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4年后，陕西省开始对延安知青进行大批的招工，那些日子，大家天天翘首以盼，盼望着窑洞里的小喇叭播出公社广播站公布的招工信息，盼望着听到自己的名字和分配去向。我清楚地记得我们陆续都听到了通知，只有靳宪华迟迟没有接到分配消息，他每天看着小喇叭，嘴里调侃着：“怎么小喇叭还不言传？”我们说“锅底的肉肥，你去的地方一定更好。”数天后终于等来了信息，他被分配到国防企业“012”基地。这样，我们队当时在延安的所有知青都落实了去处。接下来大家忙着收拾行装，依依不舍地互致道别话语，格外珍惜最后将要离别的日子。

　　几天后，大家陆续离开生活4年的延安，离开朝夕相处的兄弟姐妹。相去千百里，别情依依。生产队隔几天就会安排一辆驴车送知青到延安去报到。那一天，是张亚英和于瑛离开的日子，她们被分配到陕西临潼一个医院工作。二队社员赖子一早便赶着驴车来知青窑洞前为她们装行李，并赶车来回走了50里地把她俩送到延安。大约下午五点多钟我看见赖子拖着疲惫的身体从延安返回，去队里交车。

　　傍晚时分，我收拾了一大堆淘汰的衣物准备送给杨生旺，我抱着大包，向杨生旺家走去，他家的窑洞比我们的窑洞高一些，在我们的斜上方，我刚走到他家门口，忽然听见他家正上方的山上传来一声轰响，伴随着恐怖的喊声和撕心裂肺的哭声，直刺心扉。我惊恐的抬头望去，只见半个山都塌陷下来，黄土飞扬直下，我看见乔有钱的儿子“安”半坐着，顺着飞扬的黄土快速地降下来，从杨生旺家窑洞的脑畔上掉在我的跟前。           　　                                                         　　　　　　　　　　　 下图：挖窑洞（图片选自网络）

挖山洞.jpg　　我知道山上是孙玉亮家在“掏土窑”，就是在山上用特制的?头，在坚硬的黄土山上挖进去，挖出窑洞形状，相当于建新房。开工已经有些日子了，三孔新窑已清晰可见。为了赶工期，他们没有按照常规“掏窑洞”。应该先把山体的面铲平，再往深处掏洞，而是雇了一个有经验的短工，把山体下方铲成平面，先挖窑，上面的山体留着以后自家人慢慢铲。因为窑洞已经挖好，那天开始铲平山体，没想到上面的山体缺少支撑，轰然塌陷。当时在施工现场的，有孙家三个叔伯兄弟，一个短工，和乔有钱的儿子。乔有钱儿子被土浪裹挟着冲了下来，安然无恙。其他四人瞬间不见踪影。我冲进杨生旺家告诉他出事了。说时迟，那时快，杨生旺随手在院子里操起一把铁锹就往山上跑去，我也急慌慌地找了一把铁锹，跟着他往山上跑。

　　时间就是生命，闻讯赶来的乡亲们，飞速地锹铲手刨，拼命地挖土。大家心情沉重，没有人说话，不一会我们已是满身黄土。成了“土人”。孙玉亮是个40多岁的汉子，富农成分，听社员说，他干一手好活、极有头脑，就是成分不好，得不到重用。他家有三个女子和一个儿子，长得一个比一个漂亮，所以娶他家女子，可是花了大价钱。加上他两口子聪明能干，所以他家的生活过的比其他老乡家都要好。赖子那时30多岁，家里大大小小有5个娃娃，年龄都很小，只靠赖子一个劳力挣工分，日子过得很“恓惶”（方言：穷困潦倒）。还有一个兄弟年轻力壮，才20多岁，刚结婚，还没有孩子。我跟着社员毫无目标地拼命挖土，一会才注意到，我身旁是孙玉亮的二女儿闹闹，她一边挖，一边哭得泣不成声，嘴里哭诉着：“大（爸爸）啊，你在哪哒啊！”在她旁边是用双手拼命挖土的她的妈妈，我没想到的是她镇静得出奇，一滴眼泪也没有，冲着女儿说到：“哭顶啥用，还不赶紧挖土！”她梳着短发，头发别在耳后，穿一件灰色布衫。身材健壮，动作飞快，在夕阳的照射下，她满脸是汗，玩命挖土，身旁黄土飞扬，恨不得自己能生出八双手。一个农村妇女，面对危难这样镇定，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我们这一路挖的方向是中间那个窑洞的位置，也是掩埋最深，需要挖走土方最大的位置。在书记杨生旺的组织下，进度最快，终于挖到窑洞所在地，一个半圆的拱形露出了一条缝，找到窑洞位置，就能早些找到被埋的人员。我们卖力地顺着那条缝挖下去，一会就听见里边传出人的呼救声，又过了一会儿，随着窑洞半圆拱形的显现，看见一双举起的双手，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拉了上来。救出来之后，发现是孙家雇的短工。他有经验，听到声音不对，没有向外跑，而是逆向一个箭步冲进窑洞里，得以保全生命。我们围着他，让他指出山体塌陷前每个人的位置，他在死里逃生极度的惊吓下，脸色惨白，语无伦次，指这指那地说不清楚。

