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伯，牺牲在长征路上的“哥哥政委”
我的大伯伯，上海大学学生，红四方面军30军88师263团副政委兼一营政委，川陕苏区肃反时被抓至随军劳改队，长征路上牺牲在百丈关。
岳父的作战室里，在不同时期牺牲和病故战友的照片中，置于首位的是大伯伯，他的照片还是我从爷爷的遗物中翻出来的，是大伯伯去上海大学中学部时的入学照。照片上，大伯伯青涩束发，目光炯炯，一脸英气。
岳父满怀深情地向我讲起了他的“哥哥政委”：
“人老了，有时一闭眼就看到了牺牲的战友，有的模糊了，但你大伯还是很清晰，看见你父亲，我就想起他，没有你大伯，我活不到大巴山。”
“我是在苏家埠大捷后参加的红军，那是1932年5月，我刚刚15岁，分在‘老三团’，当时也叫‘老30团’，红10师30团，团政委是詹才芳，詹裁缝，我们红安街上的。我记得陈锡联那年（岁数）也不大，在特务连当指导员，王必成是9连指导员，杜义德是3营政委，还有上次你见到来家（里）的你方（子翼）伯伯是团里的青年干事，好像大我一年。”
“团长是谁？我记不得了，当时首长换的很快，我们红四历来讲究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作战中干部伤亡大，张国焘搞肃反又很厉害，虽说老三团在大别山威名远扬，可创下赫赫战功的团营连级干部三天两头换。”
“为什么？都被保卫局说成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托派，杀了呗。来不及杀的，大干部被捆到方面军随军劳改队；营以下干部和战士就被专门组成一个队，每人只发十发子弹，可打仗时，又要冲在前，撤退在后，所以进了这个队，不是被自己人砍头，就是被敌人打死。这么搞，干部能不奇缺吗，你大伯是在我之前来的‘老三团’，是从总部来我们团任副政委的，来后不久你大伯就主动要求兼了我们一营政委。那年他也就21岁，个子比你爸爸高不少，白白净净的，一副娃娃脸，尤其是那双明亮的眼睛，让人忘不了。”
我想起切·格瓦拉那张著名的肖像照：一脸浓须，头戴五星贝雷帽，长发在风中飘荡，目光坚毅而深邃地凝视远方，眸子里充满革命的理想、反叛与热情。不由得问道“我大伯那双明亮的眼睛是不是放出近乎宗教般的热情与纯净？！”
“是的，甘政委、吴参谋长他们几个文化人都是这样的眼神。不过，你大伯最年轻，口袋上别了两支钢笔，符合保卫局的坏人标准。”
“别了两支钢笔还没被张国焘抓起来？”
“当时有种说法，保卫局审查过的人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你大伯又是随沈（泽民）书记来大别山的，是党可以放心的人，自然他就可以公开别两支钢笔而不用害怕了。”
“你大伯是上海的中学生，写的一手好字，原来在总部搞宣传，他说打仗痛快，主动要求到第一线。战场上，他是喊着乌拉带头冲锋的。”
“不是你大伯到了一营，我才见到他。我是到团里送报告，第一次见他的。山里的孩子没见过世面，那天我怯声声地喊了一声报告，你大伯可能听出是小孩子的声音，就故意大声的对团长说，打了胜仗，老红军战士都高兴的不成，声音变的尖尖的，成了女伢子喏。我在门外扑哧一声笑了，就不紧张了。你大伯摸着我的头，亲切地问我，小鬼，叫什么名字？我说，报告首长，我叫蔡三福。你大伯说，幸福等不来，要靠斗爭，福娃子，我给你改个名字，好吗？叫虎娃子，蔡山虎，红军队伍里一个冲锋陷阵的小老虎好吗。从那以后，我就是虎娃子了。”
“第二次见你大伯，也不是在营里。还是那天，我拿到团司令部的收条准备回营里时，在红安街上看到一个村子里的小伙伴，他们在团直属队学兵连，拉着我逛街。也凑巧，我看到你大伯带着警卫员走来，刚想躲起来，来不及了，你大伯走过来很严厉地说，虎娃子，你怎么还不回部队，在街上闲逛？！我嗫嚅地说不出话来。你大伯摸着我的头，语气和缓地说，是战士了，不能再贪玩了，赶快回部队复命，今后要遵守纪律，记得了吗！记得了，我敬了个礼，又转过头来朝小伙伴伸了下舌头，就蹦蹦跳跳回部队去了。”
“对，第三次见你大伯，是在营里了，营部一共七八个小鬼，通信员和卫生员，那时我们红四有规定，每个红军战士必须学会500个字，你大伯一来，就抓我们文化学习，唱歌识字。”
“唱一个？好，唱一个你大伯教我们的《土地革命歌》。”
我耳边响起岳父那五音不全，但咬牙切齿唱出的“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和劣绅，和劣绅；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分田地，分田地。”
