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拐点 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1947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国民党军重兵防守的石门（石家庄），在中国革命史册上，无论是军事史，还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解放石家庄这一事件，都应写上浓重的一笔，石家庄被推上了新的历史舞台，扮演了不同寻常的角色。
石家庄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反攻中攻克的第一座城市，石家庄解放，不仅改变了地域社会格局，而且，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有重大的转折意义，成为中国革命新的战略转折的拐点。中国共产党吹响了向城市进军的号角，开始了夺取、接管、建设城市的新的伟大的事业，是中国革命的总战略的根本转折。蒋家王朝以城市为统治的根基，开始动摇了。
一、牵一发而动全局
1947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风云诡谲的一年，这一年，古老的中国大地，中国两种命运的搏弈，到了一决胜负的关头。石家庄成了这盘棋局上的一枚大棋子。
历史，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拐点。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赢得了胜利。
胜利的喜悦并没有消弭人们心头的疑虑：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局势将如何发展？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的两大政治势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更大范围、更广阔领域开始了决定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博弈。
中国共产党顺应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的强烈意愿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力图避免内战，争取经过和平的道路来建设一个新中国，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政治改革，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建设强大的国家，实行国家现代化。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基本方针。
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以美帝国主义为靠山，确立了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的“建国”方针。
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促使下，国共双方在重庆，历时43天，进行和平谈判，终于在1945年10月10日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但是，蒋介石从来就没有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诚意。还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就在9月17日以命令形式向内部重新颁发他在十年内战时期手订的《剿匪手本》，指令各部队要在“剿灭共匪”的作战中“切实遵行”。10月13日，《双十协定》签订后的第三天和公布后的第一天，蒋介石又向各战区司令长官发出“剿共”密令，要求“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誉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紧接着，在10月9日和11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进攻解放区的作战计划。会议决定要在6个月内击溃八路军和新四军主力，然后分区进行彻底清剿。蒋介石紧锣密鼓地调兵遣将，调集113个师约80万人的兵力到内战前线，此外又收编了伪军30万人，共110万人，沿平绥、同浦、正太、平汉、津浦五条铁路线东进或北上。蒋介石完成了兵力部署后，于1946年6月发起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在如此严酷的局势下，中国何去何从？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鹿死谁手？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形势是严峻的。此时，与国民党的实力相比较，中国共产党处于劣势。