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木林是我的父亲。去世整整30周年。

很想写点东西纪念他,一个把一生投入到为人民服务之中的普通军人平凡而又传奇的一生。


1968年11月1日,《战友报》报道:“河北省军区召开隆重庆功大会,会上,省军区司令员马辉同志宣读了北京军区给柴木林同志记一等功的命令和中共河北省军区委员会关于在全区机关、部队和民兵中开展向柴木林同志学习的决定。”

《战友报》、《河北日报》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军医——柴木林”为题,报道了他的事迹。

1969年4月,柴木林出席了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柴木林离休前任河北省独立一师后勤部副部长。1930年出生在河北高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1月参加八路军,1947年入党,1991年7月病故,年仅61岁。

他的人生很短暂,他的经历很简单,他用一生做了一件事——救死扶伤、治病救人,践行入党誓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在有限的生命里,把个人的一切无私地献给党,献给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最基层的军医,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迹。在他的身上,体现出共产党员不变的初心。他的人生很平凡,但也有过辉煌。从一名基层军人,成为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受过毛主席的接见。1617973223679557.jpg  

他的人生贯穿着两个字——感恩,他以朴素的感情,认定是毛主席、共产党救了他,他要把生命的全部献给党,也不足以报答党的恩情。因此,他一生做出了许多事,报答党恩,有些事情在今天看来,让人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甚至认为他傻,傻得难以理解。为抢救磷中毒病人,他口对口为病人吸痰,自己中毒;为探索针灸疗效,他冒生命危险在自己身上试针;为试验止血药,他毅然割开自己的血管;为试验冻疮药,他冻伤自己的脚……【柴木林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

   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许多60岁以上的人还记得柴木林的名字和事迹。我怀着一颗崇敬的心,整理了父亲的一部分事迹。不仅是对父亲,更是对老一辈共产党员的崇敬和追寻。

 

为抢救磷中毒病人不顾个人生

     ——“毒就毒我一个,死就死我一人吧。”

        六十年代,柴木林所在的河北省军区独立师五团海防连,驻地黄骅县歧口村,地处渤海湾一个非常艰苦的渔村,苦海盐边,不通汽车,没有电,喝又苦又咸的高氟水,在几十里的海堡出诊要骑自行车或者骑马,缺医少药。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柴木林在这里当了十三年军医。因为当时部队换防,新的单位需要军医,组织上把他留下来,原单位编制上取消了“柴木林”的名字,而新换的部队花名册上也没有增加这个人。就这样,阴差阳错,他成了被遗漏的人,十几年没有提职,没有加薪,没有调动,他就在艰苦的海边默默地工作了十三年,成了真正的“无名英雄”。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遗忘的人,始终没有忘记共产党员的宗旨,全心全意为部队官兵和当地群众服务,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海边上的群众都知道,有病来找军营的柴军医。直到今天,海边上的老人还一直记得他。

1967年12月12日,黄骅县后塘堡村有两户村民在野洼里拣回两只死大雁,本想改善一下生活,没想到惹出了大祸,大雁是人放了农药,用来药狐狸用的诱饵,两户村民食用之后全家都中了毒,一人已很快死亡,其他6人不同程度中毒,生命垂危,时任海防连军医的柴木林接到村民的求教,马上带着卫生员顶着刺骨的海风,骑车到后塘堡,走到张巨河村,碰到了往医院送病人的车,这时,公社医院的蔡本清医生也赶到了,他们马上检查,只见病人脸色发紫,呼吸困难,口吐白沫,鼻流黑水,蒜味刺鼻,不省人事,处于窒息状态,情况非常危急。经验丰富的他根据平时抢救中毒病人的经验判断,这是1605农药中毒,烈性有机磷。时间就是生命,两位医生立即决定,马上就地抢救,病人家属不放心,说:“不赶紧送医院,再死人怎么办?”柴木林也深知责任重大,后果严重,但他顾不得个人的责任,果断地说:“到医院还有五十里路,天又黑又冷,路又难走,怕病人坚持不到医院,我们现在就地抢救,马上和县医院联系,让他们尽快赶到这里。”  