“你说这是‘北伐军军歌’的调子，对！在祝捷大会上，你大伯和几位一起来大别山的文化人，比如我们师里的吴参谋长，就登台唱了这支歌，那是我头一次听到这么有劲的歌。”
“瓜娃子，你见过的。”
我点点头，瓜娃子是几年前去世的罗伯伯，岳父的发小，老三团一营的通信员之一。这一年来，岳父常常提起他，追忆逝去的荣光与伤痛。
“瓜娃子比我还小，原来在团部看护（伤员）班，常尿炕，你大伯就夜夜起来唤他，有天夜里他糊里糊涂尿了你大伯一身，你大伯不恼，还帮他涮洗，瓜娃子就开始叫你大伯“哥哥”，又随他来了一营，从此‘哥哥政委’就叫开了。”
“你大伯文武双全，他上文化课，非常生动，团里上上下下都喜欢听。比如窮字，就是弓着身子住在洞里的人，洞里什么也没有，这个什么也没有的人就是穷人。他就启发大家，为什么穷人一年四季辛苦流汗，还是穷呢？……瓜娃子读过一年私塾，比我爱学习，我参加革命前，一天书也没读过，坐不住，就是喜欢摆弄枪。我们班长就吓唬我说，政委说了，虎娃子再坐不住，不好好识字，就开他的斗争会。那时政治保卫局可忙了，AB团和肃反扩大化像蚂蝗一样吸红军的血，大家一看到特派员，就想到那句顺口溜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就都躲得远远的。保卫局要开你的斗争会，成了一句诅咒。我一听要开斗争会，搞不好要被砍脑壳了，吓坏了，从此就不是猴子屁股了。实际上，你大伯很和蔼，你大伯常和我们唠家常，从日常琐事中，看出问题，再给我们讲革命道理。我们也从他的只言片语中知道了他家旁边有一条柴米河，这条河留给他很多儿时的记忆。你大伯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你爷爷奶奶的照片一直在他上衣的口袋中，你奶奶给他亲手缝的红肚兜，他一直不离身穿着。”
“开心的日子没多久，老蒋就对大别山（根据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8月份，我们2万多人在七里坪面对国民党中央军嫡系的卫立煌、陈继承部8万多人，展开了一场血战。那是我们几个小鬼第一次参加战斗，说实话，当时心里怕，中央军里有特等射手，专打我们的干部和机枪手，看到营长倒在身边，我紧张的手都发抖，抓不住枪。你大伯就摸着我的头，说不怕，不怕，过了今天就好了。第二天早上一看，尸积如山啊！情势不利于我，我们师甘政委光着膀子，喊着共产党员跟我冲，提着捷克式轻机枪带头冲，你大伯和师团里的干部们都光着膀子，上着刺刀，和战士们与中央军肉博，一个冲锋回来就少了一些战友。”
“啊，师政委都上第一线了，为什么？”我忍不住说道。
“为什么？证明自己对党的忠诚呗。张国焘将文化人都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说他们是改组派、第三党和托派的预备队，搞的文化人人人自危。那时我们红四有句话是肃反后打仗，一定打胜仗。”
“为什么？宁可战死，也不让自己人砍脑壳呗，受了冤屈的干部战士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在战斗中会异常英勇，让敌人胆寒。我们师吴参谋长，安徽人，黄埔一期的，高度近视，路走快了都不行，师长不让他冲锋，他急得不得了，说怎么向党证明我的忠诚，我的忠诚呢。”
时任红四方面军红12师师长的陈赓大将曾说过：“七里坪之战（注，军史上又称柳林河血战），比任何一次内战更为猛烈，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激烈程度也毫不逊色。”徐帅在回忆录里说，他一生打过无数仗，但柳林河这一战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从未见过的，打得昏天黑地。
1932年10月9日在大别山门户的河口镇，徐向前、陈赓和蔡申熙三位黄埔一期生指挥的3万余名红军，和胡宗南、俞济时率领的天下第一师等黄埔系蒋军主力又进行了一场硬碰硬的恶战，两军反复实施梯队式冲锋、肉博。在弹药和粮食均已耗尽下，红四方面军主力被压缩在方圆仅几十里的狭小区域，陷入困境。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漫延体现，是张国焘积极执行王明路线、盲目乐观、错误估计形势、独断专行，导致与敌拼消耗的恶果。导致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张国焘亲自主持的大肃反，军民被杀了万余人，以致人心惶惶，莫衷一是，使红军的战斗力大为下降。
