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心中圣地 人间沧桑
每个有根的人，都会把心寄托在一片热土上。阿拉伯人的麦加、以色列人的耶路撒冷、藏胞的拉萨、唐僧的西天……都具有灵魂所系、根脉所在的神圣意义。
很小时候我就知道，父亲心中的圣地，是非常非常遥远一个叫作金碑的地方。孩提时，常好奇地趴在地图上寻找，却大海捞针，总无所获。后来父亲告诉我，那只是川北大巴山深处的一个小村落，没有多大名气，但是生他养他、闹过红的地方，是我们家的根脉所在。
幼小心灵自从植入了根的意识，人生就有了情结，这既可说是红色基因的遗传，也可说是父辈精神的继承。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结也日渐生长，并在我终于踏上这方热土、了解到父亲从这里走出去的初心后，陡然升华了——父亲的圣地成了我的圣地，陌生的金碑变为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如今，父亲去世已久，金碑也发生了难以想象的变化，但父亲的音容却宛若常在，以致我每每再踏进大巴山，都仿佛是回到了他老人家的身边。
（一）
第一次来到大巴山，还是在文革时期。那一年，国内仍旧混乱动荡，父亲刚被摘掉走资派帽子，还没恢复工作，某种意念驱使惊魂未定的他归乡心切，并破例召唤我这个生在哈尔滨、长在大东北的新兵蛋子一同寻根问祖。
接到“速来”的电报后，正紧张军训的我试图猜测和弄懂父亲的心思。父亲三十年代初参加红军，除解放初期因公带警卫员风风光光路过一次老家外，就再没回过故乡故土，若不抓紧时机，第二次被打倒，那可能就要抱憾终生了吧。
也许我的猜度不无道理，但后来看却并没能真切领悟父亲的深层用意。作为一个16岁的新兵，我当时既弄不清文革的是是非非，也很难体会一个枪林弹雨、劫后余生老兵的复杂心境。但凭心而论，我真的很期待，一想到就要见到阔别的父亲，还要造访传说中宛若天边的老家，就莫名地激动起来。其实，在我心底就一直抱有怀疑，所谓大巴山——金碑——老家，都不过是大人讲给孩子的睡前故事，即使是真的存在，也在可望不可及的云端，跟我根本就没什么瓜葛。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军队大院才是我的摇篮。
那次，我从铁岭上火车，由东到西咣当了30多小时，其间钻了秦岭几十个或是上百个震耳欲聋的隧道，到了嘉陵江畔号称水陆码头的广元，又在江边满是虱子臭虫的吊脚楼小旅店合衣打了个盹，第二天再顶着满天星光，挤上了所有车窗都钉着胶合板车厢内黑乎乎的长途汽车，在尘土暴扬的山路上又昏沉沉地摇晃了6个多小时，才终于看到了山上立着白塔、山腰雕着佛像、山脚河水滔滔的一座山城，空气中弥漫着大量老房子散发出的潮霉气息。有人用浓重的川音喊：巴中到了。
早就翘首等在县革委会招待所的父亲又黑又瘦，却一脸灿烂，拉住我问东问西，完全忽视了儿子的一身疲倦。
父子二人前后脚同赴巴中，心态却并不大一样。今天想来，父亲是怀着使命有心而归，我则是懵懂受命无备而来。大巴山是父亲的圣地，不是我的圣地；但父亲是我的圣人，不是别人的圣人。
在我心中，身材高大的父亲本身就是传奇。红军1932年入川，苦大仇深的爷爷当上了农会领导，领着乡亲们斗土豪，分田地，为了支持扩红，还带头将年幼的独子送去当了红军。后来，父亲得知爷爷竟被白军和还乡团残忍吊死，立志血债血还，从此转战南北，屡立大功。抗战初期，父亲率领一个特务连在麻子山顽强阻击日军偷袭359旅旅部的一个联队，100多人打到了只剩10几人，顶住了敌人，争取了时间，配合大部队围歼了鬼子1000多人，被授予勇士称号，老领导王胡子（王震旅长）亲自给父亲披上黑色的勇士服，还把自己的配枪奖给了他。不可思议的是，战争中父亲一次次负伤，甚至头盖骨和下巴都被弹片击碎，留下了一块巴掌大无骨的后脑勺和短了一寸的下巴，却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令人称奇的是，1945年部队南下，仗打得十分艰苦，359旅减员严重，父亲受命留在岳阳就地发展力量，刚当上岳阳总队司令不久，就又重伤住进了新四军医院，却因祸得福，收获了爱情。连王胡子都说他这个打仗不要命的小鬼，连阎王爷都躲着走。也许正因如此，枪林弹雨中父亲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成为被爷爷送到红军千人中幸存的三人之一。
