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茧而逝（两篇）
端午这棵树
柳叶青，
梅子黄，
家家户户过端阳，
大人喝着雄黄酒，
儿童额上点雄黄，
画个“王”字学虎样！
端午是棵树，它生长在华夏古老的土地上，生长在龙子龙孙的心坎里。
端午，辞海第一条：阴历五月五日，民间节日。本名“端五”。《太平御览》卷三十一引《风土记》：“仲夏端五，端，初也。”亦名端阳，重五，重午。辞海第二条：泛指初五日。也就是说，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古人以天干地支定节气，许多节气并没有硬性规定在某月某日，只是按照时序而定，端午节也是一样，端午，也就是五月内的第一个午日，魏晋以后，人们渐感天干地支纪日不便记忆，于是改以数字代替，定五月初五为端五了。关于端午节的起源，说法众多，综合历代诸说，大约有以下几种。
图腾祭。据学者闻一多先生的《端午考》和《端午的历史教育》列举的百余条古籍记载及专家考古考证，端午的起源，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早在四五千年前，人类的远祖在自然势力威胁之下，常疑心某种自然之物有着不可思议的超自然的力量，因此，他们便以这种有着神力的东西为自己部落的祖先和保护神，对它进行顶礼膜拜，以求得神力的护佑，他们在所有的日常用具和自己的身上刻画上该图腾的形象，以强化自己和图腾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彻底皈依于它的精神寄托。
我国的水稻种植，开始于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吴越民族，自古以打鱼和种植水稻为生，他们以龙为图腾，断发纹身，把自己打扮成鱼的同类，彩绘渔船，让水中的龙知道，他们是它的子孙。五月五日是他们祭祀龙祖的日子。为什么要确定这一天为祭祖日呢？因为龙是主管雨水，确保丰收的神灵，龙是水中之王，对水无所畏惧，五月到来，正是江南雨季到来，洪水泛滥的开始，布谷鸟在天空欢叫着，该插秧了，为了确保水稻丰收，确保打鱼人的安全，他们在五月份日照最长的这一天，举行一次盛大的图腾祭，以谷米做成的粽子飨龙，以划龙舟娱龙，祈求龙祖的庇护。
源于夏至。端午虽非节气，但与夏至相近。夏至为北半球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日，太阳的威力到该日午时达到高潮，这一天日照最长，威炎也最盛，但日中则昃，太阳随即亦由盛而衰。中国人一向依赖“应天显时”的方式生活，一切均以太阳的出没为依归，太阳由盛转衰之日，人们惶然感受到衰老和死亡的威胁，好像天将降大祸于人一般，于是纷纷举行各种祭祀仪式，禳灾避役，求神保佑。同时过了这一天，开始进入盛夏时节，于是形成了一些特殊的饮食、服饰、禁忌等风俗。粽子便是这样一种古代的时令食品。俗有“食过五月粽，寒衣收入杠，未食五月粽，寒衣不敢送”的古谚。粽子一出现，岁序便转入夏季，这是季节更迭的信号，不单单只是点缀节景。在五月仲夏的酷热季节吃这种米制的凉食，用清香的箬竹叶包裹，吃后清热降火，胃肠舒适，的确不失为时令佳品。此时人们换上轻薄的夏装，参加各种端午活动，娱神自娱。换夏装在古代也是风俗之一，《中华古今注》记载，东汉时，每到端午，皇帝都要赐给群臣鸟犀腰带呢。
恶月恶日避邪说。晋《乐志》言：“五月之辰谓之午，午者长也，言万物皆长大也。”端午节，便是民间俗称的五毒开始活动的时期。天气渐渐炎热，百毒齐出，蚊虫滋生，各种传染病频频发生，无力抵抗疾病的古人，便把五月视为“恶月”，五日视为“恶日”。五月五日成为一个不祥之日，在这一天出生的孩子被视为不祥之兆，“男害父，女害母”。于是人们得想办法预防及消灭这些毒虫毒物。他们在这一天挂钟馗像驱邪避害，插菖蒲、苦艾于门户，薰香沐浴，佩带香包，喝雄黄酒，一切都是为了避邪去疾。在这里顺带解释一下五毒五瑞。端午五毒是蛇、蜈蚣、蜘蛛、壁虎和蝎子，这些毒虫咬了人轻者疼痛，重者死亡，可不是好玩的。天中五瑞为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山丹。用它们薰香洗身，可以去除各种毒害。而且在这一个月，从养生的角度来说，要以安息静养为原则。《礼记·月令》云：“仲夏，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止声色，节嗜欲。”养生，健身，防病，可以说，端午节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卫生节。
