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总会给每位参与者留下记忆。有的春风得意,有的苦涩难言;有的波澜不惊,有的欲死欲仙。我的高考,是希望与失望的博弈,是生命与命运的抗争,是荣誉与耻辱的争夺,是自己与自己的战争。我在大学毕业后的多年时间里,还常常梦到参加高考的事情,甚至梦中都知道自己已经工作,怎么还有高考呢?可以说,这是对高考恐怖、恐惧的记忆,犹如被蛇蝎咬过一般,终生不会忘记。——题记


  早上一上班,单位开会,我在记录本庄重地写上:2018年6月7日,星期四,晴。今日高考。

  最近,我拜读了淮北作家李端芹的散文《我的高考岁月》,文章写他三十年前求学的艰难和三次高考的经历。我在微信里留言,看了你的“高考”深有同感。只是,我的求学经历比你更复杂些,更具有故事性。

  客观地说,一开始并没有多少考大学的欲望,原因是当时我所在的农村中学教学质量比较差,况且是全国恢复高考的最初几年。那时候,农村孩子能考上大学的是凤毛麟角。对高考特别热心的应该多是城市青年,甚至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城市青年。

  那时候,我就读的乡村中学——新集中学分初中、高中部,高中部是两年制的。1980年毕业时,18位男生到县城参加高考,全军覆没,没有一人达到中专分数线。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高考。我记得很清楚,就在那年参加高考的头天晚上,不知什么原因,我第一次遗精,就像女孩第一次“来红”。后来知道,少女的初潮,是青春期到来的重要标志之一。小伙子的初次遗精,是男孩转变成男人的标志之一。这说明,从这天起,我从生理上变得成熟了。

  当然,无所谓希望,也就无所谓失望。你能看出,我当时所在学校与城市学校在教学质量上的差距。所以,我们毕业了,这所学校的高中部也“砍”了。这片乡村的孩子再读高中,都要到另一所学校——包集中学上学了。

  其实,当时读到毕业参加高考的学生,都是在小学、初中、高中成绩拔尖的孩子。那时候读书,并不都是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学校也是这样,经常有一些支农活动。我读初中时,就多次参加下乡插稻秧,或在高粱地里打坷垃。当时,成绩好些的同学也是井底之蛙,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一种什么状况。假如说,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就是一棵棵庄稼,因为缺少必要的肥料养分,缺少知识的浇灌,到了秋天,颗粒无收,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考不上大学,干农活就是了,也是照样活人的。一天傍晚,我扛着锄头,从湖地里干活回家,在村东头的马路上,遇到骑着自行车北行回家的邵老师。邵老师见了我,下了车,第一句话就是:开学后,到包集中学复习去!我笑笑说:好!邵老师是我们的高中数学老师。新集中学高中部“砍”了后,他和其他几位老师都转到了包集中学,继续他们的高中教学。

  那年9月,我和其他一些同学一样,背着书包,带着被子,走进了包集中学的校园,成了复习班的学生。好像也就上了一个多月的课,有几个同学又回到了各自的家里,这其中就有我。在跑回家的同学里,一位学做了木匠活,一位跟随父亲当了兽医,我则在乡村里当了一名代课教师。其实,那时候,乡村孩子是没有多少出路的,考大学的目的,就是觉得能吃上“商品粮”,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我回到家乡当小学代课教师,与我的堂兄有关系。堂兄当时是家乡小学的民办教师,也是这所小学的校长。他说,回来先干代课教师,听说很快就会有政策,以后也可以转正成为公办教师,一样吃“商品粮”的。那时候,我就是乡村田野里的一只“燕雀”,根本就没有什么“鸿鹄之志”,就听从了堂兄的建议,在这所叫“马庄小学”的土坯房里,成为了家乡孩子眼中的“老师”。当时,“马庄小学”是五年制教学,我被安排教四年级和五年级算术课。那时,我妹妹(排行老三)正好念五年级,就在我教学的班级里。可以说,一个高中毕业生,教小学算术,是“小菜一碟”,但我一点不敢马虎。五年级语文课是堂兄教的。堂兄比我大几岁,是早几年的高中毕业生。我们关一个老奶奶。就是说,他的祖父和我的祖父是亲兄弟。堂兄兼着校长一职,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有不愿学习调皮捣蛋的孩子,常被他揍哭,并撵出屋外站墙根。那时候,不会有家长因孩子在学校被老师狠揍来找事的。乡人的口头禅就是:孩子不听话,你就给我使劲打。我当时年轻气盛,有时也学着堂兄,对个别调皮孩子“动过手”。记得有个孩子,现在叫不出名字了,只知道跟我同姓,比我要晚一辈,家住我家南面一里地。他不仅自己不学,还在课堂上捣乱。他的顽皮,令我无法忍受,就走到他的座位上,拧着他的耳朵,拽着把他拉出了教室,并往他的头上揍了几下。可他根本不在乎,我回到教室讲课,他仍然伸头对同学挤眉弄眼,令你哭笑不得。

