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他从没有离去
写周恩来，这个愿望由来已久。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的第一本写领袖的书《红墙里的瞬间》出版后，我就开始琢磨着要为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写一本书。
那时人年轻，好动，沉不下心，加之内心有些焦虑感，觉得岁月不等人，如果不抓紧收集宝贵的资料，回过头来再想采访，可能就物是人非了。从1990年到2000年，用了十年时间，尽可能多采访与领袖有关的当事人，多寻访领袖们的历史足迹。进入2000年后，我开始坐下来对资料进行整理，吸收消化，不知是图片中领袖们老去的容颜和患病憔悴的表情刺痛了我，还是被采访人对伟人生命晚景的不舍与不忍让我动容，还是自己进入中年后内心有了岁月的沉淀。仿佛一夜明白了“人间重晚情”的含义。突然觉得伟人经历越是灿烂辉煌，晚景越是令人心碎与痛惜。如花开艳丽，花谢凋敝一样，令人无法接受。
我这种解不开甩不掉的情绪纠缠中，有了想写伟人晚年生涯的想法。承蒙人民文学出版社厚爱，2010年与2014年先后出版了《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与《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两本毛泽东晚年的纪实文学。
写毛泽东晚年岁月，有一个人物是绝对绕不开的，那就是周恩来。毛泽东晚年，恰恰也是一国总理周恩来正值举步维艰的执政期与身患绝症的病痛期，但写毛泽东内容时，写周恩来的笔墨自然就减少很多，这让我欲写不能，欲罢也不能，于是为周恩来写本书的愿望再次冒了出来， 而且这一次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带有必须完成，有天大的事情都要为这本书让路的使命感！
《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一书是2012秋季写完的，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我就迫不及待地动笔开始写周恩来。下笔的那一天，我看着窗外的深秋，黄叶飘零，莫名的萧飒寂落之感袭来，把我的心境拉入了秋天，脑海又一次出现了周恩来晚年那体态消瘦却精神矍铄的画面，耳边想起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那悲伤的声音：总理好苦啊，他太难了……总理走了，当时我们都不想活了……我们的眼泪在总理生病时都流干了……
于是我决定写一本关于周恩来晚年的书，在电脑上写下了新书的书名《周恩来最后600天》。既然动笔，就和上战场一样，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将此书写好看了，写准确了，和以往写毛泽东的书一样，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写作过程中，发现《周恩来最后600天》并不是最贴切的书名，书还没写，压力与困扰已经袭来。
周恩来最后600天应该是指1974年6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去世，真实天数是589天，如果说600天也还可以。而周恩来患病之后最精彩的生命乐章是在他住院前的两年时间里，即1972年5月发现癌细胞到1974年6月1日住进305医院这700多天。
怎么办？书名已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报重大题材立项，无法更改。如果就着书名，只写周总理住院的岁月，可这并不是他患病的全部岁月啊。
我思前想后，觉得最真实、最感人、最质朴的感觉往往是由心而发，不管发生在何年何月，打动我的故事，相信就是打动读者的故事。于是，我不再困惑，就从1972年5月周恩来发现第一个癌细胞写起，因为这是周总理人生中遇到的最凶恶最强悍的敌人，而且这次战场是在自己体内，外界所有的治疗干预都无法彻底击败它，这个敌人强大到足以摧毁一切。
如果是普通人，知道自己患癌症，第一个反应是赶紧检查治疗，可是周恩来异于常人，他知道自己患癌后，第一反应就是开展“批林整风”，让“文革”的“左”倾步伐慢下来。他用有限的生命确立一个政治生命的高度——那就是党和国家的权力不能落在“四人帮”手里！因为他知道，党和国家的政治“肌体”不能因为他的空位而留下难以弥补的“疤痕”，那么国务院总理人选与权力移交成为他生命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在与癌症恶魔交手，病情日益加重时，周恩来最宝贵、最在乎的就是时间。他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耗尽心血完成了护驾邓小平出山的最后一段路程。进入1973年，周恩来开始大量尿血，中央同意周恩来做患癌病以来的第一次病灶检查与治疗。但他为确保邓小平顺利复出，将自己检查治疗时间一拖再拖，直到3月初邓小平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已成定局，他才躺在手术台上……1974年12月，病情刚有缓解，他不顾自己重病在身，从北京飞往长沙，与毛泽东面谈，商定四届人大领导班子人选，“长沙决策”从而确保了党和国家权力掌握在老一辈革命者的手里。周恩来只要手术后有一段平稳期，他便活跃在国家政治舞台上，从与日本首相艰难谈判到陪同外宾视察祖国各地；从安排一个个老干部回京治病到主持起草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纲领性文件；从洁身自好决不允许自己身上有任何政治瑕疵到至死都在抗争，努力洗刷别人泼在他身上的“伍豪事件”脏水……
一桩桩国事，一件件外事，他都亲力亲为，努力维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与人民生活在“文革”期间能正常运转。而他住院近600天里却忍受了大大小小13次手术，同时精神上忍受了无数的恶意中伤与人身攻击。
身体上的病痛折磨、精神上的忍辱负重，成为周恩来最后三年多的生命主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终于摆脱了病魔的折磨，离开了他深爱的热土与人民。他的离去，让亿万群众感到天塌了，心碎了，这个世界仿佛陷入万劫不复之中。
送周总理灵车去八宝山那一天，从黄昏到夜暮降临，这短暂的时刻，却让北京长安街承受了太多的悲痛。成千上万的首都人，扶老携幼，默默垂泪，站立在灵车经过的街道两旁，这自发组成的送葬长队在寒夜里蜿蜒了数十里。他们中有怀抱婴儿的母亲，有倚杖而立的老人，有双腮垂泪的孩子，也有满目哀伤的工人、农民、学生、士兵、机关干部、街道居民……，他们的心情宛如这寒冬的天空一般冰冷且沉重。
每每写到总理忍受病痛，面对委屈，遭遇不公时，数度哽咽无法往下写，长达一年的写作，这种悲伤激愤的情绪几乎伴随了整个写作过程。
当给全稿打上最后句号时，我决定不再改动《周恩来最后600天》的书名，我认为对于周恩来的精神与人格，不是一个书名所能承载的，也不是一个书名能完全包涵的，他的高贵灵魂与悲情命运，即使我们穷尽文字描写也是无法覆盖的。那么最后600天与最后1300天又有何分别呢，天数怎么能丈量出周恩来的政治高度、生命厚度与思想深度呢？
2015年元月，周恩来逝世39周年的日子，《周恩来最后600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并连续6年站立在畅销书的前列。
我终于完成了25年的夙愿，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我以一个作家的良知与文字记录的方式纪念这位伟人。
有人说得好：周恩来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需保留自己。活着将生命交给崇高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长眠时把遗骨洒在祖国大地，化为青山忠魂。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
周恩来走了，但他从没有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