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奠基——新中国从这里走来
石家庄市是新中国的孕育地。“新中国从这里走来”，这样的定论，来自原文化部长黄镇，是1988年黄镇部长来西柏坡参观时所题词。
这样的定论，不是一时兴起所为，而是基于客观事实得出的历史定论。
1947年下半年，一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转折时期。在1947年10月10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23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新中国呼之欲出。在石家庄这块热土上，以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为标志，筹建新中国提上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日程，正式拉开了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序幕，新中国多项事业萌芽起步。
一、毛泽东“钦点”石家庄——新的领导中心
石家庄作为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实验田，在历史大转折时期，在为全党城市工作提供样本的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又扮演着新的角色——先是华北解放区、继而成为全国的领导中心。
这个中心地位是毛泽东“钦点”的。
1947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奠定了华北解放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统一的基础，为两大解放区合并创造了条件。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两大解放区合并的战略部署。
华北解放区之所以分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区，两区的分界线，先是被日伪，后是被国民党封锁分割而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根据地的划分上，不得不打破地理、历史及经济诸条件，而依照敌人的封锁线，划分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并各自为政。现在，石家庄已解放，正太、石德铁路线守敌已完全被消灭，两区割裂开来的客观原因已不存在。为此，1948年3月20日，还在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党内通报中，明确提出：“目前我们正将晋察冀区、晋冀鲁豫区和山东的渤海区统一在一个党委（华北局）、一个政府、一个军事机构的指挥之下（渤海区也许迟一点合并），这三个区包括陇海路以北、津浦路和渤海以西、同浦路以东、平绥路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三区业已连成一片，共有人口五千万，大约短期内即可完成合并任务。”“该区的领导中心设在石家庄。”（《毛泽东选集》129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召开的“城南庄会议”上正式做出决定：改变华北和中原解放区的组织建制，将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于1948年5月9日向全党发出了通知。
至此，石家庄作为华北解放区的领导中心地位逐步确立。
二、描绘新中国的蓝图
随着两大解放区合并，石家庄成为华北解放区的领导中心，为中共中央在华北建立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创造了前提条件，为中共中央立足华北，靠近交通线和大城市，指挥战略决战，孕育新中国，行了奠基礼。随着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进驻西柏坡，石家庄进而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成为新中国的孕育地。
新中国的蓝图是在石家庄西柏坡绘就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指挥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同时，着手谋划建立新中国，就新中国的政体、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政权设置，以及用什么方式建立新中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探索研究和实践。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 会议围绕党的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经济形态等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讨论，研究决定了准备夺取全国胜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这是一次为迎接战略决战和筹备建立新中国，确立军事上、政治上方针政策的重要会议，为最后打倒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从军事上、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准备。（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1342——1349页。）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就建立新中国的一系列问题作出了决策，决定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明确提出，要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在这里，中共中央完成了对新中国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设计，制定了建立新中国的路线图。中共中央是带着新中国的蓝图从石家庄西柏坡进入北京的。
三、拉开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序幕
在描绘新中国的蓝图的同时，开始了建立新中国的实践。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是从确立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启幕的，新中国的两大政治制度是在石家庄孕育成熟的。
孕育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
筹建新中国，是从筹划政治协商会议，逐步确立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的基本政治制度开始的。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提出重要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央档案馆等编《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海天出版社1998年5月版426页。）“五一”口号提出的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立刻得到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的拥护。中共中央邀请77位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从1948年8月起，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在各地中共党组织的严密保护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胜利到达解放区。
