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恩如海 
教师节是一个金色的节日，在尊师重教的今天，这个节日万人瞩目，举国欢庆。作为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我，自然地要想起教育过我的老师来。时间的隧道虽然已经越过了几十年，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仍然历历在目，久久留在我的记忆中。
启蒙老师
1959年八月，我从无忧无虑的幼儿园走出来，踏着“大跃进”的节拍走进了本屯的年贵小学，开始了我人生中的求学生涯。
记得那天早上，懒懒的太阳刚刚冒红，路边的小草还顶着晶莹的露珠，我就背着哥哥们用过的旧书包，由二哥（二哥大我三岁，开学来已经是三年级的老生了）带领着，蹦蹦跳跳地老早来到学校。那时入学手续比较简便，交2元学费，几角钱的书费，接了收据和语文数学两本书，就算入学了。这些事都由二哥包办，然后他又给我找了个空位，就开始了“上学”。
在第一节课上，我认识了我的启蒙老师——金太昌老师。他40左右岁，中等身材，慈祥面孔。捏着粉笔的手指显得格外粗，挪动脚步，走起路来，总好像是脚跟先着地，这就推断出金老师有轻微的大骨节病（这种病当时在我们山区那里是司空见惯的）。
在这之前我就听说，金老师文化水平很高，只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才落到了这偏远的山村来教小学生。从我听课的感觉来看，的确是那样：文化水平高，教育孩子很有耐性和方法，讲课清楚明白，很受学生和家长的拥护。
上学前，母亲给我起好了名字，叫李春明，意思也许是和大哥的“文”、二哥的“学”呼应起来，将来孩子们在文学、文化上有所造就；也许是取其“光明”之意，使李氏家族兴旺发达、彪炳千秋；也许是还有其他的什么含义。金老师觉得“明”比较俗，没有什么文学色彩，就在开学报名的第一天，在花名册上把“明”改为“鸣”。当时我觉得改后的笔画多，没有先前的好写，使我有了不大不小的苦恼。还是后来，积累的词汇多一些了，才觉得还是金老师改的好。李春鸣三个字组合在一起不就是一幅美妙的图画吗：生机勃勃的春天里，洁白如云的李树花间，伶俐的小鸟婉转地鸣叫着……有声有色，有静有动，啊，还是金老师有文化呀！
记得一天下课后，金老师在教室外站着休息，指间夹着手卷的纸烟，慢悠悠地吸着。这时，有一名姓郑的学生来向老师“告状”，说谁谁骂他了。金老师微笑着说：“你原谅他吧，好吗？”当时在场的我和那位姓郑的同学，都不懂得什么叫“原谅”，都搔着头皮，莫名其妙，金老师看我们没听懂，就又补充了一句：“这次放过他，下次再这样老师就批评他。”这回我们都明白了，姓郑的同学点点头，若无其事地跑开了。 现在，也当了老师的我回想起这个似乎寻常的细节来，感觉到金老师的做法多么绝妙呀：不仅仅轻而易举地处理了事情，更重要的是从小培养了我们对人要有宽容之心。
金老师做事认真，办事民主，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在一次期末民主鉴定时，同学们在金老师的号召下，同学们纷纷发言，优点缺点一起来，并不像有的老师趁机发动群众斗群众，以解老师之恨。轮到我时，老师和同学们给我提了很多优点，因为我那时还算个好学生。就在都已提完，老师也都在我的鉴定表上写好了的时候，一位女生突然站了起来说，她给李春鸣提一条意见：“有一回，我们几个女生在火炉上烤土豆片，他自己不烤，却抢我们的吃。”金老师问他这是什么缺点呢？她说：“好吃。”金老师和同学们都笑了。然后金老师认认真真地在鉴定表上写上“好吃”两个字。
当放假把带有鉴定表的《小学生手册》带回家时，二哥把我的成绩和“品行鉴定”都念给母亲听，母亲听后基本是满意的，只是用手指点了我的额头说：“好吃，可没出息呀。”到现在，当妻子在厨房做饭时，我没经过批准就擅自揪一点东西往嘴里填时，她一边拍了一下我的手，一边嗔怪地说：“好吃的本性就是难改。”
我经常想，假如是一个马马乎乎的老师，决不会把“好吃”的字眼写在鉴定表上，决不会把这点小事（在孩子的眼里可能不这样认为）正经八百地当回事，可见，金老师是一个多么合格的老师呀。
有一回，金老师给我们留了一次课外图画作业，是让我们临摹《图画》课本里的“金鱼”。在课内检查作业时，赵贵臣的作业得了100分，因为那金鱼用红铅笔画的，非常逼真。有个同学举手检举说，赵贵臣的作业不是自己完成的，是别人代做的。金老师虚心听取，认真地将赵叫到黑板前，给了他一支红粉笔，认真地让他照着《图画》上的“金鱼”在黑板上再画一次。赵笨拙地画了很久，那金鱼的形态、那绘画的线条都差得很远。金老师又认真地在黑板上给赵打了“60”分。
就这样认真听取同学们每一条意见、认真修正每一个细小的过失的老师，能不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吗？这种态度严谨，做事认真公正，在我们心中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吗？对我们以后做事做人能没有深刻影响吗？