无奈，2日后，1932年10月11日深夜，伤痕累累的红四方面军2万余人杀开一条血路，向西而行。两个多月里，跨过平汉铁路，血战漫川关，于汉中两过秦岭，强渡汉水后，翻过大巴山，转战三千里，1万5千余人进入川东北。
“突围前，师里动员年老体弱的回家。营里小鬼中，我和瓜娃子长的又瘦又小，体质很弱，被列为回家对象。我和瓜娃子已无家可归，听说村子已被白狗子烧了，父亲吊死在村上，母亲下落不明，我们要求跟着队伍走，未被批准。没办法，含泪打背包准备离队时，你大伯看见了，说瓜娃子，哭什么？瓜娃子就抱着你大伯的腿，边哭边说，你大伯就去和营长说，留下吧，不行，我们一人负责一个。可是一路到川北，我们两个给他们添了多大累赘。”
我问岳父：“爸，为什么你已看到肃反是拿自己人开刀，搞不好要被砍脑壳，还非要跟着部队走，是信仰吗？”岳父想也没想，说：“么子信仰，那是扯淡，大字不识几个，共产主义ABC和国民党空投的劝降书，哪个红军战士能看懂？！只知道共产党给穷人分田，跟着队伍好歹有饭吃，回老家也还是饿死，想法就是跟紧了别掉队。在漫川关，还是差点叫敌人包了饺子，多少战友牺牲了，不是他们，我那能活到今天。当时，我们红10师打阻击，撤出时，沿途多少战友的尸身还未凉。鲜血浸染的小路上，是一串串血脚印，队伍中都是血鞋、伤兵。到了丹江，那个水凉啊，寒人心骨。洗掉脚上的血水，才发现从皖西一路走来，我脚上的泡早已溃烂。丹江上的“七十二道脚不干”，其实岂止72道呢，来来回回地蹚水，赤脚草鞋终日在冰冷的水中浸泡，踩在硌脚的大大小小石头上，寒风一吹，大家的腿脚上都是大片皱裂出血，走起路来痛啊。你大伯见我的脚淌着脓血，硬是背着我走出了“七十二道脚不干”啊，他一脚一滑，身体一歪一斜，满脚皱裂，脸上却始终带着笑意，宣传鼓动着部队的情绪。”
“士气不高？能高吗？根据地没了，被敌人追着屁股打，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就这样了，刚来的团特派员还在唱高调，说张主席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中央代表，我们是在大踏步后退，要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你大伯背着我反驳他，向忠发和顾顺章不也是工人运动的领袖吗，马恩也没有说过工人领袖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化身。特派员说，你诬蔑张主席，是托派。你大伯讥笑他说，路窄石头多，你不把脚‘托’高点，当心掉下去。”
“是啊，是在爬秦岭了。为了甩掉从大路打着火把追来的胡儿子（注，指蒋军，胡宗南部），我们走的是没有人家的高寒区，野狐岭。一条两尺宽的羊肠小道，一侧是峭壁，一侧是深壑，险呢。你大伯和营长把绳子绑在我们剩下的3个小鬼的腰上，他们一前一后，拽着绳子，防止大风把我们吹下崖去。长时间的行军，大多数人的脚都磨烂了，淌着脓血，有的人连鞋子也不能穿了，只能缠上几块破布赶路。老兵都知道，烂脚不算病，行军要老命。偏偏我们这支磨烂了双脚的部队，为了甩掉敌人，还要以最快的速度在崎岖的山道上快行。兄弟部队留下的是一条血路，我们再将它染深映红。”
“爸，听说你们当年爬秦岭，遭遇了黄金雨，是真的不？”林子寻还是未能憋得住，大笑起来。
“又是那个“给裸气（红安土话，瞎说）。”老泰山不快了。
“罗伯伯以前说的。”
“么罗儿”老泰山突然意识到发小已去了，沉默了一会，“那时真是太饿了，一根肠子通到底，大家肚子都咕噜咕噜响个不停，看见野核桃树，全军人人都放开了吃。这东西油大，天又冷，喝的又是溪水，就都拉肚子了。那个羊肠子路，喔屎（红安土话，大便）也没有个地方，爬在高处的，憋不住了，就順裤腿往下流，下面的就倒了霉了，瓜娃子脸上被溅到了，他就喊这是那个罗儿（湖北省骂）吗！？话还没说完，他又向下面喊，下面的小心啊，我肚子坏了，喔了。”老泰山也忍不住了，大笑。“那个场面真热闹啊，骂的、笑的，大家的心情反倒好了。到了小河口，那个洗啊，瓜娃子洗了十几遍脸，你大伯逗他，说他还是臭，瓜娃子急的哭了起来。那场面就像昨天似的。”老泰山沉浸在回忆中。
“爸，那你们还甩掉胡儿子了。”
“甩掉了，不容易的。我们先向西翻过秦岭，又向东再翻过秦岭，胡宗南的部队哪受得了这个苦，就被撂在秦川了，这样我们才能在小河口那个地方休整了一天。我记得，路过红73师师部时，你大伯去看了一下他师母（注，张琴秋前辈，时任红73师政治部主任。）路上，他和营长讲，我老师没来，他身体那个情况，皖西环境那么恶劣，叫人忧心忡忡。你大伯对他老师感情很深，他说1931年春老师和师母扮成巨商夫妇，吴参谋长扮成帐房先生，他们十几个年轻人扮成伙计，秘密到的大别山。”
