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公平、正义、良知、担当，应该是每一个为师者栽培在学生心中的五瓣理想之花。——题记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读书无用论”的大环境下，我的父母算是很有见地的。他们早早就给我们许下诺言：“再苦再穷，一定会让你们每一个孩子读完初中。”这在当时的农村，是一件很有魄力的事情，尤其像我们家——有七个孩子的大家庭。

　　我是属于读书比较迟的孩子。到我适龄读书的时候，妈妈生下了老五妹妹。“老二，你以后再上学吧。你看，我要出工，家里没有人带妹妹。”这是1969年的秋季，我刚刚启蒙读小学一年级不到一个月，就被迫停学，回家做起“儿童主妇”——带妹妹，做家务。或许是母亲当初不忍心打击我读书的积极性，首先让我去学校报名，以满足一个憧憬读书的孩子的心愿。我是那么喜欢学校生活啊。我的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生下老五妹妹，休完一个月产假以后，必须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而我的爷爷奶奶早已去世。母亲思来想去，只好让我晚一年再启蒙读书。

　　我们家老五妹妹的出生，改变着我的人生轨迹。今天想来，假如我早读书一年，我就错失了参加1978年中考的机会，也就无法到城里的一所重点高中读书，当然也就无缘读大学。这是后话。

　　依稀记得，当时好像是教育改革，我们的小学是读了五年半。这样算来，我再次启蒙读小学时间应该是1971年的春季了。

　　“老三，你在家，反正也做不了什么事，你也跟着你二姐一起读书吧！”母亲如此安排。于是，我背着老五妹妹，带着老三弟弟，在1971年的春季，再次进入小学启蒙读书。

　　因为我的背上还背着老五妹妹，老师也许怕影响其他同学的学习，就安排我与弟弟坐在教室里最后一排的位置上。

　　母亲是个非常爱美的女人。我们读书用的铅笔，她居然不按常规买铅笔，而给我买的是红蓝两色笔，一头是红色，一头是蓝色。我第一次书写作业，就是用红笔写的。第二天，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江老师在上课之前，先是表扬书写工整的学生，然后眼睛盯着我：“个别同学，书写很好，就是不该用红色来书写。红色是老师用来批改作业的呀。”我有些委屈，当时没有谁告诉我红笔是老师专用的。我只是喜欢红色，就用红笔书写。

　　谁会想到，我今后的人生就是从事使用红笔的职业呢？

　　江老师，是民办教师。据母亲说，她曾经代课半年与江老师共事过。那是她还刚刚嫁到父亲这边不久的事情。母亲一说起江老师，就是一句话：“是一个阿弥陀佛的好老师。”

　　江老师的声音有些沙哑，浓眉大眼，背部有些驼，非常温和，从不疾言厉声地批评学生，也从不惩罚学生。

　　上课的时候，如果学生悄悄地讲小话，江老师停顿一下，敲敲讲台：“注意力集中呀！”下课的时候，若是有学生乱窜打闹，江老师最多只是一句：“孙猴子来啦！”

　　那时候，我背上的老五妹妹，似乎不怎么吵闹，非常安静。下课了，江老师偶尔也会走到我身边，摸摸我背上的小妹妹的头，然后说：“放下来吧，让妹妹在地上走动走动。”那一刻，我感受到老师眼里的怜悯，还有温暖。

　　课余时间，江老师喜欢与学生一起踢毽子。他踢毽子的样子有些滑稽，动作别扭，背部更驼，毽子在他的脚部很不听使唤，他一瘸一瘸地踢着毽子，引得我们大笑。江老师也跟着笑起来，然后，把毽子丢给我们：“还是你们利索。”拿起讲义，微驼着背，慢慢走进办公室去了。

　　记忆中，江老师连续任教我四年的语文课，除了第一次我用红笔书写作业遭到江老师的不指名批评之外，得到表扬的时候居多。比如，江老师经常说我的书写工整，我的作文常常被江老师拿来做范文，在全班朗读，在江老师眼中，我是个了不起的孩子。这在今天看来，是一个老师应该做的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然而，在当时，江老师对我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和鼓励。

　　那时候，我们家与大队支书家的矛盾日益恶化，支书的老婆就在我们小学教体育课，她在我们大队，就如皇后一般威严，她的几个女儿，就是我们大队的“公主”。由于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我们家的孩子在学校里，就像“地主狗崽子”一般受到歧视。

　　我读三年级以后的数学老师，姓唐，是当时我们学校仅有两位吃上“国家粮”的公办教师之一，他不是我们当地人。按理说，他有一个“铁饭碗”，可以不惧怕当地干部的权威的。

　　唐老师，眼圆，脸瘪，走路腰肢扭动，很女性化的一个男教师。擅长女红，喜欢飞针走线。尤其是编织毛衣的时候，手指灵活自如，针法顺溜匀称。他经常给大队支书家的女儿们编织各色漂亮的毛衣。按理说，如此柔柔的一个男教师，应该是非常温和的。