庆丰收说。中华民族以农耕文明闻名于世，一说认为端午节的原始形态就是庆祝丰收。五月，小麦、油菜等农作物收割完毕，得为夏种秋收工作做准备了，经历了难挨的春荒阶段，在这一个有了收获的过渡阶段，人们便给自己和神灵安排了一个稍事休整和娱乐的“中天节”。人们在这一天走亲戚，吃粽子、咸蛋、五毒饼，划龙舟，荡秋千，打球比武，斗百草，庆祝春天的收成，也祈祷秋天的再一次丰收。而将时间安排在五月的五日，只是出于习惯上的便于记忆，就像三月三，七月七，九月九一样。
以上几种说法，是端午最原始的起源了。可以说是原汁原味的端午文化形态。我们从它的起源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节日，它在不同的民族那里有着不同的风俗，但作为一个古老的传统节日，它与春节、中秋节一样重要，这在不同的民族那里，是共同的。在以后的发展中，随着宗教性质的淡化，风俗不断流变，端午的原始含义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又出现了纪念伍子胥、曹娥、地腊等人物的内容，其中尤以纪念屈原说流传最为久远，深入民心。关于端午纪念屈原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北朝梁朝吴钧的《续齐谐记》：“楚大夫遭谗不用，五月五日投汨罗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之，并命舟楫拯救之。”唐代诗人文秀有纪念屈原的《端午》诗：“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是直臣冤。”这说明至少从南朝至唐，端午已成为纪念屈原的节日。
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加上许多故事传说，端午节不仅产生了众多相异的节名，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为什么发展到后来，成了一个与屈原密不可分的节日呢？因为在众多的被纪念者中，屈原在人们的心中地位最高。他又恰恰选择了在五月五日怀石投江，以身殉国；他光耀日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不同的时代都起到过非同寻常的激励作用；他创造的楚辞，是中华文化中的艺术瑰宝，是中国诗歌的源头，是他首开个人诗歌创作的先河，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诗人。这些因素决定了纪念屈原这一端午主题的生命力是最长久的，最能得到民族大融合、文化大融合之后，所有中国人的认同。有人说，将吃粽子、龙舟竞渡等端午习俗与屈原联系在一起，抹杀了端午的原始文化意义，有牵强附会之嫌，这样的观点我是不赞同的。纪念屈原，这是端午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做出的选择，我们理当顺应这种选择。
研究一种文化，的确要追根溯源，恢复端午节原始的文化生态，这是对传统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尊重。面对它的发展，我们同样要有理智的认同。早在一千多年以前，随着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端午节已传到日本、朝鲜、新加坡、越南等亚洲国家，现在的端午节，已是一个多国共有的节日，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它已深深地融入各国的文化中，具有了独特的风格和生命力。比如，在日本，端午节已演变成为祈祷“男孩健壮成长”同时也祈愿五谷丰登、除灾消难的“儿童节”。在新加坡，更重视龙舟竞渡，端午节也叫做Dragon Boat Festival（龙舟节），东海岸公园每年举行的国际龙舟邀请赛闻名于世。 韩国端午节，则是插秧结束后祈求丰年的日子。妇女们用菖蒲洗头，玩荡秋千，男人摔跤。人们还做样子像车轮一样的车轮饼吃，于是端午节也称为车轮节。文化的传播不会让一个国家和民族有损失，只会“给予越多越富有”。我们应当为这种文化的不断传承和更新感到自豪。
端午节，就像一棵经年的大树，如今不仅根深叶茂，而且还开出了七彩的花，结出了丰收的果。当许多东西在现代文明中消失时，我们的怀念就这样产生了。弘扬这古老的传统文化吧，恢复它的原始意义也好，纪念屈原也好，总之要让它在人们心目中复活，让我们的孩子永远记住端午节！唱儿歌，吃粽子，喝雄黄酒，赛龙舟，割露水艾……祖先和我们热爱过的，我们的后代要继续理解并热爱下去，这是对民族之根的维护与修复。