“休整中，上级来作了动员，说到川东北去建立根据地。第二天红10师就随徐帅向东南运动，我们红30团是前卫，到了汉水边，找不到桥也找不到船，汉水已结了一层薄冰，全师就随徐帅趟冰过河。我们营部的七八个小鬼，一路走来，到汉水就只剩下我和瓜娃子了。你大伯背着我，营长背着瓜娃子。看到冰碴子把他们的腿都划破了，我和瓜娃子坚决要求自己趟汉水，一沾水，针扎刀割，瑟瑟发抖，回眼看，战友们的眉毛上都结着银花。没有酒，没有姜汤，上了岸就只有跑，跑了好远，直到出了汗，才停下来。”
前些年，因为业务问题，我不得不到七机部驻陝西省安康市的一个机构去。火车过了十堰，全是大山、隧道，绵延不绝；到了安康，向西向南望，仍是高山叠嶂。
我不由问道，那是要过了。
“是啊，没有任何供给准备下，要翻越‘三七二百一十里’的大巴山了，那是我们红四翻越的第一座雪山。不错，你没听错，是三七二百一十里，上山七十里，下山七十里，在山顶横走七十里。”
汉中盆地与巴蜀之间，有大巴山脉横阻。
大巴山脉中的一段，名叫米仓山，又称大巴山、小巴山。危峰林立，层峦叠嶂，山坡陡峻，攀登艰难。
穿越米仓山的道路，汉唐时有大巴路、小巴路之分，但一般通称米仓道。
米仓道是陝西汉中通往川东北、巴中等地区的必经之路，也称米仓古道，分为东段、南段、北段和西段。《辞海》1979年版云：“米仓道，在今陝西省南郑县南，位于川陝交界，东与大巴山相连。自南郑经此山为入蜀要道，路皆险峻，古称米仓道。古代用兵，自陝入蜀，多出此道。”
当时，红四方面军要进入川东北，有3条路径。
米仓古道和官道的地势都较平缓，但中途多处都有陕军和民团驻守。
米仓道北段是民间往来的崎岖小路，虽只有二百一十里，险居岩侧，地势刀削，陡临深渊，崎岖幽径，人迹罕至，野兽出没其间，且年久失修，极难通行，当地人称“雄鹰双展翅，难过巴山顶。”《太平广记》引《玉堂闲话》记：“其绝顶谓之孤云、两角。彼中谚云：孤云、两角，去天一握。”极言其山高路险之状。”明代时，有诗云：溪山曲尽难名巧，方信苍苍造化神，鸟道依稀天上路，林居仿佛画中人。”
1932年12月隆冬，大雪封山之季，红四方面军19日晨沿米仓道北段入川。部队从陝西省西乡县的钟家沟经天池寺、核桃树翻越巴山。红军此时已连续转战三千里，体力消耗已近极限。
近九十年前，红四方面军在巴山的两天一夜是怎么渡过的？
岳父继续说：“都是厚雪遮住的羊肠子路，弯弯曲曲，到处都是蒿草、荆棘。从上山起，棉桃大的雪花打的睁不开眼睛，戴着毡帽、礼帽的好一些，绝大多数带着黑色八角帽的，都眯缝着眼，深一脚浅一脚，颠颠跛跛往前移，积雪越来越深，从脚面渐渐没及腿肚，滑的难走。渐渐地，雪花变成了冰雹，伴随着狂暴的山风，个个被打的鼻青脸肿。后来，按师里传令兵讲的先遣团的办法，听到刺耳的呼啸声，就趴在雪地上不动，等风过去，爬起来再走，果然好多了。
爬巴山，仍是你大伯背着我，营长背着瓜娃子，越向上，空气就越稀薄，背着人，气就更不够用了，看见他们脸憋的铁青，我和瓜娃子闹着下来，于是用一根绳子系在我们四个人腰间，一步一滑地向上爬。离山顶不远是最难走的，上面是又高又陡的峭壁，下面是深不见底的山涧，人和牲口掉下去，连声音都听不到。有两次，在稻草铺的陡坡上，我和瓜娃子也踩不住，向下滑，你大伯和营长就坐在地上拽着绳子不放，他们两手勒的都是血。
夜里，在风雪乱叫的山顶宿营，我们挖了一个一人多深的雪坑，按我们红四的传统，背靠背地坐下，年纪小的在里面，年纪大的在外圈。头上顶着破烂被子、毯子、五颜六色的夹袄。然后，炒米拌上雪，就着风，一口一口吞下去。越吃身上越冷，浑身发颤，上下牙齿打架。背着稻草行军的战友们就把剩下的稻草集中起来，放在里圈，烧火取暖，身上感觉稍好一些了。可，天亮了，坐在外圈的战友们，眉毛上掛着银霜，任我们摇，也醒不过来了，都僵了，他们把最后一点余温……最后一点余温啊都献给了党，温暖了我们……”老将军再也说不下去了，哽咽着，老泪纵横。这个战场上能连砍几个鬼子的猛将，迈入暮年后，忆起往日战友，常常不能自己。
一幅画面定格在我的脑海里：蜿蜒数百里大巴山，峰恋叠嶂，冰封雪飘。晨曦初起，皚皚白雪中，几十名衣衫褴褛、面色青黄的红军战士，单衣，呈现同心圆，坐在雪中。红小鬼们摇着外面两圈已歪倒气绝的战友们，泪水冻在脸上。这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优秀传统之一！越是困苦，越是险境，越是提倡阶级友爱，身体力行：干部爱护战士、年纪大的保护年纪小的，所激发出来简直让今人无法想象的潜能：既战胜了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又保持了坚强斗志，这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人间奇迹。这是人类在极限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的终曲。
