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田汉安娥演绎烽火之恋

      他是我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著名戏剧家，诗人，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

    她是《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等抗战歌曲的词作者；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中他们走到一起，演绎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结为一对革命伉俪。

　她，年仅24岁就从事中共特科的情报工作；她，以自身和母亲的家族为原型，创作长篇小说《石家庄》，使这座年轻的共和国城市有了自己的文学之魂……

    “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潮水升，浪花涌，渔船儿飘飘各西东”。这是《渔光曲》的歌声。

      她就是作者安娥，一位在烽火岁月中成长起来的燕赵才女。在安娥诞辰103年之际，2008年9月22日，家乡人在河北省双凤山英烈陵园隆重举行了安娥、田汉纪念塑像揭幕仪式。

      安娥（1905-1976），原名张式沅，地下工作化名张瑛。1905年10月11日，安娥出生在原获鹿县范谈村（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一个书香之家。在兄弟姊妹中，安娥排行第八。父亲张良弼，是清末民初教育家，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保定任直隶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校长。应该说，是他给了安娥文学和思想上的启蒙。

      安娥天资聪慧，18岁考入北京国立美专西画系。1925年，安娥参加了由该校共产党领导的学生罢课运动，赶走校长。12月间加入共产党。其时，安娥20岁。

      安娥的行为，对于整个家族来说，无疑被视为悖逆。尤其是母亲，她不能眼看着安娥因为闹革命而坐牢或是被杀头。阴历十一月的一天，安娥被守在传达室的母亲“捉住”，过了几天就被带回保定，不许她离家。

      一天，安娥在看报纸时，“三一八执政府门前惨案，学生死亡二十余人”几个字突然跳入眼帘！安娥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接下来的几天里，惨案的惨状和同学姚宗贤的惨死状顽固地印在安娥脑海里。“走吧！走吧！只有走！”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安娥的脑海中回响。

　　  仲春的一个早晨，天刚蒙蒙亮，安娥悄悄地起了床，提着一个小包袱走出屋门。回头再看一眼园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朵，一砖一土，一种即将永别的悲怆袭来，安娥强忍着泪水，在心中一遍遍重复着：别了！这十年的故居！

      石家庄走出的红色特工安娥

       1926年，安娥被党组织派往大连从事宣传和女工运动，年底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之后归国。在上海，年仅24岁的安娥开始在中共中央特科陈赓同志领导下工作，接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去当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同时也为中共工作）的秘书，利用这个有利位置，安娥这个“红色女特工”将重要情报直接呈交给中共特科陈赓同志。

       此时的安娥在人们眼中是神秘的，她有时穿着蓝布大褂，住在亭子间里，生活似乎很艰苦；有时又衣着华贵，打扮得格外漂亮，出入于社交场所，几乎使熟识的朋友都认不出来。

      当时，中共正积极争取田汉、安娥作为党对他的联系人之一，参与到各项艺术活动中去，先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翼戏剧家联盟”、“苏联之友音乐组”、“大道剧社”等进步组织，并在这些左翼文艺活动中逐渐展示出自己的艺术天分和创作才华，除发表小说外，开始涉足戏剧创作和表演。

      1933年，因为领导人姚篷子（姚文元之父）被捕叛变，安娥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经作曲家任光的介绍，安娥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两人合作创作了大量旋律悦耳、意境优美的歌曲。1934年，电影《渔光曲》在上海公映时创下了连映84天的纪录，在影片中由任光谱曲、安娥作词的同名电影主题曲也随之传唱全国。

      1940年夏，安娥由第五战区司令部驻地老河口经安康到达陕南城固，在那里遇到了逃难的母亲和哥哥一家。那次，安娥决定把儿子田大畏带回重庆。在到达褒城准备登上开往成都的军车时，她和田大畏被一名军官拦住了，安娥情急之下把皮包里的战地记者证件拿出来，希望能得到军官的通融，还是行不通。

      正在安娥一筹莫展之际，那位军官看见记者证里夹着一张名片，得知站在面前的这位女士就是《渔光曲》的作者，马上态度大变，连说“久仰久仰”，还热情地请他们上了车。车队到达成都之后，军官又联系好另一列车队送他们到达重庆璧山。那天，安娥又惊又喜地对田大畏说，想不到《渔光曲》还能起这么大的作用，一路把她们母子俩送回了家。

      安娥和聂耳合作创作的那首妇孺皆知、朗朗上口的《卖报歌》，说起来还有一段广为流传的故事。那是1933年秋天的一个傍晚，聂耳看到一位小姑娘匆忙地卖着报纸，她声音清脆、响亮，有顺序地叫卖着报名和价钱。聂耳走过去买了几份报，同时跟她聊了起来，得知她父亲有病，家庭生活困难。

