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中京座落在内蒙古的一个小地方,却有过一段大历史。

五代十国时期,北宋与辽国曾经是一对仇敌,为争夺燕云十六州杀得昏天黑地、血流成河。抗辽名将杨业一门忠烈、英勇献身的事迹,千古传颂,万代景仰。在中国戏剧舞台上,无戏不唱《杨家将》。然而,北宋与辽国也曾和平共处过120年,使各自的经济和文化发展都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

公元1004年秋,北宋与辽国结束了25年的拼死相斗,签订了“澶渊之盟”。盟约有三:两国从此罢兵,各守旧界;北宋与辽国约为兄弟之国,宋真宗赵恒称辽国的萧太后为叔母,辽圣宗耶律隆绪称宋真宗为兄;北宋每年送给契丹岁币10万两,绢20万匹。正由于有了这个盟约,两国才有了长达百年之久的和平生活。

既然约为兄弟,不仅要和平共处,更要友好往来。据统计,在120年里,两国互派使者多达1600人次,而且派出的都是朝廷的重臣、高官、名人。北宋使者中有蔡京、高俅、童贯、包拯、富弼、欧阳修、苏辙、苏颂、沈括等,你来我往,从未间断。有固定互访的内容,也有临时的动议。春节来了互相拜年,皇帝或皇后过生日要去贺生,驾崩了赶去吊唁,有新君即位更要及时祝贺,等等。如同民间的人情往来,不能让人家挑礼。当然,有了争端也要随时派出使者进行谈判解决。

由于辽中京处于辽国的中心位置,北宋使者前来求见辽国皇帝时,都要从那里经过或停留一下,运气好的碰巧还能在那里见到。北宋使者都是文人出身的高官,每到一地必有诗作,完成使命后还要向皇帝写出专题报告。为此,他们留下了大量的日记、诗歌、谏言、奏疏、地图等历史资料。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很详细,很形象,再现了当时的交往情景。其中,有耐人寻味的故事,也有值得探讨的问题。如能到辽中京所在地去对照和追忆一番,相信会更有趣味、更有教益。

2021年清明放假的第三天,我们从赤峰驱车来到了辽中京大定府的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天义镇南城村。这个村庄紧挨着辽中京遗址景区大门,比网上说的铁匠营子村近多了。步入景区大门,迎面是高高耸立的大明塔。除此之外,还有一栋展览馆和几通石碑,再无其它古建筑。景区整洁美观,犹如花园。大明塔虽然也是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塔,但更高大、更雄伟。塔高80.26米,塔身直径34米,周长112米。高度全国第三,体积全国第一。近前观看,雄浑大气,敦厚稳重,造型美观,雕刻精美。绕塔一周,只见每个立面都浮雕着佛像、力士和飞天,栩栩如生。有的慈眉善目,有的须发怒张,有的自由飞翔,有唐代遗风,有汉家手笔。汉人见了顶礼膜拜,契丹人见了也额手称颂。1619656150981597.jpg

这座塔建于公元1007年,也就是“澶渊之盟”后的第3年。按照先有城后有塔的建城规律来推断,辽中京的建设时间不会晚于这座塔。《辽史》中有这样的记载:“圣宗尝过七金山、土河之滨,南望云气,有郛郭楼阁之状,因议建都。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城峻,“号曰中京,府曰大定。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以待新罗使,来宾馆以待夏使。”那时,正是辽国的鼎盛时期,辽圣宗耶律隆绪年轻气盛,志得意满,财大气粗,马鞭一指,一座京城很快就打造出来了。

辽中京北依七金山,南临老哈河,布局仿照北宋汴京的开封城,由外城、内城和宫城组成,三城相互包围,总面积达14万平方米。如今的南城村、铁匠营子村、城里村和三姓庄村,都在辽中京遗址的范围内,可见其规模多么宏大。外城是衙署、庙宇及居民区,内城是重要官署及贵族居住的区域,宫城(皇城)自然是皇帝的住所。宫城并不太大,只有散落在地上的砖雕、石刻、瓦当等建筑构件还显示着往日的辉煌。一位当地人告诉我们,这地下有老鼻子宝贝了,如果挖出来能买下一座北京城!他的话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充满自豪之情。是啊,不仅是地下埋藏的文物值钱,地上发生的故事同样也有价值。这座塔,这座城,由于兴建于“澶渊之盟”后,可谓和平之塔、友好之城。辽中京遗址因此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代的京城就是现在的首都,但不止一个,可以多个。辽国就有5个京城,先后建立了辽上京、辽东京、辽南京、辽中京、辽西京。东西南北中五个方向上都有京城,何为辽国首都?何为行政中心?至今没人能说得清楚。这还不算啥,更为出奇的是,辽国皇帝日常并不在京城里办公和生活。