父亲性情刚烈，做儿子的当然最有体会，我小时淘气，没少遭父亲恨铁不成钢式的修理，也曾目睹父亲如何嫉恶如仇地对待社会小人。文革中，造反派按住他后脑伤口让他低头，他挺颈咬牙怒吼：“龟儿子，国民党白狗子打过的，你也敢打！”吓得造反派赶紧松手。对于这样一个九死一生、经历非同寻常的父亲，我唯有由衷的崇敬！
当天晚饭后，我被父亲拉着坐在县革委会招待所空场中央大榕树下的石凳上神侃，眺望晚霞中一望无际的群山峻岭，心中感觉巴中与内地的距离，就像地球之于月亮一般，隔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时空。但有父亲在身边，再远这里也是宇宙中心，我只在乎父亲是否开心，毕竟他刚刚遭受了一场人生劫难，只要他高兴，就什么都好。
父亲兴致勃勃指着挂满根须的大榕树说：“你认识它吗？”
我抬眼答：“榕树”。
父亲笑了：“这可是我干老孩儿（干爹）”。
见我不解，遂解释道：“小时候算命的说我这个孩子难养，要多认几个干爹才能活下来”。
“那你一共认了几个？”我饶有兴趣。
“三个噢，除去县里这棵大榕树，就是村里的一块大石头，还有一个人”。
“哪个人？”我追问。
“和你爷爷一样，早被白狗子吊死了”。说到这里，父亲脸色一沉，但即刻又眉头舒展：“可大石头一定还在。”
听到这里，我心头怦然一动，若没有这一木一石一故人，我可能就站不到这里了，想着想着，情不自禁对大榕树长长一揖：“榕树爷爷好”！
父亲显然很满意我的这一反应，呵呵地笑出声来：“叫你来，就是要让你知道根在哪里，人不能忘本呐。”
说着，兴致勃勃的父亲一拍大腿站起：“走，这就去金碑，看你的石头爷爷去。”
父亲的孩童般的执拗，让县里负责接待的同志犯了难，一口一个老红军地叫着说：“莫急，路太撇喽，赶黑路，要不嘚呦。”
父亲有些扫兴，但也没有再坚持，毕竟家乡条件很差他是早就知道的。于是拉我去登南龛坡，看魏晋时期摩崖造像，赏唐代被贬宰相严武墨迹。我偷乐，革命传统教育改历史文化熏陶了。
第二天大清早，县里开来了惟一的一辆苏联老轿车，还派了专人带路，一车人于是沿着七拧八拐的山间土路出发，向金碑老家颠簸前行。
虽然车行缓慢，但车窗外却是鸟语花香，路过村落时，偶尔还能看到老墙上30多年前红军留下的标语，尤其是石崖上刻着的“赤化全川”四个遒劲的大字十分醒目，让人恍若穿越时空，提醒着那个闹红的年代并不非常遥远。
几小时过去，感觉老爷车都快颠零碎了。中午时分，忽见一条波光粼粼的小河在竹林后闪出，“隔岸就到了”，县里陪同的同志大声说。我庆幸，“走了这么久，幸亏昨晚没有贸然上路。”
这时，不知从哪冒出了几个光着屁股的半大小子，挡在车头前兴奋地又蹦又叫，似乎在比谁胆大。“山里娃子从莫得见过车”，司机嘴里嘟囔着，笛了下喇叭，孩子们立马像受惊的小兔，作着鬼脸嗖地跑开了。
“大佬倌和大老倌的大少爷回来了！”等在河边的老艄公一声长长的吆喝，一条渡船顺着蜿蜒的河面缓缓地摆了过来，见父亲神情凝重，我忽地又一次产生了时空倒错的感觉，似乎身处旧中国，继而又泛起了认祖归宗的复杂心境，原来这个老家真的是存在啊！不觉心头哽咽。
过了河，穿过河边的坝子，再爬几里羊肠般满是泥水的山路，终于见到了被父亲称作“干老孩”的巨石，我照例作了揖，然后便进到了父亲出生的院子。映入眼帘的是间至少百年前传下来的一座四面透风的老屋，据说还曾是家族祠堂，是当年金碑最高建筑，现在就是一副年久失修、摇摇欲坠的样子，父亲走后不久出生的弟弟仍住在这里。此刻，学刚叔表情木然地站在七扭八歪的门边上，粗糙的双手不知所措地来回搓动着，满是皱纹的脸上挂着激动的泪。
父亲告诉我，山上客家人村落叫院子，山下原住民村落叫坝子，山民本来都穷，院子比坝子更穷。看着叔叔屋里家徒四壁的囧况，父亲的脸色显得很难看，本来是亲人久别重逢的好日子，但气氛却有些沉闷。
