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中原突围：四位女性的人生
本文所讲述的四位姑娘，黄琪、李薇、陆方、孙卉，便是参加中原突围的“中原民主建国大学”的学生。
中原民主建国大学是中国共产党1946年春天建立的，校址选在现在的湖北大悟县宣化店附近。这所学校成立的背景是当时正在进行的国共合作的谈判，更深层的背景则是中共“七大”制定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建立民主新中国”的建国方针。“民大”成立仅三个月，形势紧张起来。国共合作谈判破裂，“民大”随即停办。同学们有三个去向可以选择：第一，少数身体不好的人，还有女同志，可以随伤员乘火车撤退到华北老根据地，据说，这是周恩来根据北平停战协议亲自向国民党当局交涉来的条件；第二，少数有比较可靠社会关系，化妆回国统区潜伏隐蔽，待机而动；第三，大部分人都被分配到战斗部队，担任文化教员、秘书等工作。
黄琪、李薇、陆方、孙卉四个姑娘表示坚决随部队行动。她们被分到中原军区1纵队文工团。在突围前夕，她们又被分配到战斗部队，随部队行动。
先说黄琪。黄琪原名黄辉蓉，1925年出生在北平，是燕京大学外语系学生，因为她个子瘦小，头发有些发黄，燕大同学都称她“黄毛”。 ’
据与黄琪相识的同志介绍，黄琪是在1945年从大后方徒步到中原解放区的，一路上风餐露宿，艰难跋涉，还要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黄琪体力虽然不好，总是挣扎着向前赶路，从不要别人帮忙。
中原突围前，黄琪从1纵队文工团分配到战斗部队的团部做秘书，随部队突围后，她又被分配到鄂西北军区第3军分区做秘书。
中原突围的解放军部队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进入鄂西北的深山老林后，蒋介石仍严令部队尾随进击，多次组织大规模搜山、围剿，欲将突围、失散部队斩尽杀绝。
到了1947年，形势愈加紧张。3分区虽经常变换驻地，还是经常遭地方保安队和国民党军队的袭击。1月中旬，军分区驻地又一次被敌人发现，敌人派出正规部队围剿。22日早晨，枪声响了，敌人包围了军分区驻地。部队马上组织突围。黄琪和战士们一起冒着枪林弹雨向包围圈外面冲去，她已经冲到一座山冈，再往下，就可以冲出包围圈了。这时，一颗子弹打中了黄琪的左腿，她跌倒在山冈上。四周没有一个自己人，手里也没有任何武器。敌人看见一位中弹的姑娘倒在雪地里，号叫着围上来，想活捉黄琪。
黄琪没有任何惊慌，也没有任何恐惧，她心里十分清楚，如果被这些国民党士兵俘获，等待她的是什么。她下定了决心，宁死也不能被俘，宁死也不能受辱。她倒在雪地上，赤手空拳与冲上来的国民党士兵肉搏，用手撕，用拳打，用牙咬，用尽全身力气，拼死挣扎、搏斗。国民党士兵残暴地杀害了黄琪，砍下她的头颅，挂在树上。黄琪的鲜血染红了白雪，
一个月后，鄂西北军区的部队与一股敌人有过一次战斗，缴获一名敌军排长的日记本。日记中写到：围剿他们几个月了，在深山老林中周旋；我们许多人都被拖垮了；到处找不到他们，又到处有他们；好不容易有机会包围了他们，又逃走了，只打死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竟敢搏斗，真不怕死，不可思议……
四个姑娘中的李薇，在突围后的人生经历，却有着一番与众不同、可叹可惜的遭遇。
李薇原名刘钦瑜，四川江津人，1942年人复旦新闻系，1945年春天到达中原解放区。中原突围后，随部队进入鄂西北深山中。
