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守望稻田（上）

袁隆平，1930年9月1日生于北平（今北京），江西省德安县人，无党派人士，现居湖南长沙。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2011年获得马哈蒂尔科学奖。

让所有人远离饥饿

“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当他还是一个乡村教师的时候，已经具有颠覆世界权威的胆识；当他名满天下的时候，却仍然只是专注于田畴，淡泊名利，一介农夫，播撒智慧，收获富足。他毕生的梦想，就是让所有的人远离饥饿。喜看稻菽千重浪，最是风流袁隆平。”

这是袁隆平获得2004年年度感动中国人物时的颁奖词，颁奖词没有罗列袁隆平获得的奖项，这并不是因为他获得奖项不重要，也不是因为他获得的奖项太多了——确实袁隆平获得过众多的奖项，但和他的成就与贡献比起来，奖杯的分量还是太轻太轻了。

不过有些奖项还是要说：1981年，袁隆平和他的研究小组获得中国第一个国家特等发明奖；3001年他又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奖——国家科学技术奖。

2004年，世界粮食奖、以色列沃夫奖、泰国金镰刀奖先后授予了袁隆平。

这都是实至名归，恰如其分。

为表示对袁隆平先生的敬意，1999年10月，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施密特ＣＣＤ小行星项目组发现的一颗小行星(8117)被命名为“袁隆平星”。所以，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尽管我们肉眼未必能看到“袁隆平星”闪烁的星光，但我们知道天空中有一颗小行星铭记着“袁隆平”为人类作出的贡献。

天上地下交相辉映。在一项无形资产评估中，袁隆平三个字的品牌价值被估价超过1000亿元，也就是说袁隆平是真正的身价过亿。

这是袁隆平多年付出的回报，是他应该拥有的，只是袁隆平并不看重这些。2000年12月，以袁隆平的名字冠名的上市公司“袁隆平农业高可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隆平高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时，袁隆平并不同意用自己的名字作为公司的冠名，他说：“一旦上市，袁隆平今天涨三分，袁隆平明天跌三分，听起来多么别扭！”

最后袁隆平还是同意了用自己的名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道出其中原委：“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这样做有利于我国独立地把杂交水稻推向世界。近年来，杂交水稻在我国周边几个国家试种、示范，增产效果非常好，一般增产30％至50％，在有的国家增产一倍。要在国外发展杂交水稻就要有资金。以我的名字冠名的公司上市，更容易筹集资金，我们就可以独立地将杂交水稻推向世界。第二，我已经70岁了，我现在是优质早籼稻和超级杂交稻两个国家科研项目的首席专家，国家给我科研经费。按照规定，70岁以后我很可能就不能担任该项目的首席专家了，也就是说，没有科研经费了。但70岁以后我还是要从事科研，有了上市公司，我就有资金，就可以继续进行科学研究。”

他的说法这样真诚，他对于财富的理念更值得人们深思。在荣誉和财富的簇拥下，袁隆平魂牵梦绕的却只有粮食问题。他的理念是：“搞科学研究的，我说首先一个不要怕失败，第二一个，搞科研你就不要怕辛苦，书本上是种不出小麦，种不出水稻来的。”

袁隆平对待金钱的观念非常朴素，他常说：“人要吃饭，要生存，没有钱不行，但一定要来路正，靠自己城市的劳动获得。有了钱，要用在正当处，既不挥霍浪费，也不吝啬小气。我喜欢朴素的生活。”

正因为喜欢朴素的生活，这位有着古铜色皮肤的科学家，经常两腿沾满了泥点子，穿梭在田间地头。他没有华丽的衣着，没有宝马香车的陪伴，没有前呼后拥的气派，没有志得意满的神情，他总是那样平易近人，总是那样亲近土地。瘦小的身躯，蕴含着巨大力量，宽阔的额头，刻下了岁月痕迹。多年来，报刊媒体刊发他的工作照，几乎全是在田间地头辛勤工作，这固然是因为地头就是他的工作场所，更因为他在田间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他比农民更像农民，人们更愿意把他和田野联系在一起，他展示的是农民科学家的形象。

袁隆平绝不是传统的神农氏式的农业科学家：他从事杂交水稻研究一开始，就密切关注国际上最前沿的生物遗传基因学说，用世界上最先进的遗传学理论指导最朴素的田间育种工作，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为我国创造了不可估量的农业高科技产权。袁隆平是凭着长期的科研实践和理性思考在前进，不能说他没有走弯路，但有些是他不能掌控的，排除一些外力因素，客观地看袁隆平所走的道路，无疑是艰难而正确的，他丰富和发展了作物遗传育种理论和基础，创建了杂交水稻科学。可以自豪地说，数十年来，袁隆平一直是走在世界农业高科技前沿的当代杰出科学家。

袁隆平的科学研究，对人多地少的中国，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有人曾经风趣地说，中国农民吃饭靠“两平”，一是靠邓小平的责任制，二是靠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如今，袁隆平培育的杂交产品在中国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一半以上。有人算过一笔帐，每年生产的稻谷可以多养活6000多万人。袁隆平研究的三系法杂交水稻成为世界上首例成功的杂交水稻品种，据统计从1976到1987年十年间，中国的杂交水稻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这对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还在为温饱努力的中国农民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粮。

人们常常看到成功者的光环，却很少去探究他们经历的艰难险阻。

袁隆平获奖无数，荣誉至高，身价过亿，都是事实，他淡泊名利，一介农夫形象，也是事实，然而，人们更应该看到他的付出——围绕杂交水稻所发生的、数十年的拼搏争斗，他和家人经受的常人难以忍受的打击。力量来自压力，巨大的力量来自巨大的压力，井无压力不出油，人无压力轻飘飘，但无论在何种压力下，首先你得生存，你要面对，要能动，要克服。

锁定水稻研究

袁隆平不是生来就要搞科研的，在他23岁那年，也就是1953年，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他跨出西南农学院的校门，被分配到安江农校任教。