  那时候,我备课认真,教学严谨,得到了堂兄和其他老师的认可。一次,乡职教办的同志到学校检查,专门听了一堂我的教学示范课。

  可以说,当时我的“梦想”就是能够早日转为公办教师,拿上一份工资,补贴家用。多年后,堂兄实现了梦想,转为公办教师。那时候,堂兄早已娶妻生子,有了孩子。堂兄夫妻共生育了四个孩子。堂兄快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他和堂弟一起去淮南为小儿子定亲。小儿子开的是昌河车,回来时,发生恶性车祸,夺去了三人性命,原本的喜事变成了丧事。我专门从淮北赶回去参与了丧事的料理。这是我大学毕业工作多年后的事情了。

  春节过后,学校开学了,一天,在上班的路上,迎面遇到“大队书记”。我知道,他跟我们家族还有亲戚关系,我干代课教师,虽是堂兄提议,肯定也是经过他同意的。因为,我的有限薪资要由大队里出。他骑着自行车,估计是到乡里开会或办事的。他看到我,便撇腿下了车,两手扶住车把站住。好像是没有什么前奏,他就对我说:该考学不考学,教什么书呀!说完,就走了。

  我站在原地,愣怔了一下,问自己:是呀,为什么不继续考学呢?可是,如果考学,再回到包集中学读复习班,肯定跟不上课的,考大学更无一线希望。我何不像其他同学一样,走一条捷径呢?这条捷径,就是跟着初三复习,考初中中专。尽管这样有违国家政策,但好多人都在这样做,我的同学里就有人如此在读,我为什么不能呢?

  距离中考也就三个月时间了。我放弃了代课教师一职,走进我原来的中学,进入初三班学习,成了我弟弟的同班同学。我比二弟大三岁,他刚好读初三。当年中考,也只有四位同学达到了中专分数线。我是其中之一,分数最高。另三位同学中,好像有一位情况跟我差不多,也是读过高中的。还有位邵姓女同学,跟我住一个村子。接到通知,去县城体检。那天,天下着雨,我和女同学每人打把伞,去学校集合。路上,我有一种对未来的喜悦憧憬和幸福感……

  俗话说,怕鬼有鬼。现实一下子粉碎了我的梦想。

  因为有人举报,我的上中专梦想破灭了。

  怎么办?我的善良的母亲只有偷偷地抹泪,父亲也是默默无语。二舅来到家里,给我一些劝慰,他说的两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呀?哪棵树上都能吊死人。要走出困境,还是要靠自己啊!

  我知道举报嫌疑者,就是跟我的家族有矛盾的人。那时候,乡村属于生产队时期,人与人之间矛盾重重,不同家族之间因为各种利益纠纷不断。对我考学的举报,正是对方的一种报复。对此,我和我的父母十分无奈。唯一出路,是继续读书考学,这反而成了一种激励。当时,农村土地改革已经从包产到组发展为包产到户了,我家里分了十多亩农田。为了让我回校读书,考上大学,为家庭争口气。父母亲狠心让二弟下学,没能继续读高中,帮着他们种地。其实,二弟还是十分想念书的。好在后来,二弟在家也当上了代课教师,既教书又不耽搁种田。再后来,二弟还读了师范,转为公办教师,吃上了“商品粮”,并在我读大学期间先我娶妻生子,过上了较为幸福的生活,让我有了许多安慰。

