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0469626388.png一、接任会计

       在延安插队的第二年,我们和生产队社员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尤其对大队书记杨生旺更是佩服,他是农村中不多见的有思想水平的干部,虽然年纪才30多岁,但考虑问题周到,办事稳健,说话有板有眼、沟通能力很强,村里老老少少都服他。我们知青有事也爱和他商量。有一天杨生旺和一队队长徐步贵找到我,对我说,现在生产队的会计、回乡知青许志富想到公社信用社去工作,他是生产一队唯一上过中学的文化人,如果他去了公社,社员中将再也找不出一个能识文断字的人担任会计。队里研究了,准备让你接任会计工作,想听听你的想法。单纯的我问了一句,我能行吗?都需要做哪些工作?书记和队长连连说:麽麻答(没问题)。听了他俩的回答,我想这是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对我的信任,我点点头表示接受。这时我看见徐步贵队长欲言又止,用探寻的眼光看着我,说:你可想好,真要接会计吗?徐步贵是个典型的陕北英俊男子,眼睛很大很亮,至今我还记得他问我话时那明亮的眼光,但不知为什么,我感觉他眼睛里有种犹豫,和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谙世事的我实在读不懂他眼中的含义,于是把目光转向杨生旺,书记的眼光也有片刻的迟疑,但很快就恢复了他平时的淡定,笑着冲我点点头,说你脑子好使,大家都推举你干。我在他的目光鼓励下,下了决心,决心不辜负组织和社员的信任,做一个令人放心的好会计。

       于是当天许志富就和书记、队长一起来和我交接工作。许志富是一名回乡知青,家就住在崖里坪一队山沟上面的窑洞里。他文革前一直在上学,皮肤很白,个子较高,长得文质彬彬,和同龄社员有明显的区别,说起话来很爱笑,文绉绉的。那天交接时,他一再说你接会计没问题,并认真仔细地告诉我如何做账。交接完后,他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连连对我说了好多声谢谢。我觉得他太客气,没有什么可谢的呀。


        二、接受考验

       说起初任会计时,由于我的行为特点,竟然引起了社员对我的质疑,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引发了一场对我的悄悄考验。记得那时经常分粮食、分萝卜、分红薯等等。方法是二八开,即80%按照人头分,20%按照劳动工分分。先称出所分粮食总数量,再按照二八原则,算出每个人头和每个工分平均值,再算出每户的人头应分数量和工分应分数量,两项加起来既是该户人家应分得的粮食。说实在的,这种算法对于我简直就是小儿科。一队当时有44 户人家,社员见我拿着算盘,一会儿就算完了。速度之快完全超乎了他们的想象,更不可思议的是,看我算完后,把账本一合,垫在地上坐下,再也不看账本,就坐在那里凭记忆报数,每家分几斗几升几格。社员吓坏了,这分粮食是各家的大事,全指着这点口粮养活一家老小呢,那时家家粮食不够吃,各家能上工的男人,婆姨、娃娃都竭尽所能去挣工分,如果算错了,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社员哪里相信,40多户人家应分粮食的数字,你只算一遍,咋能不看账本就记住呢?这个年轻娃娃平时不是二杆子呀,咋接算账是这么个算法呢?不少社员找到书记队长,说出他们的疑虑,揪着心呐。于是他们动脑筋商量了办法,找了一个识字的人,对我的计算进行考察。看我算完后习惯的把账本放在地上,坐在上面准备开始报数,他们让一个半大的娃娃叫我过去,给我找了一个坐着很舒服的石头,我很惬意地坐下了。熟不知他们趁机拿走了账本,核对我报出的每一家分配数字是否正确?是否和账本一致?是否真的能算过一遍就百分之百的记住。而我却浑然不知这一切。收工后再核对我的计算是否正确。这样的测试进行了两次,他们亲自验证了我的计算和记忆百分之百正确。老乡彻底服气了,私下里议论纷纷,北京娃真个能行!脑子和咱长得不一样啊!其实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全然没有意识,不知道自己下意识的做法带给社员的烦恼。