位于湖南省的安江农校设立在安江镇，安江镇距离黔阳县4公里。黔阳本是一座古城，又称龙标古城，“洛阳朋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经典诗句就是王昌龄在黔阳写就的，还有一首诗，同样脍炙人口，这便是王昌龄的好友李白写下的《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李白表达的是对好友的牵挂和忧虑，但王昌龄是一个文学家，更是一个实干家，他到“五溪”并没有消沉，相反凭着自己的理想和文化人格，在那里筑江堤、办官学、修寺庙、减税赋，做了不少好事，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袁隆平和王昌龄一样，他在前辈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这块土地上，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在安江农校，袁隆平教授的并不是他的专业，而是俄语课。第二年，他才被调到遗传育种教研组，担任植物学、作物栽培、遗传育种等农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工作。

袁隆平是在大城市长大并在城市接受教育的，可他对于农业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他特别重视实验教学，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为了在显微镜下观察细胞壁、细胞质、细胞核的微观构造，他苦练徒手切片技术，为取得满意的观察结果，甚至经过上千次的实践。深夜，独自一个人呆在实验室里，已成家常便饭。

几年的教学实践，袁隆平被锻造成一名优秀的农校专业课教师。如果他是一个甘于满足的人，这样的生活或许可以安安稳稳过下去，随着教学时间的增长，经验的丰富，逐步轻松起来，建立家庭，生儿育女，简单快乐，优哉悠哉。如果是那样，就不会有后来他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可是袁隆平没有满足于在课堂里讲农业技术，他喜欢把学生带进田野里，获取直接经验，增强动手能力，他认为知识要在观察和实践中获得，而不是仅仅从书本获得。

常年累月在田地里侍弄庄稼，进行试验，袁隆平的肤色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褪去了青年知识分子应当具有的细皮嫩肉、风度翩翩，脸庞黝黑，皮肤粗糙，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人赠予他“刚果布”的绰号，袁隆平欣然接受。他乐观自信的笑容，也被称作“刚果布”的笑容。

“刚果布”没有浪费时间，他的观察，大有收获。1960年7月的一天，和往常一样，袁隆平下课后，夹着课本走到校园外的早稻试验田里，这里生长着常规培育的早稻品种。他一行一行认真观察，这是他的例行“检查”，突然，一株形态特异的水稻植株引起他的特别注意。那株水稻株型优异，穗大粒多，格外耀眼。兴奋的袁隆平克制住激动的心情，仔细地数着穗数和粒数，这株水稻有十余穗，每穗有壮谷一百六七十粒，远远多于普通的稻穗。

这真是一株不同寻常的稻穗！

袁隆平给这株特殊稻子做上记号，他每天都要观察这株稻子。收割的时候，他把这株稻子结下的金灿灿的谷粒单独收藏起来，留做实验的种子。

在袁隆平后来进行的无数次观察和试验中，这些种子起了巨大作用，毫无疑问，这是他走出的坚实一步，当时他还没有把目光专注在水稻这一项之上，他的实验还有很多。

那个时代，深深影响中国农业界和教育界的，是“老大哥”苏联的一些理论，而苏联农业专业的两个代表人物是米丘林和李森科。那个特殊的年代，“老大哥”对中国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可谓空前，农业和教育界之外，还有很多，因与本文主旨无关，不再赘述。

袁隆平根据李森科的“无性杂交”理论，尝试进行了一系列无性杂交、营养培植、环境影响等试验。他把月光花嫁接到红薯上，希望地下长出红薯，藤上的月光花也能结籽，作为繁殖下一代的种子；把西红柿嫁接到马铃薯上，希望地下长出马铃薯，茎上结满西红柿；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希望得到新型的瓜种。所有的实验，目的都是为了获得优良的无性杂交品种，提高农作物产量。嫁接的作物成活了，长势也不错。

红薯地里，根下长出大红薯，藤上的月光花结出了“红薯种子”；马铃薯在地下生长，西红柿在茎上收获。稀奇的景观吸引了大批的参观者，媒体也做了鼓舞人心的报道，学校感到十分光荣，对袁隆平另眼相待。但这只是表面的繁荣，袁隆平深知，试验到此才进行了一半，试验成功与否，还要看明年种子的生长情况。如果种子能把今年呈现出的双重性状稳定地遗传给下一代，才算成功。如果不能，尽管实验看上去很“红火”，在生产上其实是无意义的，因为在具体生产中，农民不可能年年给地里每株作物进行嫁接。

第二年，袁隆平把月光花结出的“红薯种子”播种到实验地里，长出的苗和以前的月光花苗没什么两样。正如他所担心的那样，嫁接出来的种子不能把上一代的优良性状遗传下来。

一场轰动的实验以失败告终，这结果是袁隆平曾经设想过的，现在需要的是面对，更需要深深思索，找到问题的症结。

这是袁隆平早期进行的实践，他所期盼的固然是成功，但失败也是可贵的，至少让袁隆平知道了此路不通。

袁隆平在进行“无性杂交”的同时，开始关注水稻丰收增产问题。他关注水稻，不是兴之所至，而是严酷的事实一次次强力冲击下，他有意识的转向，这一步别有天地，这一步艰难异常，这一步成就了他，这一步也饱含辛酸。

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让人刻骨铭心的饥饿，饥饿是人类最早的敌人，是游荡在世界的恐怖幽灵，是人类长期以来难以规避的劫数。有人说：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历史，首先是一部与饥饿进行抗争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开始，由于种种原因，全国性的大饥荒随之而来。人们吃不饱肚子，只能吃糠皮、草根和树叶，有的地方人饿得实在受不了，就吃不能消化的“观音土”。许多人患上营养不良的水肿病，有的人土吃多了，不久会“腹堕而死”。