金老师只教了我一年，就转走了。几十年后，我的工作调到了县城里，听说他早已退休在儿子家养老了。那时我很贫困，事业上也没什么大成就，总觉得也没什么颜面去看望老师，一直在拖。不久，再看见他的儿子时，听说金老师已经仙逝了。知道金老师在城里，却没去看望他，这一直是我最大的遗憾，无法弥补的遗憾呀！
变化不定的老师
小学一年级读完的暑假里，母亲把我送到哈尔滨的姐姐家，说是让我去那里换水土，改变我“大骨节”状况。由于那时户口不好办，站不住脚，不能上学，于是，我在那住了两个多月后，又打回老家来开始读二年级。
从二年级到三年级读完，离开年贵小学，不到二年的时间里，我们就换了四位老师，你走他来，走马灯似的。频繁更换老师，还想取得好成绩、高质量，可能吗？其中的原因应该是不言而谕：连年的自然灾害，人们饿得心发慌，哪有心思去工作呀。真可谓，人是铁饭是钢，经济是基础，没有基础，何谈“上层建筑”呀？
即使走马灯，我也记得他们的名字和更替的次序，记得他们的好处和突出的特点。
从哈尔滨回来，一进班级，教我们的是王加奇老师。他大概是初中还没毕业，就来这里代课。我没听上几节课他就走了，去公社里的供销社当店员了。听同学们说，王老师很少上课，大多数时间是领同学们玩，到山里去旅游，可有意思了。
接替王加奇的是任庆民老师。任老师比较朴实，但是已经结婚成家，离年贵屯比较远，上班不方便，没教上几天，就又转走了。接替他的是乔永德老师。他年轻，没成家，住在生产队的队部里。他教课比较认真，字写得也好。乔老师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那时正是困难时期，口粮很少，饿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把从地里拣来的老瘪苞米，用火燎一下半生不熟地吞咽下去，聊以充饥。乔老师走后，是姜文老师。他年轻帅气，工作负责，和同学处得也很融洽。不到半年，调到安山中心校作事务员，据说那是提升了。后来当了官，退休时是新华书店的经理。
相比较，教的时间比较长的是接替姜老师的李柏昌老师，大约有一年，我就去公社中心小学读四年级了。李老师是带着家眷来的。他的家就在学校前院，上下班很方便，所以李老师常常是以校为家，把学校的环境修整、建设得很不错。
李老师上课也比较认真，从不敷衍我们。由于那时国家已经度过了困难时期，各个领域也都趋于稳定，学校也走向了正规，讲究质量和升学率。由于李老师的努力工作，年贵小学的质量也在逐渐地提升。记得在三年级全公社统考中，年贵小学有两人获奖，其中就有我一个，奖品是大大方方的一个蓝色书包。
李老师在年贵小学任教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受过挫。退休后我还见过他一次，他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现在他在哪里呢？不得而知了。
相处最久的老师
我在我的《师爱》的小文里曾讲过这样一段话：“班主任李景和老师的形象，在我的记忆里尤为清晰、深刻，因为他是我师中的与我相处最久、给我知识最多、对我鼓励最大的一位。”凭心而论，是凡教过我的老师，都给予了我很多，但是，为什么说李老师给予我的最多、对我鼓励最大呢？小学前三年国家困难，社会不安，老师更换频繁；初中一年就来了那次“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还谈什么学习、学校和老师呀。高中、大学无缘相会。所以说，我得到最多的是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这三年社会逐渐安定起来，学校正规起来，加上安山小学风气正，师德好，水平高，李老师也是那里数一数二的老师，一直是我的班主任，教着我的语文和算术，你说他不是给我最多的老师吗？
李老师给了我爱岗敬业的精神，教我永远尽忠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李老师是有家有口的，担负着养家糊口的责任，但是，为了我们，为了他所从事的教育事业，抛家舍业，全然不顾。
上个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刚过，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发展农业，提出了“三自一包”的政策，允许人们种“自留地”。李老师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为了我们都能够考上上级学校，他坚守着贫困，决然不种“自留地”。结果，他奋斗三年，所教的我们这一届，超额完成升学率，有18人都考入了初中，轰动了全县。