国民党军当时的兵力，包括陆军的正规军、非正规军，海军、空军、特种部队以及后方机关、军事院校，总数达430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方面，只有61万人的正规军（野战军）、66万人的地方部队（军区、军分区、县属武装）和后方机关人员，总数127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3.37：1。国民党军装备先进、武器精良。正规军，约有1／4是用美械装备起来的，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1／4是混合装备，并且拥有大量的炮兵，相当数量的坦克、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而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只有抗战时期缴获日军的各种步兵武器及少量的山炮、野炮。国民党还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着全国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还有相当规模的军火工业。蒋介石还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大力援助，仅1946年上半年，美国政府就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价值13.5亿美元的各种物资。美国总统杜鲁门承认，美国在抗战胜利后给予蒋介石政府的物资援助，是抗战胜利前美国援华物资的两倍。美国前后为国民党军队训练了各种技术军官15万人，重新装备了45个陆军师（旅），为空军配备了各类飞机936架，其中大部分是在抗战胜利后移交给国民党军队的。在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又向国民党军移交了舰艇131艘。从日本投降到1946年6月，由美国海、空军帮助输送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达54万人。
从1946年7月到10月即全国内战爆发后的最初4个月中，国民党军占领了解放区县以上城市153座，解放军只收复或攻占了48座县城，得失相抵，解放军丢失了105座县级以上城市，以及大片土地。
当时，华北也是国民党进攻的重点：占领察哈尔、热河，打通东北通道，进而占领东北。
在1947年国共两党博弈中，华北发生了两件大事——张家口失守和石家庄解放，是华北战局变化的缩影。
张家口是八路军于1945年8月从日本侵略者手里夺过来的。
张家口地势险要，确是一战略要地，是连接华北和塞北的军事要塞。早在公元1429年，明朝统治者便在此修筑了城堡，1485年又修筑了长城，屯驻重兵。清政府更加重视张家口的防卫，在此设置张家口厅。民国以后为万全县府所在地。1928年设察哈尔省，张家口为察哈尔省会。1937年8月27日被日军侵占。1939年9月日本拼凑傀儡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以张家口为首府。八路军收复后，便在这里设立了卫戍司令部，晋察冀的党政军首脑机关也进驻了张家口。
当1946年6月蒋介石集团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势在必行。为此，1946年9月，蒋介石便命令孙连仲和傅作义从东西两面向张家口进攻。1946年10月2日，蒋介石约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宣布他“决意要攻取张家口，并决心保持这一点。”（参见解放军出版社《解放战争纪实》第236、237页）
为了避免在不利的条件下与优势敌人决战，10月11日晋察冀解放军撤离张家口。从1945年8月解放，到1946年10月撤出，解放军占领张家口只有一年多的时间。
这一年的时间，正是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解放军处于守势的阶段。国共两党的搏弈，棋局扑朔迷离，对共产党来说，险象环生。张家口的失守，正反映了这种情况。这时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是何等嚣张。占领张家口后，蒋介石以为胜局已定，踌躇满志，当日下午，就发出命令：定于民国3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国民党军总参谋长陈诚在10月17日就占领张家口后的时局问题答记者问时说：“如果（政府）迫不得已而（对中共）作战，我想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而蒋介石则在10月18日在南京召集秘密军事会议，宣布“五个月之内打跨共军”。
可惜，此时的蒋介石或是求胜心切，或是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看不到共产党的真实棋路。共产党丢掉张家口，后来又丢掉延安，都是主动放弃。弃守城市，恰恰是丢掉包袱，寻求战场上的主动权，在和对手的周旋中，寻找新的战略支点。