“风景真好啊！”我试图打破尴尬。说实在的，这里环境确实怡人，顺着沟梁望去，四周郁郁葱葱，群峰环抱，对面最高的是小燕山，脚下蜿蜒清澈的是巴河支流竹溪河。用城里人的标准，这完全称得上山青水秀，但在山里人眼里，就是一片穷山恶水。因此，早年红军一来，作为族辈中排行老大（大佬倌）的父亲二话不说就跟着走了，当红军，吃大户，打白军，何其快哉！但没想到的是，都解放22年头了，老区竟仍然是这般模样！这对父亲无疑又是一记重击。从这一带走出的几千红军，几乎都前仆后继为理想献出了生命，而他们的初心就是要改变家乡世代受穷的面貌，但眼前却无比悲戚骨感，这里似乎已成为被社会遗忘的角落。
美景与贫困交织，历史与现实碰撞，对我也造成了心灵震撼。我一直自认是大城市新生代，蓦然回首，却看到了原本山民的血脉，不免产生了一种阴差阳错的幻觉。握着叔叔枯木般的双手，见他一直老泪纵横，忽地眼球一湿，同情与庆幸的泪水一齐涌出，心底冒出了一串无声的乡音：“格老子运气好，硬是没有生在这穷窝窝里。”
（二）
第二次去大巴山，改革春风刚刚吹来，革命老区正酝酿着有史以来的巨大变革。父亲此时已经离休赋闲，但忙忙碌碌不减当年。“叶落归根”、“给根浇水”成了他的口头禅，并放弃了在内地大城市养老，破天荒找了老首长王胡子，“走后门”把家安置在离巴中最近的成都，以方便他为家乡脱贫奔走。从成都到巴中，要经过南充、仪陇、南部几地，尽管不很远，但山路弯弯，还是要走上一两天，颇有蜀道难的味道，父亲穿梭其间，却乐此不彼。
我这次再进大巴山，不仅仅是为了探亲，还受母亲之命，要把滞留已久的父亲从山沟沟劝回来。在母亲眼里，父亲简直是走火入魔，拖着一副不中用的身体，干着一些力不能及的事情，每次从山里回蓉就去住院，病刚好，就又张罗回去，再这样折腾，这把老骨头就要交待了。
一赶到巴中，我就直奔父亲下榻的招待所。尽管和上次来已相隔六、七年，我已提了干，在沈阳军区当了作战参谋，但老区除了县革委会招待所的牌子换成了县政府招待所牌子外，其他面貌变化不大。我的远道而来，让父亲非常开心，仿佛是组织派来的。
很快我就发现，父亲在老家已颇受欢迎，参与的事情还真挺多。县里领导和业务部门修水库、修公路、建林场、帮贫扶困什么都问他，他也什么都过问，什么都爱管，什么都掺乎着干。
一贫如洗的叔叔，成了父亲的重点帮扶对象，从买鸡买鸭到买猪买牛，一心打造一个勤劳脱贫的样板。我知道，尽管父亲收入不低，但手头并不宽裕，由于不善计划，大手大脚，寅吃卯粮是经常的事，能挤出点钱来扶贫其实并不容易。可叹的是，枉费父亲苦心，叔叔一家却一直没有脱离贫困的迹象，不管买给他什么喘气的活物，不多久都会被一家人充进饥肠辘辘的肚肠里。这让我看到，老区整体脱贫不是几个人的事，要有好的政策和全社会的支援。
那一年，夏天很热，整个中国都在发生着嬗变，历史将一个国家的变革、一个老区的脱贫、一个老人的执拗，戏剧性地系在了一起。但是，不管是国家、老区还是父亲，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都还不知道改革开放的未来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这时候我心中的巴山蜀水，已不再是一片遥远不可触及的星空，而是一群群打着包头、背着背篓的亲人，是一座座千篇一律、嵌在竹林中的老屋，虽然看着都很落后，但却巴适安逸。也不再是课本中那个传奇般的红军摇篮，而是一个个由当地长辈亲口讲述的闹红故事，是一段段父亲当儿童团长时天不怕地不怕的生动片段，尽管听着没有多少高度，但都真切地道。
这次我陪父亲走访了巴中的恩阳、化成、增口几个区，与区乡干部进行了一次次攀谈，又跟县里领导交换了意见，帮助制定了详细扶贫方案，才好不容易将父亲劝回了成都。没想父亲本来就被战争年代弄坏了身子，退休后又常年在老区恶劣环境中奔波，回成都不久，就因严重肺感染再次住进医院，这次回乡竟成最后的诀别。
1993年春，长期住院的父亲病情恶化，正在国防大学基本系学习的我从北京匆匆赶来。清醒时，父亲最放不下的还是家乡的脱贫，嘱我待他病愈后一定再陪他去看看，尽管这已不大可能，但我还是含泪答应了。弥留时，父亲拉着我的手，嘴角喃喃地蠕动，我以为或有什么遗言，俯身侧耳倾听，却是老人家在用厚重的乡音低音哼唱：“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唱完一段后，又用自创的二部轮唱方式续唱：“风在、风在——马在、马在——黄河在、黄河在——咆哮咆哮、咆哮咆哮——”。父亲是用他独特的方式唱着走的，表情肃穆，如同阵前的老战士。
