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陈士英是一个四十岁出头的女人,靠捡垃圾,捡破烂为生,衣服破破烂烂,身上也脏兮兮的,这从她花猫似的脸,乌黑的双手和脚脖子就看得出来。没有人会注意她,肮脏和令人不快的气味儿往往让别人在离她很远的地方就设法躲开她。她从什么时候干上这一行,没人说得清,但一些老街坊却记得,“大跃进”那会儿陈士英是在街道的绣花厂里上班的,有人还依稀记得她有过丈夫,后来丈夫得病死了,连个孩子也没留下。陈士英就这么孤零零一个人在苦日子里煎熬。

  陈士英生于一九三零年。一九三八年六月,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夺去了她的父母和哥哥的生命,一个财主可怜这个跟着大批难民逃到乡下的孑然一身的孤女,收她做了养女,实际上就是粗使小丫鬟。抗战胜利那年,财主的一个亲戚到乡下省亲,住在财主家里。这位亲戚是个“国军将领”,财主家当然是殷勤备至,奉若神明。将军是带着堂客(当地方言,就是女眷,夫人)一起来的。东家就让陈士英去伺候那位阔太太。将军夫人为人和善,陈士英也尽心尽力去服侍她。就这样,将军夫妇离乡时把陈士英带走了。陈士英跟着将军夫妇到了省城,住进一座大公馆里,陈士英后来对人说那是她一生里最“安逸”(当地方言,好的意思)的日子。

  陈士英跟了将军夫人四年,她原本指望能一辈子跟着夫人。可到了一九四九年十月,北边胡宗南的“中央军”在解放军的凌厉打击下,潮水般地流过省城向西南败退。将军夫妇把陈士英叫来对她说,他们要走了,要去很远的地方,不能带她走。将军给了陈士英一些钱,让她去自寻活路。将军夫人有些舍不得她,离情之下,还掉了几滴眼泪。最后,夫人拿出一袭旗袍送给陈士英,让她留个纪念。旗袍是旧的,但穿着还体面。夫人特别叮嘱她说,旗袍不值钱,但当作领花的那枚别针还值几个钱,让她千万别丢了,山穷水尽时,还许能救救急。

  解放后,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只要肯干活就不愁吃穿。陈士英平时给人家洗衣服,工余时就绣花拿到附近的茶馆里去卖。陈士英在乡下时跟财主家的大丫头学过绣花,手艺还过得去。后来街道上成立绣花社,就把她招去了。绣花社越做越大,变成了绣花厂,陈士英有了稳定的工作,人变精神了,漂亮了,经人介绍,她跟一个铁工厂的工人结了婚。日子越过越美,美中不足是他们没有孩子。经医院检查,怀疑是男的长期干电焊工,受电弧辐射,影响精子成活。后来厂里给她丈夫调换了工作,仍无济于事。一九五九年春节,陈士英的丈夫在一顿大吃大喝之后,突发急性胰腺炎,没出十个小时就一命归西了。丈夫死后就是“三年自然灾害”,市面上东西越来越少,越来越贵。最后,办了八年的绣花厂关门儿了。那是一九六零年的事,当时全国都在“关,停,并,转”,这是后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前奏。工厂关门儿时,街道上的干部来做动员,一是国家目前特别困难,城里已经养活不了那么多人,能回乡下去的都回乡下去;二是留在城里的自寻出路;三是等经济形势好转,恢复绣花厂时优先把老工人再招回来。

  离开工厂后,陈士英没了依靠,没了稳定的生活,就靠打零工过日子。开始时还能在一些没关门儿的大工厂里找活干,后来,活儿越来越难找,而且,拖家带口的优先照顾。在别人眼里,她一个沒儿没女的寡妇,又“年轻力壮”(她一直不明白,人家怎么会把这么好的词儿安在她这么一个面黄肌瘦的女人身上),“怎么都好混”。但是没人知道她的苦处,人家拖家带口不假,可那时的政策是每户人家总要留一个有固定工作的,所以“拖家带口”的日子实际上比她好过。到了一九六一年下半年,陈士英“混”不下去了,一个“收荒的”(收废品,收破烂儿的)劝她去捡破烂,好歹有点儿收入,能养活自己。于是,陈士英就干上了“拾荒”这行。

  一九六三年以后,生活开始好转,陈士英觉得越来越有盼头儿,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恢复绣花厂,她能够回到厂里去,踏踏实实工作,踏踏实实挣钱,踏踏实实过日子。可是一直到了一九六五年也没等来复厂的消息。一九六六年就是“文化大革命”了。

