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二）
向延安
1938年1月，南充初中会考在即。爸爸他们计划利用南充会考的机会离开岳池，会考一结束就奔向延安。
会考是1月21日至1月23日。由岳池到南充150里，要走两天，应该19日一早出发。可是到了18日晚上，事到临头，奶奶又变卦了。她真是不舍得爸爸走，哭得死去活来，泪珠串串，话语哽咽，此情此景，使人叹息，扰人心扉。老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18年养育之恩，朝夕相处，一朝离去，自然难舍。更恐这一去，兵慌马乱，何日得见？婶娘也在一旁劝爸爸放弃。爸爸长这么大，那里见过这阵势，方寸大乱。虽然心里也很难受，但是到了此刻，也只有铁下心来，不为所动。他太清楚了，机会转瞬即失，此时心一软，就前功尽弃了，何况大家说好的事情，岂能失信？爸爸双眉紧锁，双唇紧闭，不发一言，他面向大门，竟不敢再看奶奶一眼，只怕这一眼会动摇“军心”。此时，他那白皙清秀的面庞上写满了坚定。看来再哭闹也不会有用，奶奶只好连说:罢，罢，再无一言。别离，总是使人很纠结，很痛苦，可是人的一生又会遭遇多少回难舍难分，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啊！
1938年1月19日，这是爸爸一生难忘的日子！从这一天起，全新的生活即将开始。人生画卷将如何展开，如何画就？爸爸踏上了去南充的路。只待考期一过，24日就可以奔向延安了。
好事多磨，就在22日晚上，出发前夜，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有个叫夏智明的同学说，他的叔父（国民党岳池县党部书记）不同意这伙学生去延安。他叔叔还威胁说，如不听，走不出50里，就把他们全部抓回来！同行的几个人赶紧商讨对策。最后决定分三路走，免得被当局一网打尽。
一路由张子浚带队，秦运皋，张小帆等五六位参加，出广元，经宝鸡、西安北上。
一路由王询带队，爸爸和周锡畅参加，出万源，经西乡、西安北上。
一路唐文奎与吴子实，出广元，经汉中、西安北上。
每一路按地图画了路线图，照图前进。为了安全，他们都持有本县东城区开的到山西太原上民族革命大学的路条。
临行前，他们还曾请教了王颂咸老师（后来才知道他也是共产党）。他鼓励说，同学们，你们要勇敢地走向北上延安的路，路上不仅要克服困难，还要设法避开国民党沿途设的检查站。一过了陕西的三原县就到边区地界了，就安全了。
要分手了。大家分别清点个人物品，盘缠。秦运皋有10元钱，周锡畅只有5元。唐文奎把大家一起合伙买的高粱卖了，得了20多元；由于奶奶的筹措和亲友相送，爸爸有40多元，王询也从家里拿了40多元。爸爸和王询商量了一下，把路费匀了匀，几个人平分了。此去路途遥远，艰险未知，多带点盘缠，总会好一些。
1月24日一早，大家分头向延安奔去。
爸爸这一路三人，顺着去渠县的大道出发。一路上总担心国民党派人来抓，混在回渠县的学生群里走。这条路基本上是沿着渠江向上游走的，第一站到了罗家场。镇子不大但还繁华。此地距南充已有90里，他们暗自庆幸，没有被抓回去。
国民党南充当局以为他们不过是一群刚满18岁的青少年，威胁吓唬一下能逼他们放弃去延安，结果适得其反。恐吓反倒起了催化作用，促使他们义无反顾地踏上征程，一路向北，更决绝地离开这个黑暗的地方。
虽然都未曾出过远门，最远不过广安而已，而这次的长途跋涉会消耗多少体力，路上会遇到多大困难，既少了解，也没仔细考虑。仅仅出发前，绘制一个简单的地图，单凭一股血气之勇，就不顾一切向前冲去。不过，这正是青春年少的优越之处。不然呢---自古英雄出少年！
一路上，主要靠王询，他成熟，善于与人相处，问路、住店，宣传抗日；他样样都能。爸爸和锡畅只是闷头跟他走，一切听他指挥。
第三天下午二三点钟，三人到达三汇镇。三汇镇属于渠县，渠江、巴河、州河三水在此汇合，是川东北水陆交通要道。因为时间尚早，又恰逢集市，那里简直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了。赶了三天路，爸爸首先“中枪”，一只脚上打了泡，走路时很痛。腿像灌了铅，又像绑了一块大石头，一提腿就倍感沉重，有时稍微休息一下，反而更加艰难。他根据别人的经验，向店主要了热水，把腿和脚全洗了一遍，好像轻松了许多。那二位同学比爸爸好多了，没什么事。他们总问爸爸，你还行吗？爸爸强作无事，回答：没事，我能走！