       半年之后我才偶然听到社员在闲谈中,讲故事般地说起此事。听他们告诉我后,我想起小时候妈妈曾对我的评价,她说你爸爸从小在十里八乡被人传为“大才子”,能够一目十行,过目不忘,记忆力特别强。看来你继承了你爸爸的脑子。我上一年级时,妈妈说她看我有一个习惯,只要写作业,必定打开收音机听故事,一边听,一边写作业。妈妈很着急,说我几次也没效果。妈妈也对我进行了测试,检查我的作业,全部正确,又让我复述听过的故事,几乎是一字不落地讲给妈妈听。于是妈妈得出结论,这孩子可以一心二用。从此再也不来管束我。想到这些,又想起以前学习对我来说是多么轻松愉快的享受,我享受学习知识的快乐,享受学习带给我精神上的富足,享受爸爸妈妈亲朋好友的夸赞,享受老师的偏爱,享受名列前茅的成就感,更享受学习成长的愉悦。如果不发生那场文化大革命,我的学习之旅会一帆风顺。但是我的学习享受终止在1966年,初中一年级,年龄还不到15岁,终身遗憾。心里隐隐的难受,突然特别想家,想北京、想爸爸妈妈,想念上学时幸福的家庭生活。那一切记忆那样深刻,而又觉得离我是那样的遥不可及。


        三、化解小危机

       老乡的测试让我也对自己有了进一步认识,知道了自己的记忆能力。后来在我兼任瓜园会计时,运用自己的这个长处,也化解了一场虚惊。我们生产队对面是朱家沟煤矿,每到夏天,煤矿工人就会在下班后,三三两两地来到我们瓜园吃瓜,他们经常是圪蹴(蹲)在田边,打开一个西瓜,几个人一气吃完,临走时再捎上两个,如果是一个人来,就要上几个小瓜(香瓜)吃,他们很少用现金结账,都是赊账,先记账,秋后一起结算。我用一个软皮笔记本记录每一笔赊账,按照姓名、时间、吃瓜数量、金额排序,每增加一笔赊账,我都会累计出欠款金额,估算着当年大约能收入多少,半点不敢马虎。瓜园和菜园是队里仅有的副业收入,社员指望着这些收入应付来年一家老小的柴米油盐和吃穿用度。

       眼看瓜园快结束了,我和瓜园的负责人乔文成准备把赊账算清,该收账了。谁料那天我刚到瓜园,一向沉稳的乔文成急火火地说,这可咋接,赊账本不见了,怎样xin(寻)也xin(寻)不着。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不由得惊叫了起来,“那可怎么办呀?怎么向社员交代啊!”我一无所措地钻进看瓜的瓜棚里乱翻起来,账本还是不见踪影。我沮丧地坐在瓜棚里发呆。安静下来后,我仔细回想账本上的记录,只觉得那一页页账目都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每个名字下面记录了几行都好像历历在目。我想起社员当年说我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于是开始静下心来,试着在纸上凭记忆复原着账本,一页、两页、三页﹍﹍半个本子的账目居然都回忆出来了。乔文成也记着几个他熟悉的人赊账的数目,和我回忆起的账目对了一下,没有错。我和乔文成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乔文成一个劲喃喃地说,真是好脑子、真是好脑子。收账时,煤矿工人对我报出的金额毫无疑义,钱款陆续往回收着。可喜的是,后来乔文成在瓜棚地上铺的毡垫下面找到了丢失的账本,我拿到后,迫不及待地和凭记忆恢复的账本核对起来,只有两处小小的错误,其他的都准确无误。我的记忆力又一次经受了考验。社员对我这个会计也佩服有佳。


       四、知道真像

       离开延安前一年,我偶然看到书记杨生旺在写日记,现在想来,也有可能他是有意让我看到。因为我一眼看到了我的名字。他在日记里大意是这样写的,有件事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让小伟知道,不知这件事对她是好是坏,她们早晚是要离开延安的,到那时候,她因为这件事走不了怎么办。我忙问他是什么事?他这才告诉我,当年许志富要离开农村,队里大多数社员都不同意,小队会计是很重要的岗位,不光要有文化,还要大家信得过。大家怕知青接手后,万一以后政策有变,知青要离开延安。队里就真没有人能接任会计了。许志富知道后,急坏了,想尽办法找干部们说情,说这是他唯一出去的机会,是改变一辈子命运的转机,不能放过。说知识青年可以当会计。他说的都是大实话。农村里都是亲戚套亲戚,碍着面子,这些干部谁也不想得罪人,因此开会研究时谁都不说不放许志富离开农村。于是研究的结果就是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们觉得我会想到如果接了会计,将来有一天我会因此不能离开延安,这样我就会拒绝,许志富自然就走不成。岂不知我当时单纯的根本不可能想这些问题,只知道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具体怎样扎根自己也没概念,对今后的事情很少去想。许志富的老父亲找到队干部,让他们不能告诉我实情,看我咋定。于是就发生了前面的经过,当天就交接,也是许家怕夜长梦多。我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糊里糊涂地接受了任务。让生产队永远失去了一个可用之才。我埋怨书记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实情,他说答应了的事情不能说话不算数。但他也担心以后我真的要离开时,会因此事走不了。让我早有个思想准备。