果然，到了1947年下半年，棋局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国民党叫嚷5个月解决“共军”，可是到了1947年初，全面进攻就成了强弩之末，不得不改为重点进攻。于是，“共军”的“老帅”被逼出了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几位领导人，拖着20几万人马的长长的尾巴，和“国军”在陕北的沟沟岔岔捉起了迷藏。
国民党军20多万人马被拖在了陕北，给了毛泽东谋划高棋绝招的绝妙机会——自己拖住国民党几十万人马，造成国民党陕南豫西兵力空虚，晋冀鲁豫野战军乘机突过黄河，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
如果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7年6月30日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是一次战略转折，那么，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战场节节胜利，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另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在哪里？
攻打石家庄的战略构想应运而生。
攻打城市，牵涉到中国共产党总的军事路线。
自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于1927年诞生起，到1947年，20载转战南北，从小到大，打过多少可以载入军事史册的胜仗，但在城市攻坚上，留下的却是血写的屈辱和无尽的缺憾。
正是从这血的教训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悟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总战略。
“以农村包围城市”，最终还是要夺取城市。所以，当抗日战争进入胜利阶段和解放战争初期，人民军队也发动了夺取城市的战役。
但是，晋察冀军区发起的大同战役、归绥战役、集宁战役相继失利。
好不容易赢得了张家口，又不得不撤出。
于是，有人怀疑，共产党只能钻山沟。国民党的新闻局长董显光就说：共产党说全面反攻已有好久了，但还没有打下一个大城市。
攻打石家庄，就有了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不同寻常的意义。
首先是改变了地域格局。攻克石家庄，切断了南北交通，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从根本上扭转了华北战局。石门开——华北南大门洞开，北平岌岌可危，国民党完全处于守势。华北的战局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进而对全国战局产生了巨大影响。石家庄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反攻中攻克的第一座城市，石家庄解放，不仅改变了地域社会格局，而且，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发展有重大的转折意义，成为中国革命新的战略转折的拐点。从丢掉张家口，到攻克石家庄，这是一个分界线，也是一个起点。不仅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赢得了棋局中的主动权，而且，迈出了具有战略转折意义的步伐。这是更新意义上的战略反攻——攻克城市，是中国革命的总战略的根本转折。中国共产党吹响了向城市进军的号角，拉开了中国革命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序幕，开始了夺取、接管、建设城市的新的伟大的事业，蒋家王朝以城市为统治的根基，开始动摇了。从此，中国革命进入了从赢得局部胜利到夺取全国胜利的新阶段。
二、石门开 拨动棋子的巨手
无疑，在1947年中国两种命运搏弈到了一决胜负的关头，石家庄成了这盘棋局上的一枚大棋子。如何拨动这枚棋子，关乎到国共搏弈的整个棋局的走势。对弈的双方，都在用巨手来拨动。
攻打石家庄，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早在1946年10月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就提出：石家庄是华北的要塞，华北的门户，不能久在敌手，一旦条件成热，就要坚决夺取之。年底，聂荣臻向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明确提出：“要创造条件，适机夺取石家庄。” （参见郑维山《从华北到西北》，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7月版90页。）
1947年5月，朱德随中央工委来到晋察冀。聂荣臻把夺取石家庄的设想和准备工作，向朱德总司令作了汇报。朱总司令原则同意。
1947年10月20日12时，清风店战役结束的当天，晋察冀军区就迅速、果断地做出了重大的决策，主要领导同志在主持中央局召开的边区土地会议的空隙中致电中央军委、工委并晋冀鲁豫军区，提出“拟乘胜夺取石门”。此时，清风店战役结束仅仅半个钟头，枪声刚刚停息，硝烟还未散尽。
中央工委收到晋察冀军区关于乘胜夺取石家庄的请示报告后，一面于２３日致电中央军委：“我们意见亦以打石门为有利。”同时复电晋察冀军区，同意乘胜打石家庄，要求作好各种准备，待军委批准后，用全力来进行此战役。
