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西花厅：有我美好的记忆
听爸爸说，他是1950年1月从大连市委调到周伯伯（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孩子管周总理都叫周伯伯）身边工作的。很快，妈妈和哥哥也来到北京，住进了西花厅。
一年多后，妈妈在中南海门诊部生下了我。在我上初中的时候，爸爸调到国务院外办陈老总（陈毅副总理）那儿工作。一晃离开西花厅50多年了，可西花厅留给我童年的记忆，还是那么美好，那么清晰。
妈妈生下我时，爸爸刚好随周伯伯到莫斯科出差。在吃晚饭的时候，爸爸接到中国驻苏使馆打来的电话：“北京来电话了，你爱人生了，是个女孩，取名叫丹妮！”爸爸激动地立刻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大家，周伯伯笑着举起酒杯，高兴地说：“马列有女儿了，偕苏联女英雄卓娅丹娘的音，取名叫丹妮，这个名字起得好。来，让我们为小丹妮干杯！”从那时起，我就成为西花厅这个温暖大家庭中的一名新成员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爸爸妈妈都非常忙，他们把我送到寄宿制的幼儿园和育才学校读书。因妈妈有几年在外地工作。无论是周末还是寒暑假，回到家里，基本都是自己找地方玩，自己上食堂吃饭、自己起床睡觉、自己坐公交往返学校。
在西花厅的院子里，伴随我的常常是假山石上的小蜗牛、树林里的布谷鸟、路灯下的小壁虎、水池中的小金鱼……但我却有一般孩子享受不到的幸福童年。
在周伯伯家吃窝头
一次周末的傍晚，爸爸忘了给我留饭票，肚子饿得不行，我去敲爸爸办公室的门（办公室在周伯伯家的西厢房）。也许是院子太安静，惊动了北房的邓妈妈，她出来向我打招呼：“小丹妮，别敲了，你爸爸出去办事了，过来，跟我和伯伯一起吃晚饭。”我蹦蹦跳跳地跑过去，心想，和周伯伯、邓妈妈吃饭，一定可以解馋喽。结果服务员端上来两小碟炒青菜，一盆汤，主食是一碟小窝头。我傻眼了，在一国总理的家，还是要吃窝头。
邓妈妈给我夹菜，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儿，问我学校的伙食怎么样。我说在学校经常给窝头，大家宁可饿着肚子也不愿意吃。听我说到这儿，周伯伯安慰我：今晚没什么好吃的，一会儿吃点儿水果吧。
周伯伯在生活上十分简朴，这是众所周知，何况当时国家正处在三年经济极度困难时期，老百姓普遍得不到温饱，作为心系百姓的周伯伯，与人民同甘苦、共患难，降低自己的伙食标准是很自然的事了。
好在西花厅院子里有梨树、海棠。邓妈妈那儿有了什么好吃的水果，不是送给我们点儿，就是让我们到她家去吃。秋天我们每家都会分到很多的海棠。
周伯伯带我看演出
“文化大革命”以前，每逢周末，国务院小礼堂一般都有电影或演出。有时在其他剧场，周伯伯审查节目或陪外国领导人观看演出时，如果爸爸有事，顾不上管我，一般会有总理办公室的叔叔带上我一起去看。在钓鱼台，跟毛主席和周伯伯看过京剧《杜十娘》，在人民大会堂看过大型歌舞《东方红》，在天桥剧场看过《宝莲灯》等。每逢过春节，还在中南海怀仁堂和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一起观看杂技、曲艺等节目。
记得有一年的建军节，周伯伯带我一起到军事博物馆参加军民联欢活动。期间，周伯伯会见解放军代表和演出人员，我看完节目就靠在黑色吉姆轿车旁边等伯伯出来。一位警察走过来，让我离开汽车。我就告诉他，是周伯伯带我来的，我在等他一起回家。
跟伯伯一起坐车，从国务院西门到军事博物馆，看不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没有警车开道，也没有众人在军博门口等候迎接。与周伯伯在一起出去，也不感到什么紧张，周伯伯总是那么慈祥，就好像他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去一样。
和周伯伯一起看演出，许多节目的情节已经印象不深了，但在脑海里依旧可以清楚地回想起每次会场的气氛。当周伯伯到场入座或精湛的表演落下帷幕离开剧场时，全场宾客和演员会自动长时间地鼓掌，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在周伯伯的身上，久久不愿离去。他总是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这时，我这个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小女孩儿，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所有的人对周伯伯的一种敬意和深深的爱。
规定的东西要遵守
记得有一年放暑假前夕，老师告诉我：考试完赶快回家，你爸到北戴河出差要带你去。我高兴极了，跑到爸爸面前，问他什么时候走。可他告诉我，原来打算带你们去北戴河，但考虑到影响，不能带小孩去了。我一听眼泪都掉出来了。正说着呢，邓妈妈走到我身边，对我说：我们商量了，都不带小孩儿去，如果我们带你们去，别的部门也会跟着做，这样会给会议增加许多麻烦。总理办公室要起模范作用，遵守纪律，先从我们自己做起。