历代的辽国皇帝仍然保持着先人的游牧习惯,以车马为家,率领皇亲贵戚和近臣们四时“捺钵”,在游走中发号施令,在毡帐里接见外国使者。外国使者想要晋见辽国皇帝时,就得像捉迷藏那样,到处去寻找、去追踪那“移动的皇宫”。历史学家因此把五京称为“驻国”,把“捺钵”称为“行国”。

“捺钵”是契丹语,原意指他们游牧时用的车帐,后引申为皇帝出行的宫帐。“捺钵”之地便是皇帝的行在之所。契丹人讲究应季而动,春水、夏凉、秋山、冬坐,或渔猎,或避暑,或取暖,与时偕行,天人合一。契丹人用“移动的皇宫”来治理偌大的草原帝国,不但没耽误下情上达、上旨下传,还把各个地方治理得井井有条,即使像发兵打仗这样的大事,也能随时随地调动来千军万马。

为了与北宋友好往来,在辽中京到白沟河边界长达千里的山路和大漠上,契丹人设立了20个接待北宋使者的驿站,平均50里一个,在辽中京内更有专门接待的大同驿馆。每当有北宋使者前来时,辽国都派出接伴使迎到边界,来回护送,热情招待。北宋的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令的官)路振,于公元1008年出使契丹,他在《乘轺录》中写道:“自白沟至契丹国,凡二十驿。近岁以来,中路又添顿馆。供帐鲜洁,器用完备,烛台炭炉,悉铸以铜铁。奚民守馆者皆给土田,俾营养焉。”这样的驿站显然不是临时性车帐,而是长期性设施。

然而,早期出使契丹国的北宋使者,大多怀有蔑视、屈辱和恐惧的复杂心理。他们印象中的契丹人,髡发左衽,面目凶狠,人伦混乱,不知礼仪,用人头骨当碗来喝酒,翻脸不认人,杀人不眨眼。他们是难以教化的嗜血生番、野蛮北虏,皇帝不过是个部落酋长。再加上北方的寒冷与荒凉,使有些高级官员害怕出使辽国。有的甚至迂腐地自比张骞出塞、苏武牧羊,准备吃苦一次、壮烈一把。

公元1089年10月,北宋的著名文学家苏辙奉旨去辽国庆贺辽主生辰,一路上写下了《使辽诗二十八首》。行前,他忐忑不安,既怕寒冷又怕受辱。他的哥哥苏轼写诗安慰他:“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远适更沾巾。不辞驿骑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苏辙读后很受鼓舞,欣然前往。然而,过白沟河时看到有薄冰,让他这个四川人顿生怯意。出古北口看到纪念抗辽英雄杨业的庙,更让他感到悲凉。他没有想到的是,辽国的接伴使见面就向他请教茯苓的服用方法,成为他的知音。这因为他有一首诗写到茯苓的用途。抵达辽中京后,他并没有遇到想象中的苦寒,之前准备的貂皮大衣根本派不上用场。他在辽中京大同驿的墙上,惊奇地看到他哥哥苏轼创作的诗歌《老人行》。在北宋如果哪位文人不知道苏轼的《老人行》,那是很丢脸的事情。一些契丹人和汉人听说苏辙来,手拜捧着他们翻印的苏轼诗集《栾城集》,前来求他签名。原来他们都是“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的粉丝儿。这部诗集北宋那边刚刚出版,他们就翻印了,可称为最早的盗版行为。更为有趣的是,辽国皇帝宴请他时,他说不会喝酒,怕喝多了出丑。辽国的一大臣给他敬酒时,竟吟诵他写的“醉中身已忘,万事随亦毁”的诗句,使他不得不把杯中的酒干了。苏辙一路上的观感,颠覆了以前的印象,加上受到的热情接待,使他对辽国有了好感,希望两国从此友好下去。