同日，中央军委及时给晋察冀军区回电。电报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拟定的，同意“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
当中央军委同意攻打石家庄后，朱德总司令去安国前线视察部队，调查研究解放石家庄的具体部署，征询部队的意见。10月27日，朱德总司令视察了晋察冀军区炮兵旅。在接见该旅第一团干部时讲话指出：打下石家庄，可以学会攻坚战，学会打大城市，还可以把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意义都很大。10月30日，朱德总司令在安国参加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炮兵、工兵会议，讨论研究如何打低堡、暗堡，如何进行坑道作业，通过外壕和进行巷战等问题。31日，又参加了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正式宣布进行石家庄战役，朱德讲话指出，石家庄战役是攻坚战，要“勇敢加技术”。（参见解放军出版社《解放战争纪实》第236、237页）
蒋介石力挽残局
对弈是残酷的，每一位棋手都想在棋盘上有支配权。
作为和中国共产党搏弈的对手，国民党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深知石家庄是枚牵动整个华北战局的大棋子。所以，当日本投降时，他就急匆匆命令天子门生胡宗南，远从陕西、甘肃调兵谴将，派遣国民党第三军日夜兼程，赶往华北，抢占石家庄，以一个军的重兵驻守，抢修工事。现在，到了双方决定命运的时刻，岂肯让对手“吃”掉手中的这枚大棋子？
但是，比起共产党来，此时，蒋介石的棋局，已成了盘残局。
也许，没有谁能比驻守石家庄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最先感到危机的了。
想当初，罗历戎占据石家庄后，便扬言 “要与石门共存亡”，加强防务，抢修工事。罗历戎自认为石家庄的防线“固若金汤”，曾扬言：“凭石家庄的工事，国军可坐守三年。”“没有飞机、坦克，共军休想拿下石家庄。”那是何等的牛气冲天。
然而，不到两年，作为驻守石家庄的最高军事长官的罗历戎，就真真切切感到撑不住了。
那是1947年4月，晋察冀解放军为收复石家庄做准备，展开了石家庄外围战役，发动了正太战役。正太战役的胜利，使石家庄彻底成了一座孤城。战役一开始，罗历戎就慌了手脚，急急忙忙将石家庄外围据点放弃，撤守石家庄周围40余里以及飞机场地区。此时，几万人马，龟缩在石家庄城内，陆路交通全部断绝，对外联系全靠空运，贸易阻塞，货物奇缺，物价飞涨，人心惶惶。
罗历戎感到石家庄处于危险之中，又向国民党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和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请求派兵增援石家庄。此时的北平，兵力也捉襟见肘，派不出更多的兵力，便将国民党十六军二十二师六十六团空运到石家庄，以加强石家庄的防守力量。
在罗历戎看来，增加这么点兵力，要有效抵抗解放军攻城，无疑是杯水车薪，他感到情势岌岌可危，便又致电西安胡宗南，报告受困情况，请予援助。这时，胡宗南的主力被拖在了陕北，自顾不暇，无兵可调，复电罗历戎，“增加兵力可就近向北平请求，石家庄既有一军兵力和强固工事，防守应有把握，否则只有毁灭”。
绝望的情绪占据了罗历戎的内心。绝望之余，他动了心眼，趁解放军发起保北战役之际，说动蒋介石，让自己带兵增援保定，脱离石家庄这个“火坑”。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急急忙忙跑到石家庄视察，指示罗历戎、石家庄市市长尹文堂、正定区专员牛清拴，要协力加强工事，固守石家庄。
石家庄的危局，不能不牵动国民党最高当局。蒋介石在南京总统府再也坐不住了。这年的7月1日，蒋介石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就华北战局，召开军事会议。
危局难转。蒋介石不得不又于10月4日，带着宋美龄及军务局长余济时等人，再次来到北平。在北平居仁堂召开军事会。
到会的有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行辕副主任吴奇伟、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十二战区副长官邓宝珊、十一战区副长官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十一战区参谋长宋肯堂、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新编第二军军长池峰城，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空军华北军区司令徐康良、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十三军军长石觉、十六军军长袁朴、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九十四军军长牟廷芳等约四十余人。各军长先报告情况后，蒋介石讲话要各军注意部队训练和防守，不时出击，争取主动，抱有我无敌决心，达到统一建国的目的。就在这次会上，罗历戎提出调三军一部离开石家庄，增援保定的建议，蒋介石勃然大怒，拍案大骂罗历戎。蒋介石之所以对他的得意门生发如此之大的火气，无疑是考虑到石家庄的重要。