过了三汇，全是在山里且多沿着河边走。到了宣汉，就更加荒凉贫瘠。他们常常是黎明出发，走二十里后吃早饭，但到了宣汉后，往往要走三五十里路才能找到吃早饭的地方。
他们每天至少走90里，多至120里。行程不算短。在去达县的路上，遇到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大伯，步履如飞。爸爸惊叹他的步伐矫健，一面向他问路，一面又问他为何走得这样快，还想取点走路的“真经”。他只说这山沟里常有土匪出没，一天至少赶150里，尽快到家才可放心。一听说有土匪，他们就更紧张了。几个没经历的学生娃，也没有啥拳脚功夫，还真不知该如何对付土匪。
出发前，奶奶把爸爸的盘缠缝进短外套里，另有一些缝在草鞋里。但还是担心，只有一床被子，几件衣服，土匪抢去就没了。因为土匪通常是下午、晚上活动，上午睡觉。他们就改成早出发，早休息。走的速度要尽量快，且不敢住县城，怕国民党抓。
过了达县，爸爸的腿疼日益加剧，只要坐下五分钟，不扶东西就站不起来，而且疼得钻心，但走开之后又好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西安。直到这时，他才是真的到了健步如飞，行走自如的境界。走路轻快，两腿轻松。哪里有什麽绝招，唯有磨练。再瞧瞧那两位同胞，从西安向北，老喊脚疼。闹了半天，是先疼后不疼啊!真以为他俩是神啊？---老天公平啊!凭谁也难逃脱这一难。“天将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后来爸爸说起这段经历，深有所感。这个歷炼，对他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娃娃太重要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学校就是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他们很快就要当兵打仗，他们必须要有这点精神和体力做准备的。
旧历年除夕，公历已是1938年2月。他们到了万源东北的蒿松镇，这时约下午3时。本想再赶一程，被驻军挡住。他们说前面正在打土匪，不能走。只好住下。到太阳落山时，土匪被抓到，匪首被击毙示众。据说，此伙土匪，什麽都抢，连脚上穿的好一点的草鞋都抢。要是碰上他们，岂不就成了一文不名的叫花子了。但是，爸爸他们一意向北，下决心即使讨饭，也要走到延安！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一早就出发。路上不时看到一串串血迹，令人胆颤心惊，毛骨悚然，不由脚下加快速度，想快点赶到个安全地方去。这一带人烟稀少，将近中午，才到达第一个村镇——庙坡。镇虽不大，也有几家小饭馆。因为是大年初一，全镇都是关门闭户的。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他们正要带着备好的酒、饭、菜去庙里上香。讲了许多好话，才答应卖饭给他们，但条件是先同他们去敬过神再吃饭，饭钱可以随便给。这天赶到太阳下山，才到大竹河镇，行程120里。
大竹河镇好热闹，可能是周围百里之内最繁华的场镇。紧靠镇南边有一条小溪，镇里有一条较长的大街，商店、旅馆、饭店有好几家，初二晚上还有耍龙灯的。已经赶了十几天路，大家都有点累，这里既安全又热闹，就休整一天吧，顺便还可以打听下几站的情况。听一位老伯的介绍，此地距西安只有200多里，只要走毛坝官、紫阳，不必再向西走了。那老伯还说，你们到了毛坝官就住下，去拜会当地一位团总，他有钱有势，又是哥老会头目，拜了他，土匪就不会抢你们了。听说快到西安了，大家都很兴奋，以为这是一条近路。于是改变了原来的路线。但是，这一改可就真出了错。
初五拜了团总，送了礼。离开毛坝官，加快了行进的脚步。快到紫阳时，天下着小雨，道路泥泞，很难走。紫阳是座小山城，位于汉水上游，比达县繁华。他们好不容易到了紫阳，住进一家小店。店里住着一位达县老乡。老乡很热情，说他在西安有一位盟兄，正在组织抗日义勇军，若去太原有困难（为防国民党抓，一路上谎说去太原上太原民族大学），可以参加他的义勇军。他还给爸爸他们写下地址和推荐信。后来在查店时，又遇到一位西北军排长叫门耀武的，因为这里是偏僻山城，遇到去前方参加抗日的学生，确属少见，因而引起他的兴趣，便和王询聊起抗日的事来。他说他们在太原打日本鬼子，战斗打得很激烈。第二天晚上又聊了一阵子，也写下了地址。正月十四日，他们同达县老乡一同来到流水店，因有龙灯看，于是就在此过了元宵节。正月十六日，又赶了120里路，中间还搭了一段小木船，到兴安时，太阳还没下山。到了这里才发现，由于口音关系，老乡把西安听成了兴安，而这里距西安还有720里，至少还得花一周才能到达。兴安县是个水陆码头，也是陕南重镇，其繁华程度不亚于南充。
