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虽然闫贵儿知道陈士英生活困难,但看见她今天这副样子仍不免吃惊。陈士英和衣躺在床上,屋里除了这张床就没什么家具了。窗根下放着一只中号砂炉,炉膛里空空如野,炉子也冷透了。墙角放蜂窝煤的地方除了一些煤渣子空无一物。炉边的地上扔着一口铁锅,两只瓷碗。闫贵儿知道,这个女人已经山穷水尽了。陈士英本来是闭目等死,看见闫贵儿进来,不知怎地眼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闫贵儿看见这光景也不禁鼻子发酸。他在门边靠墙蹲下,吸了吸屋里的冷气,问了声“生病了?”见陈士英没言语,又问“没吃饭吧?”陈士英闭着眼点了点头。闫贵儿本来还想问她是不是没钱了,想想问也是多余。他叹了口气,说:“怎么弄成这样?”陈士英泪流满面,也没抬手去擦眼泪,抽噎着说:“我想死了算了。”闫贵儿立刻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你这是什么话,这点儿困难就把你吓到了?”他缓和了一点儿:“就是生病了嘛,吃点儿药,病好了,还能继续革命嘛。”陈士英说:“革命也得有钱,没钱连生活都过不了,还革啥子命?”闫贵儿四下看了看,说:“再没有什么能抵挡一下的了?”他的意思是问陈士英还有什么可以变卖的东西没有。陈士英挥了挥手:“你自己看吧,这屋里还有什么?”闫贵儿早就看见陈士英床下的那只箱子,那是一口普通的杨木箱,陈士英平日里当宝贝似的收着,从来没当着外人的面打开过。闫贵儿老早就心里发痒,想知道那箱子里到底装的什么东西,但他没有立刻把话题引到箱子上。闫贵儿从怀里摸出五块钱,站起来走到陈士英床边,把钱放在被子上说:“我帮补你五块钱,你出去吃点儿东西,到红医站去开点儿药,过几天就好了,别再有什么不好的想法。”陈士英拿起钱,低垂着眼睛,默默地点点头。闫贵儿在屋里转了两圈,重新蹲在门边上。他又问陈士英,家里真的没有可变卖的东西了?不等陈士英回答,他指着床下的杨木箱说:“这口箱子还能卖几个钱,你留着它也没用。”这次陈士英抬起眼睛看着闫贵儿。闫贵儿赶紧说:“这箱子我帮你卖,卖得的钱都给你,我一分钱也不要。”陈士英又闭上眼睛,有一两分钟,屋里静得能听见钢针落地的声音。后来,陈士英吃力地爬起来,在床边站了站,定了定神,然后弯下腰去拖床底下的木箱。闫贵儿立刻起身帮她把木箱拖出来。陈士英打开箱盖,箱子最上面是一顶男人戴的蓝呢子解放帽,帽子下面是一双还很新的男式三接头皮鞋,皮鞋下面是一摞男人穿的衣服,有毛衣,衬衣和一条毛料裤子。闫贵儿一看,大叫着说:“你还有这么些好东西呢,你自己都啥光景了,还留着这些东西,早卖了也不至于到这步田地呀。”闫贵儿没想到的是陈士英回头冲他嚷了一句:“卖什么卖,我什么也不卖,这些是我男人跟我结婚时穿的,我死了还要带到火葬场去呢。”喊这句话似乎耗尽了她的气力,陈士英又一屁股坐在床上了,她轻轻加上一句:“我死后还想和我男人合骨呢。”看见闫贵儿傻愣愣地站在那儿,陈士英弯腰从箱子的最底下摸出一个布包,她打开布包,里面是一个绸包,绸包里是当年夫人给她的那枚别针。

  旗袍早已经不存在了,在五十年代陈士英风光的那些年里,遇上风和日丽的节假日,她都要穿上那身旗袍和丈夫一起逛马路,上公园。不上几年,那件旧旗袍就穿破了,拆了,做了包袱皮或是被人家要去当婴儿的尿芥子。只有这枚别针她还留着,因为夫人说过这东西还值几个钱,山穷水尽时,还许能救救急。这两年生活困难的时候,陈士英不止一次想到过这支别针,但是她总认为自己还没到山穷水尽时,另外,她也不知道这东西该往哪儿卖,能卖多少钱。今天看来已经到时候了,而且又有闫贵儿这么个现成的买主,她才最后下决心把这只别针拿出来。


  4.