于是,大家把病人抬下车,在张巨河村找了两间民房,争分夺秒的抢救。这时村民白凤玉家的孩子呼吸道堵塞,脸都憋紫了,需要立即吸痰。没有吸痰器怎么办?柴木林毫不犹豫地伏下身子,嘴对嘴地把黑色的痰液吸出来吐到手绢里,然后又一连数十次做人工呼吸,直到孩子能自主呼吸了,他才缓了一口气。为了抢救病人的生命,什么毒呀,脏呀、死呀,毫不顾及。昏暗的煤油灯下,炕上还躺着三个危急的病人,他一会儿给这个打强心针,一会儿给那个做人1617974895145748.jpg工呼吸,他和蔡医生带两个卫生员一刻不停地抢救。就这样紧张抢救几个小时后,柴木林感到头晕,恶心,腹痛,大汗淋漓,两腿发软,险些栽倒。他意识到,自己中毒了,他想,毒性真大,来的好快啊,他隐约感到一丝恐惧,但他不能倒下,病人的生命系在他的身上。他强打精神,做了几次深呼吸,又继续工作。一直坚持到县医院救护车赶到。病人要吐,他赶紧用双手接着,然后埋在屋外安全的地方,他怕污染物引起其他人或家禽中毒,别人替他他不让,他说:“我已经中毒了,不能再让别人中毒,毒就毒我一个,死就死我一人吧。”

在场的群众感动的流着泪给他拿肥皂,倒水,一位大娘拉着他的手给他洗,真诚的说:“就是自个儿的亲生儿女也做不到啊。”他与地方的医生一起,在死亡边缘上救活了四名病人。病人家属含着泪说:“是解放军给了俺们第二次生命。”

 

为救农妇生命,不怕承担后果

——群众的生命高于一切,个人的后果算得了什么?”

        当年的歧口村,偏僻贫穷,缺医少药,村民有了重病、急病就到军营找柴医生,柴木林医术高,用中西医、针灸结合,救治了无数部队官兵和群众,至今老百姓还记得他。

歧口地处渤海湾,七、八月份闷热潮湿。1967年8月的一天,离驻地不远的东高头村村民王志肖的爱人分娩后得了产褥热,高烧41度三天不退,处于危险之中。

当地的风俗,女人坐月子不能见风,不能见外人,有病也不许找人看。眼看着妻子病情危急,王志肖不顾家人的反对,跑到海防连求柴医生。柴木林二话没说,马上赶到病人家中。一进屋,就感到憋得出不来气,三伏天,门窗关得严严的,一丝风也不透,产妇用棉被捂着,在炕上噔踹着,胸口抓的直流血,嘴里说着胡话,情况非常危险。柴木林一看就急了,正常人扇着扇子还汗流浃背,而病人却这么捂着,这要捂出人命来的。他一边检查病人情况,一边命令家人把门窗全部打开,再三说服家的老人,才把病人身上的被子掀开。他赶紧给病人用上退烧药,病人体温一直不见下降,柴木林让人端来一盆温水为病人擦洗,物理降温。病人体温还是降不下来。按常规说,产妇不该着凉,他非常清楚,如果治不好,将承担什么后果。怎么办?顾不了那么多,救人要紧,当务之急,就是要降温。他打破常规,让人到冷库去要些冰块来,砸碎了敷在腋下,大腿根部,用冰水擦洗身体,扇扇子,把冰镇汽水,一勺勺喂下去。慢慢的病人体温开始下降,人也安静下来,两个小时后,体温降到了38度,神志也清醒了。能坐起来和家人讲话了,柴木林这才松了一口,一直守在病人身边一天一夜,直到病人脱离了危险。病人家属由担心转为放心,由不信任到感激不尽。

 

为了一个生病的战士涉水上岛

     ——“哪里有病人,医生就应该到哪里去。”