  再回到学校读书考大学,那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呀!当年,坚持在包集中学复读的同学中,只有一位同学走进了高等学府,其他同学均名落孙山。

  1981年暑假结束,新学期开学,我又到了曾在这里复读过一个多月的学校——包集中学。我没有再上复读班,而是进了高二应届班学习。这个班的班主任也姓宋,教我们化学课。怀远的宋姓都是一个堂号宗族的。我和宋老师是关一个老祖坟的,他的某世祖上跟我的祖上是亲兄弟。

  读书的努力和艰辛就不用多说了,关键是我的身体不够争气。曾经在右边的腰部长个脓疮,引起右腋窝淋巴结肿大,大到如一个鸡蛋,疼痛难忍。学校医务室的医师看了,说只能做手术。做手术?要耽误多少时间呀?后来,父亲知道了情况,在集镇上的一个土医生那里买了两贴膏药送到学校,没想到,还真把肿大的淋巴结治好了。真是土方治大病。前段时间,我因感冒在社区医院打吊针时,跟这里的老医生说过这件事情。老医生说自己过去也熬过这样的膏药,里面有蝎子、蜈蚣、蛇蜕等毒性很大的中药,以毒攻毒,就能治好许多疾病。现在很少有人再费心费力熬制那样的膏药了。

  到了下学期,我的身体状况更加糟糕,一度身体乏力,无精打采,夜晚失眠,有一种无法坚持的感觉。星期天回家,父母见了,十分心疼。父亲说,实在不行,就回来种地吧,一样活人。这时,我也是因不争气的身体心灰意冷了,决定不再与命运抗争,放弃学业,回家跟随父亲当个农民。其实,父亲原本读过县城师范的,在国家急需人才的时候,在师范上了两年学就被分配到乡村学校当教师,那时候,他就是一位吃“商品粮”的公家人。几年后,在“七级工八级工不如农民一担葱”的年代,说是因教书头痛,放弃了“商品粮”,回家当了农民。几十年过后,父亲有了偏瘫状况,经检查,是一个很大的脑膜瘤引起的,当时作了脑膜瘤切除手术,距今已过去十八年了,耄耋之年的父亲和母亲还在老家安享晚年。我一直在想,父亲早年的头痛与这个脑膜瘤有没有关系呢?

  星期一的上午,我借了一辆自行车,回到学校,准备跟老师告别,带上被子、书本弃学回家。在跟宋老师道别时,他开始没有说话,停了一会,就说:有病治病,挨到毕业再说吧!一句话,我又留了下来,继续跟班学习。这期间,我到县城医院做了检查,也没查出什么病来,医生说是身体弱,给开了中药。在学校,好心的陈老师每天早上和傍晚帮我熬中药。在新集中学读书时,陈老师的爱人高老师,是我们的政治课老师,他们都是我万分敬重的老师。就这样,我一边读书、一边吃药,把书当成了药,也把药当成了书,硬是挺过了那段时间。

  那时候的高考升学率极低,农村学校能考上大学的只能占百分之几的样子。而且不是说你高中毕业了,就可以直接参加高考。这中间还有一次初选考试。就是说,每个学校参加高考的学生是有名额限制的,要淘汰部分成绩差的学生。那一年,我通过了初选考试,具有了参加高考的资格。那时,我在班里的成绩是排在十几名的样子,能否考上中专以上的学校,就要碰运气了。

  这就是我的第二次高考。

  高考分数下来了,我的分数距离最低分数线差了14分。这时的我并没有太多沮丧,反而有一种别样的兴奋,感觉距离大学的校门不远了。我决定继续努力,继续复读,一定要考上高等学校,哪怕是一所中专学校,也算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这一年,我原先的高中同学,同样在这里坚持复读的,一位考上了大专学校,一位从理科改为文科的,考上了粮校。现在,他们一位是县教育系统的领导,一位是粮食系统的总会计。