　　可是，他最能惩罚学生。他最拿手的惩罚方式是：提着学生的手臂，弯曲成90°，然后抓住学生的肘子，猛力撞击课桌。边撞击边警告：“听不听话呀？听不听话呀？”学生被他惩罚得撕心裂肺的痛，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敢出声，越哭，他就越惩罚得厉害。

　　放学以后，唐老师喜欢到大队支书家，帮忙做家务。我的印象中，支书似乎整日坐在大队的代销点的门前，思考国家大事。我们都非常怕他。

　　一次唐老师挑着一担粪便，在支书家的菜畦里浇菜，母亲路过，带有讥讽地打招呼：“唐老师真能干啊！嘴能教学生，手能编毛衣，肩能挑夜壶呀！”在我们家乡，男的绝对不能帮别人家挑粪桶的，被认为是一件倒霉的事情，而唐老师经常帮支书家挑粪浇灌菜园。

　　从此，我的厄运开始。

　　本来，唐老师就看着我们家的人不顺眼。尤其有一次，大队支书家的两个女儿向我姐姐挑衅打架，而被我姐姐打输以后，唐老师看见我们家的孩子，就像眼中钉一样仇视，而且把我姐姐抓到他的办公室痛骂：“真是什么样的花就结什么样的果！”

　　我们家的孩子，不仅是支书家的“仇人”，也成了唐老师眼中的“仇人”。所以，母亲之所以如此讥讽他，是有原因的。

　　每一天唐老师走进教室，眼睛圆瞪，扫视全班。然后复习前一天学习的内容。有时候，他“哗——哗”地在黑板上写上几个题目，让学生到讲台前去演习题目，没有做出题目的，难免又会遭到“唐氏惩罚法”。

　　有时候唐老师会突然走到我的身边，抓起我的右手，弯曲成90°，猛力撞击我的课桌，嘴里怒骂：“我一走进教室，你就噘起嘴巴，是表示对我不满吗？”我只有忍气吞声。假如哭泣，他会变本加厉：“你哭！再哭！”然后，又是抓住肘子，猛力几下撞击。

　　那是我儿童时期最黑暗的一段时光。只要一上数学课，我就诚惶诚恐，如坐针毡。我怕唐老师趁机又来惩罚，我坐得毕恭毕敬，我努力把嘴角上扬，让自己的脸部看起来总是微笑着的，以讨好老师。我一定复习好每一天的数学课所学的内容，以防被唐老师喊去讲台前做演习题而被惩罚。我还决不能告诉我的母亲我在学校所受到的惩罚。

　　一个幼小的孩子，在唐老师的高压下，学会了讨乖，学会了迎合，也学会了隐忍。现在回想起来，不知是该悲哀，还是该欣慰？

　　唐老师绝对没有想到，由于他的苛刻与惩罚，我的数学成绩一直非常优秀，后来无论是读初中还是读高中，我的数学成绩始终优异，还是因为是良性循环吧，这首先得益于小学的数学基础扎实。从这个角度上，我似乎应该感谢唐老师。但是，我的内心深处永远不会敬佩一个没有人格没有师德的教师。

　　如果推理，我的语文老师江老师更应该要歧视当时的大队支书家以及支书女儿们的“仇人”的，因为他的饭碗掌握在支书的手里。

　　时至今日，当我回忆起我启蒙时期的人和事的时候，我心里的滋味，谈不上苦涩。我也谈不上对唐老师的怨恨，尽管他是如此伤害过一颗幼小的心灵。因为，那时候，毕竟还有我的语文老师江老师对我时常表扬和鼓励；毕竟还有我们小学校长——也是支书的侄儿，一直对我们家孩子的“看好”。校长总是逢人就说：“翠婶（称呼我母亲）家的孩子，读书有种，好样的！”然后竖起大拇指。在那样“极左”的时代，在校长的叔叔能够一手遮天的地盘，校长依然固守自己的师德，对他叔叔家的“仇人”依然看好，而且时加鼓励，是很难能可贵。我的母亲总说校长是真正的“大好人”。

　　同一家的孩子，在不同的老师眼中，是如此截然不同。所幸的是，启蒙阶段遭遇的丑陋，不足以影响我今后的人生。今天能如此开朗和自信，要感谢在我最黑暗的时光里得到的江老师和校长的鼓励和夸奖。他们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植了一朵纯洁的莲花。

　　不知是宿命，还是巧合，第一次用红色笔写字，预示着我终生从事使用红笔的职业。我的那些启蒙老师们，绝对不会想到，当年那个有些可怜的却也成绩优秀的学生，今天从事的是与他们相同的职业。

　　我幸运的，我处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大环境中，不需要曲意逢迎地苟活，也不需要畏权惧势地媚活。我可以坚守自己的人格遵循一个教师应有的师德，对待学生一视同仁。学生在我的眼中，无论是一枝鲜花，还是一株野草，都有公平享受阳光雨露的权利，鲜花之美和野草之美，只要爱之，给人的美感和愉悦感是相通的。

　　仁爱、公平、正义、良知、担当，应该是每一个为师者栽培在学生心中的五瓣理想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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