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洄从之 道阻且长
两千年多来，宣扬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典籍浩如烟海。它们跨过漫长的历史，穿过时代的烽烟，见证过唐宋神韵和明清风骨后，逶迤而来。如今《论语》《孟子》《大学》《礼记》等典籍在人类思想文化史依旧中熠熠生辉。犹记得在上第一节经典导读课时，老师问大家：“何为经典”？大家在面面相觑和沉默不语中开始思索。我们总说阅读经典，但其实鲜少有人去思考，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经典。《说文》中释义为：“经，织也。”段玉裁注：“织之从（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由此可见，经是织布时的纵线，它最根本地起支撑和固定作用，唯有把纵线排好，才能用横着的纬线织出布来。
以此为引入，关于经典，老师给出了这样一种解释：“构成经典的两个条件，是人人皆可读，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读懂它。”所以经典是常读常新的，它成为支撑和构筑一个民族性格、基因和精神的基石。在这里，有一个关于轴心时代的概念。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而中国的轴心时代则是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在先秦学派中，儒家是最敢于直面社会的，他们以现实社会生活关系中的人为本位，提出一系列为人处世之道。“仁者爱人”“忠恕之道”皆是其思想，儒家倡导先修其身而后治世有为。其思想核心是“仁”，而将不忍人之心推广于政治便是“仁政”。作为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论语》把儒家所有的精神方向都打开了。
高中时期曾就读的学校极其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阅读经典在当时的校园里蔚然成风。在高中三点一线的忙碌生活里，我们仍然会被要求每日课前诵读《论语》。我们在骄阳似火的夏日里，在下午上课前的珍贵时间里，站在教学楼主楼前跟着国学老师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读着。当时的我还不能够完全理解这样做的价值所在。而当我真正走进中文系的大门之后，才发现那些曾经熟读过的经典早已经无形中化为我的积淀。它们像一种养分浸润着一棵参天大树的根部，也为我的心灵不断涂抹上丰盈的色彩。
儒家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杀身成仁”的君子原则，“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为学之道，“三年居丧无改于父之道”的心理原则，为儒家构建起理想的精神世界。《大学》中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宗旨，在于彰显光明品德，在于使民自新，在于达到最高境界的善。而这“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既是《大学》的纲领旨趣，也是儒学“垂世立教”的目标所在。那么如何能实现“三纲”？《大学》也给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目”作为以达三纲的途径。其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内修，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治，而修身则是连接内修与外治的枢纽。这就为君子修身养德提供了最合理的来因。
而另一经典《礼记》也记载和论述了先秦时期的礼制和礼仪，孔子和弟子之间的问答，以及儒家修身养性的行为准则等。从礼制研究角度来说，《礼记》所解读的不仅仅是行为规范，更是在这种规范之后所蕴含的文明基因和文化特色。在解读《曲礼》的文本时，我们可从中窥见许多具有思辨性的人生智慧的核心理论。
比如其中有言：“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用于治学方面，便可成其为一准则。骄傲自大者治学，容易因自负浅尝辄止；欲不能自控者治学，容易因恣意妄为而三心二意，不能精进；踌躇满志者治学，如攻坚木，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遇到挫折也容易挫败，不留余地。安于现乐者治学，没有坚韧的目标，容易半途而废。又言：“疑事毋质，直而毋有”。有疑问的事情不要主观臆断，正确的时候也不要自以为是。做人治学应当虚怀若谷，实事求是，这也正是成人成才之途中当恪守的准则。
读罢这两句再细细品味，我总能想起《白鹿原》中朱先生的形象。朱先生身上浸润着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优秀神髓，以他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是关学派至死不渝的信奉者追求者，是分布在县内各乡灿若晨星却又自甘寂寞的名士贤达，仁人君子。他们在自己的家乡躬耕垄亩以食以帛，农闲时诵读批点自尝其味；他们品行端正与世无争童叟无欺，为邻里乡党排忧解难调解争执化干戈为玉帛，皆是所在那一方乡村的人之楷模。朱先生一行人有当之无愧的学者风范，他们不以潜心修典籍为枯燥之事，而是当成脱离纷繁尘世的乐趣。且这其中工作严谨细密，既有集历代之大成的理论，又有踏访民间的实践，如此才是治学的态度。
而今于吾之启示，是莫骄傲自满莫妄自菲薄，要始终带着质疑与探索精神，修身而求诸己。经典之为经典，在于永恒的思想魅力。不断温故，方能知新，希冀由此语录片段去体悟儒家精神核心，再由人生体悟反寻绎儒家精神，以儒家精神之营养，给予现代生活以调释和滋养。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必将上下而求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