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良师益友
孙德义先生已经“走”了两年多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却经常浮现在我的面前。是的，忘不掉的，永远忘不掉的。
我与孙德义老师相识近四十年。他学识渊博、谈吐幽默的功夫令我折服；他乐于助人、见难就帮的作为令我感动；他坦荡无私、力主公正的人格令我尊敬。他是我非常亲密的良师益友。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乡下的一个单位上班，业余时间喜欢给县广播站写写稿件，有时候到县里办事，顺便到县广播站送稿，找编辑请教新闻报道要点和对稿件的要求。那时候，孙老师正在县广播站当编辑，我每次去他都热情接待，他话不多，但句句都能说到点子上。他常常是当场审阅稿件，帮我改正错字、病句，使我受益匪浅。
1984年秋,我被调入县委宣传部当新闻干事,孙老师是新闻组长,我们成了同事，有了零距离接触。在孙老师的帮助下，我的写作水平有了较快的提高，较好地完成了对上报道任务。
半年以后，孙老师被提拔为县文联秘书长。经他推荐，我接任了新闻组长。我们仍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当时孙老师创办了一张文学小报《绿茵》，我给创刊号写了一篇人物通讯《脚印》。没想到，他挑出来不少毛病，还“逼”着我改了两遍，才开绿灯。当这篇稿子获《黑龙江教育》“迎接教师节征文”佳作奖时，我感到了他的高明，也懂得了他的良苦用心。
1986年年末，单位评选先进个人时，在群众投票时，我有幸中选。没想到，投票结束后，我就遇到了麻烦：一位追求上进的副部长，由于选票少，落选了。他认真查看了选票，发现在没投他票的人中，竟然有我。于是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质问我为什么没（给他）投票。我很气愤，就和他顶撞起来，楼内临近单位的同志都站到走廊里听“热闹”。我觉得事闹大了：自己还没转正,今后必然没有好果子吃，压力很大。孙老师了解详情后，他仗义执言，找常委部长如实反映情况，并提出了合理的建议。然后，又找我谈话，帮我卸下了思想包袱。组织又根据具体的情况，做了很好的安排。那位副部长和我都有了较好的发展。
后来，因工作调动，孙老师和我先后调离了县委宣传部的岗位。他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我被调到松花江电台工作，我家也搬到了哈尔滨市。虽然我们从事的工作没有直接联系，居住地也不在一起。但是 我们始终不忘初心，互相惦记。
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在哈市工作，一个在哈市读书。他时常来哈市看女儿。我也因工作需要，经常回延寿采访。他每次来哈，或我每次回延寿。我们都挤出时间，到一起聚聚，叙叙旧情，互相鼓励，共同进步。
他年纪比我大一邻，同属兔。他退休后，老有所为，奋笔疾书。由于他不会打字，只能坚持“爬格子”，写一篇千字文也要费很多时间。他把写好的文章草稿送给我看，还让我提意见。他还把这些草稿，让女儿和朋友打成电子版，复印了一份。为提高书籍的质量，他想再复印一些，送给几位老文友提提意见。当时我还在岗位上，就利用职权之便，帮他复印了几百页。
我退休后，自己编辑出版了一本文集《耕耘》，请几位对我知根知底的乡友和同事写点评。孙老师接到我的约请后，不顾年事已高，且在忙着校对自己的书稿的情况下，很快就把点评传给了我。他在点评中这样写道“我与德文是同乡同事，又是一生至交。虽长他几岁，却常为他的谦恭待人、勤奋做事、精心为文的品格所倾倒；尤其退休之后，拖着多病之躯，依然呕心沥血，笔耕不辍，更令我感佩至深！
谨赠数言，与德文共勉：
道德文章两为重，功名事业双手擎。
平生何日不追梦，苦乐尽在耕耘中。
看到这些热情洋溢、又充满深情厚谊的文字，令我十分感动，并将他的点评编入了我的书中的显著位置。
2018年秋季的一天，他在延寿老年公寓给我打来电话说：“明天我到哈尔滨办点事”，委托我给他找一处价格合适的宾馆。那时我身体不好，我拄着拐棍在我家附近，看了十几家宾馆，然后用微信把情况传给了他，并根据他的意见预定了房间。
第二天，我按约定时间，在公交站点等他。他到后，我陪他去了宾馆，又请他吃了午饭。他告诉我“这次来哈主要办两件事。一是还徐宏光的借款。二是请王家兴给他的文集写序言”，我按照他的意见，先联系上了徐宏光，然后就去饭店安排了晚餐。
徐宏光虽然退休了，家在哈尔滨。但是他又在中国经理人协会当副主席兼秘书长。常年住在北京，不常回来。回来后又很忙，我们俩在饭店等了两个的小时，他终于到了。
饭后，我正要去结账，孙老师说“我还要还钱，你别动了，这账必须由我结。”这时徐又加了两个菜，抢先去了吧台。见到这情节，我就不再坚持了。孙老师诚实守信，知恩图报，再一次感动了我。
第二天，他请王家兴吃饭，请我作陪。
第四天早上，我正准备再请他吃顿饭。孙老师却从宾馆给我打来电话，说事办完了，马上就去道外坐车。我急忙打出租车到宾馆，宾馆服务员说客人去饭店了。还没等我出门呢，他就回来了。于是，我陪他去道外长途客运站，送他上了长途车。
孙老师到家后，微信约我给他的“友声篇”专栏写篇文章。我回忆了我们从相识、相处、相知，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于是，我写了一篇散文《我的良师益友》，讲述了我们的故事。
2019年元旦过后不久，一天早上，我准备吃早饭，忽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你认不认识孙德义？”还说“我是他同病房的病友，他现在病情紧急，自己不能言语了。我在他的通讯录上，找到几个电话，都没打通，请赶快到医院。”我听到这个信息，很着急。我顾不得吃饭，立即给他在哈市的大女儿打电话，她大女儿立即与孙老师的“病友”联系了。紧接着，他我又给家住延寿的张咏鈡打电话，请他赶快去医院。
几天后，听说孙老师出院了。一直想去看望他，但因自己出行困难，未能如愿。再后来听说他病危了，我终于搭上了乡友的车，专程去延寿。我坐在病床上的孙老师身旁，他虽不能说话，但人很清醒。他热泪盈眶，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谢谢”。没想到，那次见面，竟成了“永别”。
2019年春天，《万点飞红》出版了。图书赠送那天，孙老师通过女儿约我参加仪式。我也做好了准备。因天气不好，我行动不便，没能成行。我写了“感动、感恩和感谢”表示祝贺。
听说他是坐轮椅出席的。没想到，十几天后，他离开了世界。在孙老师逝世两周年之际，回首往事，写了这篇文章，表达我对良师益友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