  “文革”伊始,大字报铺天盖地,“拾荒的”都乐了,每天光大字报纸就不少卖钱,还有满天飞的传单,遍街发的报纸,都是不要本钱的买卖。好日子一直持续到六六年底。过了年,日子就不好过了,先是“一月革命”,什么“夺权”,“批斗”,“辩论”,打“走资派”,打“保守派”,乌烟瘴气,昏天黑地。再后来就“武斗”。先是梭镖长矛柳条帽(从前的安全帽是用柳条编的,武斗时当钢盔戴在头上),后来是手枪步枪机关枪,最后是高射炮火箭筒。到处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这一时期的陈士英得把脑袋别在裤腰上,靠在枪林弹雨里捡子弹壳儿卖钱谋生。但总的来说,整个经济形势已经江河日下,市场萧条,满目疮痍。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陈士英就更难了。

  一九七一年冬天,陈士英病倒了,全身乏力,时不时就头昏眼花,人瘦得就剩一把骨头,才四十一岁,月经已经不正常。找懂医道的人看看,说她得的是无名之症,其实就是今天“不治之症”的委婉说法。一个女人,长年劳累,饥饿,整天在肮脏的垃圾堆里“摸爬滚打”,不得“无名之症”才怪呢。

  一天奇冷,陈士英裹着薄棉被在屋里躺着,她已经没有力气出去拾荒了,好几天也没吃上一顿正经的饭。这些天她是东拼西凑,东赊西借凑合过来的。现在已经没东西可卖,没地方去借了。就在她心灰到极点,想一死了之的时候,有人敲她的门。


  2.

  来的是“收荒匠”闫贵儿。

  请设想一个矮小的男人,其貌不扬,浑身上下有那么股子下三烂的劲儿。当年就是他撺掇陈士英干上了捡破烂儿这个行当,他也是陈士英的收购主顾。他曾经有意思勾搭陈士英,结果碰一鼻子灰,吃了一顿臭骂。俩人感情虽说没培养起来,可生意照做。在陈士英特别困难的时候,闫贵儿还时不时接济她。

  闫贵儿不是本地人,老家在山西,他和陈士英有差不多相同的命运。闫贵儿是跟父母和两个姐姐一起在抗战初期华北沦陷时逃到省城来的,一路上过黄河,进潼关,翻秦岭,风餐露宿,千辛万苦。到了省城后,盘缠用尽,生活无着。省城之地,沃野千里,水利发达,物产丰饶,号称天府。一个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初来乍到,人地生疏,手里没有点儿绝活,想在这儿混饭吃可不容易。可闫贵儿他爹手里就有绝活儿,那就是山西刀削面。

  面食在省城不能算正餐,只能作零点。省城的面条种类繁多:小面(就搁点儿咸盐葱花儿,最便宜),红油素面,臊子面(臊子就是肉末儿),榨菜肉丝面,担担面,凉面,鱼肉面,牛肉面,豆花面等等等等。可抗战那会儿刀削面在省城还是新鲜玩意儿,而且闫贵爹的削面又与众不同。一般人削面是一手拿着面团,一手握着削刀,站在开水锅边,一刀一刀地把面片削进锅里,这种手艺没什么看头儿。闫贵他爹不然,他请人做了一副特殊的木架。出去做生意之前,先剃了光头,换一身干净的旧衣服,在人多热闹的街边摆一只荥经砂炉(荥经砂器是本省著名的特产),那炉子很小,炉膛里烧着火红的木炭。炉上坐一只小铁锅,锅也不大,只能下二两面条。闫贵爹把木架绑在身后,木架的上端伸出头顶,头顶放一块干净的新毛巾,再把一块揉好的面团顶在头上。面团中间插着一根面杖,面杖的尾端插在木架上端的横梁上,用销子固定,这样,面团就牢牢地顶在闫贵爹的头上了。闫贵他爹凭这身装束立刻吸引了不少好奇的人围观。等小锅里的水开了,闫贵他爹就朝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又抱拳又作揖,操着浓厚的山西口音讲述他家的不幸经历,什么敌虏寇境,铁蹄所至,奸淫烧杀,生灵涂炭。家园沦陷,逃亡至此,盘费用尽,无以为生,仅以身带薄技,当街献丑,望父老乡亲慷慨解囊,多多相助云云。讲完,从腰间摸出两把削刀,展示众人,接着说,他用双手把面片从头顶削下,保证每片面片都落入小锅,如有一片掉在锅外,这锅面他就请人白吃。闫贵爹话音刚落,就有人掷下一枚铜钱。于是,闫贵爹便挥动双臂,两把削刀上下飞舞,削出的面片如疾风急雪直落入锅中。须臾,闫贵他爹掐算着够分量了,就停住刀,众目睽睽,果然没有一片面片掉在地上。于是喝彩声四起,观众纷纷解囊,不求大快朵颐,只求一睹绝技。

