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嘉生同志是我的老首长,解放战争期间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之下,得益甚多,后来虽然因工作调动各奔东西,但革命情谊永存难忘。老首长于1993年9月逝世,当时众多在北京的老同志、老部下都不知道,他默默无闻地走了。没有为老首长送别,甚感悔恨。今天追忆我们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纪念他在党的领导下,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的光辉业绩。他在民族和人民解放事业中,对敌斗争英勇坚决,不避艰险、排除万难,完成党赋予他的使命。他勤勤恳恳工作,不计名利和职位高低,平易近人、团结同志,充分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高尚品德,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梅嘉生同志出身贫寒,因无钱交学费,上教会学校,得到爱人周政同志的资助,后又参加国民党中央军校学习。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江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毅然回老家丹阳组织民众武装抗日,担任江南抗日自卫总团镇北分团团长(管文蔚同志任总团长),因他是唯一学过军事的,他同管文蔚等同志为了培养抗日中层干部,举办四期训练班,担任军事教员。新四军东进后,抗日自卫总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先是改编为游击纵队,后又编为挺进纵队,执行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先渡江至扬中地区,又北渡长江,在扬州大桥、吴家桥一带抗击日寇。1939年冬,梅嘉生同志带的挺进纵队第4支队与陶勇同志所带部队合编为苏皖支队,梅担任副司令。我1940年在郭村挺进纵队教导二队学习时就听到梅司令在大桥一带抗日的英名。1941年春我在南通独立团工作,梅嘉生同志调来任南通保安旅副旅长(梁灵光同志为旅长),我见过他几次,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细条的个子,着装整洁,相貌堂堂,双目有神,一口带江南口音的普通话。他说话不多,倾听别人意见时很专注。他上任不久,又被调走了。1941年夏天,新四军苏中4分区为开辟通海同情区,决定由梅嘉生同志同彭德清同志率7团2营及南通警卫团2营组成南下支队,那时我是南通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随南通警卫团二营南下。邱冠生匪徒近千人盘踞通海,与日寇勾结,在港口设卡收税.残害地方抗日民主人士和群众,还不时到农村抢劫,是我军建立抗日同情区最大障碍,是南下支队首歼对象。敌人在此盘踞很久,建立了许多情报站,忽东忽西,到处游动,捉摸不定,以逃避被歼灭的命运。广大群众热爱新四军,对匪徒恨之入骨,不断向我南下支队报告匪徒的行踪。梅嘉生同志采用两个拳头轮流出击,迂回包围战术,几次出击,这股顽匪一触即溃,随后迅速集合,躲到狼山脚下,依靠日寇庇护。我南下支队穷追不舍,在狼山脚下将其包围,消灭一部分,仍有部分逃之夭夭,梅嘉生同志带7团2营继续追查邱匪踪迹,命令南通警卫团2营攻歼海门县北十里的坝头镇伪警察局。我同彭德清同志一同前往。坝头镇伪警察局有七八十人,是大据点,对周围群众收取苛捐杂税,要钱要物,下乡抓人,打骂群众。人民希望新四军消灭它。2营4连主攻,5连打援,6连机动。攻击伪据点4连还是第一次,经一夜猛烈攻击,终于抢渡了护防河,爬过围墙,炸开了敌碉堡,全歼了敌人。