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见过母亲年轻时穿着军装的一张照片。母亲身高一米六五,瓜子脸,弯眉大眼,脑后两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配上一身绿军装,可以想象出母亲当年的英姿。

  我们老家有一家财主叫张从龙,我的姥爷是张从龙家的长工把式,在现在就是小包工头。我父亲是孤儿,十岁就在我姥爷手下放猪,姥爷把父亲当成自己的孩子。母亲比父亲小三岁,父亲每天放猪回来就领着母亲玩。父亲十二岁那年,汪冰石来我们河湾里领导抗日,姥爷怂恿张从龙把他私藏的十二杆中正式步枪捐给新四军游击队,父亲也跟着汪冰石离开姥爷参加革命。

  姥爷是新四军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我的两个舅舅都参加了新四军。母亲被送到新四军的子弟学校读书(具体是什么学校,当年母亲告诉过我,我没放在心上,忘记了)。按照现在的学籍等级,母亲肯定的大学生。新中国建立后,母亲从学校应招参加了解放军。

  母亲告诉我们,那时候的她们不会考虑什么个人得失,一切都是为了新中国。部队领导要给母亲做媒,嫁给一个首长。母亲说,要嫁,我就嫁给英雄。领导说,首长是老革命,是英雄。那时候,女孩子都一味地崇拜英雄,母亲也一样,只要是解放军军人,是英雄就一味地崇拜。那时,母亲和两个舅舅还有父亲已经失散多年,母亲不知道,她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发小—我父亲也是战斗英雄,就答应了领导的安排。

  母亲回到家乡,向姥爷汇报自己的终身大事时,她看到了家里有三个解放军军人,其中一个军官就是我母亲的发小我父亲。

  父亲说,你要嫁人,就嫁给我。

  我已经答应首长了,母亲告诉父亲。

  父亲小时候,经常跟母亲过家家,香香(母亲小名)就是小畜生(父亲小名)亲亲的家家。父亲霸道地说,那不行,你张玉珍就是我刘学诗的,要嫁只能嫁给我革命军人刘学诗。

  母亲无奈,那你跟我到部队,跟我妈首长说去吧。

  到了部队,首长说,我和张玉珍是组织批准的,张玉珍必须嫁给我。

  去你娘的蛋,香香六七岁就跟我定了娃娃亲。这句话是父亲的谎话,父亲离开家乡,是偷偷走的,母亲根本就没有跟他定过什么娃娃亲,这是父亲耍赖。

  僵持不下之后,父亲说,我们比军功,谁军功大,谁娶张玉珍。首长不干,他知道父亲是战斗英雄,不愿意比。首长说,那我们比伤疤,谁身上的伤疤多,谁娶张玉珍。好,父亲同意。首长脱掉衣服,身上有六处伤疤。我父亲笑了,香香还是我的。父亲给首长看,他的身上,枪眼就七个,还不算炮弹片炸出来的伤疤。首长给父亲敬了一个军礼,母亲就成了我父亲的老婆。

  后来父亲转业到西安,当了西北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第一建筑材料生产厂的厂长,母亲也跟着父亲落户在西安,并在一个派出所当了副所长。

  母亲和父亲都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国家困难时期,父母亲响应党的号召,毅然辞掉公职,上山下乡,回到了原籍,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

  父亲母亲的这种行为,在当今现实生活中会被少数人嗤之以鼻,但是,她们是受党教育多年的共产党人,不会考虑个人得失,为了国家的利益,选择牺牲自己。

  我很早就想写我的母亲,之所以没写,是母亲不让我写她,母亲曾经说,你以后当作家,就写你父亲和像他一样为国家奉献终生的战友们,不要写我,我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可在我眼里,母亲是全天下最伟大的女人和母亲。

  母亲和父亲的革命故事都是我听别人讲的。在我眼里,母亲是既严厉又慈祥的人。小时候,记忆最强烈的就是挨了母亲多少次打。第一次挨打,是我四岁左右,跟邻居家小女孩过家家,当时玩闹了,不懂得怜香惜玉,就把邻居家小妹妹打了一顿,邻家家长找了我母亲,我看大事不好,就躲到茅房里,结果还是被母亲逮到了,那是一顿暴揍。不过,第二天早晨,我床头多了一个熟鸡蛋。那个年代,一个鸡蛋要比现在一头猪更珍贵。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母亲就逼着我每天写一篇日记,如果有哪一天忘记写,母亲就会用柳条伺候我。母亲说,我们穷人之所以受剥削和压迫,就是因为没有文化,你要好好学习,不图你大富大贵,只求你不被人欺负。这种说辞,当今社会已经过时,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一个人没有文化,就不可能大有作为。