      后来，聂耳对朋友说：“很想把卖报儿童的悲惨生活写出来，要请田汉或安娥写词”。过了几天，安娥就把词写好了，聂耳找到那位小姑娘，把歌词念给她听。小姑娘听后，想了一下说：“如果能把几个铜板能买几份报的话也写在里边，我就可以边唱边卖了。”聂耳回来与安娥商量，安娥就在歌词里添上了一句“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后来，那位小姑娘真的一边唱歌一边卖报，报纸卖得又多又快。

      1929年一个冬日，“南国社”学生左明介绍安娥来拜访田汉。初次会面，两人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南国社”时期，安娥协助田汉开展戏剧运动，并用笔名苏尼亚在《南国》月刊上发表小说《莫斯科》等作品。1930年秋，“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转入地下，隐居在江湾一带，不能公开露面，组织上安排安娥做他的联系人。在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中，彼此增添了仰慕之心和爱恋之情。然而，田汉和安娥到底没法形成正式的婚姻关系。

       左翼作家联盟代表人物、国歌词作者田汉

      1930年夏，赞助过田汉“南国社”艺术事业、并同他保持了五年通讯恋爱关系的林维中，从南洋回来。田汉为守婚约，和林维中成亲。那时，安娥矛盾过，痛苦过，悲愤过，可是，时代赋予的责任感不容安娥过多迷惘于儿女私情，她必须从感情泥潭中挣脱出来。

      1931年8月8日，是安娥最感幸福和欣慰的日子。那天，安娥的生活中多了一抹色彩，她期盼已久的孩子出生了。那个孩子就是田大畏。

      1933年，割舍下骨肉之情的安娥抛下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再一次离别故土。回到上海后，安娥骗田汉说“孩子已经死了”。

      1937年11月，安娥撤离上海。就在由上海经南京辗转皖南、江西的路上，安娥与田汉相遇。民族存亡战线上的再相聚、同感受，决定了安娥的爱情命运。安娥告诉田汉，“孩子尚在，而且也长得很高了”。田汉听后，很是激动。

      抗战爆发后，一腔热血的安娥又积极投入到由沈钧儒、邓颖超、郭沫若等人发起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的筹备中，为炮火硝烟中无家可归的儿童提供避难所，成为千万名失孤儿童的慈祥母亲。

      1939年冬，安娥应邀以《广西日报》战地记者的名义赴战区采访。1940年1月，她在采访时遇到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两人一见如故，便一同深入鄂豫边区采访。三个月的时间里，两人克服了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和陡峭险峻的山路，足迹遍布了前线的山地，平原和湖区，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史沫特莱的《中国的战歌》及时，真实地向全世界反映了中国的抗日斗争，为中国争取到更广泛的国际援助；安娥的《五月榴花照眼明》则有力地击破了敌人对于新四军的污蔑，被视为“不可多得的报道新四军的力作”。

      1940年，安娥将田大畏接到重庆后，田大畏见到了自己的父亲。后来，安娥为了革命的文化事业四处奔走，田大畏就在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合川乡下办的育才学校读书。1946年，田汉与妻子林维中离异。

      1948年6月，安娥和田汉一起从上海回湖南探亲，同母亲、三弟一家过了个愉快的端午节。同年11月，在音乐家盛家伦陪同下，他俩从上海出发，经天津秘密进入北平；尔后，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平山西柏坡。从此，安娥和田汉在人民翻身的自由世界中，开始了新的生活。

      晚年的安娥和田汉

      1956年，安娥应上海越剧院之邀，赴沪改编越剧，在回京途中突发脑血栓，中风失语，从此半身不遂。田汉对于生病的妻子，给与了最细致温柔的照顾：他忙前忙后找最好的医生治疗，亲自照料妻子的起居，从不曾假手于人；为让妻子接收社会的信息，田汉每天为她读报纸和文件，讲国际形势；就算外出工作也是尽量带着她，看演出，看展览，二人从来都是形影不离。

      少来夫妻老来伴，那些年亏欠的爱与温柔，此刻尽数被填满。十年动荡期间，田汉被迫害致死。8年后，也就是1976年8月18日，与重病缠斗了20年的安娥，也随着丈夫而去。

      大起大落的人生悲剧中传来渔光曲的主题歌：“欲待相忘怎忘得，声声新曲唱渔光”，此后，他们不再是各飘西东的两只渔船，也不用再经历烽火岁月的离合悲欢，任潮来潮往，日升月落，他们在河北双凤山那方静谧世界，终于得以不离不弃，尽情厮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