1946年10月间，李薇在湖北房县一带活动，身染疟疾，又加上妇女病缠身，实在不能与部队一起行动，只好被留在当地老乡家休养。等到她身体基本复原时，部队早已不知去向。她曾几次想返回四川，想通过复旦大学同学的关系，继续参加爱国民主运动。但是，从鄂西北的深山走出去，再走到四川或者其他解放区，几千里崎岖山路，一路上还有蒋军和土匪的层层关卡，她一个单身女青年，很不安全，也几乎不可能。考虑再三，她只好留在当地。
李薇在当地停留时间长了，身份也基本公开，她在穷苦百姓中宣传革命道理，许多老乡都知道这个“新四军婆娘”。地方保安知道后，就到处抓她，还放言：以后发现这个新四军女人，就地格杀勿论。
险恶的处境．李薇知道不能继续在老乡家隐藏了，为了不连累群众，她住进了没有人烟的深山，在山洞里度日。全国解放后，曾在当地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刘瞻介绍李薇的情况说，李薇当时的生活苦不堪言，有将近一年时间在深山度过，根本没有粮食，长期吃不到盐，只是用糠稗、野菜充饥，头发全白了，与“白毛女”一模一样。
尽管如此，当地还是有一些知道李薇的老乡，同情她的遭遇，偷偷接济她。这其中就有一个叫贺长运的农民，时常来帮助她。李薇与贺长运在患难中有了感情。1947年底，两人在一个山洞里举行婚礼，结为夫妻。当时，洞内虽有几分温暖，洞外却是寒风怒号。
1948年春天，李薇与贺长运曾经试图穿越大巴山回四川，半路还是被当地政府的保安队抓住。两人逃脱后，只好又回到原地，仍栖身湖北房县的黄龙山。
但是，由于李薇的行迹已经暴露，当地保安队加紧对她的搜捕，在房县居住已经很危险了。李薇听当地老乡说，解放军已经到了300里外的均县，于是，她与贺长运跋涉几百里，来到均县。到了1948年年底，均县解放，李薇才找到当地中共县委。她先是在县委做民教、妇女工作，后又调进报社，开始新闻工作。贺长运则被安排在当地的书店工作。
李薇又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往——俱往矣！那些“坚壁”的日子，常人无法想象的身体和心灵都痛苦不堪的日子！
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解放军已经开始准备入川，大批干部也将随军人川。李薇与贺长运都被调到四川干部大队。部队行军到湖北襄阳，贺长运心神不定，他深恋故土，不愿意离开家乡。但是，革命队伍是李薇的生命所系，她必须跟着自己的队伍，跟着解放军向前进。这在当时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了。两个在患难中结为夫妻，共同生活了一年多的人，就这样分手了。两人已经有了一个孩子，李薇也只能忍痛留给贺长运，留在鄂西北。
1949年以后，李薇长期在四川省妇联工作。到了是非颠倒的文革期间，她在鄂西北深山艰苦卓绝的经历，本来是一段异乎寻常的光辉经历，是一个革命者的传奇，却成了她的“罪状”！在为人民解放，争取民主共和国，与封建专制做殊死斗争的年代，无论怎样的苦难她都可以忍受，可是，在宣称人民已经当家做主的年代，却以“无产阶级”的“大革命”的名义，蛮横地把屈辱加在她身上，年复一年地折磨她，迫害她。在国民党的迫害下，她能忍受，现在，她再也忍受不住了。在成都郊外的五七干校，在一次挨斗受辱后，路过一条河时，趁旁人没有注意的瞬间，她纵身跳进奔腾的河流，结束了坎坷的一生。
四位姑娘中另外两个，孙卉与陆方，自突围起，两人始终在一起。其中的孙卉，还是我们的小姨。
