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觉醒年代》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时间：2021.5.18

地点：山西师大01316教室

课程：中国当代文学

内容：电视剧《觉醒年代》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形式：讨论

主持人：杨子怡

发言人：武琪，贾韶妍，马捷，袁瑞琪，高彦，杨子怡，李其蔓，张宇欣

记录人：杨子怡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展现了从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六年间的中国革命历史，讲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观看《觉醒年代》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切身体会当时先进知识分子为救国救民所作探索的艰难曲折与他们不畏牺牲、敢为天下先的爱国情怀，更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掌握现代文学相关知识。

杨子怡：我们都已经看了《觉醒年代》，今天就其与现代文学的关系进行讨论。

首先大家来说说《觉醒年代》中演绎了哪些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情景？

李其蔓：有鲁迅先生创作《狂人日记》的场面，让我深受震撼。

高彦：有“双簧戏”“林蔡之争”，都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事件。

贾韶妍：还有一些重要的文章，比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

杨子怡：好的，既然这样我们就开始深入讨论，大家把自己收集的资料都交流一下。

张宇欣：我搜集的是《觉醒年代》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的相关信息，因为文学的革命离不开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所以新文化运动作为文学革命的背景之一，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内忧外患，中华民国岌岌可危，中国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电视剧《觉醒年代》从这里展开，混沌迷蒙的年代中，有人率先从沉睡中苏醒，试图找寻一条救国救民之路，而这场自救征途，从思想启蒙开始。

“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此为陈独秀《新青年》的创刊词。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后改名为《新青年》，大力倡导“科学”“民主”，反对旧道德、旧思想、提倡新道德、新思想，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此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同时，李大钊奋笔写下《青春》一文，号召广大青年以青春之朝气，青春之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中国，建立青春之中国。

随着剧情发展，新文化运动的关键人物陆续登场。李大钊受章士钊邀请前去北京担任《甲寅》主编，而后陈独秀前去北京与钱玄同、刘半农相会，与李大钊重逢。与此同时，新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三顾茅庐”邀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自此，《新青年》编在北京，印在上海，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蔡元培同时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宗旨，推动新文化运动不断发展。

不久后胡适回国在北大担任教授。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从文学进化论角度提出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针砭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是为文学革命的发难之作。同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措辞更为强烈，表明更坚定的文学立场，提出“三大主义”作为目标。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纷纷相应，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所作历史唯物论的初步解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观点影响。1918年5月，鲁迅发表《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开辟了我国文学发展的新时代。

新文化运动愈发高涨，新思想愈发深入人心，同时，也引起了一大批复古派的不满。在剧中，胡适与辜鸿铭的交锋引人注目。由美归国的胡适倡导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辜鸿铭学贯中西，却是著名的保皇党。胡适在北大礼堂演讲时用英文说出希腊《荷马史诗》的诗句“我们回来了，你们看分晓吧。”此时，辜鸿铭却起身用希腊语说出《荷马史诗》中的另一句，“尊贵的王者也要倾听别人的意见，谨慎从事”，并说胡适的英文是下等人的发音，给他示范朗诵了伦敦绅士音。胡适浅笑感谢教诲，却说引用这句话，重要的在于它所表达的内容，这是北大学人对一个旧的中国，旧的文化的宣言，也是办好一个新北大的郑重承诺。但这场论争并未结束，延续持久。1919年林纾发表《论古文白话之消长》《致蔡鹤卿》书，对白话文运动大张挞伐，并对新文化领军人物进行驳斥攻击。而后，学衡派、甲寅派也都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批判反对，但新文学阵线都对其一一进行了全力反击。

新文化运动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实绩，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而彻底的文学革新运动。

贾韶妍：我们收集的是觉醒年代与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白话诗的关系。电视剧一直在诉说一个真理：救国先要改变人的思想，要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和文化启蒙。

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便是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运动。而打响新文化运动第一枪的人正是胡适。他以一篇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率先打响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枪。新文化运动首先是白话文运动，是一种文体的改革，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白话文运动的起点是胡适。后来到了陈独秀手里，才演变为一场革命。

作为陈独秀的同乡，胡适从1916年9月就开始参与了《新青年》的撰稿。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