        在柴木林的作息时间里,没有上班下班,他是位“全天侯”、“全科”医生,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不论是官兵还是老百姓,只要有病人,他背起药箱就走,随叫随到。多少次撂下饭碗,饿着肚子就走。长达几十公里的海堡他不知跑了多少趟。战士们训练、执勤回来,不管多晚他也要去巡诊,已经成了多年的习惯。他在海防连工作十三年间,在缺医少药的条件下,抢救了三十多名危重病人的生命。1617974219223980.jpg  

海防连执勤点分散在长几十里的海防线上,出诊要靠步行、自行车、骑马,送病号要靠马车。狼坨子执勤点是里连队最远的,不涨潮时和陆地相连,涨潮时是个小孤岛,只有几个战士值勤。一天,柴木林接到电话,战士王常发剧烈腹痛,他立即骑上自行车,没顾得吃饭,顶着5、6级海风,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急行,他必须要在涨潮之前赶到。下午两点多,赶到狼坨子村时,潮水渐渐涨上来了,小村四面围着水,象是漂泊在大海里的一只小船。这时他又累又饿又渴,筋疲力尽,也不知水有多深,但是如果现在不冲过去,就要等下午5点退潮才能上去,一想到战士不知病得怎么样了,有危险没有,早一点到达,病人就会早一点救治,于是他毫不犹豫,扛起自行车下了水。水越来越深,已经没过大腿。正在这时,巡逻的战士发现了他,赶快把他接上岸。柴医生诊断病人是急性肠胃炎,给他打针、吃了药,亲手给他做了病号饭,王常发躺在床上,流着泪说:“柴医生,你就像我爸妈一样。”直到病人没有危险了,潮退了,他才离开。 【海防连时期的柴木林】

                                          

为了试制“冻疮酱”不惜冻伤自己

      ——“为干部战士解除痛苦,是医生的职责。”

       1968年,柴木林调到河北省独立师五团担任卫生队长。

那一年,部队到冰天雪地的关外执行战备任务,有许多新战士是从南方入伍的,不习惯寒冷的气候,加上任务急,工作量大,野外作业,许多战士冻伤,不仅影响了战备工作,战士也遭受很大痛苦。当时,部队预防和治疗冻伤,只有凡士林、樟脑膏之类的药物,效果也不好。柴木林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想北方老百姓世世代代对抗冻伤,民间有许多偏方很宝贵。于是,他发动官兵搜集偏方药方,深入民间,走访民间医生,收集了许多土方土药,加以研究。他发现了一个花生和香油可治冻伤的偏方,他想,花生叶可治头晕,降血压,花生花治疗尿路感染,都有消炎的作用,用花生皮治冻伤很有道理,经过反复试验,他又发现,醋可以用以舒筋活血,用来代替香油,更经济实惠,再加上传统的治疗冻伤药物樟脑,配制成了“冻疮酱”。为了试验“冻疮酱”疗效,他要亲身体验,在零下二十几度寒冷的气温下,到工地和战士们一起工作。寒冬,只穿一双单鞋。夜里睡觉,有意把脚放在被子外边,硬是把自己的脚冻伤。为了更好地观察,体验敷药前后的变化,他开始坚持不敷药,夜里,当脚暖和以后,痛痒难忍,无法入眠。第二天他把自制的“冻疮酱”敷在红肿的脚上。过了两天打开一看,红肿消了。第四天,皮肤的颜色也变的正常了,效果很好,他和战友们非常高兴,马上给冻伤的官兵们敷用,很快解除了官兵的痛苦。这种药原料来源广,制作简单,成本低,用起来很方便,效果很好。于是团领导指示,卫生队赶制了300斤“冻疮酱”,专门派出两个医疗组,分头送到施工部队,使冻伤的官兵得到有效及时的治疗。

 

为试验“止血药” 切开自己的血管 

    ——“研制止血药是战备的需要,也是我多年的心愿,只要能成功,我流点血算什么。”

