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今年76岁,从湖南嫁到湖北已经60年。她的大半生都生活在农村,近10年前我在市区买了房之后,才搬到城里。

       母亲的童年和少年,可用“苦涩”与“泪水”四个字概括。

       母亲出生于抗战胜利的1945年农历二月,老家是浏阳的柏加。在她还是几个月婴儿的时候,读过几年私塾、当时只有17岁的外公上山砍柴,不幸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村里一同被抓的几个人先后都逃了回来,唯独外公一直没有音信。据他们讲,因为外公有些文化,被强迫留在国民党的军队,后来跟着溃逃去了台湾。也就是说,母亲只享受过几个月的“父爱”。

       新中国成立后,苦守无望的外婆改嫁到了株洲云田。柏加和云田虽分属两地,距离却只有几华里。最初,外公不乐意外婆带着个“拖油瓶”,母亲只好和爷爷奶奶、叔叔们一起过。她想妈妈的时候,就跑到云田偷偷去见外婆,见一面,哭一场。后来,外婆生了舅舅、姨妈后,母亲便被接到了云田,一边读书,一边把弟弟妹妹带大。小学还没毕业,母亲就辍学帮着家里干活。

       那时的湖南,生活条件比较艰难,日子特别不好过,很多人逃荒到湖北。为了不至于饿死,母亲16岁那年与附近村子的几个姐妹结伴来到湖北蒲圻(现赤壁),为自己寻找安身立家之处。

       那个时候,我家住在鄂南赤壁一个叫“虎形唐家”的小山村,除嫁进村的女人外,全村都姓唐。当时,家里只有爷爷、奶奶、父亲、叔叔4口人。爷爷、奶奶出生在城里,一辈子不懂农活。爷爷原是火车司机,有一手出神入化的烹饪绝活,是远近闻名的“厨师”。大集体的时候,先后被学校、供销社、医院等单位请去当炊事员,用工资买公分。奶奶的绝活是裁剪,在附近村子收了几个学裁缝的徒弟,贴补家用。父亲在我几个月时应征入伍,却不料在进入绿皮的当晚,欢送新兵的大礼堂被挤塌,右腿砸成粉碎性骨折。伤愈后,一直担任大队民兵连事务长,转战在外调第一线。他拿的是公分,但由于腿脚不能受重,只能记8分。叔叔是个苦命人,出生3天就患上了眼疾,因缺医少药,从此双目失明。他没有成家,也就没有子嗣,一生中做过的最主要、最长久的事,就是带孩子。真正在生产队干农活的,只有母亲一人。

       随着我们兄妹5人出生,全家10口人的生活重担,就压在母亲一人身上。为了生计,母亲年轻时拼死拼活地挣公分,没有闲暇休息,导致到了老年脊柱异形为驼背。

       据母亲回忆,刚嫁到湖北时,生产队的人笑话她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扛不起一把锄头,谁都不愿意和她同组做事。母亲不甘服输、十分要强,不懂就问,虚心向别人学习。不到两年,母亲不仅学会了播种、车水、扯秧、栽田、薅草、割谷、合谷、挑草头、晒谷、打谷、摘棉花等农活,而且比生产队其他人做得还好,每人都想和她同组做农活,她是生产队女劳动力中惟一拿满分10个公分的,和强壮的男劳动力公分一样高。受母亲的影响,我8岁就开始放牛、打猪草,下田扯秧、插秧、割谷,挣公分帮衬家里,缓解家庭的压力。

       在所有的农活中,最苦最累最单调的,要数车水了。特别是7-8月份,红日高照,田水蒸发快,遇天旱要天天车水。一般来说,这种活是年轻男人做的,但我家没有男劳动力,只能是母亲去做了。车水的农具是“水车”,“水车”根据车厢的大小与提水的高差以及需要浇灌的田亩数量可分为两人的手车,和四个人的脚车。手车车水还好一些,只要两个人配合好,用手车就行了。而脚车则不一样,需要四个人一字排开,手扶胸前的横木,步调一致地踩着脚下的“蹬拐”。如果来不及换脚,不仅身体就会吊在横木,脚腿就会被“蹬拐”打痛。母亲回忆说:“一天到晚车水,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脚底磨厚了,双腿也疼痛,感觉腰背是僵直的,骨头架子都快要散了。再加头顶烈日,浑身上下火辣辣的痛,累得筋疲力尽,差不多要趴下了。那日子,才叫难熬。”

       在那个靠拿工分吃饭的年代,母亲曾两次死里逃生。

       有一次,母亲在干农活时不知是中了什么毒,拼命地往家里跑,嘴里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啊啊啊”地叫,两只手不住巴拉着喉咙,估计是毒性快要封喉了。奶奶哪里见过这种情况,吓得不停地大喊大叫。住在我家下方的一位族中老中医,见状从家里冲了出来,立即施救。住在我家上方擅长刮痧的老姆妈,听到奶奶的喊声也跑了出来。两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母亲从死神那里拉了回来。

