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战友曾文与我同时到达，我俩立即换好泳裤等候主席。

　　不一会主席来到池边，他每次都是手扶梯子，将身体潜入池水之中上下两次，再松手漫漫进入水中。见主席下水后，我和曾文即跳入水中，迅速向主席靠近，我俩一左一右陪在主席身边向池中游去，主席时仰时侧，游得很开心。

　　突然，主席转头问曾文：“曾文，你家里来信没有？”

　　曾文答：“有”，并向主席靠近了一些。

　　主席问：“谁给你来的信呀？”

　　曾文答：“我爸爸来的。”

　　主席问：“你爸爸会写信吗？”

　　曾文答：“他不会，是别人帮助写的。”

　　主席听后心情沉重，将头转向我，思索了一下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我答：“叫雷启文。”

　　主席问：“是天上打雷的雷，启发的启，文化的文吗？”

　　我答：“是”。

　　主席风趣地说：“那你很会写文章哟？”

　　我和曾文都笑了起来。我说：“解放后我才读了三年小学，刚学会写信，那能写文章啊。”

　　主席又转头问曾文：“你结婚了没有？”

　　曾文羞涩地回答：“没有。”

　　主席说：“我每年让你们回家几次，为什么不找一个呢？”

　　我俩只是干笑，谁也找不出话回答。稍停主席又说：“找一个嘛，要是回家时间不够，我可以多给你们几天。”

　　我们跟随主席游到池边，主席两手扶着南面池边，面向池外。曾文在主席左边，我在主席右边。

　　这时主席又问：“你们中队增加多少人了？”

　　“上级已经去调配了，但人员还没有到齐，最近将逐步报到。”我答道。

　　主席又亲切地问道：“听说你们一天站两小时哨？”

　　我答：“是。”

　　主席说：“人来齐了，你们一天只站一小时，那时学习时间就多了。你们不要叫什么队了，叫学校，半工半读学校。你们是学员，请个副校长，我给你们当校长好吗？

　　我和曾文高兴地说：“太好了。”

　　主席又补充说：“我给你们当名誉校长，请个副校长。给你们建个学校，在这里读七八年书，达到高中或大学文化。如果人少了，就每个县调一个来，那就有一两千人了。”

　　曾文激动地说：“那可真有一个大学的人多了。”

　　主席说：“要是人多，那就一个专区调一至两个，大约二三百人。”

　　我和曾文齐声回答：“好。”

　　主席又鼓励我们说：“我看你们是可以的，你们才一二十岁，完全可以。我的卫士张宝金解放前给人家放牛、打短工。现在人民大学学习，成绩还考第一哟。以前还不是给我端端水、扫扫地，我看你们是可以的。”

　　曾文告诉主席：“我们是按公安军训练计划进行的，只是多加一点文化课。”

　　主席说：“你们少学点军事，多学点文化。全国几百万军队还少你们几个吗？”

　　主席又关切地问：“你们现在学什么？”

　　我答：“学军事、文化，政治课是《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于光远，胡绳编著）。”

　　“光学社会科学还不够，要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哲学。还要学物理，化学。”

　　主席用一只手在水上拍了一下问道：“水，你们知道它的成分吗？鹰为什么会飞？”

　　我俩答：“不知道。”

　　主席说：“所以你们要学习。你们一天站一小时哨，其他时间都用来学习。物理学对我们帮助很大，你们要多学点物理学，自然科学，任何时候都有用。”

　　曾文说：“我们回去向领导汇报。”

　　主席说：“我给你们领导提，我和他们熟悉。你们回去给你们队长提，给汪东兴提。”

　　我和曾文答：“是。”

　　主席又补充说：“你们不但要学武，也要学文，要成为有文化的政工人员。只要你们爱学习，在这里学七八年，就成了工农出身的大学生。现在工农出身的大学生还比较少，将来就好了。”

　　主席这时又问：“将来怎么样？”

　　我俩七嘴八舌地说：“将来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

　　主席说：“你们都受过苦，大学毕业后，比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好得多。将来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就多了，我看你们比他们好。”

　　主席和我们边说边游，到池边后，主席手扶梯子将全身潜入水中两次，抬起头，用手将头发以向后理了几下，慢慢上岸。主席吃完早餐后就参加“八大”会议去了。

　　我和曾文回队后，将上述情况各写了一份书面回忆，向中队作了汇报。中队又将上述情况逐级上报到中央警卫团、局。

　　不久安排我到中南海丰泽园警卫室值班，具体任务是负责接送到菊香书屋会见主席的首长和客人，为首长开门、开灯，必要时搀扶首长，维护园内安静，在主席散步时随身保卫。值班时负责引导清洁、花卉工人打扫卫生，更换花卉。有时帮助卫士组值班，听电话、电铃和找人，与四、五号哨保持联系。

