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第一家大型纺织工业企业大兴纱厂
1921年创办的大型民族纺织企业大兴纱厂，在石家庄城市现代化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兴纱厂是石家庄第一家大型纺织工业企业，也是河北省创办较早的大型民族纺织企业，它的创建是石家庄近代民族工业大规模崛起的主要标志，不仅标志着滹沱河流域石家庄地区纺织业从手工小生产步入了近代大机器生产阶段，也标志着石家庄近代城市化的深入发展。
大兴建厂的历史背景
到清末，这里虽是纺织业生产发达的地区，但是生产方式仍然是手工生产为主。清末民初，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近现代工业兴起，发展到纺织领域，河北省（直隶）有了一批现代化的纺织厂。从地域上看，当时主要集中在沿海一带，以天津为主。从投资经营主体看，又以官僚资本投资经营为主。石家庄一带虽然是棉花产区，仍然是以输出原料为主。1920年代，石家庄每年棉花交易额在2000万元左右。据1924年石家庄车站报告，该车站在这一年“共装棉千余车，按每车20吨计算，共装出2万吨。每吨等于16.71担，共计为33.5万担，共值2172.万元。”（参见《河北经济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版33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给中国民族资本企业造成一个发展的机会，尤其是民族纺织工业得到空前大发展，据统计，从1914年至1922年，纯由民族资本创办的纺织企业达54家，其中，在1921年和1922年创办的纺织企业就有36家。河北省（直隶）的民族工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棉纺织业有了很大发展，由沿海深入到内地，石家庄大兴纺织厂就是在这个时期建厂的。
大兴纺织厂是“汉口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所属纺织工厂，前身是楚兴公司，创始人是徐荣廷。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自顾不暇，我国民族工业始有生存和发展，楚兴公司和其他纺织业一样因之获得超额利润。1919年楚兴公司决定组成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建立拥用主权的大兴纱厂。
大兴纺织厂的厂址选择颇费周折。起初把目光投向棉花产地和交通便利的郑州，由公司董事苏汰余带人到郑州作了实地调查，发现郑州周围虽然盛产棉花，但因铁路四通八达，棉花运销方便，沿海各地大批棉商、纱厂竞相来购棉，日本商人还在此设立买办，买棉出口，棉花价格并不便宜。更不利的是郑州有一家豫丰纱厂，创办已数年，有一定规模，且站稳了脚跟，在此建厂与豫丰竞争不是上策。于是，在郑州建厂之议遂即放弃。此后，又筹措在武昌建厂，并陆续高价购买地皮约3千平方米，可创办5万枚纱锭的纱厂一座，同时修建了码头，共计投资30余万元。此时，徐荣廷招聘原上海华丰纱厂经理张英甫出任筹备中的大兴纱厂经理，他建议，在石家庄选址建厂。综合考虑，湖北纺织业比较发达，竞争对手多，产品易滞难销，而石家庄有更大的优势。最后果断决定，放弃在武昌建厂的打算，在石家庄创办大兴纱厂。
1921年秋，张英甫率员到石家庄。经实地勘察后，在休门村南购地100亩，开工建厂。1922年2月开始动工。在施工顺序上，先建厂房，次建仓库，再建办公设施，后建住宅，以便缩短施工设计，早日投产。经过七个半月的昼夜施工，当年10月5日竣工投产。