爱国民主人士聚集华北、东北解放区，正式拉开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和中央统战部经与民主人士反复商讨，拟定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草案）》。内容主要包括：新政协的召集、人选、召开时间地点以及准备讨论的事项等。毛泽东主席亲自审改了这一《草案》。之后，约集在西柏坡、哈尔滨和香港三地的民主人士充分讨论该草案。在充分吸收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意见的基础上，1948年11月25日，正式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
《协议》达成后，筹备工作便逐步展开。经过反复酝酿，先后起草完成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人士候选名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案）》等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组建成立全国性的人民团体是新政协筹备工作的又一项重要内容。从1948年8月到1949年7月，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先后完成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中华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等六大人民团体的重建、成立等工作。虽然其中一些团体代表大会是在中央进入北京后召开的，但各人民团体的组建及其代表大会的筹备，都是在西柏坡时期完成的。
在西柏坡时期筹备工作的基础上，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新政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作为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的人民政协正式诞生。从此，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形式而确定下来，并在实践中得到逐步完善和发展，成为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参见《西柏坡与新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确立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
在制定纲领、政策的同时，根据“九月会议”关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精神，先后在石家庄召开了两次人民代表大会——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和石家庄人民代表大会，为确立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开了先河，提供了范例。
（一）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1948年6月26日，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边区政府参议会参议员联席会议在石家庄举行，议题为筹备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在五省二市人民中民主选举代表的基础上，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统一的华北民主联合政府。7月11日，两边区政府联合发布《关于召开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暨代表选举办法的决定》，规定大会的任务是，“讨论并决定两大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制定华北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组织，选举华北政府委员及政府主席、副主席，决定华北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方针，制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法及选举法等问题”，并确定了代表名额、界别和选举办法。之后，各地按照代表由区域代表、职业或团体代表、聘请代表构成和产生办法的规定，认真选举代表，共选出工人、农民、革命军人、妇女、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新式农民、社会贤达、开明绅士及民主同盟盟员、少数民族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团体代表共598名。
1948年8月7日至19日，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人民礼堂（人民影院）隆重召开。大会表决、通过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法大纲》、《华北解放区施政方针》、《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及《农业税暂行税则》等法案与提案，在代表们慎重讨论推举候选人的基础上，无记名投票选举出华北人民政府委员。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在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是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建立的参议会、参政会等民意机关的发展，但在体制上已发生质的变化，它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开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先河。
（二）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石家庄城市人民代表大会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进程中，面临的首要课题，是建立什么样的政权，用什么方式建立政权，历史性地提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工作重心转移时建立的第一个城市政权，作为实验田，石家庄理所当然承担着破解这一课题的历史重任。
破题之作——召开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通过人民代表产生代表自己利益的民主联合政府，议定本市大政方针。现在，召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已经成为全国和地方政治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了。但是，在当时，特别是在城市，由普通老百姓选举人民代表，行使权力，产生政府，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头一回，其重要意义在于，使石家庄的人民政权跨过过渡阶段，步入民主化、法制化的轨道，也是为全国各地陆续解放的城市提供地方政权建设的范例，为全国实行人民民主提供经验。更深层次的历史意义在于，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发生历史性转变后，执政理念的具体实践。石家庄是在全国解放前，第一个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城市，在全国具有极大的示范作用，《人民日报》专题报道，誉为“提供了全国实行人民民主的范例”。