　　这时天已经慢慢黑了下来，看不清楚该向哪里挖，进度慢了下来。就在这时，突然眼前亮起了灯光，我顺着光线望去，只见我的妹妹小荣，手里举着一个灯泡，拖着长长的电线，照亮了眼前有限的范围。她穿着一件四个兜的蓝色制服，梳着两条辫子，一手举着灯泡，一手拖着电线，给黑暗带来了光明。小荣那时已经进工厂两年多了，在八一铁厂当电工，他们的工厂就在我们的生产队后沟，厂里有不少北京知青，他们都闻讯赶来，而且还带来了铁厂的医生，拿着氧气袋等救生器材。及时地架起电线，送来了照明，周围没有任何依托的支撑，所以小荣只能用手举着灯泡，为大家照明。紧急时刻知青们的脑子好使，有办法，这是老乡们的共识。

　　半个小时后，那个20多岁的最小的兄弟被挖了出来，只见他全身是土，头发已经完全和土混在一起，把脸上的黄土抹去后，他的眉眼依稀可见，但没有一点生命迹象。小荣努力举着灯泡，照在他的脸上，大家迅速地给医生让出一条路，女医生穿着白大褂立刻跪在地上按压他的胸腔，进行施救。随着按压，我看见从他的鼻腔中流出一股暗紫色的血液，缓缓地流向嘴边。老乡们急切地呼叫着他的名字，希望他能听到呼喊，回到人间。10多分钟过去了，大夫摇了摇头，已经无可救治。一个铁厂的男知青在众人的帮扶下把他背起，离开了现场。我这才想起，小荣最怕死人，从不敢面对。记得小时候，我们在北京去全总食堂吃饭，真武庙全总办公大楼旁边的铁道上一辆火车停了下来，我们被拦在了铁路这边过不去，听人说有个人卧轨自杀，我拉着妹妹小荣、小华和小学同学去看现场，她们害怕，我硬拖着她们走到跟前，她们吓得几天都缓不过劲来，埋怨我很久，妈妈也批评我以后不能这样。而这时小荣却是站在距离死人最近的地方，而且必须面对死人，才能把灯光准确地照在他的脸上，我知道她一定是用极大的勇气在克制着自己，不能退却。心里真心疼这个15岁就随我一起到延安插队的妹妹，小小年纪，过早地经受着苦难。

　　我们知道另外两人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心里蒙上了重重的阴影，白天还生活如常的几兄弟，转瞬之间便遭遇如此不幸，实在令人唏嘘不已。孙玉亮是第二个被挖出来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时。赖子始终找不到，他的婆姨早已哭昏过去，在昏迷之前，她一直哭诉着：“赖子，你今天忙了一天，为啥回来还要去挖窑，你明明应该在家生（呆））着呀，你好狠心，咋能扔下我和这几个娃娃，你叫我们可咋活呢！”声音凄厉绝望，躺在地上翻滚着，痛不欲生，令所有人泪目。这时，我们已经疲劳之极，在冷风嗖嗖的夜晚，重复着机械的动作，没想到的是，两个小时后，赖子居然是被人踩出来的，他埋得最浅，在塌陷的土堆最靠边的地方，大家都往埋土最深方向挖，没承想他会在那么浅的边缘地方，他本来是最应该获救的人，却最后一个被挖出来。可怜这么老实厚道的人，在生前的最后一天，在送走知青回到村里后，以这样的方式扔下了一家老小，结束了宝贵的生命。

　　孙玉亮、赖子和他们的小兄弟没有住上新窑洞，撇下亲人去了天国。老乡们议论说，孙玉亮家孩子都大了，婆姨能撑事，日子么嘛哒（没问题）。最小的那个兄弟还没有孩子，婆姨早晚要改嫁。可怜见赖子婆姨拖了一堆娃娃，不会有人要，今后日子艰难啊。还有赖子娘老子，全指着赖子这颗儿呢，咋能受得了。

　　第二天，听靳宪华说，二队队长抓了三只鸡，到放尸体的地方，把鸡的脖子一窝，抬起死尸，垫在他们的头下，尸体已经僵硬了，托起头部，整个身子以脚为支点，直挺挺地被抬起。队长说这是陕北的风俗，叫“倒头鸡”。至今我也不知是什么意思。

　　生死无常，人间悲剧。

　　在离开延安最后的日子里，我亲历了生产队发生的这场悲剧，深深地为他们惋惜，也留下一辈子忘却不了的深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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