在石家庄建厂是一项非常明智的决断。从经济上看，首先石家庄周围地区盛产棉花，自明清以来一直是全国主要产棉基地，原棉价格较低。而石家庄面临广大的初级市场，周边的高阳、栾城、定县等地手工纺织工业发达，对棉纱需求量较高，石家庄接近这些初级销售市场，棉纱产品销售价格较高。在此建厂，不仅可以增加购与销的地区差价之利，还可大大减少原棉、成品的周转经费。其次，石家庄又是京汉与正太两铁路的交汇处，交通便利、运销方便。再次，石家庄地区机器纺织业是空白，在此建厂，独家经营，少竞争对手，便于管理；还有，建造纱厂须自备发电设备，煤的供应至关重要。而石家庄近距井陉、阳泉产煤区，能源供应便利，且煤质优良，价格每吨较武汉低一半以上；再加上石家庄周边廉价劳动力资源充足，这一切优越条件，都可以使工厂成本降低，在与日本、英国等国的洋纱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分析，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经济势力已侵入沿海各大城市，在沿海投资建厂，虽然资金周转快，技术人才多，但投资风险大，成本高，竞争困难；而在内地设厂，深购远销，降低成本，能避免与帝国主义经济集团直接交锋，减少竞争中的损失和政治上的风险。因此，在石家庄创办大兴得到大兴公司的经营者的赞赏。1933年《大兴营业报告书》中就说：“查本厂之设，所以舍武汉而趋石家庄，原是取之于内地棉花煤炭均可就地取材，所以纱布亦可就地销售之。故从前逐年赚钱较通商各埠优越者，其重大区别亦在于此。”大兴公司第三任董事长黄师让也说过：在“与日纱杀价竞销中，公司得以立于不败之地，足见内地设厂，深购远销的经营方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黄师让《裕大华企业四十年》，《文史资料选辑》第44辑10页）1937年大兴公司有系统地论述：“本厂创办人、总经理徐荣廷先生，具有独见。从纱厂之设，固须经营得法，机械精良，但原料之供给，产销之畅达，犹为要素……以斯地绾毂南北，控制燕晋，既为棉煤出产之富域，更为纱布推销之便利，诚属产销合作之唯一佳区也。”而后世经济学界也给予了较高评价，认为“在选择厂址上，不仅考虑到原料产地，而且特别注意市场条件，避开帝国主义的竞争。”
萧条期的蓬勃发展
在近代民族资本经营的工业企业中，大兴纱厂是经营比较成功的企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日益恶劣的环境中，该厂的经营者们，以稳健的经营作风、稳定的领导核心，完善的管理体系、有效的资本积累手段，利用接近原料产地和初级市场的地理优势，巧妙经营，保证了产品畅销，所产“双福”牌棉纱和“山鹿”牌细布曾畅销华北、东北广大地区，在国内纺织品市场上享有较高声誉，有效地抵制了买办资本和官僚金融资本的渗透，抵制了日本纺织产品向中国的推销。
从1922年投产，到1937年被日本侵略军强占，大兴纱厂度过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两次危机。
1921年和1924年，是中国棉纺织业的大萧条期。大兴面临的经营形势其实是很严峻的。大兴纱厂建成投产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势力又卷土重来，再次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大批洋纱、洋布再度向中国倾销，使国产纺织品滞销，市价跌落，大兴纱厂开工的这一年，沿海的民族纺织企业，每生产16支纱一包，就要亏损银十四、五两之多。为应对恶劣条件，华商各纱厂被迫集体限价销售、减工限产，收效甚微。再加上金融资本趁火打击，华商企业纷纷破产。据不完全统计，仅1921年和1922年两年，我国即有10家华商纱厂被银行和其他债主接管、吞并和拍卖，停工停产的厂就更多了。在1923～1931年9月间，被外国资本、买办资本、官僚资本、金融资本合并或代管的纱厂达52家。
大兴纱厂在面临着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打压的同时，还遭受军阀混战的祸及。大兴纱厂开工后，军阀混战正酣，京汉、正太铁路时常因战争而中断运输，山西煤炭运不进来，生产的产品运不出去，产品经常大量积压。再加上市面恐慌混乱，大兴纱厂往往被迫停工。据不完全统计，从1924年至1928年的4年间，因战争直接造成停工共达297天半，相当于10个月没有生产，给大兴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除了战争造成停工停产，各路军阀派款、兵痞敲诈和支应往来军队的开销，也给工厂带来极大负担。几年战乱中，大兴纱厂仅先后为晋、奉军阀支出军费即达325000余银两。为了避免军阀给工厂带来更大损失，大兴纱厂的经理、厂长绞尽脑汁想对付的办法。如厂长石凤翔在日本留学时，曾与孙中山先生一起合过影。还有一年张作霖、张学良路过石家庄时，徐荣廷总理设宴招待，也在一起照了像。大兴把这两张照片作为护厂符，用了多年。晋军来了挂孙中山与石凤翔等人的合影，奉军来了挂张作霖与徐荣廷的合影，多少也起了一些震慑作用。