        柴木林15岁参加八路军,是一个在战场上背起牺牲的卫生员的药箱成为医护人员的,当年,眼看着战场上伤员流血牺牲却束手无策的惨烈场面,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他自己也在战场上负过伤,他的中指是残疾的,腿上留下取弹片的伤疤。加上他多年工作在缺医少药的偏僻海边、基层部队,时常遇到伤员流血不止的情况,止血是最紧急,最棘手的问题。多年来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要试制一种有效的止血药。1617974962689799.jpg  

柴木林是一个从战壕里学习文化的土医生,解放后曾在医疗培训班和保定医学院进修过一年,这就是他全部的学历,他靠自学,刻苦钻研,从书本上学,在民间拜师求艺,研究传统医学。为了试验止血药,他到医院请教医生,到民间去搜集偏方,采集中草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搜集了几十种偏方和中草药。他象着魔一样,逢人便打听,“你知道止血的偏方吗?你听说过什么草药能止血吗?”有一次,他出差在火车上,又在琢磨止血药,他从卤水豆腐,想到水泥的凝固原理,突然激动地对身边的旅客说:“哎同志,你说点豆腐的卤水能止血吗?”搞的人家茫然不知。他对搜集的上百种偏方和草药,对各种草药的性质及止血原理进行认真分析对比试验,他和卫生队的同志们不知熬了多少夜晚,用土法制成了一种新的止血药。制成之后,他们进行了多次的动物试验,证明止血效果很不错,但对人的止血效果如何,还没有试验过。柴木林只是个土医生,没有更多的实验条件和检验设备,更不能拿病人做实验,就凭着对事业的执着,对人民的忠诚,他决定用自己的身体做试验。他的想法遭到了战友们的坚决反对,那天中午,柴木林打发同志们吃饭去了,他准备好了试制好的止血药,在自己的腿上打上麻药,便毅然用手术刀切开了自己腿上的血管,顿时,鲜血涌出,他冷静地敷上止血药,血很快止住了,效果很理想,他兴奋的忘记了疼痛。事后,他自己也有点后怕,当时屋里没有别人,如果止不住血,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如果没有一种信念支撑,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他做了一件他认为值得做的事感到很欣慰。

后来,他和战友们又不断探索,反复试验先后制成了止血一号、止血二号、止血三号,为部队的战备执勤和训练医疗保障发挥了作用。

 

为了缺医少药的群众,让小小银针创奇迹

      ——“宁可在自己身上扎百针,也不让患者白挨一针。宁愿把自己扎残了,也不让病人承担风险。”

        柴木林多年工作在缺医少药的基层和贫困地区,用针炙治病已经摸索了很多年了,应该说很有基础,但为了减少病人的风险和痛苦,每个穴位他都要亲自在自己身上试针,不知在自己身上扎过多少针,时间长了,他的手、手腕、脚、腿等常扎的部位,皮肤都变黑、变硬了。每个穴位他都要找到最佳的进针深度、角度和感觉,然后把各种亲身体验的感觉记录下来,摸索规律,积累经验。他的右手中指在战争中负过伤,捻针不方便,他经常在茄子上练,苦练基本功来克服伤残带来的不便,他的手法比正常人还要熟练准确。他的信念是“宁肯自己身上扎一百针,也不让病人白挨一针,宁愿把自己扎残了,也不让病人承担风险。”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贫穷落后,缺医少药,有病没钱进医院,只有拖着,就连最普通的抗生素都吃不起。1617974289171610.jpg  

为了落实毛泽东主席的“6.26”指示,“要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军队医疗系统派大批医务人员到农村巡回医疗。时任团卫生队长的柴木林,带着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经常带队到驻地几个县巡回医疗。他见到了太多的慢性病,疑难病,农民群众被贫困、病痛折磨、困扰,他拼出自己的全力来救治他们。于是,他研究土方土药,中草药和针炙为百姓治病。

针灸是我国传统医学中博大精深的治病手段,花钱少,治大病,是最符合农村医疗环境的。因此,他刻苦钻研针灸技术,小小的银针,让他一个基层军医发挥出极大的效能,创造出一个个难以置信奇迹。