周围群众拍手称快,纷纷上街打黑老鸦(伪警察)泄愤。人民送了许多慰劳品,都被我们婉言谢绝了。据侦悉,打散了的邱匪聚集二三百人,在余东镇一带活动。梅嘉生同志率部队赶到余东镇,敌人又移到包场,部队随即赶到包场,敌人又转移到吕四镇。我们连夜赶往吕四镇,7团2营先摸进吕四镇,南通警卫团2营攻击时,发生误会打了一仗,幸好无伤亡。梅嘉生决定在吕四镇休息一天,并派出侦察员了解敌情。吕四镇是一个很大而繁华的渔港,人口有几万人,梅嘉生同志住在一个富商住宅内,我们几个营干部在他住房闲聊,他对干部很亲切,一点架子也没有,有时还开个玩笑。本地有钱人家卧房有雕花大木床,床外有踏板,两头有箱柜,一头箱子里放衣物,另一头放马桶。邓若波营长是梅嘉生同志的老部下,嚷着要梅司令请吃蟹黄包子,梅说,我已买了藏起来了,你们哪个找到就拿去吃。又暗示邓放在踏板箱子里。邓营长不了解本地风俗,兴高采烈说我找到了,说着就去掀箱盖,闻到臭气,仔细一看是马桶,大家哄堂大笑。据侦察报告敌人已逃到海复镇一带,部队向海复镇进发,到海复镇时,群众报告,邱匪已转移到向阳村。向阳村距海复镇七里,军用地图还没有这个地方,是一片海滩。梅司令接到报告,命南通警卫团2营放下背包,跑步冲向向阳村。遭到微弱抵抗,敌人一部分投降,其余四散逃跑,再也没有出现。通海地区由陈同生同志任行署主任,建立了政权和地方武装。梅嘉生同志完成了开辟同情区任务,带7团2营回分区司令部。通过这次行动感到梅嘉生同志可敬可亲,他平时对部下一点架子也没有,工作打仗时又要求很严格,对有缺点和过失的同志既严格要求又耐心教育。2营李少培同志是个年青有为的20岁的教导员,过去他曾经勇敢带一个连冲出反动派包围,受到梁灵光同志好评。在这次南下支队歼灭邱匪任务中,支队通知7团2营正面进攻,要南通警卫团2营预先埋伏敌人侧后,以便一网打尽。他在睡意朦胧中看了通知,既没有告诉邓营长,也没叫部队准备行动,待他惊醒了才告诉营长立即带部队赶往预伏地,这时,枪已打响,敌人纷纷逃散,失去了歼敌良机。事后,梅嘉生同志对他进行严肃批评,指出过失的严重性,使其深刻接受教训,不要再犯类似错误。又考虑他年轻,缺少战斗锻炼,以教育为主,没有给予处分。他如此对待年轻干部令人信服。后来梅嘉生同志由4分区参谋长调任“苏中公学”教育长,专门培养苏中地区的军政干部。
1946年5月华中野战军第1师成立,师部在如皋城。在这里我又见到梅嘉生同志,他是第1师参谋长,我调任第1师参谋处长,与他朝夕相处。他对我言传身教,谆谆教诲,从他那里我学会做好参谋工作,治军打仗,正确对待干部。我能完成参谋处长的任务与他是分不开的。
梅嘉生同志与陶勇同志是老搭档,早在新四军苏皖支队时,陶勇同志任司令员,梅嘉生同志任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第1师成立,陶勇同志任副司令员,梅嘉生同志任参谋长;1947年1月第1师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陶勇同志任司令员,梅嘉生同志任参谋长;1949年2月第4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3军,陶勇同志任军长,梅嘉生同志任副军长兼参谋长。梅参谋长非常敬重陶勇司令对党无限忠诚,对党赋予的使命,不避艰险,赴汤蹈火彻底完成;英勇善战,富有指挥作战才华和顽强战斗精神。陶司令对梅嘉生参谋长治军打仗也非常信任。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俩形影不离,协调像一个人一样,所以参谋处工作十分顺利。梅参谋长根据陶司令意图,竭尽全力组织参谋处和机关各部贯彻执行,从战前准备到战斗、战役实施以及战后打扫战场,抢救伤员,收集、整理胜利品,总结、整训等一系列工作,积极妥善安排,全力完成陶司令所交待的任务。部队历经苏中战役、山东几大战役、淮海战役、强渡长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在党中央英明决策、野战军正确指挥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下,打了许多大仗、恶仗,取得了歼灭国民党强大正规军的辉煌胜利,共歼敌19万多人,俘敌将官41人,缴获各种枪炮7万余件。这里面有梅嘉生参谋长做出的杰出贡献。