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兴纱厂经营者一反沿海各纱厂办厂经营的常规，实行背靠原料产地，面向初级市场，集工业、贸易和金融于一体的经营战略，使大兴纱厂成为有别于沿海各企业的独具特色的民族纺织工业企业，与沿海各纱厂纷纷倒闭，停工、亏损的情况相反，大兴纱厂一没停工，二没举债，在这种环境下却异军突起，生产能力不断得到扩充和壮大。到1923年，大兴纱厂固定资产1869294两银，自有资本额2107658两银，1930年发展到固定资产2557783两银，自有资本2249876两银。开工时有纺纱机20448锭，到1932年，已有钞绽29376枚，布机492台，织毯机8台，染色机1套，自备电厂，具有自纺自织自染和整理全面配套的生产能力。大兴纱厂的员工，职员76人，技术工人300人左右，1924年有工人1700人，1928年有3300人。从1923年起至1931年这八年中，大兴的产品产量基本呈直线上升趋势。棉纱年产量由1923年16000件，增加到1930年的27075件，增长69. 34％，平均年增长率8％左右。棉布产量由1924年的75700匹，增加到1930年236318匹，增长了212.17％，平均年增长率为35％左右。8年间棉纱总产量达175214件，棉布总产量870125匹。连年获厚利，第一年(1922年10月—1923年12月底)，盈利银40万两，折合银元57万元。第二年，即大萧条达于顶点的1924年，盈利继续上升，盈利银48万两，折合银元68万元，比头一年又有增加。8年共获利银4652877两。其利润率按股本额计算，1923年为18.77%，1930年为31．06％。按自有资本额计算，1923年为18.70％，1930年为27.79％。按销售额计算，1923年为11.73%，1930年为13.77%。实际上，这只是大兴经营者向股东公布的数字，并不是大兴的实际利润，实际利润比这要高。如果将大兴纱厂8年的经济效益与同时期其他民族纺织企业作一比较，就更显出大兴发展之块、盈利之巨。如武昌裕华纱厂生产规模比大兴多1万纱锭，布机还比大兴早开工一年，但同期利润总额只相当于大兴同期利润的73．76％。
与洋布争夺市场
大兴纺织厂主要产品棉纱有：16支获鹿棉纱，16支太极绵纱，10支双福棉纱，20支双福棉纱。每日生产棉纱约70件，每件重量为400磅约合410市斤。年产量为23740件，约合973万余市斤。
当时，中外棉纱销售竞争日趋激烈，既有印度、日本棉纱充斥市场，也有上海、天津、郑州等地纱厂的产品销售。大兴上马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能挤进竞争激烈的棉纱销售市场。大兴纱厂靠灵活的经营、稳定的价格、可靠的质量，后来居上。
先是占领石家庄周边的初级市场。滹沱河流域的冀中一带，是传统的手工纺织业发达地区，是棉纱需求量旺盛的初级销售市场。大兴开业之初，就把眼光瞄准初级市场。为了打开销路，大兴组织自己的销售队伍，直接深入到周周各县的城镇集市去推销产品。
占领了石家庄周边的初级市场，大兴又利用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北上南下、东往西去，四路出击，开辟更广阔的市场，棉纱销路，很快从附近手工纺织户发达的各县镇迅速扩展。东路打开了徐州、开封、辛集、南宫等地的市场；西路销往山西榆次、平遥；南路到达长沙、万县、重庆、汉口、洛阳、驻马店、漯河、许昌、郑州、新乡、彰德邯郸等地；北路直至天津、北平、高阳、保定。（《石家庄大兴纺织染厂概况》1937年铅印本）
在布匹市场，大兴纱厂主要是与英国竹布、日本细布竞争而占领市场。