 

针炙治疗聋哑儿童

1968年4月,柴木林带医疗队到滦县徐庄巡回医疗,碰到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很亲热地拉着他的手,边比划边哇哇乱叫,他妈妈说,他是让你们住到我家去。看到这个孩子,联想到巡诊中见到的其他聋哑儿童,柴木林深深地同情,他想,用针炙能不能让他们开口说话?这件事一直挂在他心里,回到军营,他和战友们谈了自己的想法,认真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大家也很支持。正巧,《解放军报》报道了沈阳军区一位叫赵普宇的医生用针灸打开哑门穴的消息。于是,他们就翻阅资料,查书本,请教老中医,分析致哑原因,学习前人针炙治聋哑的经验。治聋哑的关键穴叫哑门穴,书上说哑门穴只能进针三分到五分,深部是中枢神经,扎不好,好人也会扎聋、扎哑,甚至有生命危险。他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实践怎么会掌握第一手资料。他把风险留给自己,宁可扎坏了自己,也要闯出一条针炙治聋哑的路子。他恳请卫生员在他身上进针试验,卫生员说什么也不肯,说:“队长,这很危险,我们有必要冒这个风险吗?扎坏了您怎么办?”

柴木林诚恳地说:“我是医生,要亲自体验一下进针的感觉,你们别怕,我会掌握的。”卫生员还是不敢扎。于是,他拿出一根二号针在自己的哑门穴上进针,体会感觉,扎到三分五分,没有什么感觉,继续进针到一寸时,两腮麻木,再继续进针,发生了象触电一样特殊的、难以忍受的感觉和痛苦,他想,这可能就是理想治疗深度,他才把针退出来,两名卫生员出了一身冷汗,“队长,别再扎了,危险。”又经过多次实验,他冒险为治疗聋哑取得了第一手资料。他把体会告诉了两名卫生员,他们也都勇敢的在自己身上试验,取得了和队长相同的感觉。

他们开始为聋哑病人治疗。有个十六岁的男孩叫杜树林,经过十几次的针炙治疗后,柴木林从他的脑后拍手,他能够听到声音了,十聋九哑,解决了听力,慢慢地教他学说话,第一句话教他说“毛 主 席 万 岁!”那孩子居然一字一顿的发出了不标准的声音,很吃力地喊出了“毛、主、席、万、岁”,这是当时那个年代的时代最强音,不仅聋儿激动,家长激动,柴木林和他的战友们更是激动万分。一传十,十传百,许多人前来治疗,从三月份开始,到那年的年底,先后治疗了三十多个聋哑病人,他们大部分恢复了听力,能够发出单音,有的能连贯地表达出自己的意愿。1617975464114214.jpg  

1969年夏天,外事部门的人陪同一个外国男孩从北京专程来到部队驻地滦县找柴木林治疗。他是东南亚某国一位副总统的儿子,13岁,名叫狄峰,从小聋哑,先后走过6个国家治疗,都不见效。当时柴木林也很有顾虑,给外国人治疗这是头一回,关系到国际影响。但他想,狄峰首先是个病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于是,他把孩子安排在自己家中住下,和自己的孩子成为伙伴,精心照顾他,为了打消他的恐惧,柴木林首先在自己身上扎,表示不疼,不可怕,又给其他小患者扎,然后在给他扎。治疗一周后,柴木林在他耳后拍了两下,他马上回头来。瞪着惊喜的眼睛笑起来,他听到声音了。连续治疗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夜里,狄峰自己大叫:“尿!尿。”把他陪同的亲人激动的热泪盈眶,狄峰也用很不标准的中文一字一顿地喊出了:“毛、主、席、万岁!” 