（三）开创新的政治理念和新型体制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和石家庄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以成功的实践，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新的政治理念，开创了新型体制。
这种新的政治理念，集中表现在确立并认真实行人民民主，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理念和建政纲领，落实到了执政的实践中，广泛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新局面，最终从法理上奠定和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开创的新型体制，表现在多个方面。在各个环节，确立了严格、有序、完善的程序，并认真运作，取得的经验，创立的会议程序，为全国各地提供了蓝本。如：在代表选举环节，实行普选，严格的选民登记、候选人竞选，无记名投票；在会议期间，召开预备会和选举主席团制，代表资格审查制度，设立代表提案制度，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政府工作报告和各项法律草案的说明制度，政府委员选举制度等等。这些程序，成为以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基本程序，建立的新型体制，奠定了新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各项具体制度的基础。
中央人民政府前身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
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华北人民政府，建立新型的人民政权——华北人民政府。在实践中，正式拉开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序幕。
1948年9月20日至24日,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召开，选出了华北人民政府的领导成员，主席董必武，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任命了政府各部、委、院领导人。会议还制定了《区人民政府暂行组织条例》、《村人民政府暂行组织通则》，规定了区、村人民政府的人员组成和职权范围。同时会议讨论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原则通过并交政府修改公布的《新农业税则》和《工商业所得税条例草案》等经济法规。
会议仔细地研究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交付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处理的163件提案，决定交各主管部门按临时人民代表会议提出的“执行”、“斟酌办理”、“参考”三种意见分别研究，呈由主席核准处理。对原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政府提请审议的21种条例草案，政府委员会分别组织6个审查委员会进行反复审查修改，再经过政府委员会通过，并一一作出决议。
9月26日，华北人民政府召开就职大会。北平解放以后，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2月22日搬离石家庄，迁往北平办公。在石家庄市办公9个多月。
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而由其产生的华北人民政府则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前身。华北人民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为准备建立新中国而进行的一次政权建设的成功实践，是由革命根据地政权向新中国政权的过渡形式。它既承担着为解放战争的最后战略决战提供后勤支持的任务，又肩负着领导经济建设、为新中国积累物质基础的职责。中共中央交给华北人民政府的任务是：把华北解放区建设好，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从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摸索、积累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经验，为全国解放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准备。
为了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提出的任务，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工作中始终掌握三项原则：工作重心转到城市，但不忽视农村；开始着手和平建设，但不放松对战争的关注和支援；积极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准备工作。
华北人民政府是新中国政权的雏形和过渡。它所创立的各项管理体制，成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科技、教育体制的蓝本，有些成为新中国的基本经济、教育体制，对新中国成立后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的组建和运转过程，为中央人民政府创建了组织基础，为新中国的各级政权机构建立了基本的政权体制和管理体制，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有关各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即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组建。到1949年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结束时，中央人民政府的内务部、财政部、交通部、农业部等部门在华北人民政府各部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来。（参考资料：《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中央档案馆等编，海天出版社；《西柏坡与新中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三、新中国多项事业从石家庄起步
石家庄作为新中国的孕育之地，在这里，不仅确立了共和国的政体和政治制度，绘就了新中国的蓝图，拉开了新中国政权建设序幕，而且，新中国的多项事业在这里创立发展；在这里，走出大批治国人才。
（一）第一套人民币在这里诞生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这里建立，第一套人民币在这里诞生， 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遵照华北人民政府的决议，发出通告：“本行于本年12月1日，发行50元、20元、10元3种钞券。”上午9时，首批人民币在石家庄正式发行。
在石家庄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发行的人民币，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旧中国极其混乱的货币制度的结束，和新中国统一的货币制度的确立，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起步。