抚今追昔，往圣后世，为了大局，集体性的，集体性的！！！把生留给战友、把死留给自己而又无怨无悔的人群，绝大概率上，也只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了！！！
让我们永远记住他／她们吧！华夏的子子孙孙们！
让我们永远讴歌他／她们吧！华夏的子子孙孙们！
在我的撺掇下，几日后，岳父又接着讲：“营长那早，也冻死了。你大伯手脚也冻着了，我和瓜娃子拼命用雪揉，快出发了，你大伯手脚才有了知觉。到了通南巴，刚站稳脚没多久，张国焘又开始肃反了。记得是1933年一转春，师里的吴参谋长就被保卫局以莫须有罪名杀了。你大伯又听说他师母被突然贬为县委书记后，就对我和瓜娃子说，快了，保卫局快来抓我了，革命者就是殉道者，要革命就要准备被杀头，不光被敌人杀，而且可能被自己人杀，你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牺牲就怀疑我们的事业，革命一定会胜利。我是眼睁睁看着保卫局把你大伯抓走的，说他是改组派、托派，你大伯毫不畏惧，据理反驳，那之后就没消息了。陈锡联就从特务连到我们一营来当了营政委，7月提他为团政委后，王必成伤愈归来做了我们营政委。唉，到了通南巴，总部就要你大伯回去，那时宣红、扩红任务重，他如果回去，可能就不会被抓了，总部还是需要文化人的，可团特派员已盯上了他。
1934年，我带一个连了，年底团里送我去红军大学步兵学校初级班学习，后来又转到上级指挥科学习。百丈关血战后，部队減员严重，我要求回到了263团，任团部作战参谋，你赵伯伯那时已从265团夜老虎团副团长任上调来263团任副团长了，估计是上级想让能攻善守的263团又能夜战吧！自那后，我就和你赵伯伯战斗在一起了。瓜娃子那时是团部通信班长，一见面，他就讲了你大伯牺牲的经过，我们都哭了。这次过的是旱草地（注：指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我和瓜娃子找了些干树枝，按我们家乡的风俗，给你大伯，我们的哥哥政委烧了纸。孩子，没有你大伯和营长，我和你罗伯伯活不到大巴山。263团，？西征时打没了，侥幸活下来的老三团战友们，如今记得哥哥政委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岳父伤感了，语音哽咽。
不久，趁开学术会议时，我顺道去看望了时任263团副团长的赵司令。赵伯伯说：“我见到你大伯，是在第二次过草地，返回川西，在百丈关那个地方。那场仗，打的很苦，打了几天几夜，伤亡越来越大，我们红30军预备队都上去了。我们团在主阵地，十几挺机枪猛烈扫射，枪管都打的发红，要不断加水降温。阵地前成堆的死尸，血把沟水都染红了，都是些十几岁的娃娃啊。退到挖断山后，我们一个建制团，只有几百人了，双方都踩着尸体反复博杀。在战场胶着到要冒烟时，通信班长瓜娃子带了几十名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红军战士来到阵地上。这是哥哥政委，瓜娃子指着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憔悴的高个子，说。
哥哥政委，是瓜娃子常挂在嘴边的，不陌生。我立即想到他们是在山坳中做苦力的总部随军劳改队（也叫苦工队），里面大部分是在肃反中被抓起来的干部，政治上受了冤屈，关押期间吃了不少苦。我73师老领导就是被绳子绑着，从大别山走到大巴山的，受的苦比我们战斗部队还要多。
赵团长，是陈总政委让我们来参加战斗的。你大伯双手紧紧握住我说，现在什么情况？我注意到他手腕上明显的麻绳捆绑痕迹，两个拇指的关节都变了形，关节下面有一圈黑色的疤痕。
我简要地介绍了一下战场情况后，很费力地咬出三个字来：“同……志们。
孩子，你很奇怪是吧，怎么同志也难讲出口。”
我眼神迷惑。
