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出洋关有坞船
对于“三面向海”“以港兴市”的大连来说，港口码头无异于“命脉”、“咽喉”。它不仅承担着大量的海路运输任务，也如同这个城市其他著名风景点一样，曾被当作城市标志，印刷在明信片和旅行包上，成为人们心中那段难以抹去的记忆。
从地图上不难看出，整个大连地区就是突入大海中的一个半岛，市内靠东的中山区则是半岛边缘那些浸泡和交错在海水里的那些部分。那个曾经承载了我所有童年和少年记忆的“中山区常兴巷12号”，正是这半岛靠近北部海湾的一个四合院。只是由于造船厂和海港的高大围墙，才将那个四合院与海岸之间仅几百米的距离，显出了一种遥不可及。因而，是“大连港候船厅”成就了我人生中第一次向大海的凝望。
当初，它像一把打开大连城市的钥匙。
大连四季转换分明，很少出现极端天气——冬无极寒，夏无酷署。一年中，让人神清气爽的时光倒是不少。只要天气好，父母多会在晚饭后带我出去遛弯。春秋时节去桥北“北海公园”“中山广场”或“天津街”，夏季便多是去大连港码头吹海风。
去往码头的长江路上，如果没有有轨电车驶过，四下里很是安静。两侧多是日本人留下来的两层灰砖老宅，门和窗是带合页的那种纯木涂漆的。灯光从人家屋里透出灰白或暗黄，收音机里传出来的声音并不清晰。走过民主广场后不久，有一户住在二楼的人家，那扇窗子里，时而会传出低沉断续的萧声，那悠远低迴的音符，让人感到周遭的一切都极为遥远和虚弱。
就在长江路尽头的港湾广场，北侧有一条通往客运码头的长桥，客运站钟楼和售票大厅霍然抢眼地出现在桥的另一端。中间隔着小饭馆、烟酒铺和货物托运处，高大威猛的候船客运厅便极其抢眼地矗立在路的尽头，可能因为外面是海以及四下都是海港围墙的缘故，我总有一种错觉：那里便是天涯的尽头！客运厅旁边有一家小杂货店，时常卖一种味道特殊的冰棍，与当时的“红小豆”和“牛奶”味道不同，它更像是山里红的浆汁，吃它的时候，嘴里和脸上都血红一片。货主老张为人十分和善。有一回还将一只快要化掉的冰棍白送给了我。那是爸妈唯一与我共同吃冰棍的一次，看到他俩吃出一脸血的模样，逗得我哈哈大笑，完全不知道自己也是那个样子。
候船厅前的小广场
上，已然 人头攒动车来攘往，完全热闹了起来，从火车站开过来的13路公交车将大批旅客卸下来后，又马不停蹄地往回折返。
高高昂起的候船厅之所以显得极为雄伟、有气势，不仅仅因为它前面长长的台阶和数根高大粗壮的石柱，更因为它是色泽沉稳的混凝土建筑。虽然只有两层，却每层都有五米多高。候船厅的下面，是一排港内的仓库。
候船厅高高的前脸和长阶梯呈现向外散射的半圆弧形，从高空看，像个半圆的钥匙柄，而后面120多米向北延伸出去的长廊，正像那把“钥匙”的主体。宽达11米的天桥式候船厅里，除了问询处、检票处，还有邮局、饭店、茶馆、理发室、阅览室和小卖店。长廊两侧是成排的观景窗，由于窗棂细窄而玻璃面积大，因而船厅内十分通透明亮，人们能够轻松地凭窗远望。
海面上，前端有灯塔的两条长堤将港口分出内港和外港，等待入港的船只散落在各处，有时甚至在港外排出去老远。刚入港的巨轮，时而会鸣响船笛，那沉闷的笛声虽然很响，却并非刺耳，只是胸口和脚下被震得发颤。
码头上，不仅能看到形状各异的大小船只，甚至能看到几层楼高的巨型外国货轮。吐着白气的火车头在数条铁轨间胸有成竹地来回变轨穿梭。高空龙门吊缓缓移动，装卸作业有条不紊。客船前，人们依依惜别。船舷间，飞动滑翔的鸥群，不时发出穿云破雾的悦鸣——盛夏的暮光中，海面时常浮动着一层雾霭，船只仿佛飘在天界的云里，周遭显出只有老电影里才有的奇幻感。
正是隔着那些胶片一样的观景窗，我第一次被母亲抱着看到了辽阔无比的大海，看到了惊人无比的钢铁巨轮，看到了拖拽长箱、口吐白气叫作火车的东西。
与所有迎接客人的那些人们一样，我也曾怀着焦急和兴奋的心情，伏在观景窗上等待哥哥的归来。看着客船缓缓进港、靠岸，然后下锚、挂缆、落吊桥……旅人们鱼贯而出，接客的人群中不时有人发出惊呼，然后兴冲冲地向候船厅外奔去。大楼梯旁边的出口处，人们兴奋地呼喊、热烈地拥抱、激动地握手……
由于大连港是整个中国东北对外进出口最重要的口岸，加上它是当年闯关东的“海南丢”们的第一站，也是他们后来“回山东家”的出发地。因而，这里的客、货运输都十分繁忙。不仅仅是客票“一票难求”，甚至货轮要等待上几周才能卸货、装货。客运量从1
902年开埠时的每年运输5万多人，到1999年最高峰时已达656万之多！
尽管全世界有数不清的知名大港，然而，处于辽南半岛的这个小码头，却独一无二地承载了许多人的奋斗历程、美好的梦想。
清朝“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从这里乘船驶往日本，从此踏上流亡之路。末代皇帝溥仪1935年由这里乘日本军舰前往拜会裕仁天皇。郑孝胥是大连港的常客，曾在这里游览吟诗。瞿秋白等一批党代表以大连作为中转，乘船奔赴苏联。周恩来与邓颖超在此遭到日本警察数小时盘查。张大千、鲁迅、梁思成、林徽因、梁潄溟、郭沫若等也曾是大连港的过客。茅盾先生在《我走过的道路》里，曾描述过当年踏上大连港的心情——“大家蜂拥到甲板上贪婪地眺望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
曾几何时，无数日本人怀揣梦想漂洋过海到东北掘金，大连港是其寻找“理想乡”的第一站。日本战败后，这个港口又成了他们被遣返的最后一站。日本大文豪夏目漱石也曾专门为它赋文。
后来，在对候船厅的一次改造中，入口处那半圆的外形被改成了菱形，很多人开始叫它“蛤蟆头”，可那并没有影响人们对它的喜爱，它笨笨又憨憨的样子，被印在明信片、纪念品、书本和旅行包上，被带往各地。
2013年，包括候船厅、售票厅、客运钟楼在内的一批“地标建筑” 集体“谢幕”。对于许多老大连人或多年在此乘船的人来说，它已然成为了一份记忆、一段历史、一个标志和曾经的向往。
在我心里，它，仍是我的一段乡愁。那沉闷的船笛声也已转化成一首漫漶乡间的歌谣，它穿云破雾，在胸间激荡，并传出去很远，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