没有经过饥饿的人，无法想象饥饿的窘迫与凄惨。在这场遍及全国的大饥荒中，袁隆平身处其中，未能幸免，粮食限量供应，学校食堂做的是“双蒸”饭，里面加了苏打，经过两次蒸煮，米饭的体积增大了很多。刚吃完的时候感觉肚子很饱，可是很容易就消化了。人们可以欺骗自己，欺骗眼睛，但欺骗肚子是不长久的。挨饿的人，整天想的就是吃饭，浑身无力，聚集到一起，谈论的话题也离不开食物，袁隆平回忆这段生活时说：“肚子空空，身体没力，双腿没劲。晚上睡觉，被窝冰凉，始终也睡不热，身体没能量嘛。”

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终结？谁也不知道，传来的消息，都是坏消息。他和同事们靠自己种在菜园还未长大的小萝卜和红薯充饥，这还算是不错的生活。

什么是“民以食为天”，这就是，不单千里马“食不饱，力不足，美不外见”，人也如此，肚子咕咕叫，哪还有底气？！全国范围饥饿的形成，原因众多，无论怎样，也轮不到一个教书的人来负责，但袁隆平不这样想，他为不能替农民阻挡饥饿而羞愧，他意识到，无论自己如何研究红薯、马铃薯，终究救不了农民，只有水稻才是农民的救命粮。

有这样一件事，深深触动过他。袁隆平在黔阳县一个大队支农时，生产队队长老向企盼地对他说：“袁老师，听说你正在搞科学试验，如果能研究出亩产800斤、1000斤的新稻种，那该多好啊！我们就不怕有饥荒了，苦日子就可以结束了。”老队长的一席话深深刺痛了袁隆平，那时他就想，如果能培育出高产水稻，种田的人一定能吃饱肚子。此刻一个坚强的信念在袁隆平心中冉冉升起，他将人生的目标锁定在水稻的研究上。

饥饿的日子人们度日如年，那日子都是熬过来的，在艰难中很多人没有坚持下来，没有看到下一个春天。

1961年的春天如期到来，大地发出泥土的芬芳，布谷鸟的叫声不时传来。袁隆平满怀希望地把曾经收获的那株奇异稻株产下的种子播在田间，他希望田里长出壮硕的稻谷，如果那样，曾经立下的志向，不就很快实现了吗？看着青苗一天天茁壮成长，他的心中既兴奋，还有一种隐隐的忧虑。

每天一上完课，袁隆平就往试验田里跑，他要照料那些禾苗，更要观察和记录其细小变化。

在一天天的期盼中，夏天来了，天气变幻剧烈，时晴时雨，时而风平浪静，时而狂风肆虐，对这些宝贵的禾苗，袁隆平呵护备至。一天，刚才还晴空万里，忽然间暴雨倾盆，袁隆平急忙往田里跑，几个同事都拦不住他。试验田里，那1024株珍贵的禾苗，承载着他的希望，这点雨岂能阻止他的脚步！

但是，在秧苗“不见其增，日有所长”的变化中，袁隆平心情渐渐沉重起来，他发现这些秧苗，实在令人失望，它们不像是一株稻穗结出的种子，倒像是不同的品种杂在一起，高的高，矮的矮。从胚胎、抽穗到成熟，它们也不是同步的，有早有晚，没有一株的性状超过他们的前代。

袁隆平疑惑不解，他并没有为付出的辛苦感到不值，但这样的结果毕竟令人有些沮丧。他仔细回想每一个过程，脑海中搜寻着所掌握的知识。忽然，一个念头像闪电般地照亮了他的大脑。他想起了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理论，用其中的分离率来看，纯种水稻的第二代是不会有分离的，只有杂种第二代才会出现分离现象。照此逆向推理，眼前这些稻子发生了严重的分离，那么，去年那株穗大粒多的稻株，就应该是株杂交稻。

可是，这株杂交稻从何而来？

“天然杂交稻！”这个念头如同一道闪电，划过袁隆平的脑海，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甚至惊愕中张开的嘴巴一直没有合上。

经过认真分析，他充分肯定了自己的判断。那株杂交水稻是第一代，它的形成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自然环境下，天然杂交而成。他由此推想，如果能探索出水稻天然杂交的秘密，就一定能培育出人工杂交水稻来，这不就达到提高粮食单产的目的吗？

可是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有人认为“知难行易”，有人认为“知易行难”，因为“知”的性质不同，所以“行”的难易也就不能一概而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袁隆平从事的这个事业来说，“知”就很不容易，是灵光闪现，是大胆假设，然而“知”还不是理论，即便有一番理论，没有经过实践，仍然相当于空话，袁隆平需要的是行动，是小心求证。

花了两年时间，数百个日日夜夜，袁隆平得到这宝贵的启示。

他明白这一发现的重大价值，偶尔泛过的一丝沮丧早已经无影无踪了。他步履轻快地走进试验田，像很久以来做的那样，仔细观察、记录。回到宿舍，他查找资料，反复运算，结果证明，完全符合孟德尔的分离率。

袁隆平抓住“天然杂交稻”这个金子般的念头，他似乎看到了成功的曙光！不错，科学垂青于一个人，并不是偶然的。袁隆平是成功者，可是看一看他赞成的成功公式吧！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成功。

“天然杂交稻”一定在世间存在，把袁隆平带到这个公式中，他可谓有了“灵感”，他不缺“知识”，不惜“汗水”，然而“机遇”呢？我们不得不通过袁隆平更长久的研究、追寻、发现之旅，来审视这个他信服的“成功”公式。

在磨难中前行

“天然杂交水稻”虽是灵感的一闪而过，但袁隆平抓住了，不过灵感并非凭空想象而来。

现代育种技术起步于二十世纪初期。1913年，美国人亨利·华莱士开始进行杂交玉米的实验，经过十年，1923年获得成功，杂交玉米带来了产量的明显提高，标志着现代育种技术取得突破。亨利·华莱士作为一名实验科学家，组建了专门的杂交玉米研究机构，沟通了农田与实验室之间的联系，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而后，他与几个朋友创建公司，将高产的玉米种子推广到美洲、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成就斐然的亨利·华莱士还曾担任美国的农业部部长。

