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女英烈的行列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她叫缪伯英，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李大钊最得意的女学生。

　　她的生命虽然只有30个春秋，但她用生命书写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的壮丽“春秋”。“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我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她的临终遗言更是感动和激励了不少后人。


　　成长中的“桃哥”

　　缪伯英，乳名玉桃，1899年10月21日生于湖南长沙县清泰乡缪家洞枫树湾(今属开慧乡)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她是家里的长女，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父亲缪芸早年曾去日本考察教育，辛亥革命后一度在湖南省教育司供职。母亲汤尚恒，是“略知诗书、贤惠朴实”的家庭妇女。

　　幼年，缪伯英随父习文识字。10岁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附小读书。在家里，她能帮助母亲挑水、买米和做其它杂活，看起来就像个男孩子，弟妹亲切地叫她“桃哥”。在学校，缪伯英是个活泼、聪颖、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诗书传家的环境，更让她耳濡目染，努力上进。饱读诗书的父亲教她“孤怀未展行吾素，一字无传即是贫”的诗句，勉励她读好书，学好知识，将来做一名教师，以继承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缪伯英快乐地成长。

　　1916年7月，缪伯英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该校地处长沙市中心，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和新思想广泛传播。17岁的缪伯英爱思考，在努力学习的同时，喜爱接触新生事物。1919年秋，她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开始走上新的征程。

　　告别长沙时，父亲送她到火车站，将自己在日本留学时带回的一面蓝色闹钟从怀里拿了出来，递到了女儿手里说：“将此钟带去，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爱时惜时。你是一个女孩，要有男儿般的豪气。无论身处何地，都需向着光明的路上走。”

　　缪伯英一踏上北京，即被五四前后新思想、新潮流所吸引，很快投入到了革命的热潮之中。其间，她参加了北京大学湖南学生同乡会，广泛结识了一批思想活跃、探求改革的知识分子，一起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


　　参加工读互助运动

　　1919年7月，在书香门第长大的缪伯英以湖南长沙地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理化系，她从三湘大地来到北京，强烈地感受到了这里新的学风和自由的空气。缪伯英思想活跃，积极参加各类学生组织和社会活动，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北京大学湖南学生同乡会上遇见了北京大学文科政治系学生何孟雄，由于二人志向一致、有共同话题，在交往中很快便熟识了起来。在何孟雄的帮助下，缪伯英经常到北大旁听和听演讲，认识了一批追求真理、勇于社会改革的进步青年，并开始与大家一起交流探讨改造旧社会的相关话题。

　　1920年初，受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缪伯英、何孟雄暂停学业，参加了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的北京工读互助团，何孟雄在第一组，缪伯英在第三组。缪伯英等10多位女同学抱着“工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怀着对“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自由”的理想，组织了北京女子互助团（即北京工读互助团三组），并得到了其父的理解和支持。1月21日，她们在北京《晨报》第七版刊发了《吾亲爱的姊妹们曷兴乎来》《第三组工读互助团章程》和“互助团的宣言”等，宣称要秉“互助之精神实行半工半读”之宗旨，号召“处黑暗的家庭、受种种的束缚”并“具有毅力”的姐妹们来参加女子工读互助团，以实现“造就社会的新生活”之目标。为了实现改造旧社会、造就新社会的目标，她们积极行动起来，租了位于东安门北河沿17号的房子作为小组的活动地点，开办了裁缝店、洗衣房，并找到了帮人誊抄文件、做家务等工作。同时，她们还坚持抽时间去北京大学听演讲或自学，过起了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

　　美好的愿望并不一定能得到圆满的结果。自北京女子互助团成立之日起，就面临着重重困难，其生存发展举步维艰，在短短数月内，一、二、四组皆宣布停办，只有缪伯英她们三组苦苦支撑。1920年9月，《妇女杂志》刊登了缪伯英、钱初雅、何琛媛、韩德浩4位女子互助成员的照片，介绍她们的情况。10月，缪伯英所在的三组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广告：“诸君要做衣服吗？请快到女子工读互助团去！手工精制，式样合宜，必能令诸位满意。地点是在第一院后身，椅子胡同东口，北河沿十七号。”但没过多久，由于种种原因，北京女子互助团还是被迫解散了。


　　最早的中共女党员

　　从1920年参加工读互助团开始，缪伯英一直坚持革命理论的学习。她多次到北京大学聆听李大钊的讲课，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有一次，李大钊讲课，谈到国家民族存亡的青年学习、生活方向问题时，激动地向青年大声呼吁：“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世间的黑暗终有绝灭的一天。努力啊，猛进啊，我亲爱的青年。”这些热情洋溢的话语，猛烈地撞击着缪伯英那颗炽热的心。