  1982年暑假过后,新学期开学前,我拿着分数单到怀远三中,找到在这里教生物课的宋老师,想在这所县城中学复读。这位宋老师的家,在我家北边一里路的地方,比我长一辈,我称他大爷。他在学校教书,大娘在农村务农,三个孩子跟他在城里上学。大爷接过我的分数单,看了看,说没问题。我便成了这所学校复习班的学生了。之所以找宋老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曾帮助我的一位堂弟在这里读初中。那时候,乡村孩子能在城市学校读初中也是极少的事情。可以想象,这位堂弟的父亲、我的三大爷(跟我父亲是一个奶奶的堂兄弟),是花费了多大的精力把儿子弄进城里学校的,又是寄予了多大的期望啊。我在怀远三中读高中复习班时,这位堂弟正好读初三,目标是考上初中中专。

  这一年,我的身体基本恢复到正常状态。我的精力全部用在了每门课的学习上。也不太顾及老师教学的好坏,和其他在这里复读的农村孩子一样,不愿浪费一点时间,听课、看书、做题。这期间,我还经常写日记,多是鼓励自己的话语,也有“报仇”的话,就是对当年的举报者耿耿于怀,以此鞭策自己。学校位于荆山的山坡上,距离白乳泉风景区很近。即使晚饭后到石榴园散步,也要带上书本,瞅上几眼,根本没有心思青睐身边的风景。唐朝时期,李白曾踏游到怀远荆山白乳泉,在这里畅游采风,留下了不少诗篇。

  复读的时间难熬,但也感觉过得太快,一年一度的高考“大赛”又到了。这便是我的第三次高考。

  考试期间,天气极端炎热,我们这些在城市学校复读的农村孩子,不像城里的孩子,有父母的百般照应,我们都是自己照应自己,自己给自己打气。三天考试下来,身体有一种虚脱的感觉。我和赵姓同学都感觉考得不好,恐怕连个中专都上不了。我俩约定,书本和被子就放在学校,不再往家里带了,今年走不了,来年再战。

  高考回家后,一直觉得没考好,每天揣着悲伤的心,挂着欠人家钱的脸,多是躺在小床上不言不语,父母亲也是每天小心翼翼,不敢多问。

  放榜了。出乎意料的是,我和赵姓同学分数均超过了本科线,并同时被淮南矿业学院录取,在一个系的两个专业读书,并顺利完成了四年学业,分别在淮南、淮北两大企业工作。

  当年,参加中考的堂弟落榜了,沮丧不已,后来参加第二年的中考,被农校录取。后来,分配到乡农科站工作,结婚后,有了可爱的女儿。上面说的车祸中的堂弟,就是他。他和堂兄是关一个奶奶的。前些年,我每每回家,都要跟校长堂兄、农技员堂弟一起喝酒聊天的。一场车祸,他们均离我远去。至今,每每想起,我还是胸痛不已,泪水欲滴。

  大家可以想象,在我知道自己高考分数的时候,会是一种怎样的狂喜吗?可我还是努力克制自己,压抑着怀里直往上乱串的欢喜兔子。因为,我读过范进中举的故事,我真的怕成了现代版的“范进”,让自己的心血白流,让父母“鸡飞蛋打”,更加悲伤。

  在我终于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我的父母专门买菜,在家里办了两桌酒宴,一桌是我要感恩的老师,一桌是家族的叔叔大爷。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和关怀。我请来了最初鼓励我考学的大队书记,也请了“举报者嫌疑人”,他当时也是大队干部。当天,大队书记还跟我父母说,“请他干啥?”父母也许跟我想的一样,请他是有多层含义的。若干年后,再想感谢大队书记时,他已因病去世,万分遗憾。

  “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唐代诗人孟郊四十六岁那年进士及第,满心按捺不住得意欣喜之情,便化成了这首别具一格的小诗。诗一开头就直抒自己的心情,说以往在生活上的困顿与思想上的局促不安再不值得一提了,今朝金榜题名,郁结的闷气已如风吹云散,心上真有说不尽的畅快。这就仿佛是从苦海中一下子被超渡出来,登上了欢乐的峰顶;眼前天宇高远,大道空阔,似乎只待他四蹄生风了。孟郊两次落第,这次竟然高中鹄的,颇出意料。

  在电影《全城高考》里,由方中信饰演的男主角范老师在面对学生评论这首诗时说,无论是千年前的诗人孟郊,还是现在的我们每个人,金榜题名的喜悦和名落孙山的沮丧心情,都是一样的,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