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我军首派半工半读留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仍十分重视人才培养，继续坚持外派至苏联培训军事指挥和军事专业人员。1959年，因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发生严重分歧，苏联撕毁协议，撤走援华的全部专家。我国派到苏联的全部留学生，包括军事留学生只好陆续撤回国。
1964年，我军总政干部部突然接中央指示，迅速抽调8名战士，派到正在进行“抗美救国”战争的越南进行半工半读留学。这是怎么回事呢？
两国领袖亲定
1964年夏，越南党和国家主席胡志明同志按惯例来到中国, 边疗养治病，边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同探讨越南“抗美救国”斗争相关问题，同时胡志明还带着一个已考虑多年的设想来征求中国老朋友们的意见。他说，他的汉语是在中国进行革命活动时学的，他的法语是在一条法国客轮上当洗碗工学的，还有俄语、德语都是到俄国、德国时学的，“在当前国家财政困难的形势下，出国留学的方式也应作改革，创出一条半工半读留学之路，既让出国留学生学习外国的语言和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又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的思想品德，还为国家节约经费，真可谓三全其美”。胡志明接着说，“我希望中国派出第一批留学生到越南，我将亲自主持半工半读留学试验，让他们到我们的工厂，边当工人，边学习越南语。”毛泽东和周恩来听后当即表示赞同，认为在现今形势下，仍可采用二十年代法国勤工俭学的方式扩大出国留学人员，加快人才培养。胡志明当即定下中国首批选派十二名男女青年学生去越南半工半读，并于当年秋季就开学。
周总理迅速电话告高等教育部部长，让其火速办理。同时指出：“越南现在正处于战争环境，学习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要选派政治素质和身体素质好的学生，男生可从军队选调。”最后还特别叮嘱，“这是我国解放后第一次公派半工半读留学生，必须把此事办好。”两国领导人就是这样的工作作风，认准就办，果断行事；而且指示具体，细致周全。
解放军总政干部部接国务院高等教育部转来的周总理的指示，同时两部商议，总政负责从军队选调8名男生，高教部从地方大学选调4名女生，由高教部集中培训后统一派出。
总政干部部考虑：从培养后的使用和越南的环境条件出发，决定从靠近越南的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各选调3名，从空军选调2名。选调的条件是：必须是25岁以下、已服役两年以上的男兵；政治纯洁、有培养前途的“五好战士”；身体素质好。同时要求急事急办，10天内将选定的人员名单及其简历报总政干部部。
两军区和空军为慎重起见，指示下属单位选调双倍的人选，以便从中选定。我所在的昆明军区指示所属的陆军第13军、第14军和军区直属炮师各选调2名。第13军政治部即从军直属通信营和第37师各选1名。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对报来的6名战士进行比较，从中选定3名报总政。
我当时是第13军直属通信营1连1排1班班长，刚参加军机关野营拉练回连队，即到连队农场忙夏收。几天后，突然连指导员步行30多里山路到农场。吃过午饭后，指导员和当时负责农场的副连长找我谈话，说：“营和连领导选定你去驻学，上级要求很急，你现在马上收拾行李，跟我下山回连队。”赶回连队时天已黑定，指导员告诉我：“你明天就要上昆明去军区报到，火车票军部已给你买好，已无时间让你回家一趟，今晚你抓紧给家里写封信，把行李和换洗衣服以外的东西打个包，连同你写的信我们会派人送去你家里。”
我从驻地开远乘10多个小时的火车到昆明，在军区招待所同从14军调来的刘定国和从炮师调来的马云冀会合，巧的是我们3人都属马是同龄人，时年22岁。军区干部部的同志考虑：边疆云南与内地尚未通火车，这3名战士又都是第一次走出大山，到北京3700多公里，要多次换乘汽车、火车，担心我们如换错车就延误了到京报到时间，特地绘制了一张中间6个地点换乘汽车或火车的路线图，并一一作了细致说明。我们按图示购票、乘车、住店共6天时间，终于到达我们久慕的首都北京。