（三）
第三、四次去大巴山，是为落实父亲遗愿，把他的骨灰送回家乡安葬。
由于母亲悲痛病倒，我和大姐、弟弟代表全家从成都乘专车奔赴巴中。一路上，山路蜿蜒，春雨霏霏，乍暖还寒，不时还遭遇滑坡，状况有点惨。
沿途有山民拿着工具站在路边静静守候，看似好心帮忙，实则趁雨打劫，垫一下路要2元钱。当弟弟发现一些路其实就是有人预先破坏了的后，压不住火爆脾气，与山民争执了起来。
“都是太穷给闹的，算了吧”。大姐力劝道。
我紧紧抱着父亲的骨灰盒，像小时候父亲抱着我一样，任凭身体在一路颠簸中扭来扭去，生怕有丝毫闪失。
灵车走了一天多，经过了南充的罗瑞卿大将老家，经过了仪陇的朱德元帅老家，最后终于到了父亲老家。
巴中县对父亲的去世表现出令人感动的重视，一位姓张的女副书记一直陪同，做到了能做的一切。正值清明，雨不停地下，南龛坡上烈士陵园內人越聚越多，正午，鞭炮齐鸣，父亲骨灰被安葬在一块最高的墓穴里，居高望远，脚下是一城简陋的瓦片房，还有那条弯弯曲曲川流不息的巴河。
父亲终于可以休息了，金杯最后一个红军战士永远回到了他为之战斗一生的圣地和无比眷恋的故土。“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古诗《从军行》在我耳边飘过，恰似父亲令人感慨的一生。
按照父亲遗嘱，将一大包旧军装等衣物留给了学刚叔。幺叔不多言，只是老泪纵横。以后每次回乡，学刚叔身上都永远穿着那略显宽大的旧军衣。
令人费解的是，办完丧事归队没多久，忽接母亲电话，说梦见父亲住在一个漏雨的新房子里，浑身淋湿，要我赶紧过来。见母亲身体已无大碍，遂又请了几天短假陪她重赴巴中。当和母亲一同站到父亲墓前时，竟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雨水顺山而下，墓的培土被冲开一个大洞，隐约还可以看见里面的骨灰盒。于是我赶紧找来工具，将土层重新夯实，并在四周挖了泄水沟。
见已经万无一失，母亲欣慰地笑了。我心强烈地震颤，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天意，但倘若没有一辈子的默契，又怎能让母亲与父亲在冥冥中能有如此的默契呢？
这次，巴中退休老人张崇渔自始至终陪同着母亲。张老与红军有不解渊源，发宏愿兴建南龛坡红四方面军碑林，奔走于全国，并得到了各方大力支持。母亲也捐了钱，聊尽了微薄之力。
崇渔老人建议，为父亲在碑林里立块纪念碑，大家欣然。但这时出了个小插曲，因回程时间很紧，一时找不到人来书写，于是我这个作战参谋就派上了用场，为父亲撰文、书碑、画像一气呵成。以至20多年后的今天，南龛坡红军碑林已蔚为大观，成为全国著名文化园林、国家红色教育基地后，父亲的刻碑也成了林中一景。张崇渔老人每次都告诉前来瞻仰的人们，园中的这块红军碑，是惟一一块由老红军子女亲手书写完成的。
（四）
父亲走后，大巴山真正成了我的故乡，发自内心地为金碑每个微小变化而充满欣喜。过了10年，母亲也追随父亲而去，父母合葬后，到大巴山的脚步就更勤了，清明祭扫成了保留课目。
时间是个有趣的东西，有时千百年如一日，有时一日千百年。改革开放仅仅四十年，中国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入关WTO、举办奥运会、神舟上天、蛟龙入海、航母下水、飞船登月、高铁纵横、推进一带一路、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近期的抗疫成功，一个个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大事接踵而来。世人有目共睹，中国崛起了！
时代大潮汹涌澎湃，大巴山这回没有掉队。随着对革命老区建设的日益重视，巴中县在90年代后期升格为地级市，在国家扶贫战略和老区帮扶政策的促进下日新月异，修了高速，通了火车，建了机场。大片老旧的瓦片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巴河北岸的农田上，快速崛起了一座现代化新城。
