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十）
一月下旬的一个周日，清晨。天气阴沉，风不大，飘着鹅毛大雪，整个北京城银装素裹。房上的瓦片盖着足有2－3寸厚的白雪，看来是下了一夜。
这一次，又是三组齐发，而且携带的都是爸爸自制的便携式袖珍测向机。大家都信心满满。三组完全按既定战术，在100米见方的地域里走着各自的路线。爸爸妈妈穿着棉服，套上大衣，袖珍机就放在爸爸的大衣口袋里；戴上耳机，再戴上棉帽，拉下护耳，一切都掩饰得很好，外人什么也看不出来。妈妈打着伞，挡着雪花。电台一出来，爸爸妈妈立即出发。顺着声音，边测边走，朝着声音大的方向走。信号出来就紧走，信号停下就慢行。街上行人很少，也没人注意他们。当他们走至普渡寺东夹道时，声音突然增大，示向度直指该胡同南口的一个大杂院内。
汇总了今天的侦察结果，爸爸私下和李鹏交换意见，认为基本肯定，电台就在此院中。为了保险，又用了两周时间重复测定，确定无误。为此，全室同志兴高采烈。他们即刻向李克农部长作了汇报。
李克农部长听了汇报后，决定用分区停电的办法来验证技术组的判断是否正确。又是一个周日，技术组派人与北京电业局一位可靠的老工人在整七点时，将南池子地区电闸突然开合一次。当时潜伏台刚出来调机，爸爸听到电台讯号瞬间消失几秒。这进一步证实判断无误。
同时，公安部的地面侦察也紧锣密鼓，再进一步落实具体对象。在截获的情报中，有个代号409的，他是谁呢？老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老侦察曹纯之想到，这些搞情报的必有经费，奖赏。敌人的这笔经费，一定会交到计兆祥手里。找到汇款渠道，就可能找到计兆祥。于是侦察员连夜在北京、天津查找。在普查中，他们发现天津黑龙江路银行有香港九龙汇到北京新桥贸易公司计彩楠小姐的1500港币汇票，这个户头上还有2000元港币的存款未取走。由此线索，发现她有个弟弟叫计旭，住在北京南池子九道湾胡同43号。再从缴获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军警特宪花名册》中查到了计兆祥的名字。计兆祥与计旭有何关联呢？接下来就由户籍警查九道湾43号院住户实情。恰好这个院子里住着一位民警，他就手对院内十几户人家展开调查，发现院中有一家姓计的，叫计旭，三口人，夫妻俩加一个两岁的女孩。但没有叫计兆祥的。计旭无业，可生活不错，手头宽裕。他性情怪异，从不与院内人来往，所以别人都不了解他。现在大家都认为他的可疑性最大。又通过被俘的敌特暗中指认，证实了计旭就是计兆祥。
此时，地面侦察与技术侦察的情况已相符合。
一切准备就绪。就在毛主席专列即将进入我国领土之时——1950年2月26日，又是一个星期天，早上7时前，根据李克农部长的命令，抓捕行动开始。
北京公安局侦察科副科长成润之带领侦察员，技术组李鹏带着一台袖珍搜索机随队进入这个院子准备抓人。爸爸则带着几个人和一台袖珍搜索机在院外监听。
7时到，电台没出来。又过了半小时，电台依然没动静。所有的人都焦急万分。带队的人又问了李鹏，有把握吗？李鹏非常肯定的回答：“一定在此院中。”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搜索队拔枪，踢开房门冲了进去。原来，这一家三口还睡在床上。可能是他们听到院里有动静，不敢开机。搜查的同志把他们三人赶下床，从褥子下面找到发过的报底。随后，从夹墙的米缸里搜出收发报机，又在床上找到了他的手枪。但是天线在哪儿？室外没有，室内也看不到。真有点蹊跷！爸爸进去后，环视一周。顶蓬上的一幅色彩艳丽的牡丹画吸引了他的目光。这麽漂亮的画，出自他老婆之手。贴在这里，一定有鬼！爸爸估计“鬼”就在顶蓬里，于是叫人捅开天蓬，天线就在其中。至此，收发报机，天线，手枪，报文，人赃俱获。此人正是潜伏特务计兆祥。
搜捕队根据电报手稿，迅速飞往哈尔滨，协助哈尔滨公安局，当即抓捕了空降特派员张大平、于冠群；又在哈尔滨市松花江饭店逮捕了代号205的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耐。从而一网打尽了刚从台湾派来的和原已潜伏在大陆的，企图谋杀毛主席的行动组全部人员。
此案难破，大费周章，原因有三：其一，情报搜集，译电，发报于一身的计某。只受台北指挥，没有横向关系，地面侦察少了线索。其二，经费几经周转，由台湾－香港－天津，再改用人带到北京，转手多次，查实增加难度。其三，灯下黑。计某的电台设在距公安部罗瑞卿部长的公寓不足百米之处，不可不谓胆肥。
在抓捕计兆祥后，李克农部长来到现场，他对计兆祥说：我今天来，是要看你发报技术的。就用这部电台，以你的手法，呼叫保密局毛人凤。一份800字的明码电报送到毛人凤手里：毛人凤，任你精心策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的潜伏台，只发报两三次，就被我们侦破了，你们如果执迷不悟，来多少，就歼灭多少，保你有来无回。跟你讲话的是李克农，发报的报务员就是你新提拔的上校万能台长计兆祥。
