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二文化不高,是生产队的会计,他不喜欢干活,整天净是闲转,捧着一个工分账本,也不知道叨咕啥,就那么咿咿呀呀地念着,冒充是个有文化的人。

那个时候生产队认字的人不多,但凡能认些字的都不需干活,队长总会安排他们去记工分。王二读过几天的扫盲班,记账这种事原本轮不到他,他能干上会计这个差事,那还得亏他哥哥是生产队的队长。他当了会计后,那可就不是他从前的他了,整天在屯子里,东头逛到西头,从家里到队部,比队长还忙,他忙的不是公事,而是在四处找社员们的毛病。

王会计的权力可是不算小,不仅负责队里的社员出工记工分,还负责打上工铃,他的铃声一响,队里绝对没人敢待在家里,全都得扛上锄头往田里跑。王会计他倒是不用干活,只是在人群中监督,说是监督,其实就是闲转,不过他可不是真正的监督,看谁不顺眼了就骂上几句,再就是瞎挑刺,动不动就扣社员们的工分。有的时候,他无缘无故的找茬,想扣谁就扣谁的工分,没有人敢跟他较劲!自从他上任以来,他不知扣了多少人的工分。譬如我们队里的李三小子,有一天,因为家里有点事儿,跑得匆忙没来得及跟他打招呼,晚上一会儿工,收工时就被王扣了一上午的工分。还有屯子东头的郑二蛋子,不知因为啥事情,曾骂过他一句,王就记仇了,到了年底统计工分时候,就被他无理的扣了三天的工分。二蛋子,找他理论时,他也说不清楚因为啥扣工分,而且嘴还很硬气说;“就扣你工分了!你爱上哪告就上哪告去!”他就是这么一个不讲理的人。

队里有一个老退伍军人,是个倔强老头,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和王伴了几句嘴,王就扣了他一天的工分,老退伍军人,可没有惯着他,那回他把王告到了公社,说王以公夹私总以记工分要挟别人。公社下乡包队的干部听说了这件事情,就来到大队,和大队的领导们一起研究,并且来到小队里调查这件事情。很多社员都跟着站出来,指责王会计扣工分的事情,大家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藏在内心多年的委屈。公社领导找王的哥哥谈话,要求他立即撤了王会计。王这才慌了,他磕磕绊绊地,跑去老退伍军人家里赔礼道歉,还说了许多感人肺腑的话。但因为此事闹得太大,即便王后来去公社解释了三四趟也无济于事,最终他还是被撸了下来。

没了会计的职位,王就像一个泄气皮球,整天低着头下田,叹着气收工,回了家也不串门,只闷在屋里睡大觉,成了一个死气沉沉的人。再也没有那么傲气冲天的牛气了,更不会用扣工分的权利来威胁恐吓社员了,也不会在大家面前喝五喊六了,那个威风劲顿时就没了。我中学毕业后的第二年底参军去了部队,退伍后生产队也都分产到户了,我退伍后留在县城里工作。工作之余,也时常的回老家去看看,那个时候我听说王的爱人,被落实政策返城安排工作了,王的爱人刘兰是下乡知青。

刘兰比我大十几岁,在老家时我和伙伴们都管她叫兰姐,她为人随和,是见过大世面的人,知道许多我们不知道的事。譬如县城里的很多历史,她都懂,我在县城里参加工作后,经常会遇到她和其他一起下乡的朋友们。碰到一起后,我们就互相聊一下,近来的状况。有一次,我又碰见兰姐,我就问起了她当年怎么嫁给王了呢?兰姐沉默半晌也没言语,许久才忧伤地说,那会儿王是会计,管着记工分,是队里最有权力的人,她若不同意,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说到这里兰姐就抹起眼泪了,我也不好再问。

兰姐返城后在商场上班,工资不算少,却很难维持家里的开销,她有二个年幼的儿子不说,每天还要管着王的喝酒抽烟。好在商场的领导知道她家困境后,也给王安排了一份工作,只是王恶习难改,不管分到哪个柜面上班,哪个柜面都会短款亏空。常在河边转,哪有不湿鞋!有一次,王在仓库偷香烟时被人抓住了,这可是件大事,领导们都慌忙赶过来处理。王却无所谓,他死皮烂脸地反驳说,自已压根就没想偷,只是觉得好玩,烟既然被你们搜了去,还能有多大事?说完便撸胳膊挽袖子要跟领导干架,一点悔改意思也没有。 