今天看来,应该说,治疗聋哑,是到现在也没有攻克的医学难题,但柴木林确实治疗很有成效。他敢于闯聋哑禁区,敢于冒着生命危险在自己身上实验,这种精神是高尚和伟大的,为针灸治疗聋哑摸索了宝贵经验。

 

针灸救活小葵花

1969年10月的一天,柴木林正在石家庄开会,一位铁路工人抱着一个刚刚出生20天的孩子来找他,经了解,这孩子生下来时很胖,体重8斤,可是,生下来就不会吃奶,跑了几个医院,诊断为“先天性大脑发育不全”,想尽一切办法治疗,没有效果,只好从鼻子里插管灌奶水,来维持幼小的生命,20天后,孩子骨瘦如柴,生命垂危。孩子的父母觉得实在没有希望了,慕名来找柴木林。见到奄奄一息的孩子,柴木林想,大医院都治不了,我能治吗?家长看出了他的心思,含着泪说:“这孩子反正没救了,你就死马当成活马医吧。”柴木林认真给婴儿检查,分析判断,他认为患儿咀嚼神经方面的问题可能性更大,但他还没有给这么小的孩子扎针的经验。但情况危急,在家长的鼓励下,他采用新针疗法治疗,当扎了两个穴位后,同时用针刺划小孩的两腮表皮神经,然后把奶瓶放到孩子咀里,孩子的嘴唇有蠕动的动作。第二天,奶瓶里出现了气泡,经过几次治疗,孩子竟然完全能够自主吃奶了,又过了二十多天,体重又增加到八斤多重。孩子从死亡的边缘抢救回来,家长又惊又喜,抱着孩子看了又看,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命是柴医生给的,请柴医生给孩子取个名吧。”应家长的要求,他给孩子取名“葵花”,寓意葵花永远向着太阳。患儿家长为柴木林送来锦旗,“阳光雨露育青松,毛泽东思想育英雄,英雄救活葵花女,葵花永向毛泽东。”

 

“你救了我们这个家。”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的生活水平很低,有病没钱去医院,只有拖着、熬着、忍受着痛苦,这是农村病人的普遍现象。每当看到这样的情况,柴木林心中就非常难过,千方百计的帮助他们。

1969年夏天,柴木林带医疗队到河北乐亭县巡回医疗,遇到一个叫蔡风祥的农村青年,患了一种奇怪的病,不停的甩头、撇嘴、撕扯头发、吐唾沫,几秒钟一次,行为不受控制。因经常甩头,脖子后面的肌肉形成了一个突出的硬疙瘩,进针都困难。柴木林了解到,他的父亲是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二等残废军人,家里很穷,根本就没有钱去医院治疗。病人和家属的痛苦,祈求的目光,深深刺痛了柴木林的心,强烈的责任感,让他毅然收下这个病人。他把病人接到团卫生队,用针灸为他治疗,和他一起吃,一起住,认真研究病情,寻找病因,细心观察病情变化,精心治疗护理,用自己最大的能力来救治一个素不相识的病人。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治疗,蔡凤祥头不甩了,嘴不撇了,也不扯头发了,基本上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了。回到家后,很快可以从事基本的劳动,成为一个生活完全能够自立的正常人。他的老父亲感激的对柴木林说:“你救了我们这个家。”

 

心里装着病人,唯独没有自己

      ——“如果不能为病人治病了,我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

        1972年的冬天,柴木林随部队野营拉练,他患高血压病,加上体胖,走路很吃力,但他坚持和部队一起行军。一到宿营地,别人都休息了,他还要给当地百姓和官兵们看病,他当时小有名气,慕名来看病的人排成长队,他和助手为病人扎针,手指头都捻肿了,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由于工作紧张,劳累,他血压高,头晕,脚肿的穿不上鞋,几乎站不住了,他就用冷水敷一敷头,给自己扎两针,坚持看病,一连几天都是这样,当部队行军到河北无极县时,他终于累倒了,突然昏迷不醒,被紧急送到石家庄和平医院抢救,医生诊断为脑血管痉挛。抢救了六个小时才苏醒过来。醒来他对领导说的第一句话是“对不起,我没完成任务,群众还等着我治病。”他心里装着病人,唯独不顾他自己。他的事迹深深感动了部队官兵和群众,也鼓舞了野营拉练的部队。