杂交玉米的成功，引发了小麦杂交试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植物病理学遗传学家博罗格，培育出好几种抗小麦锈病、矮杆、高产的新型小麦品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博罗格把他在墨西哥取得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亚洲，并使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小麦产量增长了近一倍，在世界农业界掀起了一场通过更新品种提高农作物产量的浪潮，这就是著名的“绿色革命”。

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世界上三大粮食作物的水稻、小麦和玉米，只有水稻在培育优良品种上还停滞不前。学术视野开阔、对信息动态十分敏锐的袁隆平，对杂交水稻这一课题的难度有着清醒认识。

早在1926年，美国人琼斯发现了水稻雄性不育现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科学家开始研究杂交水稻，紧接着美国育种专家，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也从事这项研究。他们拥有先进的设备，有着专门的科研机构，但研究进展缓慢，没有取得突破性成绩。

国际上的水稻专家经过多年的探索，得出一个结论：像水稻这样一朵花只结一粒种子的“单颖果植物”，利用杂交优势，必然制种困难，无法应用于生产。

杂交水稻研究，是一道世界公认的科研难题！

身处偏僻山区，袁隆平把目光锁定到这道难题上，他设想过可能遇到的困难，然而实际的困难比他的设想要多得多。

他意外看到了大自然神奇的现象，那株奇异的“天然杂交稻”向他展示了水稻世界的极小概率，这是大自然的“恩赐”，当然或许世界上还存在这样的奇异现象，或许很多人目睹过这样的情形，但是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有在袁隆平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效果，擦出了灵感的火花，并被他捕捉到了。

袁隆平决心揭开水稻天然杂交的奥秘和规律，他知道外国育种专家所进行的玉米杂交和高粱杂交实验，是从找到雄性不育株才打开局面的，他决定从此入手。

1963年7月，袁隆平一头扎进了正在扬花的稻田中，他要寻找促成天然杂交稻的雄性不育株。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他没有找到想象中的雄性不育株，因为退化了的水稻不孕雄花到底是什么样子，不但国内没人见过，书上也从没有过图片和文字介绍。

袁隆平想象过很多，他相信安江的稻田中一定存在这种不孕雄花，可是它在哪里？

没有人要求袁隆平走进炎炎夏日，在稻田中苦苦寻觅。

袁隆平知道自己在找什么，却不知道它在哪里，这难度绝不亚于大海捞针。

很快，1963年的夏天过去了，袁隆平没有找到雄性不育株。

1964年7月，又是水稻扬花的季节，袁隆平还是义无返顾地扎进了广袤的稻田中。

他顾不上休息，手里拿着镊子和放大镜，作为观察稻穗的工具。他是那样小心翼翼，生怕错过寻找的对象。他移动身子时，放大镜的镜片不时闪动着反射阳光的亮点，亮点常常照到眼睛上，猛然间眼睛会被刺得睁不开。

可是他不愿意到阴凉的地方休息，把时间最充分利用，因为他知道稻穗扬花就是十多天的时间，错过这个季节，就要等明年，而这已经是他在稻田中观察的第二个年头了，时不我待。

干活的农民回家吃饭去了，空旷的田野上一个人也没有，一段时间来天气晴朗，持续高温，烈日炎炎下，一股热浪在升腾。

疲惫的袁隆平忽然一阵眩晕，两眼直冒金星，双腿酸软，迈不动步子。他意识到自己中暑了，于是挣扎着爬上田埂，艰难地移到一棵树下。稍事休息后，他取下挂在树上的水壶，喝了几口水，吃下几粒防暑药品，过了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很快，袁隆平又回到了稻田中，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更没有人监督他，可是一种难以名状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促使他继续寻找……

要提袁隆平的成就，一个人不能不提，这就是他的妻子邓哲。邓哲是袁隆平的学生，比他小八岁，在那个家庭出身至关重要的年代，邓哲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迟迟没有找到意中人。

这又是一段独特的历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每个人出生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来到世间，而且带有深深的烙印，社会上某个组织，已经根据你祖父或父亲拥有的财产，给予他们一个身份——“地主”“富农”“上中农”“下中农”“贫农”，还有“黑五类”“臭老九”等，这些身份中“下中农”和“贫农”在社会上吃香，其他的则举步维艰，身份关系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年轻人影响最大的则是婚姻。从出生开始，这个身份就烙在身上，无法摆脱。因为出身属于“不吃香”的那类，有的人只能降低选择标准，与“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人结合。

邓哲的家庭出身属于不吃香的那一类，但她是个有主见、有知识的女性，在婚姻问题上不愿放低自己的标准。

袁隆平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也属于不吃香的一类，加上他本人性格超脱，对待政治运动的游离状态，他与初恋对象最终没能走到一起。袁隆平没有抱怨，没有消沉，抱着远离政治的态度，尽量避免卷入复杂的人事纠葛，把精力集中到工作上。

袁隆平已经34岁了，仍是孑然一身。在热心人的撮合下，曾经的师生结成夫妻，在1964年春节袁隆平和邓哲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毕业后一直在一家农技站当技术员的邓哲，羡慕袁隆平的才华和实干精神，她清楚袁隆平的志向，并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

袁隆平在稻田中寻找雄性不育株，邓哲也常常在工作之余和他一起寻找，并给袁隆平送饭，这是另一种夫唱妇随，这是袁隆平能够一心工作的基础。

寻找到第16天的时候，奇迹出现了，这一天是7月5日，日子和平常一样，并无不同，但对袁隆平来说，对杂交水稻来说，这是一个应该被记住的日子。在一块稻田中，袁隆平的目光在一株性状奇特的植株上停住了。

“这不是退化了的雄花么？”他惊喜万分。

他看了又看，用放大镜仔细观察，确定那确实是一株病态的雄花。他用红布条在这株稻子上做了标记，并采集了花药回去，用于实验。

夜里，实验室内灯火通明。袁隆平用镊子取出一些花药，放到显微镜下，调好焦距，细细观察。充分证实了白天的判断，这些发育不全的雄花，没有生育能力。

激动不已的袁隆平在笔记本上记下详细的资料：

第一株水稻天然雄性不育株

发现时间：1964年7月5日午后2时25分

发现地点：安江农校水稻试验田

水稻品种：洞庭早籼

兴奋的袁隆平，很久才冷静下来，他觉得这一发现还过于偶然和单薄，用它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他还要找更多的天然雄性不育株，对它们的病态、病因进行分类和科学统计。