       1972年,绝大部分延安知青被招工,在我面临是走是留的关键时刻,还没等我考虑这个问题,杨生旺就以大队书记的身份,决定自己亲自兼任小队会计,让我离开生产队。社员们当然没有意见。杨生旺对我说,你放心吧,一切都交给我。我感恩遇到了杨生旺这样的好书记!


       五、重回延安的邂逅

       1995年,我已经回到北京,在工商银行总行工作,一天,和我是校友又同在一个公社插队的朋友,机关党委的负责人董晓玲(李渠公社中庄大队)找到我,问我想不想回延安看看,当然想,做梦都想。她说机关党委准备组织总行的团支部书记到延安考察,如果我想去,他去和我们部的领导交涉,借我同去协助工作。我听了以后兴奋不已。那时离开延安26年了,多想回去看看情深义重的父老乡亲,多想回去看看延安那片黄土地。

       陕西分行派了一辆车,载着我们十几人从西安一路向延安进发,还是熟悉的黄土公路,坐在遮风挡雨的轿车里,想起当年去延安时,在冰天雪地的天气里,坐在敞篷大卡车上彻骨的寒冷,真有天壤之别,。我一路上给年轻人讲着当年延安的见闻,教给他们有趣的陕北方言,欢声笑语,下午就到达了延安,延安变了,大变了,变得繁华、现代,已经找不到当年的旧貌。我们住进了当时延安最好的宾馆,延安市人民银行培训中心(招待所)。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崖里坪,见到了久别的杨生旺,乔文成、高三牛、乔文亭﹍﹍,分外激动!杨生旺已经到公社工作多年,问我住下了?住在哪哒?我说出地址后,他问我,见许志富没?我说谁?他说,许志富啊,他尔格(现在)在那负责着呢。当天在队里和大家相见,我兴奋地也没顾上细问。

       晚上回到宾馆。一进门才想起杨生旺说的许志富在这个宾馆工作,于是去问前台的小姑娘,是否知道许志富,听我直呼大名,小姑娘一脸惶恐地说,那是我们培训中心的一把手许主任,你要见他?你先回房间,我去请示一下。我回到房间一会儿,有人敲门,我打开房门,只见许志富带着一个年轻小伙子站在门外,20多年了,他变化不大,依然那么文雅白净,只是多了沉稳和老练。他显然没有认出我来,说服务员告诉他,一个工行的领导找他有事,他指着一起来的小伙子,说这是我们的办公室主任,你需要安排什么事,尽管和他说,他都能满足需求。我说你仔细看看我是谁?不认识了吗?他意外地上下打量着我,突然惊喜地说,你是小伟吧,你怎么到这里来了?真想不到!他让年轻人去忙其他事,我们像老朋友一样,互相询问寒暄着,要说的话太多。他说今晚上你一定要去我家坐坐,我婆姨也一定想要见见你,你是我的恩人,当年没有你,我可能一辈子也离不开农村了。真诚的话语,热情地邀请。我随着他去了他的家中,他婆姨也非常高兴。听他们说我才知道,许志富到公社信用社后,干得非常出色,一直升职做到延安市人民银行行长,而且是个非常优秀的行长。不幸的是他唯一的儿子发生意外去世,他的爱人受不了这巨大的打击一病不起。人到中年的他也备受折磨,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用他的话说,脑子一曼不行了。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主动提出辞去人民银行行长职务,到培训中心任职。这事已经过去了多年,但他们说起来还是伤感不已,一个好娃娃啊,在许志富到公社工作后,一直是这个儿子陪伴着妈妈在农村,小小年纪就学会了担当,过了多年的苦日子。后来也分配在银行工作,没想到那么年轻就遭到意外去世。

       他们夫妇一再感谢我当年的行为,成就了许志富的前途和事业。我一再解释着那不是我的有意而为,而是我的单纯无知所为。也许是在冥冥之中,让我成全了一个优秀行长的发展机会,而且我们还成了金融领域的同道人,才有了这邂逅的机缘。也许这就是缘分吧。

       往事如烟,延安的那山、那水、那人、那些生活中发生的故事永远记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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