“孩子，你们不知道，当年肃反也是血流成河啊。上面和我们讲，劳改队里都是反革命，改组派，右派，是犯人，犯人是不能喊同志的。我那时识字不多，但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是受冤枉的好人。我们这些在死人堆里爬出爬进多少回的人，心肠是很硬的，但那会，我眼里也湿了。这个时候上来的，又是这个身体，都明知是很难活下来的，可还是毫不畏惧，有这样的反革命吗？！是同志，是同志啊。我不管特派员是什么眼神，坚决地咬出这三个字来。
同志们，我说，你们身体单薄，拼刺刀力量不够啊，你们就在阵地上，白刃战，我们来。
你大伯眼里也湿了，我还听见了抽泣声。你大伯回头说道，同志们，不要哭，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们宁愿拼死疆场，马革裹尸，也不堪忍受这不白之冤。现在证明我们不是反革命的时候到了。
那天，一波又一波地拼刺刀，你大伯高喊着共产党员冲啊，冲在前面。他们在劳改队，长期受折磨，吃的又差，干的又是重体力活，身体都很虚弱，几十个人在白刃战中陆续都战死了。清理战场时，牺牲的红军战士都是倒向前方，你大伯和敌人撕打在一起，扒都扒不开啊。
我们四方面军有个铁纪，活不缴枪，死不留尸。可是那天，撤退的很匆忙，没有充足的子弹打退潮水般的川军，好给我们搬运伤员和战友尸体的时间。每想到这，心里就痛啊，那场仗，我们没有把战友们的尸体抢回来土葬啊，让他们抛尸田野，愧对啊，愧对啊。”
赵伯伯，这个鬼门关闯了几个来回的战将，眼圈红了，模仿着动作说：“孩子，当时的苦工队，都是用一根细麻绳将两个拇指反绑在一起，然后背上粮食、弹药行军。时间一长，手指磨破了，没医没药就溃烂变形了。你大伯，受那么大罪，受那么大委屈，也不计个人得失，为了信仰，没有怨言，为了革命而献身。你要永远记住他，做他那样的人。”
听了两位老将军讲哥哥政委的故事后，我就开始从姑姑和父亲那里打听大伯的事。无奈，斯人负笈去，弟妹皆幼时。我只能从他（她）转述爷爷的话迹中，构成一个粗粗的车辙印来。
大伯，辛亥年（1911年）出生，天资聪颖，4岁识字，6岁开蒙（入族塾），被爷爷灌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和横渠先生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宋代以后，中国知识份子共同的目标取向。
大伯，10岁进县里的新式小学读书，13岁考取金陵城内的国立一中（今南京一中）。初时住校，不久因校方限制看杂书，便自行主张，住到自家的商号里。
“你爷爷留下的那幅已裱不起来的长联，是你大伯的手书。”父亲说。
难怪岳父讲大伯的字写的好，那幅长联蝇头小楷，字正端方，风骨遒劲，几十年过去了，不愧是古徽墨歙砚，字迹仍然清晰，墨色依然鲜亮。
“书柜里应该有一本严复先生翻译的《天演论》，你大伯在封内手抄了陈独秀先生的一首诗《告少年》。”“我来找”。
“爸，大伯看来在南京一中学的也是英语，你看，这本是《乌托邦》，这本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这还有一本，是《一个反抗者的话》。”
“那是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你看看那本英国人写的游记《现代乌托邦》还在不在。”
“爸，大伯的书，你都看过？”
“上边中前看过一些，当时专挑有图画的看，有的内容，到部队后才慢慢理解了。理解后，感到搭上你大伯的脉了。”
“大伯的什么脉？”
“对民族命运的拳拳之心，对故土山河的兹兹之念，对国富民强的殷殷之望。”
应该是书籍打开了大伯的视角，他想考庚子赔款生，去西洋学习，以报效国家，这获得了爷爷的支持。爷爷一直看好大伯，认为孺子可教也。爷爷在给大伯的信中引用了曾文正公的一段话：“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爷爷说，这种世道，生灵塗炭，民不聊生，出洋学些真本领，为有志少年之佳径。且，特为表注，即使考不上，家里出资也供你去（西洋留学）。
没过多久“五卅惨案”发生。在同学的影响下，一心报考留学生、钻在书斋中的大伯，被拉进了游行队伍。后，又随同乡会组织的声援五卅运动团去了上海。
伟大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期间，上海大学的师生不仅领导着这场运动，也战斗在第一线，在南京路上举旗子、撒传单、与巡捕房斗争。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集中了众多共产党员，成为中共早期在上海一个重要活动据点，时有“武有黄埔，文有上大”之誉。