李老师给了我严谨治学的精神，教我对所从事的事业一丝不苟。为了提高课堂作文讲评效果，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李老师总是把要讲评的范文，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在黑板上，一个标点也不走样。为了把数学课讲好，本着实践——认识——再实践的原理，把我们领出去，到社会的大课堂里去，讲行程问题，讲追及问题，讲归一问题，讲植树问题……真是举一反三，不厌其烦。
李老师给了我自强不息的精神，教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克服困难，踏平坎坷。李老师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是他靠艰苦奋斗的精神，考上师专，走进国家教师的队伍。在反右中，李老师受到了冲击，但他没有气馁，靠着顽强的毅力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重新站立起来，没有因挫折而倒下。我记得，在李老师的精神鼓励下，我们也都发愤读书，刻苦学习，谁也不愿意让谁落下。由于我连续两年走途上学，一天也没耽误（连一两个小时的事假病假都没有），期末时，李老师特此奖励了我，奖品是一本非常有意义的书——《中国古代刻苦读书的故事》，那里的故事我一一看过，并且刻骨铭心，使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顽强不屈，自强不息。
李老师给了我乐观向上的精神，教我在任何时候，都要知足常乐，乐观生活。李老师的一生是艰难曲折，多苦多难的。从小出身贫苦，忍饥受饿；家境贫寒，求学不易；反右受挫，几近崩溃……这一切，他都毫不在意，乐观面对。这些，在我们求学的三年里，都受到了浓酽的熏染。即使退休之后，他仍然如此，以他极其乐观的精神，安度晚年，教育后生。
前两天，一个天高气爽、艳阳高照的日子里，我带着几样李老师比较喜欢的东西，去瞧看李老师，以表示教师节的慰问。李老师的生活仍然很清贫：廉价租了一所小草房，屋里的摆设非常简陋，几乎是70年代农民家庭的摆设，就连吸烟也还是40年前的纸卷旱烟，真真是贫困至极，无法想象。
但是，李老师在谈话间，仍然是那么喜笑颜开，谈笑风生。也许他看出我对他的同情和不平，就一再向我解释说：“春鸣，我现在仍然很满足。”说着，他扳起手指：“第一，我攒下了一副好身板，虽然已经73岁，但是什么病也没有，生活的每一天都没有病痛的折磨，这就是一种幸福。第二，自己虽然湮没与平民百姓之中，但是我教出来的学生大多都有了出息，也算是桃李满天下了，这是精神上的幸福。第三，在我的帮助下，我的几个孙儿们，都考上了大学，也算是学业有成了，也算圆满地完成了当祖父的义务。你看看，这还不够吗？我能不高兴吗？”说完，他弹了弹纸烟上的烟灰，乐吟吟地补充说：“春鸣，你老师我知足呀！”
是呀，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样容易满足，淡泊名利，宁静致远，无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能够隐忍不言，安贫乐道。
中学老师
1965年八月，我以较好的成绩考入了六团中学，成为一名中学生，那年我才14岁。
班主任老师叫甄凤才，教数学课。和甄老师相处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我们就各奔西东了。一年的接触，甄老师给了我这样的印象：
作为一名数学教师，专业知识非常扎实，讲课的语言非常流畅。读起题来，像行云流水，abcd、1234、加减乘除……,不管多长一串的有理数四则算式，他都能抑扬顿挫一气呵成，像是在绕口令，是那样的娴熟、悦耳，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作为一名班主任，甄老师管理班级很有办法，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但又严而有格，既是严父，又是慈母。平时他不苟言笑，学生都害怕他。那时我很单纯，不懂事，常常在背地里捣点小鬼，甄老师为此还批评了我一两次。
有一回，一个同学，以老师的口吻，指出了我的某个错误，并且说要把我告到老师那里，我不高兴，说他是“二茬子老师”。那个同学就真的在老师那里告了我一状。甄老师先是批评了我，指出了我的错误所在；接着给我讲道理，讲得入情入理，与此同时，那神态那表情，俨然一位慈祥的母亲。
还有一回，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们所住的宿舍离厕所很近，有的同学图方便，就在墙角小解，很不卫生。学校就在墙角的上端，用红色广告粉写上“禁止小便”四个字。我很淘气，用手指蘸着口水，将笔道上的广告色，弄到手指上，然后在“小”的下面加了一撇，结果，广告语成了“禁止少便”。甄老师知道了这事，有人说，要认真调查，严厉批评，严肃处理。甄老师没这样做，而是在同学们面前说：“这位同学没想搞破坏，也不是想和学校、老师作对，只是开个玩笑，逗逗趣。我相信，过后他自己会主动把那一撇弄掉的。”我听了甄老师的话后，心里很不平静，也不是滋味。当天的傍晚，我就悄无声息地擦掉了那重重的而又格外刺眼的一撇。