第二天，罗历戎同李文到蒋介石下榻的圆恩寺，面见蒋介石。罗历戎报告了石家庄防务情况，并禀明持久守备石家庄部队给养补充困难等问题。蒋介石问：石家庄有什么重要工厂、物资，机车有多少？罗历戎回答：石家庄有机车约百余辆，工厂有纺纱厂、发电厂、机车修理厂等。蒋介石说：“石家庄应该固守。” 李文说明保定需要机动部队，蒋介石这时同意了由第三军抽调一个师到保定，加强机动部队。蒋介石又问：“北调部队由谁率领？”罗历戎趁机主动要求带队北上。蒋介石批准了他的要求。
罗历戎率军北上，石家庄的防务由第三军三十二师师长刘英接任。
就算蒋介石再精明，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跳进了解放军给他挖得坑。
正太战役虽然使战略要地石家庄完全陷入孤立，但是，石家庄国民党的驻军并未受到削弱，仍然是块难啃的骨头。为此，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谋划，要把石家庄守敌诱出来，消灭其一部，为夺取石家庄创造条件。于是，在正太战役后，晋察冀野战军又接连发动了青沧战役、保北战役，于1947年9月，围攻徐水，诱敌增援。
蒋介石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1947年10月11日的北平军事会议上，让罗历戎率领第三军军部和一个师赶赴保北战场。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要南北夹击晋察冀野战军。罗历戎于10月15日午后1时，率领14000余人，200多辆大车，浩浩荡荡离开石家庄，于19日到达清风店，送到了解放军的枪口下。20日拂晓解放军发起攻击，21日拂晓对罗部分割围歼，22日3时40分开始总攻，11时30分战斗结束。就这样，罗历戎把他的14000人马悉数送给了解放军，也把他自己，连同他的副军长杨光钰，一起送到了他们在黄埔军校的老师聂荣臻面前。
清风店战役，实现了聂荣臻的战略意图，石家庄的守军成了残敌。
攻坚第一城
罗历戎在清风店被歼灭的消息传进石家庄，立即引起军心动摇，民心动荡，石家庄还能支撑几天？
不仅是驻守的刘英，连战区长官孙连仲、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都感到了石家庄岌岌可危。孙连仲急忙从保定把保定绥署独立团、第三军野炮营空运到石家庄，加强石家庄的防守力量。蒋介石也不敢怠慢。只是此时委员长手里无兵可派，只能发电为刘英打气壮胆，让刘英死心塌地固守石家庄。蒋介石的电文是这样的：
刘英司令弟勋鉴：
石门乃华北重镇，交通咽喉，务希严令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固守石门，为党国中兴建功立业。共军若敢进攻石门，兄当亲率陆空大军前去支援。（转引自马继红、马春林著《石门开》，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4月版184页。）
委员长称兄道弟，刘英受宠若惊，当即复电，发誓与石门共存亡，“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他先在日本侵略军修筑了八年工事的基础上，又强迫市民和郊区的农民昼夜不停地赶修、加固工事，征调民工最多时一天达上万人。修筑了外市沟、内市沟。外市沟长约60华里，内市沟约36华里，两条市沟之间又修了环城铁路。两道市沟的上口宽约10米，下口宽4.5米，沟深约5.6米，挖出的土方堆于沟的内侧，高于地面约4.5米，沟的里侧从沟顶到沟底足有10米深。还在石门火车站、大石桥、正太饭店修筑了核心工事，在全市主要街道路口和防护沟上修建了6000个碉堡，形成了三道防线。第一道为外市沟，沟外沿有鹿砦、铁丝网和布雷区，沟内沿有高堡、伏堡一千多个，并设有电网。其后是环形铁路，六辆铁甲列车不断巡逻。第二道是内市沟，沟内有尖木桩，沟外有铁丝网、挂雷和鹿砦，沟沿设有比外市沟更稠密坚固的高堡、低堡、伏堡和野战工事。内、外市沟之间的各村庄，都构有坚固工事。两道市沟之间有交通沟或地道联结，沟内设置削桩、鹿砦。第三道防线是以市区内为中心的大石桥、火车站、正太饭店、铁路大厂等坚固建筑组成的核心工事，核心工事同重要点堡之间，以明堑暗道相通。三道防线之外，还分别在大郭村、东西三教、南北翟营和市东北的制高点云盘山等地，构筑了工事和火力点。又竟然在市区的中华北大街的马路上修建飞机跑道。在抢修工事的同时，又调整部署。刘英自以为有坚固工事，共军没有飞机大炮，石家庄可以长期固守。
（国民党守军 修建的云盘山工事） 
而解放军方面，晋察冀野战军有条不紊地展开解放石家庄的各项准备工作。战役前，晋察冀野战军前委于10月25日在安国县召开了旅以上干部扩大会议，详细研究了攻击石家庄的作战计划和战役准备的各项工作，针对已知的石家庄设防情况，制定了具体作战计划。地方党、政、民也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支前工作。在清风店大战结束后不到十天的时间里，集中了1万多民兵、8万多民工和万余副担架、万余头牲口、4000多辆大车，组成了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推着小车，赶着马车，抬着担架，挑着各类物资，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把各种炮弹8万发、各种枪弹150万发、炸药6万斤、攻坚器材20万斤、主副食品24万斤运到了前线。