总政干部部的领导同志向我们从三大单位选调来的8名战士简要介绍了情况:你们这次调来是应越南党和国家主席胡志明之邀、经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钦定的，派你们到越南去进行半工半读留学。新中国成立后，这是我军第一次派出半工半读留学人员，你们应该感受到这是十分光荣的学习任务；同时也是艰辛的任务，不仅因为要在工厂边当工人劳动边学习越南语，尤其因为你们去的越南正进行“抗美救国”斗争，是在战争的环境下半工半读。相信并要求你们能经受住战火硝烟的考验、圆满完成任务而满载思想、劳动、学习成果平安归来。你们此去，暂时脱下军装，换上学生装，仍保留军籍；你们同地方选调来的大学生一起赴越，要严格要求自己，取好军人的带头作用。
我们换上便装后，到高教部报到，同北大、北师大、吉林大学和黑龙江大学选来的4名女大学生一起接受高教部留学生司组织的两个月出国培训。之后，留学生司指定我担任班长，带领大家即行乘火车离京赴越。
胡志明主席亲任校长
中国第一批公派半工半读留学生一行12人，于1964年10月来到越南首都河内。河内这天清晨的天空特别晴朗。刚走下火车，刺耳的防空警报声突然响彻河内上空，来接我们的越南同志迅速带引我们进入火车站旁的防空壕。不久，即听到美机临空的轰鸣声、高射炮炮弹空中爆炸声和千米外美机投下炸弹的爆炸声。几名女生立即用微微颤抖的双手捂住两耳。几名男生虽在国内听到过警报声和爆炸声，但想到这里是真炮实弹的战场，心中难免有点紧张。我对来接我们的越南主席府办公厅主任阮友立同志和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文化处的秘书说：“出发前，我们知道美帝军机已开始对越南北方实施轰炸，想不到刚到河内，美机就来欢迎我们啦！”阮友立主任幽默地说：“这既是美帝对你们的欢迎，又是想给你们一个下马威，考验一下你们。”我回答说：“我们这些不怕死的人经得起考验”。
越南同志把我们直接带到主席府。这座桔黄色外观的主席府是1889年法国侵占越南后为殖民统治者新建的“总督府”，1954年越南抗法战争胜利后，将其改建为“主席府”，成为党和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办公、会见和宴请贵宾以及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场所。胡志明主席亲自在会客大厅接见我们。越方作陪的有胡主席的秘书武期同志、主席府办公厅主任阮友立同志，还有教育部长、河内市委书记、团市委书记等人；中方作陪的有我国驻越南大使朱其文、大使秘书文庄和使馆文化处秘书。
胡主席（越南人都称他“胡伯伯”）首先表示：“欢迎你们这些由毛（主席）伯伯和周（总理）伯伯选派来的学生！”接着让中国留学生一一自我介绍，我们12人分别来自东北至西南的10个省、市，操着较重的地方口音作自我介绍。胡主席让翻译给其他越南同志译，他直接听我们介绍，还不时地用汉语插问。他对我们这个“特殊班”的组织和运作亲自作了明确细致安排，他说：“越南首创一座无校舍的特殊的半工半读学校，你们是第一批学生，我亲自兼任校长，中国大使朱其文同志兼任副校长；武期秘书和文庄秘书任正副教导主任，负责你们的教学工作；阮友立同志任总务主任，负责你们的教学和生活保障工作。你们的教学、生产、生活和安全交由河内市委来管，具体由团市委书记负责。你们这个班的所需费用，包括每人每月30越盾（当时约合20元人民币）的生活费都由市委从党费中列支。
阮友立主任接着说：“把你们12人分为6个组，两人一组分到一个工厂，在工厂吃住、劳动、学习和参加青年团的生活。今天6个厂的厂长和党、团委书记都来了，接见结束后，就分别带你们回去。”
之后，胡主席向我们简要介绍了越南军民当时“抗美救国”抗战的形势，他说，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越战争，并从南至北不断升级，两个月前开始轰炸河内、海防等北方地区，战火燃到了越中边界。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无私援助下，越南人民进行了十分艰苦卓绝的斗争，已取得了初步胜利。美帝的轰炸机一天数次飞抵河内上空，很难说炸弹不会落在你们住的地方，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他还就我们的学习、生产、生活提出了具体要求，也向越方各有关部门和6个工厂作了指示。我这个班长代表全班同学向胡主席这位特殊的“校长”表示了决心：立志在战争环境中接受考验和磨炼，争取思想、学习、劳动“三丰收”。