孙卉，本名王慧娟，生长在富裕家庭，家里在河南鹿邑县有良田、庄院，在郑州德化街有连片的商铺与房产。1942年，小姨还在郑州念中学，那时郑州已经沦陷。她的姐姐，即我们的母亲王静娟，从西安写信给她，叫她到西安读书。小姨是她唯一的妹妹。小姨接信后，毫不犹豫离家出走，只身来到西安，进兴国中学念书。在兴国中学期间，小姨开始参加革命工作。
兴国中学毕业后，小姨在西安图书馆工作，后追随革命，去了重庆。
1946年初，小姨与一批青年学生响应中共的号召，从重庆来到鄂豫边区。她先在七七报社工作，后又进人中原民主建国大学学习，满怀着理想与憧憬，准备迎接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民大”建立仅仅3个月，形势紧张起来。国共合作谈判破裂，“民大”随即停办。小姨与几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中原军区1纵队文工团。小姨是个漂亮姑娘，那年才22岁，正值青春年华。富裕的家庭以及所受的教育，使她具有很好的个人品性与文化修养。小姨平时说话不多，但她多才多艺，唱歌、唱戏、话剧、乐器，又能写，又会画，还能下厨做一手好面食很为几个有才华的男生心仪，是暗恋的对象。其实，小姨在重庆曾经有过一个男友，两人感情很好。男友叫王先民，也是热血青年。可惜，王先民在一次国民党特务制造的沉船事故中遇难，在小姨心中留下难以弥合的伤痛。
中原突围前，国民党军队大兵压境，形势越来越紧张。为突围，文工团解散，小姨被分到3旅7团，随部队行动。小姨这时候虽然穿上了军装，毕竟还是学生，既无战斗经历，更无军事常识。
1946年6月25日，中原突围战打响。
小姨随突围部队日夜行军，进入鄂西北的万山葱岭中。此时已到1946年年底，隆冬时分，大家全是单衣单裤，境况愈加艰苦。
过了1947年元旦，大雪封山，天寒地冻，小姨这时正患痢疾，部队决定她与陆方一起，留在当地“坚壁”，野外谋生，自寻出路。无奈之下，陆方带着小姨离开部队，东躲西藏，苦苦度日，最后消失在茫茫大山里。
上世纪50年代，当年与小姨共患难，以后幸存下来的陆方，遇到西安兴国中学时的同学宋殍（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向宋殍细说了小姨牺牲的情况。
按陆方的叙述，她与小姨所在突围部队曾被国民党军冲散，两人在大山里辗转数日，遇到鄂西北军区二军分区的一支部队，又随他们行动。此时天降大雪，部队为不被敌人发现，专拣荒山野岭驻扎，又远离山村，所以根本没有粮食。部队要求小姨和陆方就地“坚壁”，说要“保存自己，随时与部队取得联系”。
无奈之中，陆方带着小姨离开部队。离开部队后，陆方与小姨曾商量，当时她俩有两条路，一是摸出包围圈，走出大山去寻找部队。陆方说，孙卉离开部队后，患病日重，身体非常虚弱，我不能抛弃她不管，自己走。第二条路是就地隐蔽，再设法与部队取得联系。两人商量结果，决定采取第二个办法。
陆方说，我们两人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可是，从口音神态，言谈举止，很容易辨别我们不是当地农民，而是突围过来的新四军。蒋军和地方反动政权日夜清乡搜山，到处捉拿流落在敌后的新四军。我们俩只好在十分偏僻的荒山野岭中寻找略能避风避雨的山洞暂时安身。下山去当然十分危险，可是藏在山上却无法生存，我们只得冒险试探着躲开敌人，到山下的村子里，悄悄到贫苦老乡家买点食物，探听一下情况，试探着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们在村子里隐蔽。在村子里不敢多逗留，找一两个看起来老实的农民探探口气，买点吃的，就赶紧回山洞。这里不是根据地，没有群众基础，没有人敢收留我们。我们两个女孩子，只能在山洞里互相依偎着，度过一个又一个凄苦的长夜。无依无靠，无医无药，无火无灶，冷食冷水，野菜野果，缺营养，不卫生，孙卉的病越来越重，发烧不止，拉痢不止，再也无力与我一块行走。我只能把她自己留在山洞，单独一人下山寻食。
