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我所经历的三件拨乱反正事件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至去年全国GDP已经达到15.7万亿美元，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0多美元，今年实现全国全面脱贫，成为世界收入中等偏上的国家。中国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发展到现在，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奋斗，努力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笔者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但也经历了建国后60年代之后的一些事，特别是文革结束后的三件拨乱反正事件令我印象很深刻。一是1977年恢复高考。二是1981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是1979年取消阶级成分。

       先说说高考的恢复。从1966年开始，废除原来的高考制度，大学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由于没有文化考试，招收进来的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教学不能正常进行，严重影响了大学的教育质量，造成国家后备人才的严重不足，致使社会上“读书无用论”的盛行。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宣布文革结束。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主动要求抓教育和科技。在邓小平的极力推动下，决定恢复高考。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当年10月21日的人民日报公布的。看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和全国许多青年人一样欣喜若狂，认为希望终于到来了。

      当时，由于文革的混乱，大多学生都不注重学习，很多人把读过的课本都扔了，准备复习时连课本都难以找到。当恢复高考的消息公布之后，新华书店里的教科书立刻被一抢而空，复习准备高考成为风气。但也发生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高考消息公布之后，有些受极左路线影响较深的人不相信高考的真实性，认为是表面形式，上大学还得走门路。

      我当时在公社中学任代课教师，教的是中学数理化，再加上我一直坚持学习，所以基础较好。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复习，于12月15日—16日进考场考试。考试科目为四门：语文、政治、数学、理化。每门课满分100分。考试过后，自己感觉数理化和政治三门考得好一些，语文差一些。总体上还是比较满意的。过后，就是漫长的等待，几乎每一天都是那么漫长，有时常常在睡梦中梦见入学通知书的到来。1978年2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午休，突然听到一位老师的声音：“牛炳臣，快来呀，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

       我听到后，不亚于头顶上响了声春雷，从床上一跃而起，迅速奔向老师面前，从他手上接过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赫然写着“吉林工业大学”字样，校址在长春。

       多年的梦想竟真的变成了事实吗？此时此刻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时竟愣在那里，在别人的提醒下，我才回过神来。随后，就是积压多年的抑郁心情爆发了。我高举着通知书沿着学校院子狂跑一周，甚至把一只布鞋也跑掉了。现在回想起来，真有些可笑，那情景简直和《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的情节差不多。

       我考上大学的消息，像风一样刮遍了全村，很多人都在为我祝福。我居住的农村有上千年历史。我是村里考出的第三个大学生。在入学报到前一天晚上，家里来了很多人给我送行。第二天，家人把我送到县城。我挥泪告别家乡，踏上了北去的列车。那年，我23岁。我从小生长在农村，没出过远门，现在要到一千公里以外的地方，觉得非常遥远。在火车上，我一方面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而激动，另一方面也对面临的陌生世界而忐忑不安，甚至感到有些孤独和无助。伴随着列车的飞驰，我的心飞向了远方，命运也从此改变… …

       再说说我老家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

      1978年11月，安徽小岗村几户农民冒着生命危险实行包干到户，成效显著，之后得到中央的首肯，决定在全国推广。大约在1981年，老家实行分田到户。说真的，当时分田到户不仅上层有分歧（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农村也有很多社员不愿意。一是长期的历史惯性使然，二是当时的生产队有集体使用的牲口、农具、打麦场等。一下子分开了，这些怎么办？在讨论分田到户的大会上，很多社员掉下了眼泪，但最终还是分了。土地按人口均分，牲口、农具以拍卖形式分配。在牲口棚外的场上举行小队大会，每件农具由生产队会计报底价，然后由社员报购买价，按最高价出售。牲口采用抓阄方法分给几家，由几户人家轮流养着，使用时轮流使用，就这样勉强分开了。社员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片牲口棚。整片的土地，被划分为零散的小块土地，究竟怎样，大家心里并没有底。

       但是，到第二年麦收和秋收以后，事实让人们服气了。全村家家的产量几乎增加了两三倍，一家四五口人的过去只能分几十斤至百十斤小麦，现在能收到四五百斤。过去只能分到三四百斤谷子，现在都达到1000多斤。有一个五口人家，当年就收了2000斤谷子。家家户户几乎天天能吃上白面，小米干饭吃不完。农民是最讲实际的，看到家家户户的仓满囤流，人人笑开了颜。真正认识到了分田到户的正确性，原来的担心烟消云散。

       最后说说取消阶级成分的事。长期以来，阶级成分是每个人的家庭出身标志。在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为：地主、富农、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在文革期间，“唯成分论”盛行。谁家的阶级成分不好（主要是地主、富农，上中农也受限制），动不动就要被拉出来批斗一番，其子女也受歧视。和我家同住一个院子的外乡王姓叔叔，他老家的成分是富农，在我们村他舅舅家落了户。这个王叔叔诚实忠厚，身体壮实，在生产队是壮劳力，犁地、播种等重活都是派他干，他从来没有怨言。由于他的勤劳和朴实，深受大家的喜欢，大家从来没有难为过他。但是，由于他父亲头上戴着一顶富农的帽子，他是富农的子弟，在那个年代成为一个不吉的标志，近30岁了才找到对象。平时，他小心谨慎，不多言不多语，生怕犯一点错误。

       1979年1月，我正好在家里度寒假。那天中午，我和王叔叔在家里收听广播，忽然收音机里传出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大意是取消阶级成分，所有人员一律作为人民公社社员看待。王叔叔没有文化，对播音员的普通话没有完全听明白。我就把大意说给他：“以后再不讲究阶级成分了，都是公社社员了，每个人都一样身份了。”他似乎懂了，我看了看他，发现他的眼里竟满含着泪水。解除了政治压力的王叔叔，干劲更大了，在生产队里仍然是出色的劳动能手。

       三大事件，都是在文革后拨乱反正发生的，事实证明都是正确的，值得怀念，永载史册。

     2021/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