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了,我的父母随18军完成了进军西藏,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

  我的父亲夏川随18军进藏,纯属偶然。

  当时我父亲在二野五兵团十七军任宣传部长,17军已经奉命接管和经营贵州。

  我父亲已经被任命为贵州省的文教厅长,在贵阳市负责接管文教系统。

  1950年2月12日,他到五兵团部找杨勇、苏振华首长汇报贵州文教系统的接管情况。

  迎面碰到了18军的军长张国华,

  我父亲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

  1950年2月13日

  昨天因事到兵团,意外地碰到老领导张国华军长,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笑着说:“十八军要进军西藏了,我想让你一块去执行这个艰苦任务,干不干?”

  没有二话,我当即表示同意。

  但实在没想到,今天吃过早饭,王辉球主任(二野五兵团政治部主任)就正式通知我说,兵团已决定调我到十八军任宣传部长,要我尽快做行动准备,还给我带来2崭新的羊皮大衣。

  我决心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为完成解放西藏这一艰巨任务,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2月15日父亲就告别17军的首长和战友,离开贵阳,途径遵义、重庆,2月24日抵达18军所在地乐山,向18军报到。围绕“进军西藏,经营地方”这一宗旨,他很快就进入角色,在文教、宣传诸方面开展了新的工作。在途径重庆时,他专程去《新华日报》考察,选调了业务骨干张成治,着手为未来成立《西藏日报》做人才准备。不久,《新闻简报》(《西藏日报》前身)就创刊了。

  3月4日,他组织了全军在乐山召开的“十八军庆功暨进军西藏誓师大会”

  3月7日,他组织举行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

  3月27日,他拟定了《18军进藏的24条进军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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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一,父亲在进藏誓师大会上领颂口号】 

  阴法唐叔叔在回忆父亲的文章里说到:

  夏川同志担任军宣传部长不到一个月,便奉命召开了全(18)军宣传工作会议,开创了十八军宣传工作的新局面,为部队进军西藏树立了以苦为荣,以苦为乐,叫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大无畏精神;为在建设西藏的斗争中积极团结藏族同胞,自觉地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奠定了思想基础。一年之后,又为(18)军政治部提出的长期建藏思想作出了积极贡献。

  就这样,父亲和张军长走上了进军西藏的艰难路程,

  

  这是1950年8月31日,张国华军长在泸定铁索桥上,给父亲讲述16年前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故事。父亲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1950年8月31日

  翻过崎岖险峻,云雾缭绕,海拔3200米的二郎山,于昨天(30日)下午到达泸定。

  吃过早饭,和张军长(18军军长张国华)、刘主任(18军政治部主任刘振国)一起到大渡河桥头,望着滔滔河水,听他们讲述16年前,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情景,诸多感慨。

  车辆继续前进,当距离康定越来越近的时候,隐约可见成群结队,手持鲜花,停立在路旁,准备欢迎进藏部队的学生;再往前走,满街都是藏汉人民的欢迎行列,有康定的党、政、军领导同志,有在康藏地区颇有影响的爱国人士夏格刀.登、邦达多吉,相继献过哈达,接着便是蜂拥而上的鲜花人群,一些青少年甚至爬上战士乘坐的汽车,齐声欢呼,更使军民之间难分难解的鱼水深情达到了高潮。

  4ac0f81e0fa488725f9068c84769d3e.jpg        晚9时,地方召开欢迎大会,领导讲完话,进行了文艺演出,唱康定民歌,跳藏族舞蹈,……一想到今后就要和这些真挚的藏族人民生活、战斗在一起,感到特别亲切。

  昌都战役时,父亲率军工作组与五十二师副政委阴法唐、参谋长李明一起带154团执行穿插任务,参加了北线千里大迂回的作战,很好的达成了作战预期目的。

【图二,父亲和张军长在铁索桥上】。

  《解放西藏史》里这样记载“为实现深远的战役大迂回,五十二师阴法唐、李明组成师前指及所属一五四团提前于10月6日凌晨开始渡江,并迅速向预定目标前进,8日至青海省玉树以南的巴塘草原;郄晋武团长和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夏川具体组织协调部队行动。师前指于8日赶到巴塘草原,8、9两日,按骑支、师前指和一五四团的序列向西南继续前进。”

  进藏路上,他和战友们一起爬雪山趟冰河,为了能和沿途的藏族人民交流,他带头学习藏语,吃糌粑,喝酥油茶。

  正由于这种革命军人所具有的忠诚和责任感、使命感,使父亲无论在艰苦卓绝的进军途中,还是在到达拉萨之后开展复杂、细致的统战工作,都作出了突出成绩,得到上级和广大指战员的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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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三,到达拉萨的父亲和战友】

  左起,18军保卫部长王华,民运部长平措汪杰,宣传部长夏川,52师政委阴法唐

  1954年10月父亲带领一个小分队执行总政下达的电影拍摄任务,带领摄影师韦林岳、美工师寇纪文,克服高原反应,上到六千多米的珠穆朗玛峰北麓的珠峰脚下(现珠峰前进营地附近),把五星红旗第一次插到喜玛拉雅山上。圆满完成了珠峰的拍摄任务。

  在萨迦,他们还拍摄到了元朝皇帝颁给萨迦王的金印、诏书;拍摄了忽必烈赠送给萨迦王的,一直被看做是吉祥圣物的海螺,以及明朝洪武皇帝颁发给萨迦王的《诏安圣旨》等历史文物,用铁的事实证明了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55年,父亲因工作需要,调到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任副厂长工作,人虽然在北京,但他那一颗心却并没有离开西藏,凡是有关西藏的任何一条新闻、一部作品,他都极为关注。60年代初期,他为电影《农牧》的拍摄倾注了心血,影片成功面世后,他又为《大众电影》撰写评论,热情推介。当他离开西藏已经26年之后的1981年,已进入63岁花甲之年的时候,却怀着异乎常人的勇气和热情重返西藏,“愿在边卡度余年”,决心要把他的毕生精力献给西藏人民。 

  “人虽迟暮性如火,满怀豪情返高原。”第二次进藏他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也同时担任西藏军区副政委。此间,为西藏文化宣传事业和筹备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他呕心沥血,但依然挤出时间多次下部队,深入基层,到边防哨所……他曾经两次到海拔5300公尺的高山哨所查果拉,在极度缺氧的情况下,去看望鼓舞了那些“立足雪山、放眼天下”“长期建藏、以边疆为家”的英雄战士,并为他们写下了赞颂的诗文。

未命名_副本_副本.jpg【图四,父亲(右一)在西藏自治区文联大会的成立大会上。罗念一指挥大家唱歌。】

  在他的关心和领导下,西藏文联于1981年10月16日在拉萨成立,他任西藏文联名誉主席;他亲自出面请来以赵寻为团长、葛洛为副团长,有柳倩、阿依吐拉等专家和著名艺术家的全国作家艺术家代表团专程到拉萨祝贺,出席西藏首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他关心着区内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亲自过问《西藏文学》《西藏歌舞》等文艺杂志的内容,还曾为《藏族作者小说专辑》作序;促进召开五省区藏族文学座谈会;为推动西藏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