一曰：“须言之有物”。

二曰：不摹仿古人。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绝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

三曰：须讲求文法。遵循语言本身的规律与定则。

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

五曰：务去滥调套语。主张“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

六曰：不用典。

七曰：不讲对仗。

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最早发表在他编辑的《留美学生季报》上，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他一稿两投，将文章同时寄给了远在北平的老乡陈独秀。陈独秀读了胡适的文章后拍案叫绝，称赞它是“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并坦言: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

于是，文章很快在陈独秀的《新青年》上重新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文化思想的大地上一下子掀起了滔天巨浪，赞美声、反对声、讥讽声，交织成一片。之所以称刍议，因为这只是抛砖引玉，希望群策群力。《刍议》一文用大白话来讲就是，说听得懂的话，写读得懂的文。由此让文字不再成为阶级间的障碍。新文化运动以倡导白话文为标志。表面这只是文字表述的变化，但本质是冲破一切对思想的束缚，让思想自由放飞，畅通交流。这就为思想的融会贯通和转变打开了大门。其实，除了文化上的意义外，还有着更深一层的政治意义，那就是无形中打破了阶级的界限，建立了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阶层沟通的桥梁。所以说，新文化运动是在为觉醒创造条件，这也就是剧中陈独秀的初衷。

马捷：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提倡白话文体，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现代新诗，为白话文学的可行性建立了标准的范例，他从欧洲戏剧界引入易卜生主义，揭开了中国现代话剧文学的序幕。胡适以多元化的文学体系建构，颠覆了传统的话语形态，扭转了民族文学的书写内涵，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

电视剧中，胡适在北大演讲《白话文与白话诗》中提出推广白话文。黄侃当场唱反调，指责胡适推广低俗无文采的白话文。胡适认为白话文更简便，通俗易懂，百姓们更喜欢。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胡适提议做一个实验，假设自己接到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好友聘请，自己对在政府工作不感兴趣，于是回电报婉拒朋友。电报按字收费，黄侃用文言文报了十二个婉拒文字。而胡适则用白话文回电报，内容简洁易懂：“干不了，谢谢。”胡适认为“干不了”三个字表达了自己谦虚的态度，“谢谢”二字表达了对读电报的人的尊重。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了著名的《文学改良刍议》，率先打响了新文化运动的第一枪，提出了文言文体向白话文体的转型。尽管他自己对“新文化运动”这个词颇不以为然，但作为白话文运动的首倡者，他却实实在在地参与、倡导并推动了这场对近现代中国格局发生深刻影响的新文化运动。胡适的观点说白了就是：打工种地用白话好，做生意当官用白话好，写小说散文用白话好，就是写诗也是用白话好。为了证明白话也能写诗，胡适还勇敢地做了一回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在《新青年》中发表的《白话诗八首》是中国白话诗的开山之作。

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要完成现代转型，必须要以白话俗语入诗，改变诗歌言文脱离的状态，在内容上应积极反映时代生活和个人的独特体验。《尝试集》中的《老鸦》，摆脱了传统诗歌堆砌粉饰的缺陷，语言通俗浅显，以白话文体阐释了独立不移的坚定立场。“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胡适的这首《蝴蝶》，成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一首白话诗，这首诗的语言自然清新晓畅通达，传达了作者孤独的思想状态。作品《一念》建立了开放灵活的文本形式，句式长短不一，字无定数节无定律诗歌的节奏，遵循作者情感的起伏规避了古典诗歌拘谨的韵律。《一颗遭劫的星》摆脱了韵脚的羁绊，以自然的语音韵律来抒发悲愤的情感诗句，纯朴简约感情自由流泻突破了古典诗歌呆板的格式束缚，富有散文化的审美特质。胡适不仅对古典诗歌的文体形式进行彻底的革新，还强调诗歌内容要立足现实场域顺应时代潮流抒发真情实感。胡适在其诗歌理论中还强调，诗体要得到解放，不仅要改变传统的语体，还要打破固定的诗歌样式，创作一种自由的诗歌形态。