上大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从1922年秋到1927年春，培养了近两千名人才，并为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输送了一大批学生。
在上大的“大学部”、“专门部”、“中学部”走出的学生中，很多都是上个世纪的风云人物，如：革命烈士关向应、许继慎、博古、顾作霖、何挺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赓、王稼祥、杨尚昆、张琴秋、匡亚明、彭明治、李伯钊……
在上海街头，大伯第一次聆听了沈泽民先生的激情演讲；在上海大学中学部，大伯从新朋友处看到了上大学生何秉彝烈士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上的长诗，诗中“尽我这残生，继你的素志，为革命而战。”让他热血沸腾；大伯和同学们在上海逗留了数日，去上大中学部听教导主任候绍裘烈士的课。
上海之行震醒了大伯，他意识到，这个社会不进行彻底改造，无论是工业救国还是农村实验运动，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空想。这为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日后成为一个以推翻旧世界为己任的革命者，奠定了思辩基础。
回到南京，大伯就在家书中谈到他要去上海，读上大，因为“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1926年春，大伯考取了上大中学部的高中班。
在上大，课余时间阅读的《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共产党宣言》和《新青年》、《中国青年》等书刊，以及李大钊、鲁迅、邹韬奋等人的文章，使大伯犹如在漫漫黑夜中，见到了灯塔，深感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家人不知大伯的消息，忧心忡忡。爷爷去上大新校址寻侄，方知被蒋介石称为赤色大本营的上大已被查封，儿子不知下落。
秋日，奶奶看到信封上那熟悉的大儿子笔迹时，不由得哭了起来。大伯在家书中报了平安。后来，方知他在四·一二次日的游行中险些被捕，在老师的带领下，躲在了租界。信中，大伯为躲避国民党的邮政检查，用隐晦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志向：“我眼见这个社会中，多少人杰在尘世中飘零落寞，多少美玉沉沦在污泥浊水中。在逐梦青春的道路上，坎坷总是无处不在。近来买卖的失手，不会让我退却，那是因为我终于在大海上看到了灯塔。虽然我还有些幼稚，但我的前面，十二月党人、九日女王简和普罗米修斯，不都是从幼稚开始的吗？！苏东坡云：报国之心，死而后已。儿，从此立志国民革命、民族救亡。（注，国民党直至2013年十九大修正的章程，仍自表“是一个领导国民革命”的政党。这里提国民革命，看来是为了躲避国民党中统的邮政检查。）古语云：‘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恕儿不能忠孝两全，望双亲保重。”
爷爷按信址回了信。信中说，孔夫子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大白话就是做个孝子是对人的最低要求，为国做出了大事业，才为至孝。爷爷是在告诉大伯，你若认为你是在做救国救民的大事，那就去做，那就是大孝。
中国共产党开山的第一代人中，多数是出身于钟鸣鼎食之家的富二代和官二代。历史实证，这些“先醒”的官宦子弟和富家子弟中的绝大多数，为积贫积弱的国家富强；为苦难深重的民族的自由和复兴；为创建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放弃了锦衣玉食；放弃了功名利禄；放弃了父辈给他们积筑的“美好前程”；只，一心为将心中的理想化为现实，而义无反顾、冲锋在前；而上下探索，永不停歇地寻找达到理想的途径和方法。李大钊先辈有文：“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
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抚今追昔，往圣后世，在不忘初心而为信仰献身上，一群人能做到光风霁月的，绝大概率上，也只有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了。
