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一】父亲黎玉与山东的不解之缘

　　１９３３年７月，中共山东省委先后遭到敌人１０多次的破坏，致使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分散在各地的共产党员四处寻找党的关系，上海中央局也曾派人到济南寻找山东党组织，但均无所获。在这种形势下，我父亲黎玉于１９３６年初受北方局的指派，以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身份到山东恢复和重建党组织。

　　结缘山东

　　我父亲之所以被派到山东，与他此前的一段工作经历有关。

　　１９３５年春节前，我父亲担任河北省委巡视代表兼直南特委书记，被组织上分配到河北濮县一带做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实际上他到的地方就是今天山东聊城莘县古云集镇。

　　当时由于连年自然灾害，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粮食歉收，没有饭吃，更别提去当红军了。这个时候，他考虑必须先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于是就在古云集镇的徐庄搞了“分粮吃大户”的活动。

　　组织一些农民进步分子到有钱的大地主家，开仓放粮，不伤及生命，不拿钱，不抢人财产，不扣人质，就是要粮食。我父亲当时身背大砍刀，让人一托，就跳到地主家大院里去了，把门打开，大家“呼”就进去了。首先把这地主控制住，告诉他不会杀你，就是要点粮食。大家就装粮，装完粮食就走了。这样的行动一共搞了两次，大家积极性就高了。我父亲借这个机会组织了“穷人会”，短短几天就发展了二三百人。

　　“分粮吃大户”的消息很快传到了与莘县相邻的冠县，在济南乡师担任地下支部书记的赵健民恰好是冠县人，他很快也得知了这一消息。据他分析，这有可能是党组织领导的一次活动，于是赵健民想方设法与我父亲取得了联系，并写了一份关于山东党组织的报告托我父亲转交给中共中央北方局。

　　１９３６年初，我父亲将见到赵健民的情况和他的报告一齐向组织上做了汇报，不久他便接到了去山东工作的通知。１９３６年４月，父亲骑着朋友送给他的破旧自行车，离开了他当时工作的冀鲁豫边地区，单枪匹马来到济南。从这时起，直到全国解放前夕，父亲在山东整整工作了１３年。

　　武装起义

　　１９３６年５月１日，在济南四里山的坟地里召开了中共山东省委的重建会议。根据北方局的指示，除我父亲担任省委书记以外，赵健民任省委组织部长兼济南市委书记、林浩任省委宣传部长。当时为了避免暴露，暂时不用省委的名称，而是以山东省工委的名义开展工作。

　　那段时间，我父亲都是今天在这儿住，明天在那儿住，从来没有说在一个地方住过两三天的。记得他曾经住过的一个叫曹家巷的地方，就是现在济南朝山街附近，据说那个大杂院里面住着警察厅的厅长，但是我父亲认为越危险的地方也越是最安全的。他在那里住了几天以后，觉得武家尤其是老母亲特别好，就把他们武家三兄弟都发展成了共产党员。其中武老二就是武中奇，后来他们一起组织发动了徂徕山起义。

　　在我父亲和山东省委的积极努力下，山东各地的党组织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员达到了２０００多人。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将山东省工委正式改称中共山东省委，我父亲任书记，张霖之任组织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长，景晓村任秘书长。９月在太原召开的北方局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提出“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

　　在这次会议上，我父亲向北方局提出：山东要搞武装起义，希望北方局给我们派一些军队干部。很快，就从延安派了８名红军干部，其中有洪涛、廖容标、韩明柱、赵杰、程绪润、周凯东、郭盛云、廖云山等。我父亲如获至宝，马上把他们作为领导武装起义的军事骨干分配到了准备起义的地方。同时，我父亲也想到了在韩复榘的监狱里面，还有四百多个共产党员。这个时候，中央派张经武、彭雪枫等到山东来做统战工作，于是经过积极的营救和交涉，赵健民、理琪、宋澄、姚仲明等四百多名共产党员陆续出狱，立刻投入到筹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工作中。

　　我父亲当时认为，起义的时机必须是日本人立足未稳、国民党政府军队溃逃、撤退之际，这块地方没人管了，我们要利用这样一个时机拉起抗日大旗，才可能能存活。再就是经费自筹，那时候没有谁给钱，也没有钱，所以很多老共产党员都是回到自己家里，把家产变卖了来筹集经费，那真的是为了民族大业，舍身忘己，这样的故事有很多。

　　在山东省委的统一部署下，山东各地先后发动了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鲁东、牛头镇、徂徕山、鲁东南、泰西、鲁南、湖西等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其中徂徕山起义是我父亲亲自参加领导的。当时，可谓手无寸铁，连枪也没有，也不会打仗，也不会扔手榴弹，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家叫群策群力也好，叫白手起家也好，拿着最简陋的刀跟枪，就敢打日本鬼子，就到前线去战斗。

　　一个省发动了十几路武装起义，可以说这是中国抗战史上的奇迹。而且武装起义的规模，从起义开始就拉起三万多人，这个数量也是很了不起的。最后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成为直接向中央军委战略发报的单位。