  闫贵儿每天跟着他爹上街谋生,帮着生火,捡钱,给面碗里兑佐料。闫贵娘在住的地方揉面,闫贵儿的两个姐姐则轮流挑担子往闫贵儿爹摆摊儿的地方送面团儿,佐料,煮面的水和洗干净的面碗。一家人忙得团团转。随着闫贵爹的名气越来越大,生意越做越火,每天的收入也日渐增多,没出一个月,他家一天就有一块大洋的净收入了。闫贵的父母合计着,等攒到一百个大洋就在省城最热闹的地方“写”(就是租的意思)一间铺面,开一家“并州面食”馆。但是好景不长,还没出一个月灾难就降临了。

  闫贵儿家从山西逃到省城是想远离日寇蹂躏,但是他们到底也没逃出日本人的魔掌。1938年6月11日,日寇出动上百架敌机,深入大后方,空袭省城。东城一带被炸成一片火海。闫贵儿命大,只伤了一条腿,可他的父母和姐姐却连尸首都没找到。那一年,闫贵儿十二岁。打那儿以后,闫贵儿干过各种各样的活计,要过饭,当过店铺小伙计,打过短工,拉过洋车,抗战胜利后,混进袍哥末排,当了个跑腿老幺,染上一身流氓习气。

  省城解放的时候,闫贵儿在妓院里看门儿混饭吃。共产党取缔妓院,改造妓女,闫贵儿也就没了谋生之道。一天他在街上闲逛,看见废旧物资回收站门口站着一位解放军干部模样的人,跟人说话时操一嘴浓重的山西口音。闫贵儿听着耳熟,上去一打听,原来是同乡。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俩人都很兴奋,寒暄过后,那干部问闫贵是干什么的,闫贵儿实言相告,说自己没有稳定职业。那干部立刻建议他去收废品,并说自己刚调到物资回收站,正要发展废品收购队伍,如果闫贵儿肯干,看在老乡的情分上,他会照顾闫贵儿。打那以后,闫贵儿就拾荒了。

  闫贵儿在这行里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解放军同乡早调走了,对闫贵儿也没什么影响,这家伙脑子灵,会钻营,对内一直是废品站的“依靠对象”,对外“低吸高抛”,谋取“最大利润”。夏衍先生在《包身工》一书里说那些跑灾区的人贩子有一张能把稻草说成金条的嘴,闫贵儿正相反,他能把金条说成稻草,还让卖家深信不疑。一些坏了的闹钟,收音机等在当时挺贵重的东西,其实就是一点儿小毛病,闫贵儿用收破烂儿的价钱收进,拿到修理站花几块钱就能修好,再卖到旧货店,能翻几倍的价钱。后来闫贵儿还学着自己修,省了修理费,赚得就更多了。闫贵儿还发现各机关大院儿是收废品的好去处,那儿的人不太在乎钱,而好东西却比小胡同里多,尤其是书本报纸,淘汰的日用家什,旧鞋旧衣服等等。但是大院儿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这也难不倒闫贵儿,有一次他在一包收来的旧衣服里发现一个解放战争时期颁发的残废军人证,厚草纸油印,没有照片,只有姓名年龄,负伤地点和经过,残废等级和部队首长签字。证件持有人也是山西籍。闫贵儿如获至宝,每次去机关大院儿时,他就出示证件,冒充残军。人家当然要照顾,大开方便之门。闫贵儿的足迹范围远比那些头脑不灵光的收荒匠大得多,不仅走街串巷,还跑各军政机关大院儿,省城的旧货店他也熟悉。但他从不露富,常年穿一身肮脏的旧军装(收来的),一双打了补丁的旧解放鞋,到“文革”时,谁也不知道这小子攒了多少钱。

  闫贵儿的能耐还不止这些。“文革”伊始,闫贵儿被人抓到红卫兵那儿,要他交代“冒充残废军人的反革命罪行”。闫贵儿先挨了几皮带,有点儿晕,但他很快就稳住了局面,他先是狠批自己思想落后,私心杂念,唯利是图。接着又批自己翻身忘本,然后声泪俱下,忆苦思甜,哭诉自己怎样随父母逃荒,家人怎样死在日寇的屠刀下,怎样四处要饭,干苦活,受剥削,共产党来了又怎样翻身解放,过上好日子,等等,等等。红卫兵都是未谙世事的毛头孩子,被闫贵儿的表演懵得云山雾罩,居然拿闫贵儿当铁杆儿 “阶级弟兄”,跟闫贵儿又是握手拍肩膀,又是道歉,又是呼口号,整个儿会场让闫贵儿煽乎得群情激奋,批斗会改成了忆苦会。

  这就是闫贵儿。当然闫贵儿不是坏人,他只是一个靠一点儿小聪明在社会最底层混饭吃的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