武琪：我来说说《觉醒年代》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关系。

陈独秀先生在《文学革命论》中指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隙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并从启蒙的角度抨击旧文学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这标志着陈独秀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对推进文学革命发生了重大影响，是当之无愧的文学革命的主将和急先锋。从现在来看，陈独秀先生的文学本质观突出文学的独立性、审美性及其人学属性，但不回避社会属性；文学发展史观是进化论的，但不否认传统文学发展成就；文学功能方面，强调文学的精神启蒙，但不否认文学与政治的关联；创作主体方面，强调主体性、创造性、自由性，会通个性主义与“缘情”“性灵”资源；创作手法方面，强调现实性，以“真”“诚”改造自然主义；审美鉴赏方面，要求结构匠心独造，语言流丽晓畅，文气清新自达，情感真切动人。“人的文学”“审美主义”“现实主义”观念，在陈独秀的文学观里留下了思想印迹；其文学观在反“载道”传统的同时，又闪现“缘情”“史传”的光芒。陈独秀先生是现代文学观念发生的一个重要开端。

高彦：令我印象深刻的是《觉醒年代》与“双簧戏”。

电视剧《觉醒年代》与现当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钱玄同、刘半农“双簧戏”为例分析：文学革命刚起时,社会反响并不大。1918年钱玄同、刘半农策划发表了“双簧信”，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模仿守旧文人的口吻给《新青年》写信,把林纾等人反对新文学与白话文的种种观点汇集呈现。另安排刘半农复信,对守旧的观点逐一辩驳，将对手妖魔化，借此引起广泛的社会注意。“文学革命”与“封建复古主义”思潮斗争的序幕由此正式拉开。

电视剧《觉醒年代》以此为基础，生动形象地叙述了此段历史。首先，电视剧《觉醒年代》更加详细地记叙了这段历史。从白话文言之争、“双簧戏”发表、学生排演到被捕、释放，全面详尽地说明了“双簧戏”的前因后果；其次，电视剧《觉醒年代》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历史上“双簧戏”将对手妖魔化，不仅没有使《新青年》的发行量有明显增长，而且“双簧戏”的社会反响偏于负面。但电视剧《觉醒年代》对于此段历史并没有全面描述，只说明其取得的成就，未过多提及其弊端，具有明显的价值导向。

杨子怡：我要说的是《觉醒年代》与“林蔡之争”。

随着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发展，守旧派反对的声浪也渐渐猛烈起来。因为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指挥中心，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都是北京大学教授，而这一切都与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积极支持与保护分不开。最早代表复古主义文学思潮出来反对文学革命的是林纾。这位古文家极力反对以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了《论古文白话之消长》《致蔡鹤卿太史书》，对白话文运动大张挞伐，又在《新申报》上发表《荆生》《妖梦》等文言小说，影射攻击文学革命领袖。妄图通过蔡元培之手来阻挠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展。蔡元培亦公开作答，这就是当时有名的《致蔡鹤卿书》和 《答林君琴南函》，林书主要向蔡提出两点责难：其一是蔡氏所掌北京大学容许新文学的倡导，其教学内容之一是“覆孔孟，铲伦常”。其二是尽废古书，用方言土语教学，攻击白话文为“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不足以为美术之文。蔡元培的复信，从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就来函责难一一作了答辩。首先，北大没有教授学生“覆孔孟，铲伦常 ”。《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倡导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其次，北大没有尽废古文而用白话，白话能达古文之义，讲坛上只能用白话讲演，教员中几位善作白话文者都是博览群书之人，对林纤的责难逐一加以答辩之后，蔡元培重申自己执掌北大所奉行的原则方针：一、对于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教学，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问，亦不能负责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在致林纾公开信中则重申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原则，李大钊、鲁迅也发文谴责“国粹家”历史倒退行为。林纾所代表的守旧派对新文学的反攻，并没有什么理论力度，只停留在人身攻击和政治要挟的层面，反而激起了新文学阵线义无反顾的抗争。