但是这一株不育株，给予他巨大的力量。

真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1964年6月到1965年7月，袁隆平和妻子，又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株。这些不育株成熟时，他们分别采收了自然授粉的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种子。

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较丰富的认识，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工作12年的袁隆平，撰写出第一篇重要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发表在1966年《科学通报》第17卷第4期上。这是国内第一次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的论文，不仅详尽叙述水稻雄性不育株的特点，并就当时发现的材料区分为无花粉、花粉败育和部分雄性不育三种类型。

袁隆平在文中预言，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使后代保持雄性不育的性状）和恢复系（恢复雄性可育能力），实现三系配套，使利用杂交水稻第一代优势成为可能，将会给农业生产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这篇重要论文的发表，被一些同行们认为是“吹响了第二次绿色革命”的进军号角。

号角已经吹响，进军却并非一蹴而就。

袁隆平找到雄性不育株的1964年，是我国进行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始。与菲律宾、印度和日本的水稻育种试验根本不同的是，中国当时受到国际社会的封锁，被排除在国际联合开发资源的合作国行列之外。袁隆平是在没有任何科研机构的支持，没有任何研究经费和捐款的情况下，在信息不畅，条件简陋的偏僻山区，孤身一人与国际上那些研究经费充足、研究机构齐全的育种专家站到了科研竞赛的起跑线上。

人们说：“弱国无外交。”弱国，即便在农业科研项目上同样没有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支持与帮助，这也注定袁隆平走上的道路将是一条充满艰辛的科研之路！

1966年3月，袁隆平收到了《科学通讯》杂志社寄来的稿费14.28元。看着自己心血凝成的论文发表在国家最权威的科学刊物上，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人生也并不全是逆境，快乐的事情不时光顾这个一心扑在科研上的“痴情者”。这一年“五一”节，36岁的袁隆平做了父亲。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快乐的日子，也是特殊的日子，袁隆平给儿子取名“五一”。可是袁隆平顾不上过多照顾母子俩，他牵肠挂肚的是那些禾苗。

袁隆平在国家刊物上发表科学论文，于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张扬的事情，何况他本身就做人低调；于当时的社会来说，也不是多么有影响的事情，尽管当时“读书无用论”还没有发展到高潮，但人们对政治的热情显然高于学术；尽管如此，袁老师发表论文的消息，还是在这个偏僻的农校传开了。在他们眼里，一个山区教师居然在国家最高的科学刊物上发表论文，真是不可想象，真是了不起，真令人崇敬！

理论归理论，实践还要脚踏实地进行。袁隆平还要和盆盆罐罐打交单，还要和狂风暴雨不断交手。他培育实验禾苗的实验盆，安放在学校实验园前的空地上，几十个瓦盆摆成一片。课余时间，一些学生常跑去看盆里的禾苗，这其中就有成为袁隆平助手的尹华奇和李必湖。

尹华奇23岁，是当时学校特招的一批两年制的“社来社去”的学员，所谓“社来社去”，就是毕业后不参加正式分配，从哪里来的再回到哪里去。他比别的同学年龄稍大，经历也丰富，学习特别勤奋，还喜欢参加课外的各种实验，动手能力强。入学不久，尹华奇就对袁隆平的水稻研究十分留意，并产生极大兴趣，深得袁隆平喜爱。

尹华奇主动找到袁隆平，提出要帮助照顾那些禾苗，做袁的实验助手，以便学到更多的知识。了解尹华奇的袁隆平答应了，尹华奇十分高兴，无论在实验田中还是在实验室里都态度严谨，工作认真。

尹华奇和袁隆平做盆栽水稻试验，又引起另一个学生李必湖的注意。李必湖21岁，也是“社来社去”学员。他先和尹华奇表明自己的想法，但尹还是建议他直接找袁隆平。

袁隆平听过李必湖的想法，然后说：“给我当徒弟，可得吃得起苦啊，紧张的时候，星期天都没得休息。你怕不怕？”

“苦算什么，从小到大，山上地里，家里家外，什么样的苦我都吃过，说实话，我到学校才知道有星期天。”

“呵，决心不小！不过，这可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的事情，这是个缠磨人的事，你不要到时后悔呀！”

“我不会后悔的。”这是李必湖的回答。

“做这个实验很辛苦，也不能多拿工资，又吃苦又吃亏哪！”袁隆平还是不放心地补充了一句。

李必湖态度坚决，表示愿意跟随袁隆平学新知识，不怕吃亏和吃苦。袁隆平收下了李必湖做助手。

从此，袁隆平不再是单枪匹马研究杂交水稻了。无论是盆盆钵钵之间，还是田间地头，都会见到师徒三人奔波、忙碌的身影，他们在观察、在记录、在交流、在探索。

袁隆平对两个助手耐心解释了这项实验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他发现的那株“天然杂交稻”，从一棵单株里分蘖出十几株有效穗，每穗都有160—170粒壮谷。如果田里长的都是这种杂交水稻，亩产可达500公斤，在不增加任何投资的同等条件下，将比现在水稻品种增加百分之四五十。如果能利用这种优势那就意味着每年产量翻倍增长，那样的话，饥荒还会有吗？水稻杂交的实验目标就是要培育出那种高产种子。

一番话使两位助手心潮澎湃，似乎看到了美好的未来，希望的田野，丰收的景象。

不过，袁隆平的话马上又有一个转折，他说：到目前为止，国际上的水稻专家在这个实验上，都是以失败告终的。

这情形两位学生都有所耳闻，他们听袁隆平继续讲下去。袁隆平告诉他们：奇迹是人创造出来的，他们的实验条件和国外专家团队的先进设备和科研资金不能相比，但他们也有优势，有已经取得的成果。他勉励学生，孟德尔并不是专门从事科研的专家，而是奥地利布隆修道院的一名神父，他的学说就是他业余做实验创立出来的。