到现在这件事我还深深地记得，也深深地感谢甄老师。不仅仅是使我免除了一次批评，更重要的是保护了我幼小的自尊心，使我在30几年的教育生涯中，能够以人为本，宽谅幼小，爱护学生。
1967年一月，那是一个寒冷的季节。我背着行装，冒着夹带着轻雪的凛冽寒风，离开了曾经给我很多知识和教益的六团中学，回到了“文革”前冠以“半耕半读”的安山中学，开始了后来的两年多的荒芜的中学生涯。
值得庆幸的是，我被分配到三班。班主任是孙兴德老师。从那时到现在三十多年，我们一直生活在一个乡、一个城镇，或者是师生关系，或者是同事关系，或者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总之相处的时候居多，彼此了解比较多。
孙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学问很深，水平很高。说话的语言非常准确，找不出一点的语病；逻辑性也很强，听话者绝对无隙可乘。这是他多年的语文教师的职业使他养成的习惯。
文革时期，我们的语文课不如说是政治思想课，但孙老师总是想方设法给我们一些语言文学的素养。为此，他很重视《毛主席诗词》的教学。在学习《念奴娇.昆仑》时，他先范读，然后给我们讲解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最后，让我们模仿也填一首词。为了使我们就近索取素材，他先把自己平时填写的词给我读一遍。那首词至今我还记得词牌是“沁园春”，内容是吟咏秋天的。词汇新颖，题材距离近，我们感到很亲切。于是，我们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那一次，全班的同学都完成了填写诗词的作业，尽管幼稚粗糙了些。
为了同学们在课外得到巩固，孙老师通过学校出黑板报的机会，发表自己的作品。我是学校的板报员，就曾亲手抄写了孙老师《卜算子》的一首词，现在还记得笔名是“勇剑私”（因为那时时兴斗私批修），开头两句是：“桃李花烂漫，杨柳舞翩跹”，其它的内容我就记不得了。在中国文化教育（就别提文艺了）还处于尖冰封锁的时期，孙老师突破重围，力所能及，给我们送来暖暖的文学艺术的春风，这是怎样的一种勇气和爱心呀！
后来，我算是初中毕业了，由于体力不佳，不得不忝列教师队伍，从事着我的老师一样的事业，并且后来也教上了语文。在暑假备课时有幸聆听孙老师（被教育指导站聘去做师资辅导）关于语文备课指导的讲座，又一次得到孙老师的教诲，给我开了眼界。
孙老师在谈到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的关系时，他侃侃而谈：
人物的发展固然有它自身的主观因素，但是，环境的影响和逼迫是万万不可少的，正所谓“时世造英雄”嘛。譬如《青春之歌》里林道静的成长。第一，后母的虐待，使她离开了禁锢她的封建家庭。第二，余永泽的婚姻离弃，使她走出了小资产阶级的阴霾，去呼吸革命的新鲜空气；第三，革命者卢嘉川的开明引导和先进教育，使她加入了革命的洪流，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的知识分子。
…… ……
孙老师的演讲合情入理，扣人心弦，让人大有三伏天喝到冰凌水儿之感，是那样的解渴，乃至沁人心脾。
亲爱的同人们，记住：知识渊博，讲解生动，永远是老师征服中学生最可靠的保证。
1969年的春天，我算是中学毕业了，回到家乡——年贵屯。务农了几个月后，当上了民办教师，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一转眼，我为人师表了37个年头，当教师的苦辣酸甜我也算是尝了个遍。
此时此刻，我再回过头来回忆我的老师，那思想更加深刻，那感觉更加亲切，那心情更加激动。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我省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王庆斌同志，在拙著《教苑耕耘录》的序言中的几句话：
“园丁一片心，园圃一片金。都是千里足，难遇指路人。
“付出了，没有回报，他们却无怨；奉献了，没有索取，他们却无悔。
“一辈子教苑耕耘，也许就是永恒的幸福。即便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教师生命最后那无奈而又无力的一笑，也笑出满天星斗，遍地鲜花。”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师恩浩荡，师恩如海，师恩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