  两只对称的,一模一样的凤,张开的翅膀和摆动的长尾围成一个大约五公分直径的椭圆。两只相对的凤嘴之间是一个像玻璃球的东西。整个别针是银白色的,凤是用极细的银丝盘掐而成,做工极其精致,栩栩如生而且翎羽毕现。那块像玻璃似的东西有胡豆(就是北方人说的蚕豆)那么大,呈淡淡的粉色,被磨出不少棱面,每个棱面反射不同的光。别针的金属部分薄如蝉翼,但分量却不轻。

  闫贵儿把别针揣摩了一阵,他以前见过类似的东西。头年,一个“收荒的”兄弟伙(就是北京人说的“哥儿们”)收过一只银发卡,卡子上也镶了一块这种“玻璃”。那小子花一块钱从人家手里收过来,转身拿到珠宝店就卖了九块钱。珠宝店的人说那银卡子不值什么钱,值钱的是那块“玻璃”,那叫“红宝石”。那块“红宝石”只有别针上这块的三分之一大,而且发卡的做工也比别针差远了。闫贵儿的脑子像上足了发条的陀螺一样飞快地转起来,他是在估算这别针的价值,在他的脑子里唯一的参照物就是头年他见过的那只发卡。像闫贵儿这种一辈子没享过福也没开过眼的穷人上哪儿去找其他的参照物呢?闫贵儿先是想那发卡是一块钱收的,这别针从做工和宝石的个头儿算怎么也得值五块钱,可是又一想,像陈士英这样山穷水尽的女人对这枚别针的期望值肯定很高,五块钱她准定不卖。那就七块钱,陈士英再不干,就加到九块钱,那就是到顶了。闫贵儿心里盘算的另一笔账是一块钱收的东西能卖九块钱,那这枚别针怎么的也能卖到四五十块钱,如果他能和陈士英成交的话,那他转手卖到珠宝店就能净赚四十多块钱,这笔钱在当年的省城足够一个六口之家过一个月。

  闫贵儿把别针托在手里,主意定了,抬起头来看着陈世英。陈士英赶忙从闫贵儿手里抓过别针,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问他:“你给多少钱?”闫贵儿清了清嗓子,说:“七块钱,怎么样?”

  “七块?!你龟儿子(相当于北京话“你丫的”)也太黑了!”陈士英真动火了,在她看来,闫贵儿是憋着主意要抢她的东西,这简直是趁人之危趁火打劫,“从前人家说你闫贵儿黑屁眼儿(就是说人心黑。省城人说话极损,人心在腔子里,再黑也看不见。肛门是五脏六腑在体表的出口,如果肛门都黑了,那就不止是心黑了,而是腔子里都黑透了。这种说法既形象又挖苦,而且更具有侮辱性),我还不信,今天信了。”

  “七块钱还少呀?我的陈孃哎(川湘一带称中年以上的妇女为“孃” <“娘”的阴平读音>,相当于北方的“阿姨”)。你也不想想现在是啥时候,东西不值钱呐。别说你一只别针,前两年大疏散的时候,一架德国钢琴,几千上万的东西只卖到百十块钱。西洋的雕花木弹簧床,崭新的,还卖不到这个价钱。沙发就更别提了。这些都是真的,我不骗你,不信,你自己去打探一下就知道了。”闫贵儿一脸的诚恳。

  “可东家说这东西值很多钱。”这话是陈士英最后的防线,其实她心里比闫贵儿更没底,她并不知道这东西值多少钱,她甚至连这别针是什么做的都不知道,更何况在她的一生里连一件参照物也没有。

  “当年这东西也许值点儿钱,现在不同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号召破四旧立新风。你这东西就是‘四旧’,你说,它能卖多少钱?”

  陈士英被闫贵儿一个激反倒说不出话来。

  “陈孃,看在你我这么多年的交情上,我再给你加两块钱,这可是真到顶了。头年我一个兄弟伙,收人家一个银发卡,不比你的这个差多少,四块钱收的,废品站不收这种东西,只好拿到珠宝店,人家才给了八块钱。你这东西也只能去珠宝店,我想总能卖上十块钱,你也得让我有点儿收入吧。我忙和半天,就能挣一块钱。要是人家能给十二三块,我晚上睡梦里倒要笑醒了。”

  陈士英听了闫贵儿的话,低着头没言语。半晌儿,她拿起闫贵儿放在被子上的五块钱,眼泪滴在纸币上,说:“你就打算再给我四块钱了?”

  “哪里哪里,”闫贵儿赶忙说,“我说过那五块钱是我帮补你的,我绝不反悔。这里,这是九块钱,”闫贵儿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叠钱,从里面拣出一张五块的和四张一块的递给陈士英,“拿着吧。”见陈士英没伸手接,闫贵儿就把钱塞在她的手里。陈士英用攥着钱的手一下子蒙住脸,坐到床上,无声地哭起来,两肩轻轻地抽动着,半天才从嗓子里抽出一阵阵细细的呜咽。

  闫贵儿看在眼里,有点儿于心不忍。但他还是从陈士英手里拿过别针转身走了。《增广贤文》里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况且他们不是夫妇,连相好都不是,要那些慈悲心肠有什么用呢。


  5.