破茧而逝
在我心目中，他只是一个诗人，亘古未有的第一个诗人。他所有的价值，就在于创造了诗歌的时代，于是有了这些盛开在人类精神世界的奇葩——楚辞、汉赋、唐诗、宋词，而他是开源人。
他因自信而难免孤傲，因清高而难免离群，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穿人间最美的服饰，与香草美人为伍，修炼着世间最完美的人格，不容有半点瑕疵。从政治理想到诗歌艺术，他孜孜以求，寄希望于君主实行他的美政主张，并将民间的粗俗俚歌升华成传之后世的艺术瑰宝。
他是一个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才华盖世、潇洒飘逸的男人，拥有丰神俊朗的仪表、浪漫的心灵、高洁的品德、政治家的英明、思想家的深沉和哲学家的睿智。
他是一个在中国历史的混乱时期横空出世的狂人，心地单纯，神经过敏，容易激动，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极端分子，一个梦想家。
就是这样一个人，选择了一条令后世之人不解的死亡之路，于是，有了这样一些结论：绝望，无路可走，以死谏昏王，以身殉家国。他的死，就是悲剧的诞生，他举身一跳，被永远定格成了悲壮、愁苦和愤怒的化身。
司马迁说：“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汉人扬雄在其《扬子法言》里说：“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李轨注：“夫智者达天命，审行废，如玉如莹，磨而不磷。今屈原放逐，感激爰变，虽有文采，丹青之伦尔。”苏轼说：“君子之道岂必全兮，全身远害亦或然兮。嗟子区区独为其难兮，虽不适中要以为贤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我也曾说：大家都在朝秦暮楚，摇唇鼓舌，以求仕进，你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在世时，渔父劝他：“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酾？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
“宁赴湘流，葬于鱼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就是他的回答！
对他的自绝于世，责备或理解，他再也不会给出半个字的答案。答案只能从他的诗歌中去追寻，任何政治的历史的附会，都无法超越他的诗歌中，那个本真的存在。
他死了，举身投进一江清波，决绝、安然，一种最平常的选择，这种赴死的方式似乎有害他的伟大，后世人因此而耿耿于怀。在不断的阅读中我却渐渐发现，他其实死得其所，死而无憾，死亡，对他来说，是一条通向完美和快乐的道路。
骨子里，他是一个诗人，不是一个政治家，这是天命。他找到了最好的表达自己的方式，痛快淋漓地倾诉了自己全部的爱和恨，所有的思和想，这是一次前无古人的长长的吟唱，是千古之绝唱。想说的都已说完，还有什么遗憾呢？在《怀沙》中他写下了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他走得是多么从容！
在《天问》中，他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问天问地，问人问仙，最后得出天道无常的结论。于是他相信神界的存在，相信在死亡的另一面，有一个可以安放灵魂的乐园。一篇《天问》，足以表明他是思想境界多么开阔之人，岂会因一时悲愤而自寻短路？他曾在《离骚》中反复提到要效法彭咸：“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随水而逝，这个想法早已在他的心里生根，付诸行动，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读完他的所有诗歌，我们会从中发现一个美好的神话世界。当人间已不足以留恋，何不抛弃肉体，追寻先贤的踪迹到那个美好的世界里去呢？在那里他将得到完全的解脱和理解，开始纯洁高尚的快乐生活。或许我们认为屈原是唯心的，在一个历史与神话还没有来得及完全分开的时代，这种唯心是可以理解的。
我相信他是破茧而出，奔一个新的理想去了。人间所有的挫折，不过是逼他走上神途的修炼，所有的诗歌，不过是他留在人间的一个茧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