这就是历史上的林蔡之争，在现代文学的学习中我们有学到过。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我看到了这一熟悉的历史事件的演绎。林纾展开对新思潮、白话文运动的抨击，以蔡元培为主的新文化阵营的鲁迅、李大钊等人也一一反驳。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鲁迅对于此事的一次演讲，在北大礼堂，鲁迅对《妖梦》及林纾阻挡历史前进车轮的行为进行反驳和批判，公理战胜的观点赢得学生的喝彩。同时，在电视剧中，张丰载这一人物也使我印象深刻。张丰载的原型是张厚载，是林纾的学生。作为守旧派，张丰载在当时大力鼓吹复古主义，作为北大学生却不爱护北大名誉。在现代文学的学习中，虽然没有了解到这一人物，但是电视剧中把他的形象刻画出来，使我对林蔡之争这一事件了解的更加深刻全面。我想这也是电视剧的优点之一。

《觉醒年代》与现代文学的关系紧密结合，在电视剧中可以看到对现代文学史的再还原，对在文学史中没有着重记录的人物或事件也更全面的演绎。

袁瑞琪：我想谈谈《觉醒年代》与文学杂志的关系。

觉醒年代，不止是年代之觉醒、人民之觉醒，亦是文学之觉醒。1915年，袁世凯屈服日本，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一决定让国民纷纷抗议，开展各种抗议活动，其中一批优秀的青年绽放着属于他们的光彩。他们开办报刊杂志，向国人宣传最新的理论及思想，开民智，启民心，引导国人起来反抗，寻求救亡图存之路。

陈独秀于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影响了一批批的知识青年，使他们走上了救国之路。可以说，一本杂志改变了这一年代。

除《新青年》这一重要杂志外，还有一些报刊杂志也对国民“开民智，启民心”产生了重要影响。1916年8月创办的《晨钟报》，由李大钊主管，它是当时北平民众舆论的一块重要阵地。《晨钟报》“时评”栏目张扬一种积极的民族、民主意识，以此考量社会新近发生的重大政治性事件。

1917年1月，由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刊》在北京创刊，主要撰稿人有章士钊、李大钊、邵飘萍和高一涵等人。日刊的内容有抗日爱国和揭露腐败的文章，其主要思想倾向为反对封建帝制复辞，主张实行民主共和，提倡信仰自由。《甲寅日刊》向青年们传播自由、共和、爱国等思想，促使国民思想意识的提高。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号上发表《"晨钟"之使命》，副标题为“青春中华之创造”，文章申明办《晨钟报》的使命，在于唤起民族的觉醒，并激励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

1918年12月，陈独秀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由陈独秀主编。《每周评论》旨在“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其内容侧重时事评述，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先后出版了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山东问题，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专号以及罗素的讲演《我们所能做的》，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等重要文章。《每周评论》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旗帜，在国内文坛有广泛的影响。

1918年10月，在北京大学成立的国民杂志社以“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为宗旨。它是“五四”时期较有影响的社团组织，邓中夏、高君宇等为社员。1919年1月，该社出版的《国民》杂志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李大钊在其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国民》杂志总顾问，他对其进行了热情的帮助和指导，并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时代精神，对青年反帝斗争起着导向作用，促进了青年思想意识的提高和《国民》杂志的进步。

1919年元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所编的《新潮》月刊创刊，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三人为编辑。《新潮》效法《新青年》，积极推广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对国民的思想起到了启蒙开智的积极作用。

1915年至1921年间，中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青年，这是一个民族觉醒之年代；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彰显爱国的激情，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创办的报刊杂志等，亦表明这也是文学之觉醒年代。

李其蔓：我来说《觉醒年代》与鲁迅的文学创作的关系。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人，作为最具有原创性与源泉性的现代中国的思想家与文学家，作为20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与文学家，无疑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在电视剧《觉醒年代》中，鲁迅出场的戏份虽然并不多，但足够经典，给人的印象足够深刻。

鲁迅出场的一幕致敬了1919年5月原载于《新青年》第6卷第5号的文章《药》。在这篇文章中，当时无知的人们迷信人血可以治痨病，所以才会出现“人血馒头”这样的荒唐事。原文中被处决者还是一名烈士，当愚昧的群众和悲哀的革命者在这样的场景里一同出现，着实令人唏嘘不已。剧中鲁迅虽然没有正面去看这一幕，但他心里却早已看清了他们的劣根性。