毛主席率领的代表团于1950年2月28日安全回到北京。
爸爸和他们的技术组，第一次用自己造的袖珍搜索机，战胜了敌人，取得了城市侦察首战胜利。测向在敌情侦察中的作用不可低估，而小型袖珍机的使用更开创了我军城市测向的新篇章。技术组因破获潜特案荣获集体二等功，爸爸因为贡献突出，被授予个人二等功。
和平卫士
上世纪50年代初，因和台湾隔海相望，浙江和福建成为对台斗争前线。1952年，爸爸妈妈奉调去了武汉，在中南技术局从事测向工作。在汉口，偶遇公安部治安处苏宇涵副处长，他是那次共和国第一大案的专案组的成员，他翘起大拇指对爸爸说，你们的技术厉害啊，干得好！他对那次大案的侦破印象深刻。1956年，爸爸调到总参二部，很快当上了副处长，又去了福建前线。而妈妈则调到浙江省公安厅工作，我们兄弟姐妹也都到了杭州。
爸爸妈妈去武汉工作，我和哥哥还在北京的公安部幼儿园。1955年见到他们，我都不认识了。大概抗美援朝结束时，奶奶来到北京照顾我们，从此就一直在我家。
在杭州，因为爸爸要去福建前线，省公安厅很照顾。让我们住的是独院，院子很大，是个两进院，进门就是奇石假山，后院里，满园的桂花树，还有个小湖，水中还有亭子，环境很优美，最主要是我和哥哥玩得很高兴。可是，在福建的爸爸几乎不回来，一直在搞他的“听风”。妈妈虽在杭州，也是一个星期才回一次家。家里就是我们兄弟姐妹4个，还有奶奶，姥姥和一个保姆。奶奶和我住一屋，我最喜欢听她讲故事。
姥姥，童养媳出身，受苦多却重男轻女，脾气刚烈火爆，不识字。她和奶奶的温文尔雅完全不同。我的记忆里，姥姥喜欢用家法，手里总是拿着削好的竹条子，假如谁淘气，她的竹条子随时就会抽过来，有时谁不听话，她还要罚跪。这时候，就只有奶奶可以救我们了。姥姥还会悄悄地跟踪我们，冷不丁突然从假山后面出来给我们一棍子。不过，在我们家她大概只呆了一年多就执意回老家了。
1958年，爸爸回到北京，我们全家也跟着回京了。为了跟上通信技术的发展，弥补自己知识的不足，爸爸在紧张工作之余，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函授大学。这是个六年制大学。他全部使用周日上课，而且因为出差、出国，经常缺课。就是这样，他门门课考试都在4分以上。和他一同入学的年轻人都难以坚持，而四十多岁的爸爸，有家有业，工作繁忙，却坚持了4年，直到1959年组织派他去苏联学习。
爸爸酷爱学习。早在延安时期，他就靠一本英语字典学习英语，尽管是“哑巴”英语“，但是可以看英语说明书，可以解决工作问题。一直到老了，他依旧记英语单词，口袋里常装着英语卡片，学习英语的习惯一直到离休后还上老年大学，不仅听课，还认真做作业交老师批改。1959年，组织上安排他到苏联通讯学院学习。他不会俄语。虽然有翻译，但是翻译不懂专业，这就给听课带来不少困扰。可是，他夜以继日，刻苦钻研，最终完成学业。
和平时期，他大量地阅读他能找到的专业书籍，科技资料，善于接受各种新知识，以跟上科学技术的发展。直到离休后，爸爸又被总参聘为科研技术装备顾问。尽管身体不好，他依然去各地调研并认真书写报告，为领导提供详实的资料。离休后，爸爸在干休所的老年大学学书法，不少作品还在军博展出过。
爸爸的钻研精神也令人佩服。他的一生，和无线电结下不解之缘。学习收发报，报务体写得标准，娟秀，直至多年以后，依然如旧。学习机务，尽管时间短，但是关键时刻，绝对能解决问题。大青山支队因电台故障，二个月失联。他手到擒来，一天修好机器，第二天就完成通联。侦破计兆祥案件，他作为技术副主任，从测向的门外汉，到可以依据美国的设备图纸，说明书和机器，从别人口述中寻找到的蛛丝马迹，找到测向机小型化的设计思路，手工制造出三台小型袖珍测向机，为破案立下了功劳。解放后几十年，他一直致力于无线电事业，不仅是测向，还有各种设备的更新，还为各种级别的无线电技术学习班讲课，亲手编写教材，培养专业人才。
爸爸吃苦耐劳，工作第一是他的原则。搞测向，选点有很多学问，但是吃苦是最基本的要求。爬山，找天线位置，是必修课。祖国的边边角角，他爬山无数。1958年，在海南岛时，过于辛劳，得了急性肝炎，他还以为是感冒，坚持工作直到被医生发现，才住进福州军区总院。因为耽误了，病得不轻，妈妈还专程去福州看他。即使是为友军工作，他也一样不辞辛苦。1967年，他到过“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1968年，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访华时，前国防部长贝基尔·巴卢库在京西宾馆把爸爸介绍给在场的人时说：“他不仅是测向专家，还是一名爬山专家呢”。说起这个，还有一段小插曲。有一天，我看爸爸身着西装，打着领带，好像有外事活动。可是到了晚上还没接到出发的通知。后来知道，上面要求必须是少将才可以参加。（当时已取消军衔制）他显得有点郁闷。可是不久接他的车又来了。原来在会谈中，巴卢库先生很希望见到爸爸，还想听听他的建议，特意提出。当爸爸出现在会谈现场，巴卢库先生迎上前，热情拥抱，他握着爸爸的手，说了上面的话。同样，抗美援朝时期，爸爸也为友军建立了完善的测向系统。