陆方说，孙卉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发烧发冷，四肢疲软，根本起不来。我们俩不敢在一个山洞久住，经常转移，寻找可以隐身的山洞。在转移到第四个山洞时，她终于支持不住了，年轻的顽强的生命之火渐渐熄灭。眼看着相依为命的战友在自己的怀抱里痛苦挣扎，渐渐停止呼吸，当时我的感情似乎麻木了，流着泪，却不知道悲痛。我把再也不会醒来的孙卉放在山洞里，擦干眼泪，独自一人茫茫然走到山下一个村子里，找到一位好心的农民，帮助我在山坡找到一块比较适宜的地方，用树枝、石块和双手挖了一个坑，手指都磨出了血，也不觉得，把孙卉抬到那里掩埋了。
当时陆方记下了掩埋小姨遗体的具体位置，记下了那位帮助自己的老乡，还记下就近处村子的名字。
陆方随即被当地民团抓捕，关在县看守所。后多方托人，才被释放出来。后来，她又辗转到了解放区，重新参加工作。
陆方，原名陆菊如，原籍苏州，抗战前随父母到了西安。陆方的父亲是中旅西北分社的负责人，西安西京招待所的总经理，家里比较富裕。陆方在西安兴国中学毕业后，考进武汉大学。1945年夏天，还差一年就要毕业，她却放弃学业，到了中原解放区。中原突围前，本来她的条件比较适合回武大继续念书，但是，陆方认为自己出身富裕家庭，需要在艰苦环境中锻炼，下决心随部队参加突围。
与陆方同在西安兴国中学念书的宋诤回忆，陆方初进兴国中学时，满怀着抗日救国的热情和追求自由民主新社会的理想，对国民党当局抗日不力、法西斯统治十分痛恨。学校生活十分艰苦，有时候连青菜叶也吃不上，有一小碟辣椒，甚至一小碟咸盐，就是副食了。陆方在西安有一个富裕的家，她父亲当总经理的京西招待所，是当时西安最高级的宾馆，房间有抽水马桶和席梦思，她家就住在招待所里。但陆方很少回家。她性格内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却在悄悄锻炼自己吃苦耐劳的能力，准备将来投入到艰苦的战斗环境中。她的哥哥姐姐们衣着光鲜，她却只穿一身灰土布制服，有时甚至穿草鞋，从家里进出。
陆方和孙卉被“坚壁”后，孙卉病逝，陆方也被当地保安抓住，关进兴山县看守所。陆方在看守所托人给家里捎信，告诉自己被关押的地方。家信辗转到了陆方父亲手中，家里即商量叫陆方的大嫂傅倩前去解救。傅倩说，我到了兴山县看守所，很快就看到陆方，她睡的是不到一尺宽的木板，没有枕头和铺盖，穿着满是虱子的土布短衫，破烂不堪，一条单裤，露着膝盖，鞋子露着脚趾头。傅倩见小姑子出身温柔富贵乡，此时简直像个叫花子，忍不住哭出声来。陆方当即喝声，叫大嫂不要哭。傅倩说，我知道她的脾气，很硬气的，平时沉默寡言，为人正直豪爽，待人厚道，我很尊重她，喜欢她，听她这么一说，我就不哭了。
陆方被解救出狱，回到南京家中疗养。此时，她五内俱病，满身创伤，光蛔虫就打了很长时间。
后来，陆方找到地下党，重新参加了工作。全国解放后一直在湖南省团委工作。
谁知躲过了敌人，却躲不过自己人。自上世纪50年代起，政治运动频仍，陆方就因为中原突围时被部队留在当地“等待解放”，却屡屡遭受不白之冤。百般求证不得，怎么解释也无人相信。家庭、亲人又受株连，为此遭受的苦难，绝非几页回忆能尽诉。到了文革中，又是因为这段历史，陆方竟被关押进监狱，受尽折磨，以至于最后含冤自尽。