两位学生从老师那里了解的越来越多，他们感到眼前这几十个实验盆里的禾苗不同寻常，在细小的绿叶上承载的是袁隆平让百姓吃饱喝足的朴素希望，甚至寄寓着人类征服饥饿的梦想。

袁隆平和他的助手沉浸在雄性不育株更代繁育中，他们却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像暴风雨一样席卷全国，科研机构和学校正常的研究教学被中断了，静谧的安江农校变得不再安宁。“打倒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叫声一浪高过一浪。

历次运动中，袁隆平一贯以超脱的态度，一次次化险为夷。这一次他还会那么幸运吗？他不知道，没人知道。

他惴惴不安，暗暗留意学校层出不穷的大字报，一天，忽然发现自己“榜上有名”，他心中忐忑不安，预感到在劫难逃。大字报引起他震惊的是这样一句：“彻底砸烂袁隆平资产阶级的坛坛罐罐！”

“哎呀，不好！”他下意识往他的实验地里跑去。

然而，他还是晚了。学校水池边的几十个钵盆全部被砸烂，里面的实验苗秧全部被毁坏，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看到这些被糟蹋的秧苗，想到几年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一旦，袁隆平气得浑身发抖，两行泪水从他的眼里慢慢流淌下来。

他的心在颤抖！

他慢慢蹲下去，轻轻收拣那些无辜的、身首异处的秧苗。他捧起一把秧苗，走出学校，走到距离校园不远的沅水岸边，把可怜的秧苗抛入水中。他在岸边久久站立，思绪万千。

心情好不容易平静了些，他浑浑噩噩地回到家中，不声不响地躺到床上，他的心还在滴血，理想就这样被扼杀了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实验室的秧苗全被毁坏，对他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妻子抱着一个多月大的孩子，焦急地看着身心疲惫的袁隆平，她知道丈夫一直是个刚强的汉子，是个大度的、乐观的人，是个超然的、睿智的学者，他没有垮下来过。她柔声而坚决地说道：“顶多是开除你，大不了，我跟你去当农民。只要不离开土地，秧苗还可以重新培育，杂交水稻还可以继续搞。”

慢慢地袁隆平从妻子的劝慰中振作起来，他偷偷摸摸再次来到水池边，在烂泥和瓦片中找到了部分残存的秧苗，悄悄把它们藏进苹果园的臭水沟里。那些残存的秧苗，就在臭水沟边生长着。看着那些经受劫难而重新生长的秧苗，袁隆平感慨万端。

这些大自然里的生命绿色看上去是多么脆弱，其实却是多么坚韧和顽强，暴风骤雨过后，只要有一点阳光雨水，又生机勃勃地生长起来。有的时候，人比这些幼苗还脆弱。

在风风雨雨的社会里，一个人其实更应当像这些坚韧和顽强的植物一样，敢于面对暴风骤雨的袭击。

政治运动在持续，不断有“牛鬼蛇神”被从安江农校教师队伍中“揪”出来。袁隆平不存幻想，他做好了思想准备，等待着可能降临到他头上的暴风骤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只有那些柔弱的禾苗给予他希望和力量。

政治“暴风骤雨”的力量，远远超出人们的想像。“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自然界中的急风、暴雨，充其量只有短暂的时间，再长，也是有限的，其危害可谓巨大，但对于有所准备的人们来说，又可以躲避，可以预防，对于灾难的后果，可以自救，可以互助。可是政治上的“暴风骤雨”似乎更猛烈，人和人之间被一道看不见的隔膜隔开了，在一个教研室的老师，都不敢明着和他往来；他的学生，对强加给他的那些不实之词，也似信非信，也许是怕受到牵连，总之是敬而远之。

沉闷的日子几乎使人窒息，人人自危，个个沉重，又像进入了无物之阵，你发现不了存在的敌人，没有战斗目标，更不知道从何处防范。

所幸尹华奇和李必湖没有被那些张牙舞爪的大字报吓到，一如既往地来找袁隆平。他们说自己是贫下中农子弟，什么也不怕。这是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带给袁隆平的些许安慰，不过袁隆平还是叮嘱他们不要在公共场合和他亲近，以免受到牵连。这样一旦他有什么“不测”，实验还能进行下去，臭水沟旁边的“宝贝”还会有人照料。

那顶“牛鬼蛇神”的帽子，迟迟没有套到袁隆平头上。一天，工作组负责人找他去谈话，而且谈话的主题居然和水稻试验有关，说工作组准备搞一块试验田，想请袁隆平当技术参谋。袁隆平虽然摸不着头脑，但感觉这不是个坏消息。回去的路上，他感觉轻松了许多。

看到工作组不为难自己，袁隆平的胆子大了起来，把藏在臭水沟的秧苗搬出来，让它们好好接受一点阳光雨露。他还壮着胆子主动找到工作组负责人，要求批准他每天中午请假给实验稻穗授粉。没想到他的假居然被批准了，而且他还得到了几句鼓励的话，说要搞好水稻试验。

袁隆平并没有往深里想，心中只有实验，他有底气，妻子已经表明：“大不了回去当农民，继续做试验。”

谜底还是被揭开了，这已是一年后。被赶下台的工作组负责人向他透露，本来已经把袁隆平列为揪斗对象，新账老账一起算，“牛棚”已经给他预留了位置。

要算老账，就要查档案。在查档案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张前不久从国家科委九局发来的公函。这封从北京发来的公函，与袁隆平在《科学通讯》上发表的论文有关。当时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看到了这篇论文，认为水稻雄性不育研究对我国粮食生产有着重大意义，就及时地以国家科委的名义，向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发出公函，责成他们支持袁隆平的实验。