爸爸的一辈子，心思都放在工作及技术上，淡泊名利。1955年授勋，可能是因为破案立功，工作成绩斐然，爸爸以副科长职而授衔中校正团，评定高于一般同资历的人，而到1958年时，已经任职副处，也算很顺。那时，升职与工资没有关系，只是责任大了。爸爸戏称“升官不发财”。军衔制规定校级五年一升，这是和工资有联系的。从1955年实行军衔制到1965年取消军衔制，一共只有两次正常调衔，可到了1960年，干部部门以为他升职提前晋过衔，没有查看档案，就做主没给他晋衔。爸爸只是给干部部门写了个条子，请他们查查他的档案。人事部门才发现出错，给爸爸道歉。说个笑话，要是搁现在，从有调级消息，就消息满天飞，人事部门哪敢马虎，出错还不“人仰马翻”。爸爸直到1962年才升为上校。两次的普调军衔，爸爸只调了一次。其实，爸爸并不看重这个，可是，人们往往认为你没有正常调衔，一定是工作出了问题，或犯错误。表面不讲，心里也犯嘀咕。和他相熟的人，都会问问发生了啥事？因为谁也不信爸爸会因犯什麽错误影响调衔。虽说是“英雄不问出处”，但实际并非完全如此。爸爸是通讯兵出身，入伍以后一直在军委三局，进城以后，因工作需要调入新的岗位。常有老通讯兵战友与他调侃，说要是你还在通讯兵，至少也该是兵部一级的了。爸爸总是哈哈一笑，说：“我不适合做领导，还是做技术更好。”妈妈对此常有微辞，她说，爸爸为了专业技术利于统一指挥，专业归口，减少机构重叠，经常给有关部门打报告，他也因此而调动多，直接影响他的使用。在副处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近20年。他依然兢兢业业，毫无怨言。
爸爸脾气好，待人温和，家里也如此。虽然经常出任务，但他爱我们每一个孩子，特别对我更是疼爱，每次出差回来，都会给我带小礼物，笔啦，糖啦，别致的发卡什么的，有时还会给我钱，让我买想要的书。妈妈对孩子就没什么耐心，稍微一急就要动手。
虽然调动辗转，爸爸的一生，始终情系通讯，算得上“从一而终”。妈妈就不是这样了。妈妈很聪明，还好强。她原来和我爸在一个科，觉得受制约，所以授了衔依然要求转业。1958年爸爸调回北京，妈妈却去读书了。她原来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只用了15天旁听中学课程，居然作为调干生考入了北大法律专业。而且她十分努力，在他们这一届调干生中，女同志坚持到毕业的也就她一个。毕业后，她去了石景山区法院。从书记员一直做到审判员。“文革”结束后，又回到北大法律系工作。
妈妈也在老年大学学习，可是字没有爸爸写得好。于是妈妈画画，爸爸题字。妈妈性子急，爸爸总是不急不躁，面带微笑，很少指责人，就算听着妈妈唠叨也从不抱怨。他们到老了似乎更加相爱了……
奶奶是1976年过世的，那时爸爸正在四川出差。我正巧从部队到北京出公差，陪伴了奶奶最后的日子。那时北京正在抗震，医院都设在抗震帐篷里。爸爸是孝子，没赶回来送到奶奶他很难过。后来他对我说，幸亏你在北京陪了奶奶最后的日子。
结束语 永远的怀念
我的爸爸妈妈的一生，简单、纯粹，平凡又有点传奇。他们在抗日烽火中，以各自的方式投奔了革命；在参加革命后，他们又一起在秘密电台工作，一起参加了共和国第一大案的侦破工作；为了国家，他们在和平年代也是聚少离多，奔忙在自己的岗位上。出于保密，他们很少在家里谈及工作上的事，我们几个孩子，主要靠奶奶照看。所以，虽然爸爸把他的笔记给了我，希望我能将它整理出来，但因为对他的工作了解甚少，爸爸的笔记也是早年详尽，解放后反而记得很少，因此，我无法还原他们完整的经历，也无从探究他们的精神世界。只能以如此碎片般的文字，寄托对他们的思念。天上的爸爸妈妈，你们看了还满意吗？
爸爸妈妈，我将永远怀念你们！
附件一： 爸爸的诗一首
忆大青山游击
黄土绵绵壮起伏， 沙场轻骑往来急。
三光铁血绝今古， 残垣断壁地荒芜。
纵有堡群张铁网， 悟空騰跳怎奈何？
我走敌来叹空村， 敌去我进村休整。
马不离鞍和衣卧， 恶麦野芳解饥馑。
日间偶遇入夜分， 来往穿梭仍绘锦。
敌我争斗逾八载， 惊天动地泣鬼神。
春去冬来雪过膝， 寒风割脸淌泪涕。
皮衣裹身袖藏手， 面朝马背避风走。
宿营抢时架台先， 风透窗纸僵指尖，
搓手作报勤交替， 天电扰人报声乱。
短报一纸两时许， 报多彻夜抢金机。
日上三竿工始毕， 日傍西山策马去。
往事回首恍恍过， 遥望青山寄思絮。
鬓发斑白豪气在， 犹望请缨缚九夷。