梅参谋长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及时拟定训练计划,除狠抓基本训练:射击、投弹,利用地形、地物,夜行军外,根据不同地区和敌情特点,有的放矢地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在江苏进行河川战斗演习;到山东则演习攻坚战,学爆破、“手掷炸药”,以60炮、迫击炮送炸药打敌“子母堡群”,“近迫作业”等。在战斗频繁,连续作战情况下,抓紧时机,10天半个月都不放过。在苏中战役中,利用战斗间隙,在苏北风谷村和三仓河一带抓紧战斗总结,通过战斗总结、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部队到山东攻打枣庄,由于敌利用日寇坚固工事,两次猛攻未能得手,立即组织敌前练兵,向友邻部队学习爆破技术。应用爆破技术强大火力终于打开了枣庄,歼灭敌第51军。“莱芜大捷”后,贯彻华东野战军前委“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指示,4纵队奉命进驻张店、金岭镇一带进行一个月的训练。纵队首长同梅参谋长紧紧抓住这个有利时机,要参谋处作全面安排。首先抓基层连长、指导员集训,纵队首长亲自上课讲政治工作及作战管理等。各种火器分别集中训练,各团迫击炮及山炮集中到纵队集训.60炮、重机枪集中在各旅集训。部队进行政治、群众纪律教育和军事训练。通过整训大大地提高了部队战斗技能,提高了指战员对人民军队本质的认识,部队组织纪律性更好了。纵队奉命进入鲁中地区粉碎国民党对山东实行重点进攻任务。坚决执行野战军命令,全歼国民党王牌军第74师,给敌重点进攻沉重打击。在外线出击中又歼灭国民党费县城一个旅。在山东雨季中,遭到敌人几个师的前堵后截。在夹击中,不顾山洪暴发、道路泥泞,突出重围,在友邻纵队掩护下,转移至鲁西南地区。接着担负拖住国民党新五军等部队,减轻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的压力的任务,沿平汉线一直打到确山,为刘邓大军送去棉衣并解围。经几个月连续战斗行动,到1947年底才有喘息机会。根据中央和华野指示进行土地改革教育,部队得到了休整。为执行毛主席将战斗指向蒋管区任务,参加南下兵团,向江南进军。南下兵团于黄河北濮阳县北孙固城地区进行土地改革教育和南下战斗准备工作。在这里经过三个月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部队阶级觉悟空前提高,干部战士知道为谁当兵、为谁打仗,部队纪律严明,关心群众,刻苦军事训练,提高了战斗技能,特别学会“手掷炸药”的包扎和应用,对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作用很大。第34团在濮阳县城作进攻城镇战斗演习,获得好评。部队士气旺盛,斗志昂扬,于1948年春渡过黄河,掩护友邻部队打下河南省会开封,震惊了敌人。这时又与友邻部队进行豫东战役,歼灭区寿年兵团,继续攻歼黄伯韬兵团。在取得初步胜利时,因部队连续战斗且天气炎热,敌各路援军赶到,奉命撤出战斗。在东线兵团攻歼济南省城时,我4纵队担任外围防御,国民党第5军等部队北援时,梅参谋长秉承首长意图,令参谋处与各师、团研究,精心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可惜敌人未敢前来。在淮海战役中敌人集中优势兵力,以一个团坚守一个小村为核心阵地,由村庄伸出若干个“子母堡群”。