躲进小楼，不问春秋，钻研佛经，抄写古碑，是他初期的常态。“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是鲁迅和钱玄同的铁屋之辩。剧中鲁迅说他不是消沉，而是看不到前程。

受社会大背景和各种因素的影响，鲁迅加入了《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于1918年5月在第4卷第5号发表了《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在《呐喊》的自序中，鲁迅这样写道：“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狂人日记》是鲁迅在经历了沉默与思索之后的第一声呐喊，作品中融入了他多年来的愤怒、怨恨、不满、焦虑，以及希望、祈求等各种复杂的情绪，也必然地体现了作者多年来对中国历史的深思和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是一篇彻底的反封建的“宣言”，也是作者此后全部创作的“总序言”。

他的《狂人日记》之所以被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以13则“语颇错杂无伦次”“间亦略具联络者”的不标年月的日记，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

在艺术表现上，作家不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去描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而是通过主人公的自由联想、梦幻，直接剖露他的心理；也不像传统小说那样，作者的叙述(介绍人物、铺陈情节、描写环境等)和作者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之间界限分明，而是使作品中所有叙述描写都带有主人公的感情色彩，都渗透于主人公的意识活动之中。

而《狂人日记》尤其富有创造性的尝试，是小说“日记本文”采用了白话文体，却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文言体的“小序”，从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叙述者(“我”与“余”)，两重叙述，两重视点。白话语言载体表现的是一个狂人非正常的世界，主人公却表现出疯狂中的清醒，处处显示了对旧有秩序的反抗；而文言载体表现了一个正常人的世界，主人公最后成为候补(官员)。这样，小说文本就具有了一种分裂性，对立的因素相互嘲弄与颠覆、消解，形成反讽的结构。

《狂人日记》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直指中国封建主义文化的核心，同时对现实社会中的黑暗又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作者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作者通过对狂人形象的描写，尖锐地揭示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吃人”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以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为主体内涵的中国封建文化的反抗；也表现了作者深刻的忏悔意识。作者以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对中国的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对中国的甚至是人类的前途表达了深广的忧愤。

剧中《狂人日记》的创作过程以这样一句话结尾：“周树人，从今往后，就叫鲁迅。”《狂人日记》的问世，让中国现代小说从一开始就肩负了沉重的社会使命，而鲁迅正是这第一人。“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

短篇小说《孔乙己》最早发表在1919年4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孔乙己》写于1918年冬天，当时以《新青年》为阵地，虽已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但是封建复古的逆流仍很猖獗。科举制度虽于1906年废除，但是培植孔乙己这种人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孔孟之道仍然是社会教育的核心内容，这样就有可能产生新的“孔乙己”。要拯救青年一代，不能让他们再走孔乙己的老路。鲁迅选取了社会的一角——鲁镇的咸亨酒店，艺术地展现了20多年前社会上的这种贫苦知识分子的生活，就在于启发读者对照孔乙己的生活道路和当时的教育现状，思考当时的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批判封建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这也正对应剧中鲁迅的一句台词：“我就要跟这个林琴南较个高低。”

剧中有这样一段对话令我印象深刻：

“这些年，我见了辛亥革命，见过了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觉得这社会啊烂透了，根本无药可救。”

“药还是有的，只不过需要有人去找才行。”

“药在何处，寻药之人又是谁。”

“我，我们。”

“这药就是豫才兄你的大作。”

是啊，先生的手上握着笔，却胜过透骨刀锋。他是中国的脊梁。他在推动历史前进的车轮。他在用独特的题材、眼光与小说模式，打掉国民心中逆来顺受的奴性，让国民脱胎换骨。正如剧中陈独秀先生所说：豫才，我从来就认为你是中国思想最深刻的小说家，新文化的大旗得你来扛，鲁迅才是真正的旗手。

杨子怡：大家的发言都十分精彩，我们就《觉醒年代》中涉及的有关现代文学的内容进行分析与讨论，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对电视剧和现代文学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毫无疑问，电视剧《觉醒年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身为青年一代的我们为革命先驱的精神感动。在观看此类影视剧时，我们也应该与所学专业知识相联系，融会贯通，从而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今天的讨论到此结束，感谢大家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