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七）
第三章 暗战重庆
接受新任务
1942年，爸爸被召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运动结束后，爸爸就留在了延安的通讯总局。
1946年1月中旬，我爸爸正在局里研究班实习装主振放大发报机，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即收拾行装，马上去重庆。
原来，当时正值国共两党停战协定签约前夕。周恩来副主席回延安请示中央后，要迅速返回重庆，以签订协定。
美军观察组送给我军一台600W大功率电台，说明书全是英文。爸爸在红军通讯学校时，为钻研发报技术，曾自学过英语，虽然是凭借字典学的“哑巴”英语，竟也能连猜带蒙勉强看懂说明书了。正因为如此，局里期望他去重庆，尽快弄懂这台大功率电台的说明书，学会使用此电台。
上午接到通知，只带了一床驼绒被（这是爸爸从大青山带回来的唯一纪念品，他认为这被子又轻又暖和，还防潮）和几件衣服到了杨家坪。一个负责联系他的同志说，重庆有被子，不用带了。舍弃这个真有点可惜，大青山的纪念啊。那位同志另交给我爸爸一张羊羔皮，指定转交重庆的肖贤法台长。
下午三点，爸爸他们坐汽车来到延安机场。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坐汽车。坐飞机，更是第一回。
到机场不久，毛主席同周副主席、陆定一、邓发、江青等也到了。十几分钟后，毛主席来到弦梯旁，和登机的每一个人握手送别。爸爸握着主席温暖的大手，心情十分激动，毕竟，他只是电台的普通工作人员，能够如此近距离地与领袖在一起，而且还握了手，是多么地荣幸啊。
下午四时，飞机起飞。机上有十七八人，驾机的是美国人。一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西安机场。林伯渠先生亲自到机场接机，他和下机的每个人都握手表示欢迎。在机上，爸爸注意到机上有一位长得很秀气的小姑娘。同行的同志悄悄告诉说，她是叶挺将军的小女儿扬眉，只有11岁，小小年纪，读了不少书。她也是奉命去重庆迎接她即将出狱的爸爸。
在西安，爸爸一行人就住在“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八年前，他就是从这里去往延安的。八年过去了，“八办”竟和他初到西安时看到的完全一样，可爸爸，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懵懂的四川学生娃了，已经可以称为“老八路”了。
过秦岭
第二天黎明，吃过早饭，爸爸他们立即赶赴机场。飞机计划8点起飞，到机场后马上登机。大家一坐好，飞机就起飞了。
大约八点半左右，飞机到了秦岭上空。开始还平稳。后来，飞机出现了颠簸，并逐渐加大。爸爸开始还有点新鲜感，一直从窗户向外看着风景。忽然出现的颠簸，使他出现心烦，呕吐，浑身不舒服，也再没心情向窗外眺望了。
突然，两个飞行员从机舱出来，急切地告诉大家，飞机遇上了冰层，前进困难，正在设法解决，叫大家不要慌张。同时，为了减轻飞机的重量，他们将机舱门打开，把靠近机仓门附近的行李全部扔下去，也包括我爸爸带的那件小行李。这时爸爸才注意到，飞机飞行高度已降至秦岭高峰之下。飞机在两山夹缝中飞行。此时情况紧急，飞行员想使飞机向上拉，但冰层又迫使飞机向下，一拉一降，颠簸甚烈。几分钟后，飞行员又出来给大家发降落伞，一人一顶，并教给大家使用方法。可伞少了一顶，扬眉人小没有，她哭了起来。周副主席把她拉到身边，安慰她说：“和我们在一起，你不会有危险。我们会保护好你的。”随后，把自己的降落伞取下来，亲自给扬眉背好，并让她坐在自己身边，百般宽慰。小扬眉终于破涕为笑。这个故事，后来编在了小学课本里，几十年间，有上亿小学生读过，可是，爸爸与众不同，他就在这架飞机上，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背上降落伞，爸爸的心情格外紧张。他在权衡，下面是高山深谷，豺狼虎豹一定少不了。跳得不好，摔成残废，岂不成了虎狼之食。再说下面是国统区，若是被敌人抓到，送进集中营，后果难料。跳下去，活的可能性甚少，倒不如与飞机共存亡呢。想到这里，反而轻松了许多。眼睛盯着窗外，只盼着飞机能顺利冲出山谷。爸爸背着降落伞，有这么多想法，太正常了。我们从影视里经常看到跳伞有各种意外：有的从高空跳下，伞却没打开；有的伞倒开了，可快落地时，伞却挂到高树上。跳伞，风险总是有的。