2009年单位寻址召开学术会议，我建议，就去我们大巴山吧。很多人表示怀疑，听说老区条件差得要死，是不是要大家陪你一人遭罪去？我笑而不答，说：百闻不如一见，不会让你们后悔的。结果到了大巴山的光雾山后，会议代表一个个开心得乐不思京。光雾山，美！春天百里杜鹃照绿水，秋季千叠霜叶映红霞。革命老区，好！山好，水好，城好，人更好！
近年来，大巴山人民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快，年年都有新气象。尤其是突如其来的汶川特大地震后，国家救灾和扶贫双管齐下，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巴山蜀水加速旧貌换新颜，彻底告别了千百年的贫困。
农村实现了“村村通”，进行了新村改造。金碑的老屋已全部被拆除，盖上了清一色黑瓦白墙的山间别墅。山里人用上了私家车，通上了网络，吃起了肯德基、麦当劳，也喝起了可口可乐。只是学刚叔总有点喝不大惯，坚持认为，这就是兑了水的国字号止咳糖浆。
当然，也没有人想到市场经济会带来环境污染，巴河水先是渾了，接着半干枯了，过去河里没人吃的甲鱼、螃蟹，竹林中多得是的竹鼠、斑鸠子，几乎都不见了，被大梦初醒的人们当作野味尝了鲜。乡下更寂旷了，所有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只剩下老人在乡看家护院。这些美中不足，就算是世道变化给农村新果园里带来的一株酸梅吧。 
2017年回巴中扫墓，和旅居国外多年回国探望的二姐同行。从北京乘飞机到广元，一下飞机就上高速路，一个多小时风景还没看够便到了巴中城里，住进了星级宾馆。想起40多年前第一次来巴中的艰难经历，简直就是换了人间。若是现在再乘飞机，就会直接落在巴中恩阳了，北京和大巴山近在咫尺，已彻底没有了距离感。
首次来大巴山的二姐，显然不清楚巴中的旧日容颜，只见城内车水马龙，城外生机盎然，一派蓬勃景象，于是对老家盛赞有加。
我们驱车金碑，经过竹溪河上新修的石桥，顺着村村通公路，来到当时还在世的学刚叔新盖的二层小楼前。只见学刚叔孤零零地坐在院子里，年逾九旬，已经老得认不出人了。我按惯例掏出预先准备好的几千元红包，塞进学刚叔穿得都看不出颜色的旧军衣上衣兜里问：“想起了没有？”
学刚叔迷惑地看看二姐，摇摇头，又盯住我，眼里忽然泛出了光：“想起了！想起了！你是良松娃，兵娃子！”
从金碑乡下回来，转到巴中烈士陵园给父母扫墓。父母的陵墓已被政府重新镶嵌成了大理石的，维护得很好，但居高却望不远了，视线被陵园外平地拔起的一座座高楼挡得严严实实，二姐为此倍感遗憾。我想，父亲在天之灵若有知，一定是宁愿近观家乡父老乡亲过上好生活，也不愿远眺他们没完没了的苦日子，要是真有遗憾，就是父亲没能亲眼看见学刚叔终于苦尽甘来，熬出了头，住进了自家的小二楼。
出于感慨，我在朋友圈中发了一首七绝：“巴山蜀水又清明，肃穆陵园雨不停。父母碑前花锦簇，千言万语祭英灵”。
扫完墓，心里轻松了许多。非常奇妙的是，晚上梦见父亲就在身边，脸上带着微笑，似乎从未辞世。醒后，心头怅然，却又久久荡漾着一种环绕不散的温馨感。
【尾声】
写下这几段“朝圣”经历的文字，是想通过大巴山这个缩影告诉世人，过去40余年里，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一个最落后的中国红色老区，发生了最不可思议的巨大变迁。我不知道世上还有哪个国家，哪种制度，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让一方水土和一方人发生凤凰涅槃般的变化，但中国做到了。中国人虽不是神，但也不是一般意义的人！这一切的一切，都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的伟大。作为一代有根的人，我们必须永远不忘建党初心，始终前行在践行初心的道路上，像父辈告诫我们那样不断告诫后人，不管走到哪里，都不要忘了心中的那块圣土，因为所有的梦，原本都是从这片圣土上升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