正月十七，三人向北继续前进。怕再走错路，因此总想找个带路的人。当天下午遇到一个去镇巴县贩布的商人。看起来，人还忠厚老实，就跟他一路走。王询和他边走边聊，吃饭、住店又主动替他付钱，他很高兴。两天之后来到镇巴县境，分手时，他再三叮嘱，去西安该如何走法，翻秦岭要在什麽地方住店才安全。这些提醒对他们太重要，真是遇见了个大好人。
和布商分手的第二天中午，又遇到一位“背老二”。他是贩盐的，家住西安郊区。说是被土匪抢了，只好一路要饭回家。他发现爸爸他们总是问去西安的路，就一路跟着。王询看他还老实，就请他带路，他把爸爸他们三个人的小包袱拿去背上，说好只管吃管住店，后来才知道他吸大烟，只好又给钱让他吸。第三天过矩水县，这个县城大约一里见方，城内破旧不堪，荒凉至极，连岳池县的一个村子也比不上。
走着走着，终于到了秦岭，离西安真的不远了。秦岭确实是座大山，号称上山50里，下山70里。南面坡道平缓，不觉得高，可是下坡很陡，好像永远走不完，真正是看一眼，走半天。大约走了六七个小时，总算出了山沟，到了西安郊区。“背老二”把爸爸他们带到西安市内一家小客店住下时，太阳尚未落山。
千辛万苦，到了西安。找到七贤庄，看门牌上写着：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办事处，心存疑惑，是八路军办事处吗？又不敢进，生怕误入国民党军队。只好回旅店。第二天去找达县老乡的盟兄，信递进去了。三次登门都不肯。而这时已是二月下旬，从街上张贴的报上看到，国民党已封闭了一些抗日社团，他们更不敢乱闯了。
这时，又想起在路上认识的那位西北军的排长门耀武。因门耀武听王询说要去前线参加抗日，他留下了他家的地址。他是河南人，可家住西安市内。他说，你们在西安有事，可去找我家里人帮忙。
照地址，找到了门家。门老伯很热心。他已收到门耀武的信。他通过门耀武在国民党联络处工作的朋友打听，两天后确定八路军办事处就是七贤庄那里。去了“八办”，因为没有介绍信，那里的同志劝阻了他们。那时因为有一些国民党的人假借学生去抗日，混入延安，搞情报或破坏，所以没有介绍信，“八办”不给办理去延安的通行证。很多人被拦了下来。爸爸一行三人已在西安住了四天，查店也越来越严，身上也没多少钱了。事已至此，他们唯有去延安上抗大这一条路可走，再没有别的路可行。
他们设法从别人那里打听到去延安的办法，决定要闯一闯。不达目的决不收兵！
第五天一早，三人又踏上去延安的路。在耀县时，最巧住的是半月前唐文奎、吴子实住过的店，这是根据店主提供的情况判断的。得知这个信息，大家很高兴，这说明一起出发的同学里，至少有一路人已经到延安了。又经过三四天，他们到了边区的鄜县茶坊检查站，再次因没有介绍信而被阻拦。一帮初出茅庐的学生，并无人指点详细，哪里会有介绍信。此时，他们坚信，他们的诚心一定会感动上苍，他们的目的一定会达到。
次日他们又重返鄜县边检站，找到八路军独立营营长和县抗敌后援会主任，再三表示了赴延安的决心。他们详细讲了此行一路的情况，还把结业证书交他们验看。主任答应给检查站写信，希望他们在检查无问题后可放行，并由他们解决三人的食宿。诚心所致，金石为开。
两三天后，检查站又从一辆汽车上拦住一个山东人。他们与山东人聊了从四川赴陕西的经过，又提到有同伴可能已到延安的事，经他提醒，又一起去找站长，说明我们一起出发的同学中已有人在延安了。最后，站长同意王询先搭汽车去延安找先到的人，确定没有问题，其他人就可以放行。
过了四五天，站长接到了延安的电话，才放爸爸和锡畅去延安。经过两天多跋涉，3月14日，爸爸终于抵达延安。
在陕北公学，一起奔延安的三路伙伴胜利会师了。一见面真是欢声雷动，大家沉浸在胜利的激情之中。几十天长途跋涉沉积下来的恐惧、担忧、困惑不解和极度的疲劳，全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从这里，一群普通的中学生将走上革命的阳关大道。
爸爸这一行三人，全靠两条腿走到延安。屈指50天，行程两千里。这是决心，意志和体力的考验。他们硬是闯过了这一关!