看着从北京发来的红头文件，工作组负责人不敢轻举妄动，带着这个函件去请示当时的黔阳地委书记，得到的回答是“袁隆平算保护对象”。

袁隆平成了“幸运儿”，只是他还蒙在鼓里，此后许久才弄明白这封公函的来龙去脉。

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国家科委九局发来的公函，对袁隆平和他的杂交水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保护作用。

那时有“以粮为纲”的战略，湖南省科委根据国家科委的指示，多次派人到安江农校了解情况。1967年初，湖南省科委将“水稻雄性不育”课题正式列入省级科研项目，4月，袁隆平起草了一份《安江农校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上报黔阳地区科委和湖南省科委。湖南省科委给予了经费支持，第一年给了600元的科研费用，以后逐年增加。

袁隆平利用这有限的经费，购买了一百多个烧废的瓦盆，作为培育水稻雄性不育系的实验设备。

湖南省农业厅还批准了袁隆平的请求，将尹华奇、李必湖这两名“社来社去”的学生留在安江农校当他的助手，每月发给18元的生活费。

1967年6月，由袁隆平挂帅，尹华奇、李必湖参加，师生三人组成的“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学校给他们拨出半亩上等好地作为他们的试验田。

政治运动还是那样热闹，各色人物像走马灯，来来去去，总有人拉拢袁隆平加入他们的队伍，袁隆平一概拒绝。他更喜欢泥土的气息，稻苗的清香，田野是一片宁静安宁与美好，比那纷乱的争权夺势，你死我话要有意义得多。

两个助手也受到拉拢，他们不是没有心动。他们问袁隆平：“有人邀我们参加革命群众组织，我们是不是可以加入？”

“我在学校读书时，有人邀请我参加国民党的三青团，我就坚持不参加。那个时候，三青团也很风光，要是当时我得了那份风光，现在只有死路一条了。”袁隆平用自身的经历告诫他们说，“其实，你们现在已经加入一个组织了。这个组织是政府批准的，还拨了经费。连这样有利的组织都加入了，你们还在乎参加什么群众组织？”

两个年轻人豁然开朗，坚定了做科研的信心，他们播种在试验田的秧苗也长势喜人。可是，意外还是出现了。

1968年5月18日，袁隆平还做过观察记录，一切正常的试验田，在第二天上午，完全变了一个样子。

试验田里一片狼藉，田里的禾苗被横扫干净，全部被拔光，不知去向，布满试验田的是乱七八糟的脚印。经过两年多努力，辛勤培育出来的实验材料，再次遭受了灭顶之灾。

袁隆平脑子混乱，浑身发抖，感觉天旋地转。

在田边坐了很久，他逐渐回过神来，忍着悲痛，走进烂泥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寻找劫后余生的禾苗。终于，在田埂旁的淤泥里，他发现了半埋着的五根秧苗，这是他的至宝，他连泥带根抱回家，栽到实验盆里。

袁隆平不甘心实验就此中断，还在四处寻找失踪的禾苗。直到案发后的第四天，他在一口井里发现了一些浮在水面的禾苗，捞上几根一看，果然是他的试验禾苗。他不顾井深水冷，毫不犹豫地跳进井里，可是却无法捞到更多的禾苗。校领导派人抬来抽水机，把井水抽干，捞出了井底的禾苗，但已全部沤烂了。

这是一宗蓄意破坏事件，尽管当时报了案，但没有人去认真处理这“区区小事”，这个人为的破坏案件，至今未破。

流言蜚语也流传开来，最为恶毒的是攻击袁隆平实验不见成果，是他自导自演了这场“苦肉计”。

袁隆平经历了太多的风雨，他知道应该怎样面对。他的内心更加坚定，一如既往地精心照料那几根抢救出来的禾苗。沉重的打击和无情的暗算，荒诞不经的流言，无耻之徒的破坏，丝毫没有动摇他继续从事杂交水稻研究的决心。袁隆平带着两个助手重新培育雄性不育材料，坚持不懈地进行着科研工作。即使只剩下几棵秧苗，他们仍然没有放弃希望。

这次事件还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此后很长时间，虽然水稻雄性不育的研究项目没有宣布取消，但“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却名存实亡，这项科研活动实际上又转回到个人自发的状态。

你要想快步向前，就有人扯你的后腿；你的研究刚刚有了曙光，马上就有一股势力围剿你，而且有着冠冕堂皇的理由。袁隆平的研究也没有超脱这样的怪圈。

1968年6月，学校“革委会”安排袁隆平和几个人去一百多公里外的一个煤矿，去“宣传毛泽东思想”，这让他十分为难，如果去，研究就要中断，不去，有人会借此大做文章，或许会被扣上“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帽子，这帽子可大可小，甚至上纲上线。

经过一番思考，袁隆平决定去煤矿。临行前，他把两个助手叫来，要他们坚持实验。他叮嘱说：“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是省里组建的，这里掌权的人还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撤销，要继续利用这个小组的名义搞实验，碰到技术上的问题可以到煤矿找他。

尹华奇和李必湖对学校这样的安排很气愤，要去评理。袁隆平阻止了，他知道不会有任何结果，而他心中有的只是实验，他要两个助手担起实验重任，不中断研究工作。

但他的心中还是有一丝不安，更不知道这一去何日是归程。

在煤矿，他思念家中的妻儿，更牵挂田里柔弱的禾苗，悲剧什么时候会再次发生？袁隆平不敢想，不忍想。

出乎意料的是在煤矿只呆了两个月，袁隆平被调回学校了。原来，他刚走不久，科研经费就被取消了，两位助手的微薄工资也被停发。两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明白杂交水稻试验的重要性，不甘心放弃培育优良品种这个目标，立即给国家科委发去求助电报，给湖南省科委和省农业厅分别发去汇报信，反映他们遇到的严重困难，请求上级责成安江农校把袁老师调回来，以便继续开展科研活动。

省科委和农业厅接到他们的信和电报后，立即派人了解情况，证实二人反映情况属实，经过研究，决定将这项科研收上来，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主管，专门成立了“湖南省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协作组”，把袁隆平调过去，另外再选派几人，一起参与研究。