　　后来我父亲也讲，起义的成功和山东的民情有关系，山东人豪爽、侠肝义胆，敢于在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我觉得这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个光辉的范例，真正地是把人民群众通过共产党给组织起来、发动起来了。

　　异军突起

　　拉起来之后，我父亲很快意识到军政干部的缺乏、武器的落后、战斗经验的不足都成了部队发展的重要问题，于是在１９３８年２月底，他扮作商人的模样，启程赶赴延安。当时日本人还没有占领徐州，所以他们就到徐州坐火车去西安，再转到延安，当天就见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这些领导人。

　　他把山东党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和建立抗日游击队的情况汇报后，毛泽东真的是觉得喜从天降，当即就答应了我父亲提出来的需要军事干部和电台的问题。毛泽东还详细地问了部队实行什么纪律，我父亲说是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有些出乎意料，问我父亲，你是怎么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我父亲回答，曾经在大街上捡到一张传单，宣传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觉得很好，就保留起来，直到组织武装起义时，他就拿出来宣布部队执行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时他还不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

　　毛泽东还在当时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称赞了山东的工作，并指着我父亲说：“这就是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他在山东拉了队伍、搞了武装。黎玉同志，你站起来，让大家认识认识。”我父亲后来经常回忆起这段往事。

　　毛泽东决定首先派郭洪涛率干部５０余人，携带两部电台去山东。而后又跟我父亲说准备派赫赫有名的红军战将罗炳辉去山东。当时罗炳辉人在武汉，我父亲按着毛泽东的指示随即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武汉，向周恩来提出，但最终罗炳辉因配合周恩来做统战工作，离不开，不能到山东工作。

　　这时候，我父亲再次遇到了张经武，并说服他到山东工作，再加上江华、吴克华、胡奇才等高级干部，以及抗大、陕北公学毕业的学员共１６０人，从延安出发经西安、太行、冀南，返回山东。

　　我父亲和张经武他们回到山东后，先到岸堤，然后又到了王庄。在王庄，根据中央的指示，他们把山东所有的游击队整合成一支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就叫做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我父亲任政委。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着所有山东的部队进入了一个正规化的阶段。此后，山东纵队经过５次整军，逐渐成为山东战场上极具战斗力的一支主力军。

　　山东纵队本身就是一支山东人民的子弟兵。他全力以赴地保护老百姓，这才出现了这么多可歌可泣的八路军掩护老百姓转移、反扫荡的光辉事迹，使老百姓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的保护。

　　记忆拼图

　　我父亲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我是很钦佩——爱学习，爱看书，做笔记，什么都做。我父亲觉得特别重要的东西，他一定会让秘书抄录到他的笔记本。我已经发现过好几处，一个是他自己追悼一些烈士的讲话，再就是给别人的信或者别人写给他的信，他认为比较重要的，都会抄在笔记本上。

　　有一次，父亲在家写材料，我坐在他旁边，他拿出来他以前留下来的文献参考，一个小厚本。我在那儿翻，我足足看了两个半小时，他在那里写他的东西。后来我就问他：爸，你这篇文章写了多长时间？他说：我也就写了两个多小时。我说：你写比我看的时间都短呀？他说：那些东西都在脑子里。我说：让我写得五六个小时。他说：那时候战争年代没有写东西的时间，我就是利用睡眠时间，第二天要作报告了，你不能到那里随心所欲地讲，你要把讲什么都写出来。

　　他的这些材料怎么保存下来的呢？是交给了一个老房东，他将笔记本放在皮箱里，房东将皮箱在水缸里，再挖地三尺把水缸埋地底下，直到建国以后才派车给拉走的。所以他那些文件、相片就能保留下来，这也是山东沂蒙老百姓给保存下来的，那也是用生命给他保留下来。

　　我父亲生前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关于山东的事儿，他跟山东的感情很深。我听山东当地的老百姓说，父亲走到哪儿——比如说到了日照，老百姓在莒南听说了，就连夜做煎饼，推一宿儿车到去给他们送吃的。那个时候这种关系和感情，跟一家人似的。

　　听说我父亲到了一个村子，在房间里有个小油灯，外面看着灯一直亮着，警卫战士就在这房子周围地上抱着枪合衣而睡。房东看着这灯也不灭，我父亲一直在那儿写呀写。第二天早上五六点钟到房子那儿一看，所有人都没了，灯也灭了，人也不在了，警卫战士也都不在了。那个时候，就是那样工作、生活和战斗。不能说我们走了，跟你道个别，没有那事，来无影去无踪，那是战争年代。你说他睡几个小时？我估计也就睡了两个小时。

　　我父亲保存下来的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有他的工作笔记本，还有他自己写的文章，还有很多手稿，他都把它拿纸包上，放到保险柜里，他在的时候我们不能动。他和我母亲走了以后，我才打开来看。我就看到我父亲把他自己的文章（不知道从哪儿印刷的）扯下来，拿着线给它钉上。我就知道他很看重这个，都是他自己的讲话，还有当时很多的资料，都是和他有关的，当然也有些和他没关的，一大堆。

　　于是，我就开始慢慢地从这些资料中去还原我父亲的形象，觉得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