一个“母堡”伸出几个“子堡”,相互沟通,轻重机枪火力交叉射击,“子堡”外有鹿砦,防我奇袭,白天飞机轰炸扫射,夜间运输机将成群的迫击炮弹投下,阻我进攻。但仍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在淮海战役前,部队驻兖州地区,参谋处与部队开始研究攻敌“子母堡群”战斗演练,以60炮、迫击炮送炸药轰击敌“子母堡群”及“近迫作业”,将交通沟挖到冲锋出发地,以机枪火力封锁,手掷炸药炸开鹿砦,60炮、迫击炮送炸药落在“子母堡群”中,震得敌人昏天黑地,死伤一片,打垮了敌人“子母堡阵”。
梅参谋长及时组织战后总结,推广交流经验,保障战斗胜利。在苏中七战七捷中,部队英勇奋战,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前后共歼敌2万余人,但是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战后总结中,3旅9团9连每个班逐个评定伤亡原因,找到伤亡原因:大喊大叫,暴露目标,不注意利用地形地物,只凭勇敢打猛冲,冲进敌火力圈内,能不伤亡吗?通过评定伤亡原因,说明有些伤亡是可以避免的,以提高指战员学习研究战术的积极性,提高战术技术水平,增强战斗胜利信心,认真贯彻“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方法。9连评定伤亡的经验,引起首长重视,梅参谋长要参谋处向各团介绍推广,并上报。后来每次战斗总结,要四评,评指挥、评战斗动作、评战术、评纪律,要求善于指挥,善于利用地形地物,接近敌阵时肃静,展开时队形疏散,出击勇猛、机动灵活。
梅参谋长关注参谋处建设。在如皋城第1师初建参谋处,先搭架子后充实提高,各科人员不齐,由野司调来3人,其他都是原纵队参谋处科长、参谋。参谋素质参差不齐,通过战争实际锻炼与考察,素质不断的提高与加强,出了不少人才。科长进出有朱俊、龚兆其、许秀石、温静、孟克、戴旭民、杜克、汪干、姜守仁、张兆勇、汪良弼等同志,其中:朱俊、龚兆其英勇牺牲,汪良弼重伤,有5人担任军、师级领导工作。部队在山东,随军担架团、运输团有数千人,为增强对后勤工作领导,先后调来凌海波、郭英两位同志为副参谋处长,增强参谋处工作。通过战争实践,将作战科和训练科合并为“作训科”,既加强作战科组织战斗能力,又使战前的训练与战斗紧密结合起来。大兵团作战人员流动性很大,为加强对上千人或几千人来往进出管理与补充,参谋处成立五科,对兵员的管理分配是十分必要的。在苏中战役中,上级指定调一科作战参谋李更生同志到空军学习,他文化程度高,高中毕业,不但写一手好字,而且有作战经验,解放上海他已是南京空军领航主任了。非常不幸,他乘坐一架轰炸机到上海执行任务,被苏联飞机误会为敌机击落,惨重损失。参谋处各科都有内勤外勤之分,但也不是绝对的,主要根据各人文化程度。对部队管理与战斗经验,处事能力,各尽所能,不少同志是能文能武的。内勤拟写作战行动命令,阵中日记,布置指挥所挂上地图,标明敌我态势,拟写训练计划、作战总结、通知通报、敌情通报,审讯战俘等。外勤根据首长指示,有计划下部队了解训练战备工作,与部队共同研究战时需要解决的问题,如解决渡河器材,研究救生器材,漂浮工具;攻坚战中爆破问题,村落战斗“手掷炸药”,攻击敌“子母堡群”、六零炮、迫击炮送炸药。在战斗中冒着敌人猛烈炮火,下部队了解战况,或传达首长口头命令,跟随首长上前线指挥。在外线出击时,二科姜守仁科长带侦察营、电台作战略侦察,二科参谋上前线抓俘虏,了解敌情。部队在商丘、泷海路一带活动时,侦察营到蚌埠一带,了解国民党刘汝明部队的动向,保障侧翼安全。三科保障部队联络畅通,每到一地,立即架电台、架设电话线与各部联系,部队运动中由骑兵联络。战火纷飞,电话线不时被敌炮弹炸断,冒着敌人炮火接电话线;部队撤走时,要迅速收电话线,赶上本队;到新地点,又要马不停蹄地架起电话线联络。梅参谋长对参谋处工作既抓得很紧,又能放手充分发挥参谋处的积极性,他要求参谋人员坚决正确贯彻首长的意图,树立全心全意为部队服务、解决部队困难的思想,只要能解决的立即解决。他将参谋处要处理的许多重要问题,信任地交待给我去执行,还把私章交给我,根据他指示精神,把下面部队送来的报告迅速批复,为部队解决实际困难。
