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于1949年参加工作，任乡妇女干部。1950年春，到青川乡作党委组织工作，负责发展党员。1951年，被调到中和乡任组织委员。1952年去省委党校学习。1953年，到县妇联任干事，不久，提升为书记。后来，她又任二区党委副书记。1962年8月，王英被调到华炉乡任党委副书记。后来人们赞叹说：“王英是延寿县第一位女书记！”


从小是个苦命的孩子

王英出生于1928年，她是一个苦出身。祖籍是辽宁省本溪，父亲年轻时在煤矿上干活，尽管拼死拼活也养不了一家人，而且随时有坍矿埋人的危险，“吃阳家饭，干阴家活”，一人下矿，全家担忧。无奈的情况下，父亲和祖父决定北上黑龙江，投奔她的姑姑家，也许还能混一混日子，使全家人有一条生路。于是，父亲扶老携幼，拖家带口，挑着挑来到了延寿县六团乡三河村。父亲在这里租种别人的地，农闲时又学着干点木匠活，就这样勉强度日。

后来她的三姑找婆家找到延寿镇，王英一家也搬迁到这里。在王英四五岁时，日本铁蹄踏入东北，东北三省人成了亡国奴。日本飞机来了，扔下的炸弹就落在院子里(位置在现在的延寿百货大楼一带)，吓得人们惊慌失措。父母拉扯着幼小的她和三个妹妹，匆忙地往三姑家的地窖里跑。她现在还记得那难堪的场面：地窖里黑咕隆咚，还散发着呛人的霉味。小孩子们害怕得要命，刚要张嘴哭叫，就被大人用手捂住，怕发出声音带来麻烦。

王英的祖父小的时候在辽宁念过几天书，对教育比较重视。在王英10岁时，祖父拿着仅有的5角钱，把她送到学校上学。报名时，王英很有主见，为自己起了一个女孩的名字：王凤兰。

在她刚刚读完小学四年的时候，母亲不幸病逝了。因为王英在家排行老大，所以她的书也就读到头了，回家带她的三个妹妹。不久6岁的小妹妹和生活上唯一的依靠——父亲，相继离世，只剩下她们小姐仨，成为了孤儿。这姐仨只好寄居在她的二伯父家。二伯父不知道心疼她们，不让她们读书，只让她们干活。王英还是一个弱小的女孩，但屋里屋外什么活都得干。例如：种地时她要顶一个男劳力，赶牲口趟地，干不好，二伯父就斥骂她。

 

“有了工作真幸福”

这些苦楚，王英只有到三姑家哭诉，并且多次对三姑说：“我只想逃出这个家，领着两个妹妹去找军队，只要供我们吃饭就行了。”

这时，正赶上359旅进驻延寿，部队女干部给妇女开会，宣传“男女都一样”的道理，使王英有了政治觉悟。1947年9月，工作队来了，召集人们开会，选举延寿镇北官街妇女主任。有人说：王凤兰泼辣，有文化，她行。那时她不敢干，怕干不好。为了躲避当妇女主任就去当时的“县三中”报名上学。成绩合格被录取了。报名时，王英索性把王凤兰改为“王英”，因为她觉得原来的名字太俗气了。在学校里，王英不但学到了文化，还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例如：地主的地从哪里来的，地主的东西该不该帮他藏起来，农民怎样才能翻身过上好日子，等等。

在县三中念书只有三个月，王英就加入了工作队——开始工作了。工作队的主要任务就是下乡。她和另外两个女同志一起去了青川乡的兴隆镇。记得报到那天，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她们坐在大马车上，零下三四十度，手脚冻得像猫咬似的。等到达目的地时，全身都冻僵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来。那时，工作队没有工资，是供给制。每顿饭是一碗玉米馇子饭，一碗大豆腐汤菜，王英吃的喷喷香，并且说：“这是我自己挣来的，我自己可以养活自己了，有了工作真幸福!”