神州解放卅八春， 四化建设日异新。
又闻豺狼温旧梦， 岂知睡狮早觉醒。
附二：爸爸的生平
原总参谋部第三部副军职离休干部，原科技装备部顾问郭智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九三年十月二十日十七时四十分在北京去世，享年七十四岁。
郭智丰同志，四川岳池县人，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出生，一九三八年三月参加革命，同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报务员，报务主任，电台队长，科长，支队长，处长，副局长，顾问等职。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校军衔，一九六二年晋升上校军衔。一九八二年离职休养。曾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三级解放勋章，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
郭智丰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毕生从事情报技术工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情报技术专家，是一位优秀的专业技术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极其艰苦的游击战争条件下，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危险的环境中，从事军事秘密通讯工作。他英勇善战，不怕牺牲，克服器材极其缺乏的困难，圆满完成了任务。他曾负战伤，带有残疾，但从未居功，炫耀于人。
解放战争时期，他投身于我军某情报技术部队的创立和建设工作，曾在反敌侦察，保护我军统帅机关的安全方面做出了优秀的成绩。
建国后，他在搜捕国民党特务，潜伏电台，剿匪和抗美援朝战争等情报技术工作中做出过重要贡献，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公安部和总参三部的重视和好评。并在撰写教材，培训骨干方面做出贡献。曾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展雷达侦察，帮助阿尔巴尼亚筹建雷达侦察站，得到受援国的好评。
郭智丰同志从青年时期就崇尚正义，追求真理。参加革命后，他勤奋好学，努力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专业技术知识，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在历次革命斗争中，他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改革开放。离休以后仍然关心技侦工作的建设，潜心研究专业技术，被军事科学研究院聘为三部分会委员，并撰写文章，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为三部事业贡献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
郭智丰同志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对党忠诚，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思想作风正派，敢于坚持原则。他为人正直，待人诚恳，联系群众，深受广大群众的尊重与爱戴。他一生清廉，克己奉公，始终保持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表现了很强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他热爱本职工作，热爱三部事业，甘当无名英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高尚品德。
郭智丰同志参加革命工作五十多年来，忠于党，忠于人民，勤奋工作，默默奉献，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的事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郭智丰同志治丧小组
一九九三年十月三十日
【连载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