领导当然很生气,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把王和兰姐都开除了,这下王更堕落了,整日无所事事,净是喝酒打牌,兰姐也不敢劝,一劝他,他就动手打人,无奈只有随他去。因为都失去了工作,家里也没有了经济来源,四口人需要吃饭,没有办法,兰姐就四处打零工,维持生活。兰姐曾央求王去做泥瓦匠,一天赚上十几块,也好能贴补点家用。王总是不愿意,可他一时间也想不出啥好办法来。为了生活,他只有硬着头皮去。可是每晚回家,他便会没事找事,说自已累的半死,腰也疼得要命,时不时还会打骂兰姐,说当年要不是自已瞎了眼,哪会去娶她这个扫把星。

时间不长,王就嫌累不干泥瓦匠了,他每天不是溜到墙根下晒太阳,就是跑到街巷里与那闲人们瞎吹牛,只有捱到吃饭时才会回家。他从不管家里有没有生活开销,更不问老婆孩子有没有吃的,总之,只要兰姐伺候不到,他便会拳脚相加。为了生活和安宁,兰姐决定自已去做泥瓦匠,她扛上一把铁锨,跟着一帮大男人后面去干活,卸沙子,拖砖头,从清晨干到日落,从盛夏干到隆冬,渐渐地人也瘦了,背也驼了。终于,兰姐因为过于劳累生了大病!起不来床,也干不了活了。她娘家人闻讯赶来,亲戚们见到兰姐面目憔悴,家徒四壁时,都难过得转过身去默默地流着眼泪。他们恳切地和王协商,看能否能把兰姐接走,养她后半辈子。可是王一直坚持说自已和孩子都离不开兰姐,就是不同意。无奈,娘家人只能凑了点钱给王,劝他做点生意,说有了钱才能照顾好老婆孩子。

王觉得这倒是个理,自已荒废那么多年,也应该做点事了。可做啥生意呢?考虑多日,他认为卖辆三轮车搭客倒是不错,你看开三轮的人整天在路上兜风,风景不少看,钱也不少赚。自已那天坐一趟车回乡下花了三块钱。一个人三块,一车可以坐十几个,也就是三四十块,那一个月下来就是不少的收入哇。王得意地算着,然而,街上有这种想法的人太多,刚开始只有两三辆三轮搭客,可几个月下来,整条街上却冒出了二十多辆,他们也不寻求到其它乡镇跑,就待在小城本地,僵持到最后弄得每辆车都没生意了。

后来王把三轮又换成了马自达,说是替人拉货。这下更倒霉了,这种车空间小,也没力气,三天两天头出毛病。王虽说能赚上几块钱,可除去修车和喝酒的钱,一点结余也没有。最后王把马自达换了一只老母鸡,炖了汤做了下酒菜,他又变得啥也没有了,欠了一屁股的债回到村里。此时,他已与村里的村民没有多少区别,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再也没有原先那份孤傲之气。他自己也开始变得麻木了,遇上什么事都不着急,每天,他会像其他人一样端着饭碗走门串户去聊天,有时还会蹲到墙根和老头老太太聊,一聊就是一下午。他似乎又接受了农村的一切,接受早出晚归的劳作,接受清汤寡水的饭食,接受补了又补的衣衫,接受了这些简单枯燥的日子。

终于有一天,他的两个儿子和兰姐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日子了,便偷偷地跑了,这一跑就再也没了音信。其实,王也想去城里找儿子,只是他觉得没脸见兰姐的娘家人。为了掩盖自已的羞愧,他常故作姿态地对人说,人孤单不要紧,只要有地种,还不照样活着!嘴上虽是这么说,可当听到别人说他的儿子已在城里定居,不可能回来时,仍旧会跑回自家的破屋里,偷偷地去哭泣。

随着农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家乡的土地已被大户承包,乡下早没了种田的人,一些没地可种的老人和孩子,每天都在村头徘徊,遥望着荒芜的田地叹气。王却很幸运,他是村里唯一留有土地的人,他家那块责任田的位置比较偏僻,是一块又窄又长的河边地,承包人不愿种那些零零星星的地,因此也就放了他一码。可是王在懒惰和寂寞中,孤独的生活着,而且变得苍老了许多,也许这就是生活对他的报应吧?当年生产队那会儿当会计的“牛”劲一点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