民国初年河北乃至华北的棉布市场上，主要行销英国生产的三剑、金狗、牡丹等牌号的竹布，后来日本产的本色12磅龙头细布，因质地结实、耐穿耐用逐渐在市场上占据优势。大兴自1924年生产棉布之始，就瞄准市场行情，把着跟点放在与日产龙头细布争夺市场上，通过改造工艺、提高质量，生产出了适合市场需求、布商乐于经销、消费者也乐于选用的“山鹿牌”细布，很快在市场竞争中显出优势，占领了原日本龙头细布的销售市场。到20世纪20年代末，大兴的“山鹿”布已成为闻名省内外的名牌产品，不仅畅销华北地区．而且打入中原、西北地区，销住开封、榆次、西安、兰州、洛阳、郑州、汉口、北平、天津、张家口、大同、绥远、包头等地。在1931年以前的六七年间，大兴的棉布基本上是产多少销多少，尤其是 “山鹿”牌细布，往往供不应求。
恶劣环境中的艰难生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加紧对中国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控制了东北的广大市场后，并向华北、华东地区大量倾销日货，侵占市场，日货斥充中国市场，使本来就步履维艰的中国民族纷织业陷入新的更深的危机中，中国民族纺织业又一次面临危机，处境日益艰难。从1932年始，中国棉纺织品销售每况愈下，逐渐失去了与日本产品竞争、对抗的力量。1932年至1936年间，全国被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改组、租赁、拍实甚至倒闭的民族纺织企业计35家，到1935年6月底全国完全停产的民族纺织企业有24家，减工者14家。到1936年新棉上市之前，长期停工者仍有23家。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大兴纱厂也陷入困境，开始了从1931年到1937年六年的惨淡经营。首先销售市场受到日本打压，再加上民不聊生，市场需求萎缩，产品销路不畅，产品价格下跌。1932年夏秋之际，积压产品价值逾200万元。1933年出现了大兴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亏损，达269307元，1934年继续亏损141536元。
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大兴不是坐以待毙，而是迎逆境而上。从整顿企业内部入手，通过调整整顿企业决策、管理层，整顿厂务，改革内部管理体制，强自身、固根本。同时决策，于1934年10月在西安筹建大兴二厂，于1936年初投产。经过一系列整顿、革弊创新，使大兴走出困境，在日益加重的民族纺织业危机中站稳了脚跟。1935年转亏为盈，盈利2万余元，1936盈利达47万余元，1937年盈利1031980元。
1937年10月，石家庄沦陷，大兴被日本侵略军强占，大兴遭到毁灭性破坏，3万枚纱锭被强行“献铁”锤毁，只剩下5000枚，布机仅余百余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以大兴为敌伪资产之名予以没收，几经交涉，才收回。生产经营极度不景气，1946年棉纱产量仅为1936年的9.13％，棉布产量为1936年的34.76％。
1947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大兴经营者逃离，人民政府代管，实行民主管理，开展劳动竞赛，组织职工抢修遭国民党军飞机反复轰炸严重毁坏的机器设备，尽快复工生产，劳动生产率直线上升。棉纱产量，1948年4719.46件，1949年前10个月5852.98件；棉布产量，1948年31322.03匹，1949年前10个月87020.84匹；棉毯产量，1948年14834条，1949年前10个月32910条。
1949年10月，人民政府将大兴纱厂发还私营。
20世纪初，石家庄大兴纱厂与正太铁路总机厂、焦化厂的相继建立，三大企业拉动了石家庄的经济发展，带动了电力工业、中小型机械制造、针织、铁力加工等中小型企业兴起，促进了商业、金融、服务、电信、交通运输等行业发展，为石家庄现代化城市兴起、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产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