第一套人民币刚刚印出，董必武就拿着几张样票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一见董老满脸笑容，便不失诙谐地说：“胡子老哥亲自前来，一定有喜讯相告啰！”董老将刚印出的人民币双手呈递过去，说：“主席，我们现在可以带着人民币进北京城了！”毛泽东接过人民币，看了又看，兴奋地说：“人民有了自己的武装，有了自己的政权，有了自己的土地，现在又有了自己的银行货币，这才真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哩！”
（二）新闻事业在这里发展
《人民日报》在石家庄改刊
早在1948年2月20日，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央工委召开会议，讨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等问题，其中包括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3月7日，中共中央又致电中央工委：华北局成立后，大党报应如延安《解放日报》那样，由中央负责，集中新华社、《人民日报》、《晋察冀日报》在一起，有充分条件办一个较好的报纸。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晋察冀边区的《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合并，改为《人民日报》，于1948年6月15日在石家庄市附近的平山里庄创刊。毛泽东为改刊的《人民日报》重新题写了报头。1948年8、9月间，为便利报纸的出版发行和投递，除继续在里庄印刷外，《人民日报》印刷厂一部搬至石家庄市北焦村，利用纸型铸版印刷《人民日报》。同时在石家庄市南大街设立《人民日报》经理部，负责纸张和印刷器材的购置、报纸的发行等业务。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人民日报》遂迁往北平出版，设在石家庄市的印刷厂和经理部也随之迁往北平。
落户石家庄井陉矿区的新华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是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7年3月29日由陕北迁至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涉县，1948年5月中共中央进驻西柏坡后，又于5月23日在西柏坡附近开始播音。9月底，新华广播电台编辑室仍在西柏坡附近，而播音室和发射机房则迁至石家庄市井陉矿区，播音室在天户村，发射机房设在距天户村很近的库隆峰，在此正式播音，直到1949年3月24日迁往北平。
《中国青年》复刊
1948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对青年工作做出了两项重要决策：筹组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恢复《中国青年》杂志。《中国青年》复刊时，毛泽东主席重新题写了刊头。这个刊名题字一直用到 “文革”开始前，毛主席又为《中国青年》题写了新的刊名。
毛泽东主席的亲笔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首发在《中国青年》复刊号上。此后这四句话不胫而走，响彻全军，随着战争的胜利，传遍全国。
《中国青年》复刊后，共出了三期，为半月刊，每期发行达到5万份，受到各级干部和青年读者的欢迎。1949年的第四期稿子已经编好，杂志迁到北京才印刷。虽然后来改为十六开本，但期号还是从复刊开始一直连续下来。
（三）新中国人民教育起步
石家庄解放后的安定环境，为发展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共产党自己兴办的高等学校，先后在石家庄开学。这是新中国人民教育
的起步。这一时期，在石家庄创办的学校有：1948年5月成立的华北军政大学，为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的前身；华北大学，1948年诞生在石家庄市附近的正定，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外事学校，后变迁为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学院；1946年底至1949年8月在石家庄办学的华北大学工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
（四）文化事业发展
新华书店
1948年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解放区合并后，两区的新华书店随之合并为华北新华书店总店，代行了新华书店总店的职能，成为新中国新华书店总店的雏形。到1951年1月新华书店总店成立时，总店大部分人员是从华北新华书店来的。
新华书店的店招是毛泽东在西柏坡题写的。1949年春天，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要求7月1日全国新华书店统一启用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题写的店招。此后，在平津新成立的新华书店以及全国各地的新华书店，都统一使用这次题字作店招，直至现在。
文艺事业大发展
石家庄解放后，各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大批著名作家、艺术家云集至此，石家庄成为革命文艺的中心。1948年8月8日，在石家庄成立了华北文艺界协会，1948年11月，成立了华北戏剧音乐工作委员会。以后，华北平剧院、晋察冀抗敌剧社、群众剧社、工人剧社以及冀中火线剧社、前线剧社等解放区的著名文艺团体都先后进驻石家庄。革命文艺工作者云集石家庄。据粗略估计，1948年到1949年，云集石家庄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有近千人之多，其中驰誉中国文坛的佼佼者就有100多位。
文化艺术工作者齐聚石家庄，群英荟萃，带来了文化事业尤其是艺术创作亘古未有的繁荣景象，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如丁玲在石家庄创作完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联大文工团演出的《红旗歌》、石家庄铁路工人魏连珍创作的《不是蝉》、华北平剧院的现代戏《四劝》、晋察冀电影队摄制的解放战争纪录影片、大众美术社出版的“新年画”，都突出地表现了“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此外在文艺工作的组织领导、群众文化的普及推广以及接收旧文化单位、改造旧艺人等方面都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为新中国文艺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 治国人才从这里走出
石家庄作为全党城市工作的实验田，在为全党探索和积累城市工作经验、提供样本的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城市管理和建设人才，成为锻炼、培养干部的基地。随着一批大中城市的陆续解放，中共中央从石家庄抽调了大批干部，到新解放的城市去工作。北平、天津、张家口、太原、呼和浩特等城市解放后，石家庄都支援了一批干部，有些部门的班子是在石家庄组建的。有不少干部还被抽调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开始后，又有大批干部南下。仅1949年下半年统计，从石家庄调出到各地的干部就有401名，其中县级86人，区级103人。
石家庄公安战线，新闻、文化、教育等战线，也有大批专门人才和专业干部，从石家庄走向中央机关和相继解放的城市。设在石家庄的华北军政大学、华北大学、外事学校、华北医科大学、华北军区电讯工程专科学校等院校，也为新中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人才。石家庄铁路系统也抽调人员支援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