我们来越南之前，就对越南、尤其对胡志明主席的有关情况作了一些了解。在我们想像中，他是一位指挥千军万马、敢于同世界头号帝国主义作斗争的、身材魁梧的元帅，但今天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身着卡叽布中山服、脚蹬“抗战鞋”、身材瘦小、端庄慈祥的老人。难怪越南人无论大人、小孩都亲切地称他为“胡伯伯”。他既运筹帷幄，统领越南南北两方战场、乃至整个印支战场的抗美斗争；又周到细致地安排我们的半工半读。我们顿时肃然起敬。
在去越南工厂的路上，越南朋友告诉我们，胡伯伯立志：不解放南方，不实现越南南、北统一，就不结婚。越南人民有这样伟大的领袖，难道还会听任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祖国的分裂吗！
胡志明主席是名副其实的“校长”。他安排的我们班前3个月全天劳动结束后，把我们12名中国留学生和负责我们生活和安全的越南朋友一起招进主席府。我们向他汇报了3个月来的生产、生活和抽空学习越语的情况，他老人家用提问的方式逐个考察我们的学习，对我们回答中发音不准、用词不当之处作了一一纠正，并作了考核讲评。他对今后转入半工半读作了明确指示。此后，每两个月，“胡校长”就抽空把我们招进主席府，一一检查我们的学习，既有表扬也有批评。每次检查完后就让我们同他老人家一起共进晚餐。边用餐还边向我们讲述他青年时代出国寻求革命真理、在法国轮船上边做洗碗工边学习法语以及在法国勤工俭学的生动经历；讲述他每年到中国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共同度假的有趣故事。用餐后，还把我们带到主席府的小礼堂，同国会主席长征、总理范文同、国防部长武元甲等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看电影。
胡志明主席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凡有中国的代表团访越，即使是艺术团访越演出，他老人家也总要抽空接见。如有中国的教育、文化、艺术代表团访越，他总要让我们这批学生去陪同他接见。有一次，湖南皮影艺术团访越并演出，他临时从外地赶回来接见艺术团，也未忘让其秘书立即通知我们中国半工半读留学生赶去主席府陪同会见。胡主席总是说：现在越南正经历着激烈、艰苦的抗美斗争，能到这样的战争环境下访问或作慰问演出，只有伟大的中国朋友能做到这一点。我接见他们，是要代表越南政府向他们当面表示感谢。
与越南工人“五同”
我们12人分别来到了河内的红河文教用品厂、陈兴道机器厂、金星橡胶厂、安富发电厂、冬春针织厂或无线电器材厂等6个工厂。这几个工厂都是由中国援建的，像红河文教用品厂就是由上海金星金笔厂、上海铅笔二厂和温州蜡纸厂等联合援建的。各工厂从上到下对我们这些“毛伯伯派来的、胡伯伯的学生”都十分的关心和照顾，给我们每个人都配了两名青年工人，一人负责上班时教我们生产技术，一人负责我们下班后的生活和安全。从此，我们穿上越南各工厂的工作服，开始了同越南工人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战斗的“五同”生活。
“同吃”，即同工人们一起在本厂食堂用餐。越南人没有早餐习惯，食堂每日只供应午、晚两餐。越方发给我们的每人每月30越盾由河内市委直接拨给工厂作为我们每人一日两餐的伙食费。因青壮年都上前线了，后方无劳力种菜、养猪，市场主要销售的是水塘边生长的空心菜，没有肉禽蛋供应。工厂食堂顿顿空心菜，负责伙食的同志想尽办法，才做到每月让大家吃上一次肉，即打菜时每人给手拇指大小的3块肉和半勺肉汤，这也算改善生活了。3个月全天劳动过去了，胡志明主席把我们招到主席府，检查我们是否适应越南的战时生活环境及生产技能学习情况，我们一一作了汇报。之后胡主席留我们在主席府同他一起用餐，胡主席每餐就是一菜一汤加一碟小菜，今天为让我们改善一下，特地加了一盘肉肠。我国驻越使馆的领导看我们一个个瘦的皮包骨，就又由使馆发给我们每人每月30越盾，使我们有钱可吃个早点。可街上早点摊一碗米粉要6盾，我们舍不得，就买个芭蕉当早餐，省下的钱用于购买越文书籍。
“同住”，即同越南工人住集体宿舍，上下床，下铺一张蓆子，上盖一条长毛巾。越南气候炎热潮湿，每到炎热天，白天上班工作服往往湿透，每人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是用于擦脸上汗水，车间顶上虽有吊扇，但降不了温，下班后第一项任务就是排队冲澡。天黑了，男男女女都抱着蓆子毛巾到宿舍楼平顶上铺上就睡。与我们同住一室的越南朋友也带着我们上楼顶睡觉，先找块地方铺好蓆子，就比划着同越南工人聊天，借机学习越语；看周围人已入睡我们只好躺下，望天数星星，睏了也就睡着了。如遇半夜下雨，卷起铺盖就往下跑回宿舍。越南人为什么瘦小，我这才明白，因为他们身体消耗大，又吃不饱、睡不好。我们20岁出头的人不也是瘦得像中年人了吗？！