有一年国庆节，爸爸给了我一张红色的到观礼台观看焰火和联欢的票，嘱咐我不要上观礼台，就在广场上看看就行了。我在广场上转了转，感到没有什么意思，焰火没放完时就跑回来了。走到西花厅院门口，刚好碰到邓妈妈出来散步。我告诉她，爸不让我上观礼台，什么都没看好。
她亲切地拉着我的手，边聊边走，带我来到中南海的湖边，坐在长椅上，望着天安门广场上空，升起的一串串美丽的焰火。对我说：你看，湖面上的礼花倒影，多漂亮啊，比在广场上看好多了！你应该了解，一些规定的东西，是要遵守的。有些活动我们就不能去，像今天晚上，你周伯伯也不让我上天安门城楼，咱们俩都一样。
我对伯伯的小歉意
小时候家里有一辆小自行车，有一次我骑着出去兜风，刚出西花厅小院的大门，顺坡直下，看见周伯伯的汽车开回来，心里一紧张，忘了捏闸，朝着周伯伯的车撞过去，司机老杨伯伯来了个急刹车。我的车倒在伯伯的车前，我急忙扶起车站到路旁，心里砰砰直跳，害怕地看着坐在后排座上的周伯伯。周伯伯摇下玻璃，笑着跟我摆手，嘱咐我：小丹妮，慢点儿骑，要注意安全啊！
26届世界兵乓球锦标赛之后，我参加了北京市青少年兵乓球比赛，得了第五名，高兴地把得奖的拍子送给周伯伯看。有一天，他让我和他一起打兵乓球。当时我很紧张，把球打得东一个西一个的，没有跟伯伯打好，没有起到让伯伯休息锻炼的作用。
要是平时自己打着玩玩，打不好也就算了。可谁都知道，周伯伯日理万机，是最忙、最累的人了。听爸爸说，周伯伯每天早晨第一办公室就是厕所，常常几个秘书叔叔在伯伯如厕的时候，向他请示紧急问题。每每想到这些，我心里总是感到对伯伯有歉意。
伯伯问我电影怎么样
伯伯总是愿意从各个方面听取意见，注重了解情况。大概是1965年的一个夏末初秋的夜晚。我跟着周伯伯到隔壁国务院办公厅看电影《早春二月》。看完电影他拉着我的手，在回西花厅的路上轻声地问我，你看了这部电影，感觉怎么样？我不知道当时这部电影已在内部遭到批判，有着文革狂风暴雨来临之前的背景，就说“我觉得挺好看的，那个叔叔（萧涧秋）很善良，热心帮助穷人，后来还参加革命了。”伯伯听了沉默不语，那时我也就是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吧。
这倒让我想起，我后来问过爸爸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伯伯会问我的看法。爸爸说这是周伯伯的思维习惯。遇到事情，周伯伯总爱鼓励秘书们先提意见，找部长们开会研究工作，更是先倾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把大家的好意见集中起来，其实里面有许多是他的意见，他总是爱表扬说出不同意见的人，让开会的同志感到自己的意见得到重视、得到采纳。
集思广益是他的思维习惯和工作作风，充分体现了他对人的尊重、对各种不同观点的尊重。正因为他的这种民主作风，自然就赢得了各行各界、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尊重与爱戴，碰到任何困难，大家都全力以赴，哪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呢！
关心我的进步成长
“文化大革命”后期，周伯伯病重，住进了305医院。我们打电话给邓妈妈，想去看望周伯伯。邓妈妈回话说，中央有规定，一律不准到医院探视。我和哥哥回到西花厅看望邓妈妈，请邓妈妈转达我们对周伯伯的问候。
邓妈妈问起我在部队的情况，我说我在机场气象台工作，宿舍离跑道很近，每次夜航飞机起飞时，宿舍的玻璃都震动，睡不好觉。邓妈妈听后对我说：“气象工作很重要，保障飞行员的安全，人命关天呀。不要嫌部队艰苦，要好好锻炼自己。我和你伯伯睡觉的房间与大马路一墙之隔，公共汽车、电车到站后的启动声、喇叭声，我们都听得很清楚，睡觉也很吵，不也住了几十年吗。”
听了邓妈妈的话，在几年的军营生活中，我主动锻炼自己，把自己的进步写信向邓妈妈汇报。瘦小的我，插秧、打稻、烧砖和军训拉练，泥一把，汗一把的，和男战士们较着劲地干。战友们说：“小马虽是干部的孩子，可有些方面比我们农家子弟还能吃苦。”听了这话，我表面很平静，内心确很激动，谁又知道，我进步的动力是来自西花厅邓妈妈的一席话呢。
周伯伯、邓妈妈对每个工作人员的孩子都很关心，关心每个孩子的生活，关心每个孩子的成长。
在周伯伯诞辰123周年的日子里，西花厅的孩子们都会回忆起一些难忘的、幸福的往事。
周伯伯、邓妈妈：西花厅的孩子永远想念您们！
马列简介：
1923年11月生于沈阳。1936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做北平地下党交办的工作。1941年5月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俄文。1945年任中共大连市委外事秘书。1950年调到总理办公室做外事秘书。1965年调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任副秘书长。1969年调外交部，历任驻苏联使馆政务参赞、外交部综合研究室主任、中国驻匈牙利使馆大使，1986年4月正式离休。
丹妮 在周总理办公室前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