1947年11月6日零时，枪声、炮声划破夜空，震撼着大地，石家庄攻坚战正式打响。
首先是扫清外围据点，只用了半夜功夫基本上扫清了外市沟以外敌人据点。接着，对国民党守军固守的重点工事展开攻击。强攻飞机场和国民党守军炫耀为“铁打的云盘山”，土工作业，改造地形，突破深而宽的外市沟、内市沟。10日下午，各路攻城大军从四面八方突入市区，与守军展开街巷战，经20个小时的激战，就攻占了市区的绝大部分。国民党守军龟缩在大石桥、火车站、正太饭店几个核心工事里负隅顽抗。指挥官三十二师师长刘英见大势已去，在一天零两夜的时间里，告急的电报，竟发了四五十份之多，然而他的顶头上司给他的答复总是“固守待援”之类。蒋介石则答复：“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这一铁路会合点，命空军竭尽全力配合。”这对刘英也算是一点鼓舞。刘英凭借核心工事负隅顽抗，一时，空中的飞机，地上的坦克，车站上的铁甲列车，轰炸、扫射、炮击，整个市区笼罩在硝烟中。
戏剧性的一幕在此时出现。解放军各部队在向核心工事进击时，四纵十旅三十团一营二连向大石桥进发，冒充敌军，尾随向大石桥败退的国民党军，摸到了刘英的指挥部，冲进了刘英的房间。刘英正召集几个团长开会，被突然从天而降的神兵惊得目瞪口呆。趁混乱，刘英一头钻到床下，但还是被二连的战士从床下揪了出来，被逼写了停止抵抗的投降书。
（刘英〔右2〕被俘）
经过6天6夜激战，这座国民党守军苦心经营、扬言“固若金汤”、“凭石家庄的工事，国军可坐守三年”的军事堡垒，便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
1947年11月12日，永远载入历史史册的一天，石家庄宣告解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把胜利的旗帜第一次牢固地插上了城市。
（军民欢庆石家庄解放．解放石家庄入城式）
三、“夺取大城市之创例”——军事战略和战术思想的开创意义
石家庄战役影响是深远的，但就军事上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城市进军的起始，正如朱总司令所说的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发展史上，攻克20万以上人口的设防城市，还是从石家庄开始的。在此之前，无论是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主要进行的是游击战和运动战，军事战略战术思想，都是围绕着游击战和运动战而完善和发展。因此，攻克石家庄，成功进行城市攻坚战，就有了开创性的意义。石家庄不仅是有2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而且是国民党军设防程度相当高的城市。正因为石家庄战役关乎到整个战局，具有军事战略意义和军事战术思想的开创作用，所以，从晋察冀军区，到中共中央军委，都在认真总结石家庄战役的经验。
（中共中央及朱老总贺石家庄大捷电）
石家庄战役结束不久，从11月28日到12月1日，朱德总司令便和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一起，在石家庄东不远处的晋县北候城村，召集30多名参加石家庄战役的连、排、班长和战士，一连开了4天座谈会，总结攻取设防城市的经验。朱德总司令说，过去我们钻山沟，打游击，打城市攻坚仗没有经验，大家来找，把它集中起来。以后我们还要打更多更大的城市，上海、天津、北平、南京、沈阳……都等待着我们去解放……。
12月2日，晋察冀野战军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朱总司令作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石家庄战役经验教训的重要报告。朱总高兴地说，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由于我们打下了石家庄，敌人动摇了防守大城市的信心。保定、北平的敌人怕得很厉害。我们自己却更有了打大城市的信心。以后可以打下第二、第三个以及许多像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朱总司令并对攻坚战术作了科学的总结。杨得志司令员根据他和朱总的亲自调查及各部队的总结，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攻坚战斗中的经验教训》的报告。经过总结，形成了连续爆破、坑道作业、对壕作业、集中兵力火力、突破一点、穿插分割等一整套攻坚战术。
这些经验和战术很快推广到整个战场。
1947年12月份，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主席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讲到军事原则时指出：“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应该说，这同攻克石家庄攻坚作战的经验是有直接关系的。
由石家庄开头，从农村包围城市转向夺取城市，中国革命新的进军号角正式吹响。
（资料来源 石家庄市政协文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