梅参谋长注重部队装备,在每次战斗前后,召集参谋处和供给部、卫生部安排各项工作,根据作战任务,结合部队实际提出严格要求。如在三仓河整训中,发现战士携带胜利品过多,严重影响连续战斗行动,提出要轻装,严格规定背包重量,要求参谋处人员下到各团,配合各团检查落实,这样保证李堡、丁堰、如黄公路连续战斗的胜利。到山东,歼灭国民党王牌74师胜利后,部队将执行外线出击任务,规定除担架团、运输团要多运粮食弹药外,各部队每个战士都要携带粮食袋5公斤,解决外线作战中吃的问题。规定师、团携带弹药基数,保证战斗胜利。对卫生部门伤员的抢救,规定师、旅急救站和给养供应站位置。战斗胜利后,特别重视对缴获武器弹药装备的收集、整理与储备。全军上下都热衷更新自己手中武器。解放战争初期第1旅第1、第2团及第2旅新建,手上武器差,弹药少,但苏中七战七捷后,鸟枪换大炮,师部原来的炮连只三门炮,现在扩编为一个营,清一色41式山炮。虽缴获大口径火炮,因在河川地区桥梁太多,战斗行动不便,后来到山东地区作战逐渐换成美式75口径的山炮,用一匹骡马牵引就行了。缴到105大口径美式、日式野炮,全上缴给特别纵队榴弹炮团。有线电话连将粗黄电线换成细长的黑电线和皮包机有利携带,以骡马运载,减轻体力。骑兵通讯由一个班逐渐发展为骑兵通讯连。部队为加强火力,各团配备82迫击炮连,每个营增加一个机炮连,配备重机枪及60炮,连队每个班有轻机枪和加拿大、汤姆冲锋枪、卡宾枪。苏中战役后部队装备同国民党正规军除重炮外其他差不多了。对换下的轻武器,运送后方,由供给部分类整理,包装,储备。第1师撤出苏中地区时,为支援苏中9分区坚持对敌斗争,调出1千余条步枪及上百轻机枪,山东“莱芜战役”后,华东野战军成立第10纵队,也调出轻重武器支援。
上海战役结束后,我被调到67师任参谋长,梅嘉生同志调到南京华东军政大学任总队长。后来又调任越南军事代表团任副团长,支援越南抗法斗争。50年代我调任空军长春飞行预校政委,南下检查飞行学员滑翔训练时,路过南京,见到想念已久的敬爱老首长。他十分热情接待我,并邀请了在南京原23军的几个老同志聚会,热情洋溢,真感到幸福万分。他讲了在越南抗法斗争中许多趣事,我听了感到很新鲜。越南人民军由一支分散的小游击部队成长为一支正规的军队,能打大仗,取得奠边府决定性胜利。梅嘉生同志从越南回来后,调到海军任副司令。海军大院与空军大院仅一条马路之隔,我每次到空军开会,总要去拜见老首长,每次都受到热情接待,有什么好吃的,打电话来要我去共享,有时开会很晚,他耐心等到我才吃,有一次,一家人等我一个多小时。老首长对部下的深情厚谊,可见一斑。在解放战争期间,我母亲同周政同志同在后方,相处很融洽,对我妈妈也是问长问短关心着,直到“文化大革命”断了音信。
“文化大革命”后,我调到广州工作,并在广州离休。离休后不久,他来广州参观游览,我见到久别敬爱的老首长十分高兴,我陪他去第一军医大学看望他的老部下赵云宏校长,一起游玩了一些地方。后来见到姬鹏飞外长,又约他同去深圳、珠海参观。到90年代,到北京听说他患中风住在海军医院,周政同志已逝世。我同姜守仁同志去海军医院探视,看到他晚年偏瘫,行动不便,说话不清楚,完全失去当年英俊形象,真令人心酸。更想不到这次离别竟是永别。
最近与卢胜政委夫人姜斑华同志通话,才知道梅嘉生同志女儿梅丹波的下落,即时与丹波通话,了解到梅嘉生同志于1993年9月逝世,许多在京的同志都未接到讣告,何况远在广州的我呢。越南大使馆却知道了,武元甲将军不忘旧情,不经海军同意直接到八宝山参加哀悼,说明梅嘉生同志不负党中央使命,对越南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我也为老首长在九泉之下得以安眠感到欣慰。
(1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