　　1956年10 月28日，我正在值班，突然主席宿舍电铃响了，我寻找卫士没找到，因我刚参加值班，不知怎么处理。情急之下就直接闯进主席卧室。当我揭开门帘，只见主席背靠床头半躺在床上，靠墙壁一边堆满了书籍，床头前的桌子上摆满了文件。

　　我说：“报告主席，卫士暂时不在，有什么事我来办。”

　　主席抬头一看是我，也没说办什么事，便问到：“你不是贵州的雷启文吗？”

　　“是，我叫雷启文。”我立正回答。

　　主席指着床前的一个凳子说：“坐下吧。”

　　我拉了一下凳子坐下，主席问：“最近你们学习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我说：“很好，文化学习快结束了。”

　　由于我用词不当，表达不清，主席吃惊地看着我问：“怎么不学了吗？”

　　我连忙解释说：“是今年的课程结束了，现复习考试，明年上新的课程。”

　　“哦”，主席放心地说了一声。

　　我接着说：“学习中没其他问题，就是教员少了一点，外出回来没人补课。”

　　主席问：“有几个教员？”

　　我说：“全大队有七个教员。”

　　主席又问：“有多少人学习？”

　　我说：“全大队有四五百人。”

　　主席又问：“你们是什么队？”

　　我说：“我是一中队，全大队共有六个中队。”

　　主席又问：“其他队学习怎么样？”

　　我说：“其他队学习较好，他们很少外出，耽误的课也就少些。”

　　主席稍停说：“我看你们以后不要跟我外出了，各地都有公安人员嘛，有他们也就行了。”

　　我一听就急了，忙解释说：“不行呀！外地的同志对有些情况不熟悉，我们还是要去才行。”

　　主席用商量的口语说：“那就少去一点，你看怎么样？”

　　我忙答：“好。”

　　主席那样平易近人，我感觉真成了主席的参谋了。

　　主席又问道：“你们文化学两门课吧？”

　　我答：“是。”

　　主席说：“两门课太少了，你们要学中学的全部课程”。稍停一会又补充说：“地方中学的全部课程。”

　　我说：“听说团里已经制定了一个计划，里面可能有安排，准备报请主席审阅后执行。”

　　“哦，在这里，我看过了。”主席顺手指了一下床头桌子上的一份文件说。

　　接着主席再次提出：“我准备给你们建个学校，专门学文化，我当名誉校长，再请个副校长，教员不够去调。”

　　这时主席又问：“你们属那里领导？”

　　我答：“属中央警卫团。”

　　主席说：“哦，团里不能到外面调人，要公安军才行，我给你们说说。”

　　接着主席问：“你在哪个哨？”

　　我答：“我在值班室”。

　　主席问：“值什么班？”

　　我答：“原来警卫科的那个值班室，现在移交给我们了。”

　　主席关切地又问：“一天值班几个小时？”

　　我说：“我们共六个人，上午6—12点；下午12—18点，晚间每两小时一换。”

　　主席说：“怎么值这么长时间啊！”

　　我答：“目前我们人没有到齐，到齐就好了。”

　　主席指示说：“以后你们站一小时至一个半小时就行了，其余时间都拿来学习。”

　　主席从床边的桌子上拿起一份《参考资料》说：“好，就这样吧，我还要看看文件。”

　　我见主席没有什么事便说：“我可以走了吧？”

　　主席点点头说：“去吧。”

　　值班结束，我将主席在卧室的谈话，原原本本地报告中队。

　　两天后，我同分队战友张剑明值班，卫士田云玉到厨房去打饭，主席连续两次按电铃，张剑明怕主席有急事，忙去院内，听到主席咳嗽。他轻轻推门进去，只见主席躺在床上，背靠着床头。他问主席有什么事？。

　　主席问：“小田呢？”

　　张说：“替主席打饭去了。”

　　主席问：“你是一中队吧？”

　　张答：“是的。”

　　主席又问：“你叫什么名字？”

　　张答：“我叫张剑明。”

　　主席说：“哦，我们见过面的。”

　　张说：“是的，那是在杭州，向主席汇报过。”

　　接着主席问：“你们队的文化学习怎样？最近学那些课程？”

　　张答：“语文，数学。”

　　主席问：“物理，化学，代数有没有？”

　　张答：“没有”

　　主席：“光学语文，数学还不够，学习物理，化学，代数，几何……这些课程很重要。”

　　此次谈话不久，主席批准了《中央警卫团一中队在职干部文化学习的报告》，一中队新调入人员很快到齐，全队140多人。同时，公安军从各部队调来10名专职文化教员，配备了一名大学学历的教务主任，但没有配副校长。1957年1月23日，一中队正式按地方中学课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学习。主席给予警卫战士这个珍贵的学习机会, 成为我们受益一生的宝贵财富。

　　七、主席百忙中关心我们学文化

　　1957年7月21日中午，住在青岛的主席和江青，走出迎宾馆大门散步，见到我后微笑着问：“雷启文，你们随我出来后学习怎么办？”