　　下课后，她找到李大钊，十分激动地说：“您讲得真好，我不是北大学生，您能收我做学生吗？”李大钊见她十分诚挚，答应了她的要求。从此，缪伯英经常到李大钊住处请教。经李大钊建议，她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这里，缪伯英潜心研读了油印本的《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讨论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和共产主义的理论问题。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缪伯英很快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逐渐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成为向往共产主义理想的女知识分子，也成为李大钊一名得意的女学生。她对马克思主义孜孜以求，还经常向周围的人宣传，与她谈恋爱的何孟雄就受到她的影响，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

　　1920年底，缪伯英参加了由李大钊等建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投入到批判腐朽没落的旧礼教和旧制度的斗争，号召女同胞解放思想，做新时代的女性。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缪伯英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我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杰出的妇女工作者

　　1925年1月，缪伯英、何孟雄夫妇来到湖南省会长沙。不久，何孟雄返回北方指导工人运动，缪伯英则继续留在长沙。为便于秘密开展妇女工作，缪伯英应湖南省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徐特立的聘请，担任了女师附小的主事（即校长）。在附小，除进行革命工作与学校管理外，缪伯英对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都十分关心，尽力帮助，并鼓励他们为革命奋斗。

　　曾在这里就读的学生余甲男在忆及当年情景时写道：“当时缪伯英在女师附小担任主事，我一到学校，伯英就热情接待了我。因我家境窘迫，没有铺盖行李，她就从自己家搬来一套被帐，给我开了铺。我身无分文，交不起伙食费，她又到庶务室联系，在餐厅饭桌上贴上了我的名字，并对我说：‘以后吃饭坐到自己座位上就行了。’我是个举目无亲的乡下女孩子，伯英对我关怀备至，亲如姐妹，使我处处感到革命家庭的温暖。”

　　不久，五卅惨案发生。在长沙，缪伯英与徐特立、毛泽覃、曾三等人领导开展了罢工、罢市、罢课，以声援上海等地的工人斗争。而此时，缪伯英已是临近生产的孕妇。6月25日，缪伯英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取名何重九。随后她把孩子交由母亲照料，又投身革命洪流。缪伯英的弟弟缪立三曾回忆说：“重九刚出生就由我母亲照料。姐姐产后不久便外出为革命奔走，常常顾不上回家给孩子喂奶，孩子饿得哇哇哭。不久，姐姐也日渐消瘦，母亲弄到一些营养品送到她工作的地方，而她往往忘记吃就馊了。”

　　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日本军舰侵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声讨英美日等八国的罪行，北京各界群众5000多人举行集会，却被段祺瑞执政府的军警以武力驱散，造成当场死亡47人、伤200多人的惨剧。“三一八”惨案的消息传来，激起了湖南人民极大的愤怒。悲愤中的缪伯英主持召开了湖南妇女追悼北京死难女烈士大会，呼吁“全国人民应继续奋斗，驱除段贼，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民族革命，以慰诸烈士之灵”。


　　遗憾“未战死沙场”

　　曾在女师附小读书的余甲男，当时写了篇名为《我的痛史》的日记，“抒发了对旧社会的痛恨”。缪伯英提笔写下批语：“生以青年有为之日，兼秉中人以上之资，苟能艰苦卓绝，勇往直前，则女娲石也，精卫沙也，愚公子子孙孙也，天可补也，海可填也，天下事何遽不为乎！”

　　时间并没有给缪伯英“有为”的机会。

　　食无定时，居无定所，天未亮出门，深夜才归。在后人眼里，是这种长期清贫和不稳定的生活拖垮了缪伯英。

　　频繁迁移的生活始于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取武汉，大革命的重心移到长江流域。缪伯英与丈夫辗转长沙、武汉、上海等地，先后生下儿子何重九和女儿何小英。

　　缪伯英胞弟缪立三曾回忆说，当时他们住在租界内，一有情况发生，就提前搬家。为了让搬家不引起别人的注意，常常需要找借口，缪伯英就装作与何孟雄吵架。遇到紧急情况时，干脆连家也不要了。

　　1929年10月，她突然患了伤寒病，被送入上海的医院，因抢救无效辞世，时年30岁。

　　“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恨事！”缪伯英病危时，拉着何孟雄的手说道。

　　她的灵柩存在上海扬州会馆，后会馆改建时登报通知各户迁出，但因何孟雄被国民党逮捕，已在龙华壮烈就义，缪伯英的遗体就不知被会馆代迁何处了。

　　而她的两个孩子，后被监禁于上海龙华监狱一年多，何孟雄罹难后被送入上海孤儿院收养，一?二八事变日军进犯上海时均失散于战乱，至今下落不明。

　　缪伯英为革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牺牲后连遗体都不知埋在何处，但她以短暂的生命诠释了一名女共产党员为民族解放、妇女解放不懈奋斗、舍生忘死的壮丽青春，她的故事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时光荏苒，缅怀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青春与生命的革命先烈的伟大精神，这些将成为我们继往开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力量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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