下乡工作召集群众开会是家常便饭。她第一次开会讲话急得脸通红，心里砰砰直跳，害怕极了；但要讲的内容总算是都讲出来了。经过几次锻炼，她就什么也不在乎了，并且效果还不错。

那时的农村工作主要是搞土改：定阶级，划成分，斗地主，分田地。还要到田地里和群众一起干农活。王英跟男同志一样，毫无娇气，泼辣工作，阵阵拉不下，工作队的同志都喜欢她，群众也都拥护她。

 

“王英是我的救命恩人呀”

王英在青川乡工作期间，正是提倡妇女解放的时候。

青川乡新胜村有个妇女叫李广兰，是包办婚姻，丈夫拿她不当人待，经常给她气受。李广兰不想跟他过了，但李的母亲阻拦她。王英思想觉悟高，主持正义，向李广兰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并向其母讲道理，开导说：“新社会了，给孩子自由吧！”王英走后，她母亲有了“活动气”，不再十分阻拦，李广兰终于离婚了，又找了一位可心的丈夫，获得了幸福。她逢人便说：“王英是我的救命恩人呀！”几十年过去了，2013年，王英去县中医院治耳朵，回来走到百货大楼前的露天长椅处，意外地遇见了李广兰。李广兰激动地拉着王英的胳膊说：“你个老王英呀，我总算遇到你了！”然后，老姐妹坐在长椅上，亲切地聊了起来。李广兰向王英讲述，是王英的好心帮助了她，使她得了个好丈夫，给了她幸福和快乐，使她生活得好了，可不能忘了大恩大德呀！分手时，俩人都各自留下了电话号码。此后，李广兰经常在女儿的陪伴下来看望王英。

1955年春天，王英下乡柳河本村，附近有个屯，屯子里有个女党员，姓齐。她向王英反映了一个情况：屯里有个小女孩，11岁，叫小金桂。没有了爹妈，在姐姐家住，由姐姐抚养。姐姐的老公公不是人，把小金桂给强奸了。王英得知后，作为妇女主任非常气愤，并感到责任重大，不能不管。于是，王英向柳河法庭庭长刘振山报告了强奸一事，强奸犯得到了惩处，为小金桂伸张了正义。

王英后来听说小金桂经常受姐姐的气，怨恨小金桂被强奸把她家给“败”了，却不去恨那个强奸犯。王英很同情小金桂，总是寻机想帮帮这个孩子。一天，王英回到县里，与没儿没女的邻居王大婶说了小金桂的遭遇，并问她能不能收养小金桂。王大婶也是个善良人，一口答应：“王英，你把小金桂领来吧，我要。”王英回到柳河，做了小金桂亲属工作，做通了。小金桂到了王大婶家可是享福了：吃好的，穿好的，还拿钱供小金桂上学读书。上学时，王大婶给小金桂起了个学名：王延光。王大婶解释说，“延”是说小金桂来到县城延寿，“光”是说小金桂从此见到了光明。

后来，王延光长大成人，还有了工作，过上了好日子。吃水不忘挖井人，她一直念念不忘王英这位好心人、大恩人。

 

再艰难的工作也不怕

王英同志不仅心地善良，工作负责，很有正义感，而且在工作中无所畏惧，雷厉风行，都说她干工作很“厉害”。

1948年年底，解放战争正处于大反攻阶段，兵源不够充足，区政府有任务，征兵支援前线。领导给王英一个兵的任务，限定今晚必须拿出来，明天一早就要送到县里。这个任务可是够吃紧的。王英来到新民村，连夜召开村民大会动员。她理论水平高，讲得有理有据，十分从容。从国家大事讲到人民翻身解放，从解放战争讲到当下后方的和平生活，详细讲，耐心讲。不到10点钟时，就完成了征兵任务。

后来在抗美援朝时期，王英又几次奉命完成征兵和担架队的工作任务。以至于上面一有艰巨的任务，公社党委书记就说：“让王英去，王英厉害！”

那是抗美援朝时期，上级交给王英一个任务——征两名女翻译送到县里，以备送往朝鲜前线。

1951年夏季的一天，县里打电话给中和区政府，要两名年轻女孩去朝鲜当翻译。中和乡党委书记刘玉臣把任务又交给了时任组织委员的王英。王英靠她的智慧和能力很快动员妥了：都十七八岁，朝鲜族。接着王英负责往县里送。这天下着瓢泼大雨，王英陪着两名女孩坐在胶轮马车上，没有防护雨具，早已被淋得刮刮透。天黑时刻，马车才走到安山乡附近的农田。这里地势洼，已经是一片汪洋，把他们隔住了。是王英大喊求救，得到好心人的帮助，淌过了水洼地。夜里在安山村住下，住的都是凉炕。第二天中午，王英把两个女孩送到了县里，完成了此次征送任务。