“同劳动”，工厂条件很差，厂房又旧又暗，设备简陋，需手工操作，体力消耗较大。我们8名男生几乎都在各厂的机器车间当车工或钳工。我所在的机器车间的设备，车、钳、铣、刨等都齐全，但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中国制造、援助的。我这个学徒钳工的工作台就设在我师傅旁边，头3个月全天上班生产，第4个月开始才半天生产半天学习。由于美军轰炸机每天都要光顾河内市好几次，每次警报响起，工厂就立刻关电、关水、停工，工人自卫队员立即持枪爬上厂房顶工事对空作战，其他工人下防空洞躲避轰炸。待美机轰
炸过后，才恢复供电、供水，工人接着生产。后来大家掌握规律了，敌机不飞到头上就不下防空洞了。此时，工人们三五成群坐在机器旁聊天，直到解除警报。我在头3个月学会了车间内各种车床的操作使用，包括锻铁淬火，师傅考核认为技术达要求，才开始生产产品，我的第一件产品是压制金笔笔尖的钢模子。一年后，经考核评为一级钳工，两年后升为二级钳工。由于车间黑暗，我工作台上是百瓦灯光燳射，天长日久，我视力极好的双眼成了散光近视眼。
“同学习”，头3个月全天上班劳动，我们的学习就见缝插针，当劳动时，首先学车床名、工具名、技术词语；当河内拉响警报、工厂停产防空，我们就拿着小本子向越南工人请教，热心的工人你教一个词，他教一句话，不管他讲的是北方话还是南方话，我们都虚心跟读跟念，并请工人把他教的词语写在我们的小本上，下班后回宿舍查阅字典才弄明白词意；当在食堂用午、晚餐时，就学习饭菜和用餐词语；当下班回宿舍后与工人聊天，谈天说地，啥词都问都记。一天在院子里，一个工人考我，指着一群鸡问：“这是什么？”我答：“鸡。”他又指着一只鸡问：“什么鸡？”我稍迟疑马上答：“女鸡。”惹得在场工人们哈哈大笑。因为我只学过“男女”，没学过“公母”，估计他们人和动物的性别都用同样的词，结果闹出笑话。3个月过去了，每个人都基本学会了日常会话用语。按“胡校长”安排，从第4个月开始，真正半工半读，上午在宿舍自学，下午到厂劳动。不久，每周安排3个上午集中到河内市团市委的会议室由请来的大学教师任教，从学越语字母、发音开始，系统教授越语。两位教师还经常分别到我们各工厂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平时有不明白的就请教越南工人朋友。我们边学习边分类词语，还共同汇编了《汉越成语小词典》和《汉越军事词语小词典》，算是我们的学习成果之一。
赴越时高教部给我们每人配发了一辆自行车，在越期间，我们每次应招到主席府、每天上班、上课、参加自卫队训练，以及每周六到大使馆政治学习等，都靠登这辆自行车，这是我们唯一的交通工具。
“同战斗”， 面对美军飞机成天疯狂轰炸，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早已是全民皆兵，无论干部、职员，或是工人、农民都拿起武器自己保卫自己。机关、工厂和学校（除小学外）都有自卫队，农村各村寨都有民兵。我们8名男生商量：“我们都是军人，敌机一来就下防空洞不是滋味。”我们向武期“教导主任”一再要求，最后经胡主席亲自批准，让我们参加了工厂的自卫队。但工厂考虑到我们的安全，只让我们参加普通自卫队训练，敌机临空时负责组织疏散和担任工厂警卫。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实弹射击成绩优秀，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厂自卫队领导同志也就同意了我们升为厂基干自卫队队员，并发给我们每人一支步枪。从此，我们每日带枪生产，警报一响，立即持枪上厂房顶并进入预定工事，同其他基干自卫队队员一道向俯冲下来的美机开火。此时的河内市，枪声、炮声、敌机的轰鸣声和炸弹爆炸声响彻云端，震耳欲聋。有一天，美机发射的一枚空对地导弹从我们头顶飞过，击中马路对面的印度驻越南大使馆；还有一次，一架美机朝我们方向边俯冲边开枪扫射，我旁边的一位自卫队员手臂被击中，鲜血直流，厂卫生员迅速为他包扎后送医院。我们8人分别所在的4个工厂在对空作战中都遇到过危险情况，但巧的是我们都未受伤。我们曾多次亲眼目睹被敌机轰炸后房垮桥塌、人头手横飞的惨状，但我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是中国留学生，中国人向来不怕死，决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再者，援越抗美是我们全体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五同”生活，我们同越南工人结下了深厚友谊，尤其生产时的技术师傅手把手地传授生产技能；负责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安全的朋友紧紧相随形影不离，因为当时的越南不仅上有美机轰炸，而且下有隐蔽的敌特、破坏分子活动猖獗，而我们又是“毛伯伯派来、胡伯伯的学生”这一特殊身份，他们放弃同女朋友谈情说爱的机会，认真履行领袖赋予的职责，确保了我们全班学员的安全和顺利完成半工半读的任务。