　　我立正答道：“报告主席，主要靠自学，回去后再补课。”

　　“这么长的时间怎么补呀？”

　　“利用晚自习和星期天就补上了。”

　　“你们轮流出来，少耽误一点好些。不要老是你们几个出来。”主席关切地说。

　　  我忙解释说：“我们是轮流出来的，三月份我就没有出来，这次来了。”

　　  主席听后满意地连连点头说：“这很好嘛。”

　　  江青站在一旁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然后和主席一同散步，我跟在后面不远的地方监视着四周的情况。

　　  8月10日，主席在迎宾馆散步时，再一次寻问我战友张俭明文化学习情况。  

　　  主席问：“你们都回家了吗？”

　　“都回过家了。”

　　“喔，你出差把学习的东西带来了吗？大家学习怎么样？”

　　“带来了，同志们学习劲头很高。”

　　“哦，学习中有什么困难？”

　　“其他课程都行，就是数学感到吃力一点。”

　　“喔，不要怕难，数学学不好，其他课程也学不好。”

　　“是的，主席，我们一定好好学习。”

　　当时，国内外形势紧张，中央又在青岛召开会议，主席工作繁多，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半个月内，主席先后两次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可见主席对我们这些警卫战士是多么的关心和爱护。这不仅仅是出于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一种情感，他更多的是考虑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他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所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全体人民，人人都要懂得这个任务，人人都要努力学习。有条件的，要努力学习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队伍……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队伍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他在许多文件和讲话中也一再强调要培养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八、精减机构到基层锻练

　　1957年底，上级决定中央警卫团一中队缩减60多人，有15名调入内卫部队一、二、三、四师，其他转业到地方工作。我和河南的李治忠、四川的李森林、甘肃的胡颜志等六人被调入内卫三师。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期间，战友们受到主席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们都舍不得离开伟大领袖毛主席，但组织决定必须绝对服从。主席也同样舍不得我们走，但正如他说：“大姑娘那有不出嫁的。”

　　我们走后，战友曾文回忆一次在和主席游泳时情形。主席问：“你们是不是减少人了？下放了一部分吧？怎么你没下放？是组织没批准？”接着又风趣地说：“啊，因为你会游泳，所以没有把你下放？”

　　“不是的，会游泳的也下放了几个同志。”我回答.

　　“谁呀？”

　　“启文同志。”

　　“是贵州那个吗？他下放到哪里？”

　　我告诉了雷启文下放的地点。心想：主席记忆真好，启文战友下放快一年了，他老人家还记得那么清楚。

　　主席又问：“他有信来吗？”

　　“有。他在信中要我向主席问好。”

　　主席说：“请你给我做一件事情好吗？”我心想，能为主席做点事，那真是最大的幸福。

　　主席面带笑容地说：“你回信给他的时候，给我捎句话：向他问好。”

　　沉思了一会主席又说：“你现在离开这里到下面去，以后我们遇到又是老朋友嘛，那有大姑娘不出嫁的。”

　　曾文当时写信给我，捎上了毛主席的问候，当时我还不敢相信。后来，曾文在1959年《解放军战士》第83期发表了这次谈话的文章。我读后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这次谈话后不久，曾文和其他同志基本上都调走了，一中队留下的老队员很少。曾文一度调到内蒙古军区，他爱人在北京科学院工作，还有未成人的孩子，生病在家无人看管。我们战友高碧岑后来给主席当行政秘书，他将此情告诉了主席。主席亲笔写信将其调回，后安排到总参保卫部工作，直到离休。

　　我曾经看到过老团长张耀祠回忆录中一段话，描述的就是那次精减情况：“主席：上级要求我们一中队的人员减少一点，我没请示主席，就把主席熟悉的同志调走了。像曾文这样一些同志调到什么地方去，我现在也不知道，若当时请示主席，就不至于发生这样的事。”主席说：“是呀，应该给我说一声嘛，有些同志天天见面，现在看不见了，很想念他们。”（摘至《雪城》1996年第4期第12页）。

　　我在主席身边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毛主席对我的关怀如同父母，他给了我无限的智慧和力量。领袖和士兵的那种感情比天高，比海深，我终身难忘。几十年来毛主席的形象在我心中越来越血肉丰满，他伟大的思想、留下的著作，我每看一次，都会对国家、民族、人生有新的认知，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1958年1月，我离开中南海时，将姓名雷启文改为柏灵，调任甘肃天水公安内卫三师九团八连副排长；武警青海省香日德三支队后勤处出纳、军械助理员；1962年7月后任武警新疆塔城边防总站后勤股助理员，新疆塔城军分区后勤部战勤科参谋，库则温边防站副教导员，独立边防第五营副政委、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巴克图边防检查站副政委、政委、站长等职。

　　退休后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继续发挥着余热。我时刻铭记主席的教导，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一生的信仰。

　　自述：柏灵  整理：沙海绿洲（许贵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