 

在蒙冤受屈中挺过来了

1949年，王英任职青川乡妇女主任。正在她工作热情高涨时，她发现有时开会没有她，她很纳闷。询问之后她才知道是党员会。王英就对乡党委书记说：“我也提过申请，为什么就不能入党呢？你看我还有什么缺点，请你提出来，我好克服呀，我要入党!”书记不说话，只是一笑。后来从县妇联主任(当时叫妇女队长)告诉了她其中的原委。

那个书记年纪很大，身体不好，驼背，常头痛，头上总是系着个毛巾。书记看王英也该“女大当嫁”了，人长的好，工作也很有能力，就相中了，并缠住了她。但王英不同意，觉得年龄差距大，他是个病包子。其实，王英此时心里已经有了意中人。她的一个同学在外地当兵，来信告诉王英：“当红旗插遍全中国时，我们就结婚。”王英回信答应了，但是这封信却被书记的红人给中途截去交给了书记。书记对王英极为不满，并总是寻机报复。后来有人见着“气不公”，向县委反映了这事，并给予了解决：王英在青川入了党，然后调到长发工作。那时，王英只有一个信念：好好做人，好好工作，长志气，给死去的父母争光。

1966年开始的“文革”席卷了全国，王英同志因为工作认真，坚持原则，得罪了一些人，在“文革”中也受到了个别人的报复和迫害，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那还是“文革”前的一两年，王英因为是常务副书记，负责民政困难救助事宜。华炉乡××村的一个人要给老婆治病，需要医药费补助，他没有去找王英，直接来到县里找人，王英也并不知道这个事。后来他的老婆病逝了，他就把怨恨无辜地洒到了王英身上。于是，“文革”一开始，这个人趁机泄私愤。多次上台“揭发”王英的“罪行”。说王英不拿钱给他老婆治病，致使老婆病死了，是王英欠了他家的一条人命。就这样无中生有地诬陷王英。

这个人还借助王英超生的事大造声势，恶意中伤，搞人身攻击，侮辱人格。他用漫画的形式写大字报，画了一个大肚子的女人，旁边写上侮辱性质的顺口溜。批斗会上，还逼迫王英自己来读这段顺口溜。王英的眼泪哗哗地流下来，口上断断续续读不出声来。更令人气愤的是，王英请假回家奶孩子，有的人故意刁难说：“她要奶孩子去，可不可以给她假？”底下的群众早已气愤不已，都高喊：“大人‘有罪’，孩子无罪，怎么能饿着孩子呢？”王英感到无比的冤屈，在她奶孩子的时候，委屈的泪水簌簌地流淌下来，滴落在孩子那稚嫩的小脸上，更加让她伤心苦痛。

华炉乡还有个姓×的老头，要申请开设煎饼铺子。那时受“极左”影响，上头精神是谁也不许开设，因此她没有批办。这老头，也趁“文革”报复王英，在批斗会上，老头居然挥起炉钩子打她，嘴里还说：“是你不让我开煎饼铺子，把我坑苦了。”

王英在“文革”中所挨的批斗时间最长，有七八个月，有二十多次，弯过腰，戴过高帽子，受过“莫须有”的罪名和诬陷，挨过非人的侮辱，以致于患了肝病。还是好心的群众，给她偏方，给她送绿豆和冰糖熬水喝。后来又吃了一些中药，总算治好了病，度过了难关。

1968年，县领导出于从生活上关心的角度，将王英从华炉乡调回县里，在印刷厂任厂长，由原来的正科级降为副科级，再后来副科级也不是了。1973年春天落实了干部政策，又回到了正科级，任县计划生育办主任。为了孩子“接班”有工作，这年年底王英就提前离开了领导岗位。

屈指算来，王英退休已经有三十七八年了，如今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虽然是耄耋之年，但身板硬朗，精神矍铄，记忆清晰，表达流畅，笑声朗朗，十分健谈——但愿好人一生平安。


(此文与王艳春、李成武二位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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