为中越关系发展做出贡献
1967年，我国国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国务院决定，将我国在国外的公派留学生全部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我们半工半读班也不例外。胡志明主席第12次也是最后一次接见我们。他对我们中断他老人家的试验，深感惋惜。但他说：“虽然这次试验离结束时间还有半年，但与在河内综合大学的同期中国留学生相比，你们无论在思想和生产技能上都高于他们，而且在学业上也超过他们，你们用于学习的时间不足他们的一半，但你们的越语听、说能力和语言环境的适应能力都比他们强，这说明我们的试验是成功的。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年代，都可以开展半工半读留学，而且可以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胡主席最后指出：“越中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两国人民既是同志又是兄弟，唇齿相依，休戚与共，我们没有理由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寄希望于你们青年一代。你们今后还需继续学习，为越中友谊作出贡献”！作为班长的我代表全班表态：“首先，衷心感谢胡伯伯校长的领导和关怀！祝贺在战争环境下的半工半读实验取得圆满成功！回国后，我们将继续找机会学习、提高越语水平；无论到什么岗位工作，我们都会为中越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我们回国后，按高教部安排，全体归国留学生集中吃住在北京友谊宾馆，自行组织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4个月后，我们来自部队的8个男生一起合计，向总政干部部提出：我国正全力“援越抗美”，部队送我们出国去学习了越南语，我们就应该回部队、到抗美前线工作。我们的要求很快得到答复，不过只有两名同学分别回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的司令部，其余6名均分配到总参某部机关。
我们又穿上军装。在总参某部的6人经短期培训后，4人被派到我国驻越南大使馆武官处，2人被派到驻老挝的中国经济文化代表处和桑怒工作组，分别参与了援越、援老抗美工作。我在驻越使馆武官处担任武官秘书，专门负责我国援越部队的总联络工作和我国对越军事援助的落实工作，需要经常到已入越的防空部队、国防工程兵、筑路工程兵和铁道兵等23个支队了解他们的作战、施工进展情况、部队伤亡情况以及同越方的军队与地方交往情况，及时帮助他们处理相关问题；同时，陆续安排各支队领导到河内我使馆向大使、武官汇报情况；大使、武官作为中国政府、军队的代表还需去出席我军援建的机场或国防工程竣工、新建公路通车等重大典礼活动；防空支队轮换时，我陪同武官赶去友谊关趁月色欢送和欢迎，之后连夜赶回；武官处还需定期向北京报告我国援越部队的作战、施工等情况，因为“援越抗美”不同于“抗美援朝”，未在越南境内设立司令指挥机关，整个“援越抗美”的司令指挥机关在北京，我们武官处在第一线协助北京司令指挥机关掌握、管理援越部队，及时处理涉外问题。要知道，我们这些工作是在美军空、海军飞机对越北方每天多批次的狂轰滥炸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外出乘车在路上、在防空部队高炮阵地、在铁道兵或工程兵施工现场我们都遇到美机轰炸的情况，重磅炸弹或钢珠弹就在我们身旁爆炸，我们一次次躲过劫难，可一次次亲眼目睹我们的战士被炸身亡或受伤的情景。每次我收到支队报来的部队伤亡报告，总是含泪把牺牲的官兵一一列入我编制的《中国援越抗战烈士名册》中。