中央党校教授洪向华说：“有一个数据大概是这样的，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组织部进行了党员统计，党员有400万，但是统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革命过程当中牺牲的有名有姓的中国共产党员大约有380万人左右。”正是靠广大中共员和革命将士的浴血奋战，才在1949年10月1日敲响了旧中国的丧钟；鸣响了古老中国迈进世界民族之林的隆隆炮声。
今日看来，他／他们身上洋溢着的理想主义精神，仍然令人感奋不已。
今日看来，为在本世纪中期，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民族仍然要提倡这种大无畏的理想主义精神。
1997年，我出差去成都，专程走108国道去了百丈关。
那天，在百丈关前，成都的朋友们将委托青城山道长做的四面灵旗，从车中取出，迎风旌展。旗上，陈老总脍炙人口的梅岭三章前四句笔力遒劲：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集旧部，十万旌旗斩阎罗。
朋友们又从车里搬下香案，案上摆了几样奶奶说大伯伯喜欢吃的家乡特产：捆蹄、鸡糕、茶馓、庙头千张。我在香案前洒了一瓶洋河大曲，跪在地上，点燃了冥纸后，朝着赵老司令讲的大伯伯牺牲的方向，话还没出口，已泪流满面，哽咽的说不出话来。须臾，我强制自己镇静下来，抹去眼泪，高声朗读祭文，把行前父亲交待的事情，一一向大伯汇报：
“大伯伯，我是你侄儿。父亲讲，你用你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证明了，你践行了入党誓词：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永不叛党，阶级斗争。侄儿告慰你的是，百丈关战役后，赵团长反映了你们几十人英勇无畏的事迹，方面军总部政治保卫局撤销了强加在你们身上反革命、改组派、托派的罪名。9年后，父亲分配到蔡山虎蔡副团长那个团，家里才知道你24岁就已在长征路上牺牲，抗日政府给予了爷爷奶奶烈属待遇，解放后也第一批领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证。
大伯伯，自你1929年回乡，变卖了细软，又拿走了金条，去支援革命，便杳无音踪。奶奶担心头生子啊，哭到眼红。1944年闻知你早已牺牲，奶奶哭瞎了一只眼睛。观里的道士说写着你生辰八字的灵符，灵不灵看奶奶的虔诚，自此，奶奶天天戳破手指，将血涂在灵符上，夜半子时，爷爷举着招魂幡，圩子里回荡着奶奶呼唤着儿归来的嘶哑悲声。
大伯伯，苛捐杂税，土匪横行，政府无能，爷爷的工业救国梦破灭，家道中落，祸不单行；你大妹妹患痨病，家里拿不出上海洋人医院要的三根金条，活活病死在家中。
大伯伯，你的妹妹弟弟，受你感召，先后踏上了革命征程；你侄儿的岳父，是你当年的通信员蔡山虎蔡副司令；他／她们目前均已高龄，腿脚不便，难以此行，可他／她们永远铭记着你的教导，思念着你那隽秀的身影。
大伯伯，赵团长赵老司令也早已离世，可能你们已于泉台重逢。他会告诉你，张国焘，这个叛徒，丝毫也不影响红四方面军战旗的鲜红；他会告慰你，你为之献身的事业，早已在百丈关战役的十四年后，获得了成功。
大伯伯，解放后，人民政府就已在家乡的烈士陵园建了你的衣冠冢。奶奶离世前，要求父亲将你漂泊无依的孤魂招回。父亲说，你不是孤魂，你是和战友们驻留在百丈关的原野，在遥望着地平线上的黎明；阳光，是你们期盼着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眼睛；白云，是你们看到国富民强后，露出的欣慰笑容。
大伯伯，阳光依旧沐浴着共和国的天空。众多的革命接班人早已扛起了你们的战旗，去掀翻贪官污吏，还我霁月清风。
说毕，我将祭文小心焚烧。看着祭文随风飘向山颠，我高声喊到：“大伯伯，胜利啦，回家吧，回家吧。”朋友们也在高喊：“先烈们，先烈们，革命胜利啦，回家了，回家了。”
苍山间，朵朵白云在点头，“回家了，回家了！”迴响在千山万壑、溪流、树丛。
大伯伯，你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今天，侄儿就带你回家，向着那东方启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