约莫又过了十几分钟，飞行员再次出来，告诉大家，飞机已脱离危险。并收机门，重新关好机仓。上午10点左右，飞机重返西安机场并安全降落，爸爸悬着的心也终于落地。
到了西安，周副主席，特派陆定一安排酒店，犒劳美国机组人员。自己则率领机上全体人员来到西安的一家饭店，又让秘书打电话给林伯渠先生，请他来这里并带上钱，好安排大家在此用餐。
一小时以后，大家分成两桌就餐。爸爸有幸和周副主席坐在一桌。周副主席边吃边向大家介绍几道特殊的菜，而且亲自给每个人布菜。他面带微笑，显得轻松愉快。周副主席平易近人有口皆碑，今日以这种形式感受，爸爸心里真的好感动。周副主席就像家里有风度的长者一样，亲切、温暖，大家本来紧张恐慌的心情也被他的乐观情绪所感染。最后，他专门要了一个天津心里美，爸爸以前没见过。绿皮之下是红心，吃起来挺甜。饭后还点了茶，周副主席招呼大家多喝点，说还要在飞机上呆二三个小时，才能到重庆。
下午二点，西安天气晴朗，万里无云。飞机重又起飞，向重庆进发。飞临秦岭上空时，俯瞰下面，秦岭山脉也是绿黄相间，山峦叠翠，沟谷清晰。八年前，爸爸他们三人来延安时，还曾翻过这座大山。遥想往事，多有感慨，爸爸有点出神。当年那三个满怀希望的年轻人，一起攀爬这座大山，每走一步，就离延安近一步，是何种心情！而今已是天各一方。那两个好朋友不知在哪里工作或战斗？他们还好吗？他这时真想念那些共同北上延安的同窗好友；想念那些在大青山的不眠之夜挑灯工作的战友；又想起马上就要回到阔别八年的故乡，久未见面的母亲的慈爱面孔立即闪现，这一次有机会见吗？多少想法，一时间迅速在脑中盘旋，画面一幅接一幅，不断跳越翻篇，一时间竟是泪眼模糊。好不容易从沉思中醒来，转眼，飞机已过了秦岭，通过巴山，重庆越来越近，已在咫尺间。云层也由薄变厚，临近重庆时，飞机已钻入茫茫浓雾中。雨点轻轻敲打着机翼、机身。雨时大时小，飞机也有些晃动。约莫半小时后，终于降落在重庆白石驿机场。
个人都拿着自己的行李，而爸爸已是一无所有。登上卡车，也没有什麽篷布，淋着雨。从机场至市内的公路，沿着嘉陵江修建。将近二小时，到了红岩村，棉衣全打湿了，好似落汤鸡一般。见到肖台长，他问爸爸，羊羔皮带了吗？爸爸两手在胸前一摊，莞尔一笑，一付无奈：“很不幸呀，台长。过秦岭时，山神爷收下“买路钱”。所有行李都献上，而我已身无一物，仅此一身被雨水打湿的棉衣而已”。肖台长赶紧拉他去换衣服。
这是爸爸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回四川，也是平生第一次来重庆。以这样的方式回到家乡，犹如做梦一般。他没想到，八年前，他们曾是一群满怀豪情，离开家乡毅然向北，徒步奔向延安的青年学生；八年后，他竟是一身戎装，肩负责任，坐着飞机翻过秦岭，重新踏上家乡的土地。天差地别啊！
红岩村的电波
重庆红岩村建于1938年。抗战开始后，国民党节节败退，政府撤到重庆，所以重庆又称为“陪都”。国共合作，在这里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中共南方局也在此办公。共产党在重庆有四个公开的工作地点：红岩村13号，就是“八办”，1939年主要是由钱之光同志设计，自己修建的办公、住宿大楼；曾家岩50号，周公馆，1938年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下，也是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主要办公地点；中山三路305号，中共代表团驻地；民生路240号（原208号），新华日报营业部。