我们在驻越使馆武官处的4名同志，除完成各自任务外，还担负着一项关乎越南人生命财产、其对空反击战胜负的重要且绝密的任务。即从武官处老同志那里接过了自1965年就已开始的向越军方提前通报美军飞机每批次轰炸的绝密信息。当北京提供信息机关将获取的信息：“美军空军飞机（或海军飞机）一批（或多批）多少架，几点几分从某个空军基地（或某膄航空母舰上）起飞，目标是轰炸某个城市（或地区）”通过保密专线通告我武官处；我武官处的值班人员迅速将此信息准确无误地通过直通专线用越南语通报越军总参作战局和情报局。重要绝密信息不能用电话通报，我们迅速打成越文材料，让越方立即派参谋人员来武官处取。美机轰炸信息我们都可提前40至60分钟通报越方。
越军总参作战局接我武官处的通报后，迅速在图上标出该批美机起飞点和轰炸点，下令沿线防空部队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告知将被轰炸的城市防空指挥部，在美机临空前拉响防空警报，如河内市拉响防空警报同时全城喇叭播报：“敌军飞机距河内还有30公里！”工厂民兵迅速拿起武器进入阵地，其他民众有序躲进防空洞或道路旁的防空壕。一旦美机临空，越军的高炮、高机和民兵自卫队的机枪、步枪同时对空开火，构成中、低空火力网，迫使美机不敢低飞，大胆低飞的美机往往被击中。带弹美机只好高空投弹，可预定轰炸目标就难准确击中，不论下面是荒野河流也得把炸弹投下，因为美机不投完弹是不能返回的。如无此准确的预报，等敌机突然临空，越军防空部队和民兵还来不及进入阵地、民众还来不及进入防空工事就将被炸得一塌糊涂，而且美机见对方无准备就可大胆低飞准确袭击目标和扫射民众，那样的牺牲和损失可就大啦！
我们向越方提供的美机轰炸信息，不只白天的也包括夜间轰炸、侦察信息；每天都要接、转数十个信息，仅光顾河内的美机一天就5、6次，对每个信息即美军轰炸机起飞的时间、地点、架次、轰炸目标都必须准确无误地听准、记准、转准，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同时，每天晚上，我们值班人员还要将越方向我通报的其北方被炸情况和其南方重要战事马上译出，连同我们从其它途径了解到的情况迅速编整简报，送武官、大使审批，再送机要
、电台赶发国内，确保我国领导人第二天一早就能看到有关越南战场的战况简报。这相关人员往往都要彻夜工作。至1973年，美军地面部队陆续撤出印度支那，我们6人完成了援越、援老任务，也先后奉调回国。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期间，我们总部机关的6人和在广州、昆明军区的2人都直接或间接参与我军前线或后方指挥部门的工作，在昆明军区司令部工作的马云冀同志深入前线了解战况时不幸牺牲。
1991年在恢复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同时，为恢复中越两军关系，我们中的李德林和刘崇裕两人被任命为中国驻越南大使馆陆海空军武官和副武官再次赴越开展工作。他两利用曾是“胡志明的学生”的身份广交抗美时期越南对华友好人士和曾到中国军校受训的越南军官，大谈胡志明时代的中越两党、两国的传统友谊，很快打开局面，恢复了两军友好交往。
1995年9月，刘崇裕从越南任满回国，时值我军恢复向俄罗斯派军事留学生，从陆海空军部队选拔来的校级军官赴俄罗斯前先分批送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强化俄语和学习国际礼仪知识，刘崇裕即被暂调学院任教，担负教授《国际礼仪知识》课，同时也为第一批驻香港部队在该院的两期干训班教授此课；还为学院的两届4个研究生班教授《军事外交概论》课，获学院好评。
1997年初，刘崇裕又被任命为我国驻老挝大使馆陆海空军武官，为加强中老两军团结友好合作积极开展多方面有成效的工作，被老挝国防部授予“友谊勋章”。
这批半工半读留学生经历过激烈战争的洗礼和艰苦生活的磨练，无轮在我军总部或大区司令指挥机关工作，或是从事军事外交工作，他们都始终爱国爱军、勤奋敬业，在“援越抗美”第一线，他们展现了中国军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在捍卫祖国边疆安宁时，他们怀着“对叛逆者的仇恨”积极为“惩叛”指挥机关提供信息资料，有的还献出了生命；当要恢复两军关系时，他们又利用曾是“胡志明学生”的特殊身份很快打开了局面。他们一直在对越工作岗位上不懈奋斗，也曾立功受奖，直至退休。他们是中越两国、两军关系50年来发展变化的见证者、参与者、贡献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