       还有一次,由于长时间在烈日暴晒,加上劳动强度大、睡眠不足、疲劳过度,母亲诱发了急痧,面色苍白,额头冷汗直冒,脉像沉伏微弱,生命垂危。又是那位老中医和老姆妈两人合力施救,母亲才起死回生,脱离危险。

       不管母亲如何勤扒苦做,但终因家大口阔,每年超支。每到年底,亲戚们尽其所能寄钱帮助我们。有一年的腊月廿九,父亲外出借钱还超支,母亲则挑着箩筐到生产队的仓库,想挑回第二年全家人的口粮。负责分稻谷的人无论母亲如何请求高抬贵手,坚持不给一粒稻谷。僵持中,生产队长闻讯赶到,把那人训了一通,叫他立即分稻谷并脱壳。稻谷脱粒成米后,父亲就赶了回来,将借到的钱送到了生产队,补上了超支的窟窿。

       赤壁唐氏的始祖,曾任岳阳与蒲圻教谕,可谓世代书香。即便是躲避战火逃到农村,子孙们都不会放弃读书学习。1976年,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我初中毕业,本应顺理成章被推荐上高中。但我爷爷因为他“叛徒”“卖国贼”二哥的缘故,被打成“漏划四类分子”,在那年暑假每天拉到大队接受批斗,我便被剥夺了上高中的权利。

       得知推荐上高中的名单中没有我,母亲心中愤愤不平却也无可奈何。父亲大姐的儿子也就是我表哥,在我大姑去世后过继给同宗当儿子。看到舅舅、舅妈每天愁眉不展,就告诉我父母说,他过继过去的那家,有个姐夫是中学的现任校长。听到这个消息,母亲就像捞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立即要父亲和表哥一起去找关系。通过采取开具转学证的变通方式,我终于转到了一河之隔的湖南上高中。

      去湖南读高中时,我还不满14岁。最初每星期返校,我都是和同村的同学一起走十华里左右到公社,与他们分手后,再走十华里左右到湖南。后来,我发现了一条不需要绕道的捷径,只需走我们小时候放牛的湖过河,就可以直达学校,还能节省三分之一的路程和时间。自此,每星期返校,村里的同学上屋后的岭坡往公社高中方向走,而我却背着十斤大米下畈往湖区方向走。看到我那渐渐远去的身影,母亲每次都忍不住偷偷地抹眼泪。说实话,如果没有母亲的坚持、努力和父亲不懈的奔走,或许我现在就是一个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大约是我上战场那年的中秋前一天,我在武昌中华路买了10个一元钱的月饼。赶回家却落得母亲好一顿埋怨,说在老家一毛钱就可以买一个水冰糖的月饼,10元钱可以买100个,浪费。其实,我就是想全家团圆时,让父母和弟弟妹妹们尝个鲜。

       我走进硝烟弥漫的南疆时,母亲并不知晓。当父亲拆开写着“云南老山前线✕✕✕✕✕部队政治部宣传科”的信封时,才得知我到了边关。尽管我告诉父亲,说我在师机关从事战地宣传报道,没在一线阵地蹲“猫耳洞”,但父亲来信还是说,母亲恐我有生命之忧,终日以泪洗脸,眼睛都差点哭瞎了。也难怪,我家就是因为战争才四处颠簸逃到农村的,母亲从几个月大起就再也没见到她的父亲。加之当时的电视和报纸,满是对英雄和烈士“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无国无以为家,无家不能成国”“自古忠孝难两全”的报道,她是怕失去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呐。

       母亲给了我生命,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无论遇到多少坎坷,母亲都抚慰着我们兄妹走过懵懂而青葱的少年,看着我们走进自己的人生。对于母亲来说,不管儿女有多大,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我到海南拼搏的早期,二弟和二弟媳也在外打工。我儿子与侄女和侄儿都放在老家读书,姐弟三人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但凡家里只要有一点好吃的,父亲和母亲都留给三人孙子。儿子和侄儿对奶奶说:“长大了我们赚钱养你们。”此时的母亲,又是苦笑又是埋怨:“儿子的光都没有沾到,难道还会想到去沾孙子的光?你们这份心,爷爷奶奶领受了。你们把书读好了,我们才放心。我们呐,就是这命,养了儿子还得养孙子。”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如今,母亲与父亲都年近80,却依然为儿孙甚至曾孙操劳。她那让我心灵即便在寒冷的冬天也能感到温暖如春的母爱,如同一缕阳光,永远陪伴着我,照亮我人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