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里的“老更倌”

       “老更倌”不是队里的真正“官儿”，也不是打更的更夫，是过去生产队对喂马饲养员的一种称呼。

       老倌挣的是工分，是整劳力的工分，除此之外，社员公休的节假日，老更倌的工分要加倍。有时候，老更倌的工作职责不单单是夜间喂马，队里上工或是“大帮哄”时，集体上工和起早都是老更倌吆喝大家吃饭、出工的。有时生产队开个会，也都是由老更倌在屯里的大街小巷，喊话通知参加会议的人们。

　　 生产队的马圈粪每天都要清理，老更倌正赶上白天不出工，有勤快的老更倌就又包下清理马圈的活，多挣一些工分。老更倌一年四季，每晚都要住在和马圈紧挨着的另一头休息室里，队部的房子也和马圈相邻的正房，是三间草房。队部里住着一个五保户，西屋是队里的豆腐房，豆腐房间里安放一些做豆腐用的工具。牛马圈是一栋东厢房，四间草房，房里的尿粪味相当地熏人，但是老更倌似乎是见怪不怪，已经习以为常了。

　　 马吃夜草才能膘肥体壮，看生产队的马是否长了膘，就能看出老更倌晚上添加草料的次数勤不勤。生产队的马圈南两间房，是老更倌的休息室和装有饲料的草料间。每天晚上，老更倌就会进出这间草料间数次，用榆木条编织的“大片筐”，一筐一筐地把铡好的谷草或羊草拌上豆饼等马料，一次一次地添加到马槽子里。休息室和马圈仅一墙之隔，头马槽的前上方放置风灯的提灯，便于休息室和马圈都能照见亮。休息室很简陋，靠南墙的地方是一铺火炕，炕头安着一口铁锅，铁锅下有灶堂，是用来烧炕取暖的地方。

　　 我的老叔就是当年生产队的老更倌，小时候上学之前的我，就常年伴随在老叔的身边，也经常去马圈休息室去玩。那股子悠悠马粪的骚臭味，那种牛马咀嚼草料时牙齿发出有节奏的磨合声，老叔用木棍搅拌草料的声音、吆喝牛马的声音，那几堵黄泥抹就的陈年老墙，成为我一生从视觉到听觉，再到嗅觉都无法抹却的记忆。

　　 那年月，农村家庭人口都很多，那时我家里七口人，这在当时是都是很平常的家庭，虽然那时没有实行计划生育，家家人口多。人口多、劳力少，所挣工分支付不了年终分配口粮的现象，称为“陈欠”，这种人家称为“陈欠户”。我家是村里的陈欠户，为了尽量减小每年“陈欠”的程度，让全家人吃饱，那时候老叔没有成家，也算我们家里成员，，所以老叔就挑选了在生产队最吃辛苦的这种工种，不分白天黑夜地劳作着。他的劳动工具是一副扁担，两对挑粪和端草用的柳条筐，还有一对用来挑水的“喂哆锣”（俄语音译，一种小水桶）。

　　 老叔的身体不太壮实，生产队的马槽子大约有一多米高，每天给马添料也是很累的，如果用平常老百姓家使用的水筲，往马槽子里倒料、倒水是很费劲的。尤其是倒马料时，由于马料是用水“和”好的，发粘不好倾倒。用上了“喂多锣”就方便了很多，但是重量还是很重的，老叔每天晚上起来给马添加几次料，还是很那累的，另外很耽误睡觉。我记得好像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学生们批斗校长，都给校长写大字报，说校长是资产阶级教条主义。说是校长在学校搞什么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什么教育学生只认考分，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教育等等。

       大队部里也开始批斗大队长，说他是资本主义当权派，为了惩罚大队长，有不少人就跑进了队上的马圈里，看到老叔用的喂多锣，就用它盛满水，把装满水的喂多锣挂在大队长的脖子上。一挂就是两个小时。大晌午，大队长倒在了马圈前的空地上，老叔把他背进马圈休息室里，才救了他一命。生产队有偷青玉米的，有男女搞破鞋的等等，当时最常见的惩罚办法就是“游街”。民兵连长把喂多锣当做“锣”，用木棍来敲，声讨村里违规民约中不守规矩的人们，之后还要把喂多锣装满水，挂在被游街人的脖子上以示惩戒。像大队长和村子里其他的地富反坏右，及这些不守村规民约者，深深地体会了这种惩罚的可怕，心灵深处对这只喂多锣产生了很大的恐惧。老叔没办法，只能见这些人晕昏之后进行救助，喂哆锣一响，这些人的魂魄仿佛被抽走一般，恐惧到了极点。

　　 老叔除了喂马之外，还担负起了清理马圈粪的活计，这份活生产队按常理来说，应该再外派一个人的，但在老叔的坚持下，又考虑我们家里的人口多、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生产队就把这份活又派给了老叔。老叔每天等人马出工之后，便开始清理牛马粪，把牛马粪装进筐里，一担担地担到二三十米之外的生产队大粪堆处。老叔的扁担是用榆木制作的，被老叔的肩膀磨得光光的、滑滑的，悠悠地发着光亮。时常记得老叔挑粪的情形，身体不太好把扁担钩往两只筐梁上一吊，两只手搭住扁钩，身子略屈，一挺腰杆把装得满满的两筐马粪挑起。长长的扁担在老叔的肩上，仿佛具有了神韵一般，悠悠地颤动，发出不知是筐子还是扁担，传递出的轻微的颤动的咯吱声。

       老叔出了马圈，一路走出二三十米远，把粪肥倒在生产队的大粪堆上。日复一日，生产队的大粪堆堆起了十几米高，像一座小山般矗立在生产队的大院里。每天牛马下地干活后，从马圈里起粪、挑粪，是老叔必干的一种活计，老叔为了多挣工分，减少了休息时间，增加了劳动强度，竟然牺牲睡眠时间，一个人把这个活计担起。长长的扁担立起来，要比他的个子还要高。两只装粪的筐子高过老叔的膝盖，老叔从马圈到粪堆，从粪堆到马圈，来来回回，每天都要走上四五十个来回才能把马圈清理干净，看老叔每天忙碌的情形，仿佛要把自己身上所有的力量榨干，拚了命一般。

　　 挑完粪的老叔，把筐子在马圈的泥墙上磕净，坐在马圈墙跟下摆放着的一条长长的、宽宽的板凳上，从衣兜里掏出母亲给他缝制的烟口袋，装上一袋烟，长长地吸了一口。之后，一股浓烟从他嘴里喷出，直直的、长长的、悠悠的，一种劳累后的惬意，挂在老叔汗水凝固得亮亮的脸上。老叔的劳累，我们兄弟姐妹都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尽管这个样子，老叔成家很晚，但是在成家后的第五个年头，老叔因为劳累成疾，得了一场大病。这场大病对本来身体健康不太好的老叔，真是雪上加霜，当病倒第七天的时候，住在公社医院里，因脑出血没有抢救过来，过早的离开了我们。我们也都经常的怀念老叔，他的一生没有儿女，孤独的劳累四十多个春秋，又在劳累中孤独地离去，也许这就是天命吧……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生产队解体，队里的牛马都被分配给各家各户单槽饲养，老更倌这一职业也随之消失。当年生产队的大院，已兴建起了一座座新房，过去生产队的那种牛欢马叫声，老更倌吆喝出工的声音，出工时马拉大车和车老板子的鞭声，仿佛被冻结在了一个时空的节点上，存储在记忆长河的深处，渐行渐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