从那时起,他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多年靠药物维持,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失眠,长年折磨着他。就这样,他一直没有停止给患者治病。甚至,生命的最后一天,还在为群众治病。他常说:“如果不能为病人治病了,我的生命就失去了意义。”

1991年7月11日,是柴木林生命的最后一天。谁也没有料到,死神悄悄逼近这位一生为别人解除痛苦的人。

因为沧州、天津一带患哮喘病的人很多,柴木林退休后潜心研究,经过多年实践,摸索出治疗哮喘的经验和药物,为很多病人解除了痛苦。每天都有病人慕名而来,他从来都是认真热情的接待病人。其实,那时他已经患了严重的糖尿病合并症,末梢神经炎疼得他整夜睡不着觉,吃不下饭。那天,他像往常一样认真诊治病人。夜里10点多,他照常服了镇静药睡了,他每天要靠镇静药睡眠。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再也没有醒来。凌晨两点多,当亲人发现的时候,不知什么时候,他已驾鹤西去,静静地,安详地,走了,没有向亲人告别,甚至没有向他自己告别,没有留下一句嘱托,没有惊动任何人,安静的走完了他短暂的61年人生。

 

后记:  忠诚的源泉

多年来,我一直想为父亲写些东西。然而,感情越深,越不知如何下笔。我翻阅了他当年的事迹材料,走访了他的老首长、战友、部下,我突然发现,他虽然是我最亲的人,但其实我并不了解他,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思想动机,以及许多细节。开始我对他的做法不理解,觉得他很傻,傻得鲁莽,傻得不真实,傻得难以置信,但当我看了他的日记,走访了当年一直跟随他的老部下,了解了他的历史和思想感情之后,我理解了他。他的信念,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把自己的全身心献给党也报答不了党的恩情,这就是支撑他的精神力量,有了这样的精神信念,他做出那些让今天一些人的价值观无法理解和相信的的事,就找到了注脚。他怀着一颗平常心,感恩心,朴素的感情,自自然然地,脚踏实地去做他认为应该做的事,他并不认为那是英雄壮举,他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应该的。

他在日记中多处写到“我一想到毛主席老人家的教导,什么累呀饿呀就都感觉不到了,只感到一种幸福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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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1969年4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九大’这样伟大的极其重要的党的会议,我这个普通的党员参加了,这是从来想也不敢想的,我在旧社会是受尽了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剥削,没有人拿我当过人看,我13岁就给资本家当童工,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可今天我却以党员代表的身份坐在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身边,讨论国家大事,党的大事,我们工农兵登上了上层建筑,有了说话的权力,有了地位,有了很高的荣誉,能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大事,再不受人剥削压迫,这一切都有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要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家人的一切……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他用朴实的语言,朴素的感情,诠释了他的精神和一切行动的动机和源泉。

柴木林出身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小吃不饱,穿不暖,要过饭,当过童工,眼看着亲姐姐被卖掉,他拼死抗争。15岁参加八路军,跟随革命队伍出生入死,亲身感受了今天的生活、红色江山来之不易,从骨子里感激共产党、毛主席给了穷苦人民翻生解放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他的心灵深处有两个字,感恩!始终支配着他的思想,这就是他和那一代人心灵深处的简朴而真实的动机。

今天,重新回顾他的事迹,他的精神,我觉得很有现实意义。人,有了崇高的信仰,坚定的信念,朴素的感情,他就可以舍生忘死,无怨无悔,无私无畏地为党和军队,为他人贡献自己的一切。让人感到了信念的力量,有了信念,革命先辈可以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有了信念,江姐可以在酷刑下坚强不屈,大义凛然;有了信念董存瑞可以手托炸药包,黄继光可以用胸膛堵枪眼;有了信念钱学森等一批科学家,可以舍弃一切,为国家的科学发展而献身。我理解了江姐,理解了董存瑞、黄继光,理解了钱学森,也理解了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