1946年1月以后，重庆的电台工作即分为两部分：公开电台，专为中共代表团工作，这个工作从1946年1月至1946年5月。秘密电台，主要是为“八办”及中央南方局包括新四军工作，这部分工作由童小鹏同志负责。
爸爸刚到重庆时，在密台工作，同时也为重庆地下党培训报务员。1946年3月，中共代表团那边工作量大，爸爸又熟悉美国电台的使用，肖贤法台长调爸爸到代表团的电台工作，当时为代表团工作用的就是美军赠送的600瓦短波电台。4月底，另向国民党申请开通一部电台，是50瓦主振放大发报机，同时使用一台4灯收报机。这部电台架设在红岩村办公楼二层。天线就公开架在院内，收发报机架在二楼原董必武同志的宿舍。联系对象就是南京与延安。密台的电报主要从公开台收发。5月，国民党中央已迁至南京，中共代表团也要去南京，“八办”也会随后迁到南京。爸爸原计划也是随代表团去南京的。临行前夜，肖台长又通知爸爸留在重庆回密台工作，因为爸爸的优势不只是可以全天候收发报，还会摆弄收发报机。密台的工作要多面手才更方便。
爸爸又从中山三路回到红岩村。密台设在红岩村三楼的机要室，那是个很小的阁楼，很隐秘，冬冷夏热。文革大串联时，我计划看一看革命遗迹，爸爸就提示我，去重庆就一定要去红岩村。我专门去了红岩村，还特地上了三楼，想看看爸爸曾经战斗的地方。但很可惜，也许是怕原来的木楼梯被人踩坏，不许参观人上楼，只是立了一个木牌，写着：机要员工作重地。我心知，这就是爸爸曾经的工作地。重庆的夏天本来就是“火炉”，小阁楼更是闷热难耐，工作起来，常常是汗流浃背，挥汗如雨。白天、晚上都得工作，联络对象是延安和雅安方向。
这个秘密电台，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国民党方面也知道红岩村有密台。但因为设在“八办”内，特务不敢公开进来搜查，但对电台的监视从未放松。他们在距这里不足百米之处的育才学校设立了侦听台，专门截收我台电报。可惜，密码破不了，所以密情也难以得到。但他们并未就此罢休，经常释放强大的干扰信号。有几次，爸爸正与延安联络时，突然出现一个强大的信号干扰。这个信号一直围绕着延安台的信号。爸爸要不断调整，当完全对准延安时，就听不到延安了。这就表明敌人就是针对延安，只对延安的波长释放干扰。爸爸只好通知延安改波。改波不久，干扰信号又跟过来。这进一步证明特务确知我方有密台在活动，肆意破坏并干扰密台的工作。
1946年5月中旬，正值苏德战争胜利一周年，内战的阴霾也越来越浓。地下党和“八办”拟组织学生、民众游行，庆祝苏联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反对打内战。国民党也准备组织反示威游行。尽管表面上国共两党还在谈判，还处在合作时期，但是大大小小的摩擦不断。国民党会纠集流氓打手搞反共游行和一些破坏活动。
事先，“八办”就得到了有可能遭冲击的消息，于是让7名正在实习的无线电报务员回家。童小鹏同志亲自指挥办事处做准备，防止特务袭击。在一楼和二楼之间楼梯前放了一筐石灰，若特务进来，不能开枪，就居高临下，向下面抛洒石灰粉，以迷住特务的眼睛。游行当天清晨，将大门、二门全部关上，并用重物顶住门。三楼是办事处机要区，译电发电全在此。当时只留下老寇和爸爸。爸爸帮老寇收好密码本，藏在三楼东头的阁楼上。他又钻进夹壁墙收天线，把天线从墙内取下放在楼板上。办好这些，再检查一遍。估计特务要来无非就是打人，并趁机抢夺密码文件。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敌特来犯。
一直到傍晚，特务并没来。但特务把设在七星岗的新华日报营业部捣毁了，营业人员也被打了。之后几天，办事处一直紧闭大门。又过了几天，还算平静，估计特务不会来办事处了，爸爸他们才打开大门，正常工作。一个月后，见习学员才陆续回来学习。
到了6月底，八路军办事处迁南京的工作告一段落。办事处取消，红岩村秘密更名为四川省委，由吴玉章同志领导，估计不久也会转入地下。公开台的任务已完成，撤掉。密台还工作了几天，但形势所迫，也不得不撤掉。现在译电员是老寇，报务员是爸爸，还有一位见习报务员，她就是我的妈妈邓云。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