1619656195466980.jpg写过《梦溪笔谈》的北宋著名地理学家沈括,也出使过辽国。他不是进行礼节性拜访,而是谈判解决两国的领土争端。公元1075年,辽国派大臣萧禧来要求重新划定边界,说山西原平一带属于辽国。于是,宋神宗派沈括去辽国进行谈判。沈括凭着丰富的历史和地理知识,据理力争,对答如流,使对方哑口无言,只好放弃了他们无理要求。沈括利用这个机会,假以打猎为名,考察辽国的山川河流、险关隘口,画成了地图。回到北宋不仅整理出了文字资料,还制作了辽国地形的沙盘,受到宋神宗的表彰,拜他为翰林学士。北宋宰相富弼出使辽国更留下一段佳话,成为学习典范。公元1042年,西夏出兵攻打北宋,辽国趁机索要关南土地,不然就选边站队。宋仁宗派富弼去解决这一棘手问题,正在与辽兴宗艰难谈判时,他夫人生了个儿子(宰相晏殊的外孙子),派家人快马来报喜讯。富弼接过家书看都没看一眼,便放在火中烧了。手下的随从非常不解地望他,他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前方将士正在和西夏血战,而陛下派我出使辽国,希望我能稳住辽人。我自知身负重任,此时我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我不知道家书中所写何事,但在国家大事未完成之前,我不能被这些家庭琐事乱了思绪。

许多到过辽中京的北宋使者,对契丹人的风俗习惯、接待细节、政治体制、军事装备、军队操练等,都做过细致观察和形象描绘,并产生了与苏辙类似的想法。他们眼中的辽中京,城高丈余,城门外有瓮城,东西有角楼,呈回字形,幅员30里。宫城内的建筑并不多,只有皇帝住的武功殿,皇后住的文化殿,多见毡帐,并无重兵把守。接见他们时,皇帝穿汉服,分列两班的大臣不分文武,一边是契丹人,一边是汉人,各穿各族的服装。与汉族官员交谈,他们并没有怀念中原王朝的意思。朝廷之上也没有那么多的规矩和讲究,大臣们见面拱下手,皇帝讲话时可以插话,也可以交头接耳。宴请他们时,契丹人会展示他们少见的葡萄酒和餐具,有镀金银的玻璃酒杯,有各种玉碟、玉盏,而且会积极地劝酒,直至尽兴为止。北宋使者只在诗中听说过“葡萄美酒夜光杯”,到辽国才知原来是玻璃酒杯。所上的食物,以肉类为主,牛、羊、猪、熊、雁、山鸡、野兔等,山珍野味,当地特产,应有尽有。北宋使者不会用刀叉,契丹人安排两个衣着光鲜的小童,手持手帕和小刀,将所有的肉切成片状,再一点点地喂给北宋使者。宴会后,有时安排射柳表演,契丹贵族和武将在骑马奔驰中用箭射柳枝,并在柳枝落地之前把它接住。有时组织阅兵活动,全副武装的契丹武士,演示冲杀和劈斩,显示出很强的战斗力。契丹人“儿童能走马,妇女亦腰弓”,个个身强体壮,血性十足,勇武好斗,不受欺侮。他们继承了唐朝的衣钵,羡慕北宋的文化,迷恋草原的生活。为此,他们建议北宋皇帝维护“澶渊之盟”,保持和平共处。1619656224118444.jpg

有人可能会说,北宋朝廷竟向一个少数民族纳贡,太软弱、太无能、太屈辱,丧失了中原王朝的权威,丢尽了大汉民族的颜面。实际上,北宋两次兴兵北伐,都以惨败告终,宋太宗赵光义还差点当了俘虏。他们不仅夺不回来燕云十六州,更吃不掉正在雄起的大辽国。而作为游牧民族的契丹人,既不适应农耕生活,又不愿意久驻中原一地。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兵打下后唐都城洛阳,没过多久便退回草原。为此,他们只想与北宋平等相待。在这之前,长城内外要么敌对关系,要么君臣关系,要么翁婿关系,从来就没有平等相待过。在中原汉人的眼中,其他族类不过是东夷、西戎、北狄、南蛮,只能称臣纳贡。

站在残存的辽中京城墙上,向城内放眼望去。辽国皇帝住过的武功殿不在了,接待过北宋使者的大同驿馆也不在了,唯有大明塔、金代小塔和半截塔还在。但,北宋与其相互交流与促进的历史,是不应被忘记的。历史上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先是以长城为界各谋其生,后又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始终没有实现过真正的融合。满族人虽然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版图最大的大清王朝,但依然被汉族看作是鞑虏,成为“辛亥革命”的对象。唯有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真正实现了各民族的大统一、大融合、大团结。一个崭新的强大的中华民族,从此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