  那时,我们家乡的学校,师资力量不是一般的差。我的班主任小学二年级都没读完,就去当兵,然后复原回家当了老师。母亲忧心忡忡,这样的老师怎么能教好学生。母亲自己承担了教育我的任务。有一次,我们班主任老师在教我们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读成,一荒水土养一慌人。我站起来举手,老师,我妈昨晚已经教过我,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是一荒。老师说我不守课堂纪律,把我赶出教室罚站。回到家,我委屈地埋怨母亲,老师说是一荒,你非得教我一方。母亲笑了。第二天,母亲坐到了老师的办公室里。老师上课时,跟我一样读起,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时,我就想,母亲真厉害,老师都得听她的。那一年,我参加全镇数学竞赛,考了100分,得了第一名,母亲给我做了一身新衣服,还把家里的芦花大公鸡杀了给我吃。

  母亲不是单纯教育我一个人。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闹革命,哥哥停课在家,母亲就自己教哥哥学习。周边的孩子们,也跟着哥哥一起听母亲讲课。

  小时候挨打,那是旧时教育子女的方法使然。棍棒底下出孝子,这也是母亲那一辈人的育儿理念。其实,我本人觉得,古人的遗训还是有道理的。小孩子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不去管教和引导,还是不行。不用一点特殊手段,以后的孩子还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没有挫折,一味溺爱,放任自流,对孩子们的成长不利。

  慢慢地我们大了点,母亲就不打我们了。在我们不听话的时候,她只会气得流眼泪。

  以后书读多了,懂事了,就不惹母亲生气了。可是,母亲的眼泪还是不断。因为哥哥、姐姐身体残疾,为了给哥哥、姐姐看病,她花完所有的积蓄,而且债台高筑。为此,她流尽了所有的眼泪。

  在我们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好心人劝母亲,去找政府,毕竟你们夫妻都是老革命。母亲用简短的语言回答他们,我们革命不是为了个人享福,而且政府没有亏待我们,每个月给我们发20元的补助金。

  我们长大成人了,母亲还是不能放下心,为了我们兄弟姐姐的婚事而日夜操劳受累。

  等我们都成家立业了,母亲老了。我们为了各自生计都工作在四面八方。每次回家,母亲都会坐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我们。我们走进,母亲会递一条红丝带给我们,让我们系在老槐树上。母亲说,我不迷信,我让你们系上红丝带,就是让你们心中有个家。

  母亲一辈子都不舍得为自己花一分钱。我们平时回家孝敬她的钱,她都攒着,看到村里哪家临时遇到困难,她会倾其所有帮助别人。我们给她买的新衣服,她送给村里的老人,自己却穿着以前的旧衣服,母亲说:衣服不要新鲜,只要干净就是好。虽然母亲就那么几件衣服,她还是坚持每天更换,每天都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是母亲年轻时就养成的习惯。总有年轻人跟她开玩笑说,你是个烧包的老妈子。母亲会慈祥地骂他们,你这些龟孙。

  父亲因食道癌,很早就过世了。母亲晚年得了冠心病,还中风了。最后两年,精神状态时好时坏。有一天晚上,看护她的大嫂找不到她了,惊动全村在家的人,都帮忙寻找。天亮了,大哥在村外路边的大堤上找到她。她对大哥说,我在等你爸,他带着战士们去打仗了,我也在等国庆(我的小名)和黑孩(三弟小名),他们也好久没回家了。

  那一年快过年了,我们兄弟姐姐都聚到一起,母亲非常了高兴,你们日子都过好了,我这辈子活得值了。这是我听到她对大家说的最后一句话。

  腊月二十七早晨,她把我儿子喊到床边说:旺,我快死了,我死了不会耽误你们过年。儿子以为她在说胡话。母亲是算好日子的,我们老家是死后三天出殡(包括当天)二十九刚好可以把她送下地,不耽误年三十过年。母亲吞了一瓶速效救心丸,用她自己的方法安乐死。她走的时候很安详。

  母亲死了,没有遗憾地走了,她留给我们的是永远的怀念。

  母亲节到了,我对您老人家说,我爱你——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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