袁隆平的科研环境改变了，研究能得以顺利开展。

探索水稻高产之路

袁隆平带着他的两个助手，跳出带给他欢乐与悲伤，一言难尽的安江小镇，到了省城长沙。他把两个幼小的儿子和整个家，留给了妻子邓哲。

走岀安江小镇，袁隆平的视野更加宽阔。他回顾过去几年走过的路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觉得要加快育种步伐，不能只限于在长沙和安江两地，而要到气候炎热的云南和海南岛去。那里气温高，每年可多繁殖一两代稻子，有利于加快水稻杂交试验。

从1969年起，每年10月中旬，当北风带着寒意吹到洞庭湖畔时，袁隆平和尹华奇、李必湖带着这一年收获的稻种，像候鸟一样，风尘仆仆奔向南国育种。他们的足迹遍及云南的西双版纳、海南岛的黎寨和苗寨。师生三人成了一支追赶季节的流动育种队，虽然科研经费紧张，但他们目标坚定，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海南岛被袁隆平赞为培育杂交水稻的“伊甸园”。冬季的海南岛，光照充足，风景优美，空气新鲜。不过他们不是去享受、去度假的，他们的劳动，比当地人更繁重。

水稻按正常季节早稻一年两熟，晚稻一年一熟，一般杂种经过五六个自交世代才能稳定，而海南岛优越的气候条件可使水稻种三季，在11月至来年4月，袁隆平和两个助手就来海南岛加育一代。异地加代，实际上加快了世代繁殖效应，加快了水稻繁育的速度，为早日成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北种南繁，他们在与季节赛跑，与时间赛跑。支撑他们的是一颗赤诚的心，一腔热血和胸怀天下的情怀。

当年的海南岛，经济落后。他们住的茅屋，窗户很小，屋里光线黑暗，夜里没有电灯。他们在地下铺上竹竿，在竹竿上铺些稻草和椰树叶子，搭成地铺。白天，他们在田里劳作，蚂蝗在他们腿上“跳舞”，他们不以为苦，把蚂蝗甩掉，继续工作，空旷的田野，偶尔传出他们爽朗的笑声和叫声。傍晚，他们到大海边戏水、游泳，体验到与在江河游泳不一样的感觉。夜里，他们点起蜡烛、煤油灯，忍受成群结队的蚊叮虫咬，读书、查资料、记笔记。

尹华奇在文章中回忆，袁隆平“从浸种、播种、育秧、移栽、施肥、打药、抽穗、杂交、选育、收种，再到播种，一道道工序，一个个环节，全都亲自到位。特别是当时没有任何现成的杂交水稻理论可借鉴，经验只能从一季一季的失败中去总结。除此之外，还要去迎接那些来自传统的旧思想的挑战。”

海南岛热带植物丛生，天气持续炎热，居住条件简陋。许多到过海南岛的人都说那里生活艰苦，袁隆平却喜欢这个美丽的绿色王国，这里是培育良种的乐土，记录了袁隆平最为自由自在的岁月，在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自由散漫，无需考虑身边的人，社会的事，考虑政治斗争，随时防备暗箭。在这里他们仿佛找到了桃花源，他们已经把自己置身于时代之外，每天忙碌的身影，只是为了用汗水换取禾苗的生长，换取金色的种子，他们从大地和季节里得到最大的充实和安慰。

袁隆平和助手每年要在海南岛生活四个月，除夕之夜，不能和亲人团聚。他们坐在茅草屋里，守着一个小茶炉，每人冲上一杯清茶，天南海北神侃。为了让两个年轻人开心，袁隆平用武汉话、重庆话、南京话讲起他在不同的城市发生的故事和趣事。

长期朝夕相处，两个助手对袁隆平有了更深的了解。李必湖这样回忆他对尊敬的老师的理解：“动荡的童年生活激起了袁隆平的爱国爱民之情，形成了博爱友善的高尚情怀……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和爱国热情一直激励着袁隆平，成为他研究杂交水稻的永恒动力和力量源泉。”

袁隆平师生三人经受的磨难，只有他们最清楚，他们从劫后余生的秧苗中，选育了雄性不育株，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他们却再一次遭受了不小的劫难，连同他们的生命都受到威胁。

1969年12月，他们到了位于北回归线的北侧的云南省元江县，在中国大多数地方寒风凛冽的时候，这里仍温暖如春。他们租居在元江县农技站一座平房里，还租了农技站的水田作为试验田。29日，他们把种子浸在水里。

1970年元月2日凌晨，袁隆平在睡梦中被猛然惊醒。他发现身下的床在晃动，天花板上的石灰块噼里啪啦掉了下来。急得他大叫：“快起来，地震了！”

两个年轻人醒来，赶紧提着浸了稻种的铁桶往外跑。他们刚刚跑出去，那座平房就倒塌了。天亮了，余震不断发生，大地仍在晃动。广播中报道，离元江县150公里的峨山县发生7.2级强烈地震，受到波及的元江县，震级在5级以上。

农技站的老支书来看望他们，劝他们：“这里是危险区，你们怎么还留在这里，不要命了吧，应该赶快离开。”

袁隆平指着浸在铁桶里的稻种说：“种子都要下田了，我们怎么能离开？”

他们在水泥球场用塑料布搭起一个窝棚，在水泥地上垫了几把稻草，再铺上一张草席，这就成了他们的床铺。种子该催芽了，他们在窝棚里拴上一根绳子，把铁桶里一个个装着稻种的小布袋捞出来，挂在绳子上。每隔几小时浇一次水，好让种子在布袋里发芽。

每次余震发生，挂在绳子上的小布袋就跟着晃动，他们没有畏惧，却相视而笑。是执着让他们不惧大自然的灾难，稻种在摇晃的土地上播下去，他们收获的是又一季种子。

尽管收获了种子，可是他们的粮食供应却发生困难。没有粮食，他们就吃当地的甘蔗，三人的口腔都磨出了泡，这些一般人难以承受的苦，于他们却是家常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