我们的母亲王静娟由于富裕家庭出身，由于出身的家庭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株连、冤案的伤害，因为担心和惧怕，因为不解和迷茫，也为自己的家庭，丈夫、孩子担心，怕受到牵连，所以，王静娟只能将对妹妹孙卉的思念藏在心底。
这一藏，就是半个世纪。到了本世纪初年，王静娟的好友宋诤与何燕凌夫妇，在撰写《红岩儿女》一书时，又一次查寻到陆方的下落，那已经是她不屈的冤魂了。陆方文革期间被关押在湖南某监狱时，写了一份自述材料，详细叙述了她和孙卉两人辗转神农架荒山野岭间的情景。其中有小姨牺牲的地址：兴山县坪水乡龙潭村；还有那位帮助她掩埋小姨遗体的农民：牛明松。
宋诤与何燕凌夫妇看到陆方的狱中自述，将材料复印下来，交到王静娟手里。
这样，我们开始寻找小姨最后的足迹和牺牲地。
我们手头还有一条线索，就是陆方提到的，她与小姨最后一个藏身的山洞，那个山洞离小姨遗体掩埋地不过十数米远近。
经过多方面探寻，我们得知龙潭村已经不属于兴山县，划归到神农架林区的新华乡。陆方留下那位与她一起掩埋小姨遗体的农民牛明松，也被新华乡一位公安派出所长从户籍本中找到。
我们很兴奋，从武汉开出一辆越野车，直奔神农架林区。
到达新华乡的那个晚上，车似乎迷了路，在黑黢黢的大山里绕圈子。当车停下找寻路标时，我们下车，侧耳听着呼啸山风；眼见一片黑压压的竹林在风中翻滚、摇动；黑沉沉的天幕，隐约露出几颗星；再远处，一声凄厉长呜，似乎是夜鸟或野兽的嗥叫。我们不由得想到60年前的小姨与陆方，两个年轻的姑娘，虽说她们被激情和信念指引，怀着理想走上革命之路，但在这样的黑夜，在这样的环境下，她俩无果腹之食，无御寒之衣，耳畔是风啸、狼嚎，眼前是茫茫黑夜，她们什么都没有了，只能相互紧紧依偎。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的理想还存在吗？她们还会用激情、信念相互鼓励吗？
当我们找到龙潭村，向当地的一位农民讲述小姨60年前参加中原突围，因病在当地逝世。那位农民连声说，有……有这个人！他说，当地人过世，都用棺木埋葬，外来的过路人去世，就地掩埋，没有棺木。他说，他家的承包地上，曾经见到过有人的尸骨，他父亲曾交代说，这是一个新四军埋在这里。父亲还说，新四军是病死的，个子比较矮。可见是小姨了。说完，那个农民提着一把锄头，带我们来到一座大山的坡下，指着一块大青石说，新四军就埋在这块石头下面的坡地。——那块巨石之上，一座青山巍巍，一片松林阵阵；抬眼望去，十米开外，一座山洞静静的卧在那里，一片茂密的灌木丛遮挡住洞口，洞口隐隐，似乎正等着我们。
前来帮忙的老乡在山洞旁边找到一块平整的石板。我们给小姨立了块石碑，碑上刻着我们代表家人献给她的题字：这里安葬着一位年轻的姑娘，战争年代，她为了自己的理想，献出年轻的生命。
小姨就在我们面前，就在我们心里。漫漫搜寻路，竟至六十年。
说明：本文写作过程中，参阅了陆方的狱中自述，何冰、刘子久的回忆文章；参阅并摘用《红岩儿女》（燕凌、童式一、穆广仁、宋垮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书的材料，在此向作者致谢。
（此文原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1期 5师分会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