  闫贵儿在废品站的小食堂里吃完午饭,回到住处换了身整齐的干净衣服,把别针用一块手巾包好,仔细地放在上衣兜里,出门上珠宝店去了。闫贵儿知道,珠宝店给的价钱比旧货店高得多。头年那个兄弟伙先是去了旧货店,人家只给三块钱。兄弟伙隐约听说卡子上镶的是块宝石,旧货店的人就让他上珠宝店去碰碰运气。所以这次闫贵儿就直接上珠宝店去了。

  距离最近的珠宝店在总府街上。文革之初,大兴“破四旧”,“珠宝”二字就有四旧之嫌,所以这家珠宝商店就改了名,删去了珠宝二字,直接改名叫“风雷商店”。文革前珠宝店的生意就不多,文革后更是冷冷清清。闫贵儿到风雷商店时,这家店简直可谓“门可罗雀”。

  “风雷商店”有两间铺面,一间作橱窗,一间开着双扇门。橱窗里已经没有珠宝摆设,只供着巨幅毛主席像。闫贵儿是头回进珠宝店,不免怯生,本来嘛,这是富贵之地,原不是他这种“普通劳动者”来的地方。

  风雷商店门里是一排柜台,柜台后面靠墙放着一张桌子,一个秃头的中年人正坐在桌子后面,一手擎着茶杯,一手拿着报纸。听见门响,秃头抬起头来,看见闫贵儿不免露出吃惊的眼神,因为闫贵儿无论是相貌举止,还是穿着打扮都不像是这家商店的顾客。不仅如此,秃头此生阅历非凡,他很快就判断出闫贵儿是个“下等人”,于是,惊疑变成了呵斥:“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此言无异于告诉闫贵儿“你走错地方了”。但是闫贵儿这辈子听的呵斥和打骂多了,他并不在乎。闫贵儿走近柜台,从衣兜里掏出小包,摊开在柜台上,说:“我卖件东西。”秃头起身走近柜台,满腹的狐疑都挂在脸上。他先扫了别针一眼,但他的眼神立刻被凝住了。他死死地盯着别针,半天才用手轻轻地拿起来,凑近脸仔细观看。后来,秃头用手托着别针,用审问的口气问闫贵儿:“这东西你哪儿弄来的?”“祖传的。”闫贵儿恢复了镇静,撒起慌来眼皮都不眨。“祖传的?!”看来秃头也不是好蒙的,他不客气地上下打量着闫贵儿,他的脸告诉闫贵儿“就你这样的还能有什么像样的祖宗?”秃头拿着别针回到桌旁,坐下,拧亮桌上的台灯,从衣兜里摸出一只单眼放大镜,他把镜子卡在右眼上,把别针凑近灯光,翻来覆去仔细观看。闫贵儿可能漏掉了什么,也可能是他根本不懂,在别针的背面似乎有什么印记。秃头把别针翻过来,打开针鼻儿,更凑近台灯,对着放大镜看了半天。最后,秃头直起身,松开右眼眶,让放大镜直落在放在腰间的右手里,然后长出了一口气。他没有立刻回转身来,而是用左手托着别针,两眼直愣愣地看着对面的墙壁。半晌,他站起来转身回到柜台前,把别针放在台面上,用一种不在乎的,显得很轻松的口吻问闫贵儿:“这东西,你打算卖多少钱?”“五十块。”闫贵儿说。“五十块!?”秃头的眼睛似乎要努出来了。闫贵儿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糟糕,要高了!”他赶紧改口说:“那就四十块。啊,不!四十五块!”“四十块?”秃头已经平静下来,反问道。“不是,我是说四十五块。这东西值钱!您看这银子的成色,这是上等纹银!”“你还懂银子的成色呐?”秃头的鄙夷溢于言表。闫贵儿当年在妓院看门儿时听妓女们议论过,说银子的成色越好,颜色越白,越亮。“你老人家看看这银子的光色,好白呦,好亮呦。而且,这块红宝石又大又亮,也是好成色。”“谁跟你说这是红宝石?”“是红宝石,我以前见过,我认识。”“你认识?”秃头拿眼睛觑着闫贵儿,鼻子里哼出一声冷笑。“好了,”秃头说“能不能给你四十块钱我做不了主。你坐在那儿等着,”他指了指靠窗的一张长椅,“我去打电话请示一下。”秃头抓起别针,转身向里屋走去。“是四十五块!”闫贵儿在他身后喊道。秃头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里屋的门开在秃头的桌子旁边,里屋比外屋暗,一直亮着灯,看来里屋里还有人。秃头把别针放在桌子上,回身走到里屋门口,冲里屋那个闫贵儿看不见的人嘀咕了几句,从门里边看不见的地方拿起电话听筒,秃头拨通电话,等了一会儿,开始对着电话说起来。秃头说话的声音很小,闫贵儿听不见。秃头一边对着电话说,一边拿眼睛瞄着闫贵儿。看来,电话的另一头真的是领导,秃头说话的时候不断地冲着电话又是点头儿哈腰,又是陪着笑脸儿。秃头说完挂上电话,对闫贵儿说:“你傻站着干嘛?不是让你坐那儿吗?等着吧,我们领导一会儿就来,十多分钟吧。领导过来看了货才能决定给你多少钱。”秃头又坐在桌子旁,咂了一口茶,拿起报纸看起来,再也不理闫贵儿了。闫贵儿只好坐在长椅上等,他看着墙上的挂钟,听着钟摆的滴答声。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十五分钟后来人了,可来的不是珠宝店的领导,而是公安局的便衣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