陕北公学
延安，陕北一座小县城，背靠西山，东临延河，左有清凉山，右有宝塔山。20世纪30年代末，她是革命的圣地，抗日的灯塔，吸引了无数向往革命的青年，从祖国各地甚至海外投入她的怀抱。延安城虽不大，当时却住着近十万人。这里拥有几所著名的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央党校、女子大学……
初到延安，爸爸和他的同学们都被分到了陕北公学。学校坐落在清凉山下，占据着两三条小山沟。每条沟里都有十几孔窑洞，共住着一千多人。学生都是怀着抗日救国的心愿，从全国各地乃至于海外投奔于此。
爸爸他们到来时，“陕公”的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有人介绍他们见到了岳池县早年参加共产党的老同志陈伯村。老陈说：“岳池来延安参加革命的人太少了，欢迎你们！今晚露天会场有文艺晚会，庆祝‘陕公’一期毕业，你们可以去看看。”到了会场，因为还没有办入学，没有组织，只有站在会场最后边。第一期学员大约有两千人，粗听口音，多是东北和沦陷区来的大、中学生，还有海外回来的华侨和大后方来的青年。他们都排着队席地而坐，各队之间互相拉歌。这边唱的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的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歌声未落，那边又唱响：“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歌声此起彼伏，高昂激越，奔放热情。这里才是中国的希望之处！爸爸他们都很骄傲，终于成为这里的学员了！2月底3月初，二期开学。校长成仿吾，是五四运动著名的先驱者之一。副校长罗迈，是一位大个子军人，也就是解放后任统战部长的李维汉同志。
开学后，多数课是全校听大报告。游击战则由学校上完大课，再统一组织演习。而大报告多是中央领导同志来作。爸爸在学期间，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等中央领导人的报告。
周恩来同志常在国统区做统战工作，回延安时会来校作报告。他总是保持着端庄严肃的风度。他的几次报告，多是上午8点讲起，除了吃饭休息外，直讲到晚上点灯才结束。主要讲的是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口齿清楚，语言生动简练，逻辑严谨，令人深感内容丰富而有分量。他看上去更像军人，有一种威武不能屈的气概。一次，他正在讲话，敌人的飞机来了，他从容不迫地指挥大家疏散，自己却镇定自若，像一座大山屹立在那儿。
同学们最喜欢听毛泽东同志来作报告。他操着湖南口音，说话有条有理，幽默风趣，引人入胜，在自然谈笑中，把问题深刻入微的阐述清楚，让人百听不厌。爸爸一直记得他的一段话：“有了抗大，陕公，中国不会亡，若然不信，有书为证。文的有成仿吾，武的的有周纯全（抗大训育主任，在战争中失去一只眼睛的独眼军人）”。很幽默，使人深受鼓舞。
这一期学员于1938年5月毕业。此时，王询根据大家的建议，宣布“青年互助会”于此时结束。此后，大家分赴“军政大学”或“红军通校”再进一步学习。爸爸和张志浚、周锡畅、秦运皋等同志进入红军通讯学校学习，为该校12期学员，就此入伍。王询、唐文奎去了组织部，大家都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直到解放后，他们才有机会见面，这一晃就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周锡畅同志在抗日时期就牺牲了。听人说，他牺牲得很壮烈，那时他已是湖南省特派员，在对敌斗争中，与电台共存亡。大家都为他的牺牲，深深哀悼。爸爸一生一世也不会忘记这个和他一起走过两千里路的同窗好友，一起上“陕公”，一起上通校的好战友。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